今年是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50周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圣保罗”，他的地位恰如基督教中的“圣保罗”，没有他，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天上”来到“人间”。而没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否定列宁也就等于否定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在当今，对列宁否定最甚的就是对他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否定，然而，《帝国主义论》有着不容置疑的当代解释力和现实意义，任何对它的诋毁和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它的核心观点和“预言”一再地为并继续为实践所证实。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正如当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资本论》的理论武装一样，当今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帝国主义论》的思想指导。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灯塔。因此，我特写下阐述论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当代意义的此文，以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一、为审视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提供理论武器
毫无疑问，与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时代相比，当今的帝国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这艘巨轮，将帝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把握新的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如何看待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当今人们刻不容缓的任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审视当今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和它呈现的一系列新变化的实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在当时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对已经发生新的变化的当今帝国主义而言，也具有相当程度的适用性。在今天帝国主义发展的轨迹中，我们仍能找到列宁论述的踪影。尽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概括的20世纪前后的帝国主义特征具有历史性的特点，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经济基础的揭示，对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分析，至今对我们认识当今的帝国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列宁研究和论述帝国主义问题所体现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1]1
如前所述，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关系为基点的方法来剖析帝国主义，他着重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来展开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列宁通过自己精辟的分析来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2]102。只要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还存在，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101。（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因”。有学者指出：“列宁用以剖析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基因’识别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审视当今的帝国主义主要是审视在当今的帝国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状况。只要我们真正如当年列宁那样紧紧抓住这一根本矛盾来观察当今的帝国主义，我们马上会发现，二战后帝国主义所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所触及的只是体制，是统治的手段和方法，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其维护资本利润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4]。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即确定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冲突的历史基因和本质属性。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古典帝国主义的研究者不一样，他不是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技术性”或“工具性”的“附属物”，他把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地揭示出来了。在解释学意义上，这是一种本体上的对帝国主义的界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本质的哲学表达，坚持和贯彻了一个基本原则：帝国主义所有裂变的历史基因孕育在资本主义母体之中”[5]。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垄断，垄断在列宁那里并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政策”或者“附属物”，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具有本体论含义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这一内在规定性为我们分析今天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科学理据。借助这一科学理据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内在的垄断本性并没有变化，由此而导致的冲突与矛盾也依旧。所改变的只是垄断的形式，如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甚至国际垄断，但垄断的实质依旧。“在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以垄断为主要动力引擎，重新建构全球历史结构并且不断制造世界矛盾的过程”[5]。
有学者提出：“在列宁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中，如果就资本主义内在本质规定性而言，垄断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前提批判基石的话，那么，就资本主义外延而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理论就是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武器。”[5]确实，列宁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正是他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点。列宁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把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与冲突完全突显出来了，这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也从这一理论出发，把现代战争的根源也揭示出来了，深刻地论证帝国主义与现代战争的必然联系。列宁的这一理论不但已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证实，而且也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众多冲突与矛盾所证实；不但为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政治冲突所证实，而且也为当今世界所发生的贸易冲突、文化冲突所证实。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离开了列宁的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就无从认识当今世界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唯有以列宁的这一理论为利器，才能使当今世界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强调寄生性和腐朽性也是帝国主义所特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不但提出寄生性和腐朽性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切阶段所具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而且强调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有着“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并把这经济根源揭示出来了。列宁认为，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的“垄断”，同资本主义的“一般环境”之间始终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这一最深刻的矛盾冲突“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而这就构成了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经济基础。列宁的这一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今的帝国主义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帝国主义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把握其腐朽性和寄生性的真面目，还可以使我们从根源上来认识这种腐朽性和寄生性形成的必然性。列宁的这一理论会使人们明白，当今有人基于对当今资本主义表面肤浅的认识，宣称帝国主义“生而不寄”“腐而不朽”，这纯粹是对“帝国主义是寄生性和腐朽”的恶意歪曲[3]。
二、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危机的实质提供思想理路
金融化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由西方金融资本所推动的金融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在全球展开。当代帝国主义与古典帝国主义相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向，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就是其经济日益走向金融化，从而当代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被称为“金融资本主义”。尽管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时，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尚不如现在这样明显，但列宁在当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148这就是说，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这一著作所阐述的“金融帝国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今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要走向金融化？它的实质是什么？列宁指出：“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2]135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列宁，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到来。“尽管列宁没有明确使用‘经济金融化’一词，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可以知道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导和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6]。列宁认为从竞争走向垄断就产生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垄断，而垄断又主要是资本的垄断、金融的垄断。按照列宁的分析，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这一本性，在促使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普遍化的条件下，就形成了资本的金融化。经济走向金融化是金融垄断资本出现后的必然现象，资本的金融化与整个经济的金融化是完全一致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日益金融化，经济活动也随之更多地从实体经济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样，金融资本作为私人资本的最高形态，由于其逐利性极强，从而其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渗透。有学者结合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也相应地提出当今的金融化的帝国主义经济的五大特征：金融部门成为调节和控制整个市场经济的核心，利用金融信用的资本放大作用进行资本积累和集聚被演绎到极致，进而过量债务被创造出来；发达国家在控制国际金融、高科技、资源能源和海外市场的同时，对外转移中低端产业，输出知识产权，形成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危机成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金融危机的动因在于金融资本过度膨胀，严重透支信用；借助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手段，金融资本不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还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同时对外轻松转嫁危机；少数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控制着本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脉。
列宁不但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根源与特征，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后果。他所说的主要后果就是导致金融危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经济的危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危机。他这样说道：“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2]169在列宁看来，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危机都与金融资本的巨大力量密切相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金融危机理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一再地爆发出来，这使得列宁的金融危机理论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有力支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既宣告了“金融帝国主义”之“新帝国”梦的破灭，也印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无比正确性和真理性，更为我们认识这场危机的本质，从而为我们防范“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提供了历久而弥新的思想武器[7]。
关键在于，列宁的金融危机理论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与金融资本的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当年把金融垄断与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的思路，亦适用于今天，而且也唯有运用这一思路，才能认清当今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有着许多新变化，但是垄断作为资本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当年列宁所关注的经济垄断主要是对生产资本产权的垄断，与此同时，列宁也注意到了经济垄断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对金融资本产权的垄断。用列宁的金融危机理论分析当今的金融危机不难看到，此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如此凶猛，迅速地蔓延形成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就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世界金融危机的症结在于美元的垄断地位。”[8]
列宁通过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来说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我们今天也可沿着列宁的理路，透过金融危机来揭示当今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扩展来看，与以前相比，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外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规模和程度则大大地加深了”[8]。有学者正是沿着列宁的理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对利益的过度追逐，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畸形化发展，这就使得贪婪成为一种企业病和社会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顶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地位，掠夺他国财富，转嫁自身危机，这是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最隐蔽方式；通过金融国际化，实现了食利阶层的不断扩大和食利国的日益“繁荣”，这是帝国主义腐朽本性最集中的表现[8]。
三、为评判各种“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功过是非提供参照系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推出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在各种“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中，有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的理论，也有左翼的理论。就拿“新帝国主义”来说，它就缘起于西方的政要。美国前总统布什于1991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宣称美国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领导职责。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希思明确提出，布什想把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是一种“新帝国主义”[9]79。对于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宣扬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种族倾向的反动实质，应当说是一目了然的。问题是那些左翼思想家，甚至还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思想家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则显得面目不清，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而进行澄清，就必须具有参照系，这一参照系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一个当代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评判各种“后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左翼思想家的“后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功过是非。
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指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他有关研究和批判当代帝国主义的各种理论，也属于“新帝国主义”的范围。依附理论着重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依附论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和外围或中心与卫星，主要揭露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工业社会和作为第三世界兴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以及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世界体系论同依附理论都研究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与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依附关系，与依附理论把世界经济划分为发达和不发达两个部分不同，它则把整个世界经济看作一个体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可以被分为中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新帝国主义”理论除了核心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外，还包含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中心外围说；阿里吉·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萨米尔·阿明的资本积累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10]。
西方左翼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发展特征，帝国主义正在为新的体系或理论所代替，要么帝国主义走向帝国，要么我们回到马克思或者早期列宁。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一个是由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理论；另一个则是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的自由贸易理论。哈特和奈格里公开宣称“帝国主义”概念已经过时，应该用“帝国”这个概念加以替代。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一个政治对象，它控制着全球的交流，是世界的最高权力代表[10]。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列宁以后的左翼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是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三种帝国主义理论。“如果说强调垄断基础上的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关系和殖民统治为标志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发展，那么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等级或者说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基础上的‘新帝国主义论’则适应了战后资本主义新格局的需要。而兴盛于当下的‘后帝国主义论’则是苏联解体、东西方世界对峙的冷战格局结束后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的直接产物”[10]。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参照系评判后两种帝国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后者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着众多共同之处，而这些共同之处，正是它们在理论上的精华，值得我们关注与吸收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种理论所折射出的资本主义种种特点证明列宁的理论没有过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际上，这两种理论都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拿“新帝国主义”的两大支柱——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其先驱和奠基。列宁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但指出了经济的世界性。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在列宁的视野内，提出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世界体系，即世界帝国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并像列宁一样从经济角度分析印证了资源财富从边缘、半边缘向中心流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征。而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列宁指明了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发展及其军国主义的必然结果(世界大战和殖民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新阶段相关联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平衡性导致革命出现的可能性。多斯桑托斯依据当今时代的变化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等的新变化，构建了依附理论[11]。“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从其形成的经济基础来说，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致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也不是主观臆想的空中楼阁，它们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样，既是对战后资本主义总体现实的静态反映，同时两种理论的交替也动态地折射出了资本主义不同时期发展变化，特别是垄断形式变化的历程。“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都坚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资本批判精神。它们无论是对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对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分析、对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国家和阶级作用的分析，还是对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都是批判性的[12]。
当然，尽管左翼的“新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点，但也不能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这两种帝国主义理论同日而语。我们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评判它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系列的理论缺陷。“新帝国主义”理论对不发达的原因的分析鞭辟入里，但他们完全集中于经济的分析，而撇开其他社会因素，显然是片面的。有时这一理论在研究中即使涉及政治文化的分析，也不过是将此作为各种经济过程的衍生物。依附理论把世界分为中心和外围，强调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有见地的，但存在一个重大不足之处，即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为什么处在同样位置的国家发展速度却不一样。依附理论所提出的关于发展的可选择性上则存在矛盾：要消除依附性，需要与世界经济脱钩。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下，这种脱钩势必走向自给自足的封闭自杀[10]。对“后帝国主义”理论来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尽管揭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即强调国家疆界从而阻碍资本和商品流通的帝国主义向不受任何限制以及灵活、不断调整的自由帝国的发展趋势，从而把全球化视为新时代的曙光，但是这一理论却没有也不能为这种趋势本身提供有力的证据。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哈特与奈格里的这种帝国充其量只是一种幻象，到目前为止，超帝国的“世界性”国家并没有出现[10]。另外，虽然他们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但是他们不应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而使危机暂时得到缓和的现实加以夸大，得出“新帝国主义”霸权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结论，这显示了他们对“新帝国主义”霸权批判的不彻底性。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与此相应，对“新帝国主义”霸权稳定性加以不恰当的乐观粉饰[12]。
四、为构建新社会文明形态提供思想启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一部批判帝国主义的名著，但不要认为它的意义仅仅在批判方面的，它实际上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如何代替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构想，所以，它的意义不仅在“破”的方面，还在“立”的方面。正是这后一方面的意义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然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裂变的理论反思，正是通过这一理论反思为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建立寻找和创造理论前提。列宁既把垄断作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又提出垄断“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2]208。列宁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进入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本身的研究，而是进一步研究了进入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如何向“更高级的结构”过渡。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中，包含对新文明价值的内在诉求。“事实上，列宁之所以积极参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和争论，就是试图通过对帝国主义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探讨该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主导和影响的国际性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力图构建对资本主义新社会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批判和摧毁旧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为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出场进行理论和思想准备”[5]。
列宁捕捉到了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世界意义这一关节点。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列宁“以深邃的世界目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展开了他的全新的探索。有学者总结出列宁围绕着“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点所展现的“四个维度”：一是在资本势力的扩张更加凸显全球辐射力的情况下，跨国金融往来如何对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因为交通与通信的应用，世界贸易秩序和格局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三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具有世界经济意义，全球性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以怎样的方式突破地理局限，并使东西方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四是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更加“全球化”，垄断组织倍增式发展及其模式发生怎样的变化[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上述理论范式，或者说理论维度中，“列宁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态中，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进入到帝国主义相对开放的经济体系时代，其中垄断已经作为资本主义新的存在方式和主要动力引擎，助推帝国主义对世界系统产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影响，解释和批判垄断帝国主义现象并寻找新的社会形态代替帝国主义社会形态成为新的历史使命”[5]。由此说来，“寻找新的社会形态代替帝国主义社会形态”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必然的历史使命。
在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持续的经济危机，研究这一危机，探索这一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本质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主攻方向。列宁批判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为了寻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答案。和当年的马克思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集合效应”促使列宁探索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其解决方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也为如何走出这一危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我们今天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应当特别关注列宁所提出的如何走出危机的方案与设想，因为这里包含列宁对新社会文明形态的构思。
那么，列宁所说的新社会文明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可以找到许多的描述。列宁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裂变的理论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社会文明形态的构想。例如，列宁在其他场合说过：“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13]265而在《帝国主义论》中，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产物，新的人类文明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竞争中去，而是把垄断从帝国主义的垄断变成社会主义的“垄断”，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垄断”实际上指的是生产的社会化。在他看来，如果把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也视为一种“垄断”的话，那么这种“垄断”就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显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实行生产的社会化或者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提出的新社会文明形态的一个要素。又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做出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所希望的新社会文明形态当然是应当杜绝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关键在于，列宁深刻分析了产生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的经济根源。他强调：“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2]105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寄生性是由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越来越严重所带来的。他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2]105。他说：“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2]187这样，顺理成章，列宁提出改变腐朽性和寄生性的途径就是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他提出的新社会文明形态的一个要素就是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结尾处强调，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实现生产社会化的新社会文明形态的萌芽已在帝国主义社会里酝酿着。他这样说道：“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材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材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的分配给数千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212
五、为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提供精神动力
我们正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最直接、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就是可以增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自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一样，贯穿的一根红线就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宣言》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过程，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详细分析资本主义大量经济现象基础上，在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否定而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列宁在详细分析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状的大量事实基础上，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同马恩时代不同的许多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垄断性、腐朽性、寄生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绝不是欣欣向荣向上发展，而是进一步走向衰亡的阶段。列宁说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14]218-219“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4]218按照列宁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科学结论是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两个必然”思想的深化和发展[1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今天我们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首先就是要把握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两个必然”的论述，无论是他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揭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说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做出判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告诫人们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还是预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都是围绕着“两个必然”展开的。我们把握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这一主题，就能识别和抵制一切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的各种思潮，从根本上树立起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在落后国家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又一种选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论述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作为落后国家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运动规律，为世界历史变革寻找到新的政治中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列宁的这一崭新的世界历史观“是在实践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欧洲模式，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性，从而为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5]。实际上，列宁不仅为俄国，而且为所有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仔细阅读一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会发现，列宁为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列宁把生产的集中和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输出等看作帝国主义突出的经济问题；把民族自决权问题、战争与和平、社会革命等看作帝国主义突出的政治问题，并把这些政治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背景中，结合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性，揭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般规律和这些问题所包含的世界意义，以辩证的方法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进程和时代变化的各种特征。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分析，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为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及未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16]。确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过去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缺少“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政治经济视野，只要我们有了这一视野，我们完全可以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依据，来论证落后国家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从而也增强我们在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探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但一般论述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具体地就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正确的，从而也为我们增强对建立在成功的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自信心带来了精神动力。其他不论，仅就实施改革开放、正确处理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关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已形成了完整的方略，而这一方略可以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找到理论依据。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世界历史观，这一世界历史观无疑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逻辑之上。列宁用这一世界历史观来观察资本，看到“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而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革命的国际性。这样，列宁深刻地揭示出，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必然存在两大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于是列宁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387这样，列宁就必然要反对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思想，必然会提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2]13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这里，列宁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社会主义者必须拥有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在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共存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不会迅速消亡，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建立在这两大社会体系矛盾运动的历史逻辑之上才能获得进步，这给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5]在我看来，这当然也给中国人民如何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间内在的联系，在这里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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