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批判施蒂纳，足见施蒂纳的重要性，尽管其批判过程显得琐碎，但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理论前提、立场、观点、方法四个维度对施蒂纳作了全景式的批判，施蒂纳不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他作为“我们词语世界的最后一块砖”，重要地影响到了马克思，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理论的边界意识。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该书中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批判施蒂纳，足见施蒂纳的重要性。而在20世纪，我国对于施蒂纳的研究成果是很少的，俨然把施蒂纳纳入费尔巴哈的阴影中去了，认为费尔巴哈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施蒂纳只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但结合哲学史我们知道，施蒂纳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力图从德国思辨哲学跳出来的最后一个人物。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对于施蒂纳的研究逐渐热了起来，但大多还是从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绝对批判的角度来阐述的，到底施蒂纳对于马克思有什么意义却较少提及，因此，本文在论述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着力揭示施蒂纳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
一、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的逻辑起点
“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1〕施蒂纳在正文之前就宣告了自己的事业，“我［并非］是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是我自己作为创造者从这里面创造一切的那种无。”〔2〕施蒂纳的这种“创造性的无”就是他的“唯一者”，他的整个思想史、观念史的演变都贯穿了唯一者的影子，唯一者仿佛拥有了从整个观念史跳出来的必然性，但同时施蒂纳在文章开头和结尾处都谈到：“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3〕这一相同表述无非表明他的理论是彻底的、是经得起逻辑上的检验的，因为他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是相同的，又都是一种“无”，无精神、无自由观念、无抽象的人，因此，是有形体的人、具体的人，甚至还是“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的唯一者显然不“现实”。施蒂纳的唯一者表面看起来很“感性”，比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还感性，因为费尔巴哈的感性还带有“类”的特质，施蒂纳的唯一者不仅摆脱了一切先验的统治，还摆脱了现实一切的普遍的统治，如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人的观念等，而且施蒂纳还揭示了唯一者自己产生自己，不需要任何前提和外在的条件，因此，在唯一者之外或之内不存在一个本质规定性，唯一者“自给自足”，一切外在物都是我的所有物，而我是唯一者的同时唯一者本身又是可变的，因此，唯一者是最真实的存在，它摆脱了一切必然性的束缚。但马克思揭示了施蒂纳的唯一者的虚无缥缈性，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真实，因为他的唯一者的运动是不真实的，从性质上来看还是思维的运动，而且施蒂纳的唯一者并无任何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用现实的人批判了施蒂纳的唯一者的逻辑起点：“这位哲学家在这里转弯抹角地承认一定的意识也是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情况与之相符合的。但他所看到的只是那改变了的［意识］，此外再没有别的。”〔4〕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现实的人就表示“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5〕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阐发了现实的人的几种表现，如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吃喝住行的人、受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的人、有新的需要的人、生产现实生活的人等等。施蒂纳的唯一者缺乏现实的和历史的前提，只是一种理论和逻辑的推演。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具有了“真切的现实性”，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前提，人类一刻也离不开这一前提，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类的历史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考察，而施蒂纳的是观念史的考察。同时，现实的人又不仅是逻辑前提，而且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红线，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双重属性，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一个物质生产过程。而施蒂纳的唯一者显然不具有自然属性，自然属性甚至都没有纳入施蒂纳的真正的视域中来，他把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抛弃了，作为古代人遗弃了，施蒂纳的唯一者是一个孤独的自我，只关心作为利己主义者的自我，仿佛又把利己主义作为一种人的本质重新加于每个人身上了。这显然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反本质主义倾向相去甚远，马克思也正是以现实的人的逻辑前提实现了对于施蒂纳的彻底性批判。
二、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的历史观
《唯一者》是施蒂纳的代表作，该书以“创造性的无”为逻辑起点，同时又以其为逻辑终点，实现了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的统一，但在逻辑起点向逻辑终点过渡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施蒂纳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施蒂纳的历史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唯一者的发展史”，在施蒂纳的语境中，唯一者、创造性的无、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等都是相同语义的不同表达。施蒂纳的历史观的本质特征、根本方法都是对于黑格尔历史观的借用与模仿。恩格斯曾评价黑格尔：“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的基础。”〔6〕黑格尔可以说是具有丰富历史感的人，他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精神哲学》《历史哲学》等都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论证了人类发展的观念史，还力图实现观念史与现实生活的真正融合，力图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显现与本质的真正和解，“实体即主体”。〔7〕黑格尔是否真正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和解，这是可以讨论的，而可以确定的是黑格尔总体上还是一种理论的考察方式，他在历史哲学中描述了精神哲学的不同样态，他把人生界定为儿童、青年、成年人、老年人四个阶段，同时黑格尔非常善用否定之否定的考察方法，这些都为施蒂纳提供了养料，施蒂纳的《唯一者》的行文方式显然受到了黑格尔莫大的影响。费尔巴哈曾试图颠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但事实证明费氏的工作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失败的，他的人的抽象性、人的感性直观性，仍然没有跳出形上的窠臼，吊诡的是费尔巴哈俨然成了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施蒂纳不仅反对黑格尔，更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大写的人，施蒂纳的唯一者就是其积极的尝试，但这种尝试从根本上看，依然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环节。
施蒂纳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儿童阶段，即古代人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是现实主义的，所注重的是事物世界；第二阶段为青年阶段，即近代人，象征着理想主义的路向；最后一个阶段为成年人阶段，即一种施蒂纳意义上的现代人，这个阶段的人是唯一者、利己主义者，其他的都是唯一者的所有物。就阶段划分而言，显然施蒂纳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隐喻深刻反映在了施蒂纳的历史观中。同时，施蒂纳还应用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认为儿童阶段就是对于现实的肯定，青年阶段则用理想主义情怀达致了对于现实的否定，成年人阶段则对应前面的否定进行否定，但这种否定又不是返回儿童阶段的那种现实中去，而是开出一种新的现实之维，即唯一者的存在状态。因此，无论是在阶段划分，还是在否定之否定方法的运用上，施蒂纳都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观，虽然在施蒂纳的论域中缺少了黑格尔的老年人这一环节，但从总体上看，施蒂纳的历史观仍然是一种唯一者的观念史，最终结果要么导向观念本身，要么走向一种理论上的虚无。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市民社会、现实的人批判了施蒂纳对于历史的虚构。施蒂纳的历史观仍然是一种观念或思维的演进过程，缺乏现实性的根基。马克思反对那种思辨意义上的纯逻辑推导，反而尤其注重各种思辨逻辑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基础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关系的。施蒂纳在确立古代人作为人类历史的开端时，没有去考察作为开端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基础，反而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儿童立即变成力求洞察‘事物底蕴’的形而上学者了”。〔8〕因此，施蒂纳不仅从一开始，而且就观念的演进过程、演进的结果来看一直都夹杂着主观的想象、逻辑的演绎和思辨的基因，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绝不是人的思辨历史，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社会发展的最大现实不是唯一者的逻辑虚构，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关系等；人也不是施蒂纳意义上的完全利己主义者的“我”，马克思所讨论的历史的个人是受社会关系、物质条件制约的人。因此，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不是逻辑的推导，而是拥有最大的现实性的人。
三、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立场
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亟须寻找一种哲学思想的支撑。当时的学者如施蒂纳等人都倡导自由、无政府主义等观点，而正是这些自由主义的主张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自由。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貌似激进，但仍然没有超出他所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仍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立场。
其一，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的唯一者实际上是超人，而超人毕竟是少数的，其适用条件非常有限，注定了其小资产阶级梦想的破灭。首先，要达到施蒂纳的唯一者是极其艰难的。这个唯一者必须具有超人的力量，但施蒂纳意义上的超人还不是尼采意义上的超人，尼采的超人具有向外的强力意志，施蒂纳的唯一者这个超人自己产生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否定自己。“从什么之中摆脱出来而自由？噢，有什么是不能摆脱的！农奴制、至上权、贵族和王侯等等的桎梏；欲望与情欲的统治；是的，甚至是我的意志、自己意志的统治：最充分的自我否定就是自由，就是从自我规定中、从自我中摆脱出来的自由。”〔9〕施蒂纳的唯一者不和一切的普遍性发生关系，要摆脱任何外在的束缚就必须依赖强大的自身，但显然施蒂纳的唯一者还不具备这种强大性。其次，施蒂纳的超人唯一者又是有边界的，根本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施蒂纳自己也承认：“从我自己出发我所能做的事是很少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然而这些很少的事却是一切。”〔10〕在唯一者的范围之内，“个我”可以任意驰骋，随时改变，但面对真实的物质世界，施蒂纳却是束手无策的，“个我”终究会淹没在普遍性的浪潮之中。最后，施蒂纳的唯一者又是易逝的。唯一者作为一种超人的诉求本身就是很难的，这一点施蒂纳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他为了逻辑的自洽，预设了唯一者的易逝性。施蒂纳的唯一者所具有的独自性、创造性的无、利己主义者实际上都是易逝的。“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11〕“易逝”的唯一者预示了施蒂纳小资产阶级梦幻的命运。
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的唯一者依然走不出意识的内在性，它缺乏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施蒂纳对于历史的考察方式依旧是思辨的、主观的，他的唯一者的产生、过渡、演进甚至消亡都不是任何外在的物质根基所决定的，而这些根基恰恰是他所想摆脱的。然而，施蒂纳力图摆脱一切外在束缚的基点，却不得不说仍旧是意识的，施蒂纳没有考察资产阶级和封建制产生、发展、消亡的现实基础，而是力图在思辨的理论大厦内部解决外在的现实问题。而且，施蒂纳没有揭示唯一者作为创造性运动的动力基础是什么，他的提法是“无”中生“有”，最终又走向“无”，以创造性的无解决实有的问题终究绕不过意识的内在性，而意识的内在性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空洞的口号，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因此，马克思批判了以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空想性：“论述独自性的整个这一章归结起来，就是德国小资产阶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从而聊以自慰。”“还像桑乔那样，他们并不认为自由就是他们给自己争得的权力，因而把自己的软弱无力说成是权力。”〔12〕此外，马克思反对施蒂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资本抽象统治，反对统治阶级占据了大部分的物质生产资料，反对资产阶级高估自己代表了人类的利益等。
四、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思辨的哲学方法
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施蒂纳的《唯一者》有过两次书信交流，第一次交流是在1844年11月19日，当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第一次介绍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并对其作了评述：“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13〕“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14〕同时，恩格斯还肯定了施蒂纳的重要作用，认为把施蒂纳的思想颠倒过来后就可以为“现实的人”所用，即利己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还肯定了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15〕针对恩格斯在该信中对于施蒂纳的评价，马克思给恩格斯回了一封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现在遗失了，马克思所回信的真实内容也不得而知。恩格斯后来又给马克思回了一封信：“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16〕通过恩格斯的这一次回信可以大致推断出马克思的基本态度，即马克思纠正了恩格斯对于施蒂纳的某些评价，但恩格斯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指明马克思到底发现了什么问题，因此，留下的理论空白就只有依靠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施蒂纳的总体批判才能揣测出来。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唯一者或利己主义者是很不满意的，恩格斯主张借鉴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认为纯粹的利己主义必然要向共产主义转变，同时现实的利己主义又保障了个人的现实性，因此，假若这种现实的利己主义能够变成有血有肉的人，便是现实的人。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得知，马克思是坚决反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唯一者乃是‘我们的词句世界的最后一块砖’，是一种作为词句而告终的逻辑。”〔17〕“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8〕这可能也就是马克思指出恩格斯的真正问题所在，恩格斯主张借鉴利己主义者所具有的现实性，这样就能使自己的理论有现实的根基，而不至于飘浮于云端，但马克思明确地察觉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现实，无论是产生的根源，还是演进的过程，唯一者或利己主义者都是通过纯粹思辨达到的，他对于历史的考察完全是观念的、思辨的和哲学的，根本没有跳出黑格尔的窠臼，仍然是在理论的内部打转，走不出意识的内在性，唯一者所主张的现实性也只是一种理论幻想上的现实性，只有在意识的狭窄的范围内才有效，在思维领域内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但一旦涉及现实世界则“百无一用”，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理论态度或哲学态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旨归就在于证明人的现实性和终极一切形而上学，文章所取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批判当时德国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在寻找对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解释，但这种解释的根基仍在于意识的内部，各种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深入现实中去，当时社会的最大现实就是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等，当时各种意识形态仍旧是飘浮于云端的，而这种理论的、思辨的、哲学的态度正是马克思所坚决批判的。
五、马克思所具有的边界意识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施蒂纳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施蒂纳的批评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如何解释这颇多的笔墨自然就是个难题。梅林早期评价这部分内容时，认为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都是“一些琐碎”。〔19〕科尔纽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纳时找到了“最大的乐趣”。〔20〕在梅林和科尔纽看来，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评多是出于激情，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在麦克莱伦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批判施蒂纳，肯定是因为施蒂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原则，但终究在哪些方面刺激了马克思、恩格斯？就连麦克莱伦自己也承认，“要指认施蒂纳对马克思有什么直接影响，乃是十分困难的。”〔21〕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施蒂纳真正重视起来，各类研究成果纷纷面世，但总体而言，评价施蒂纳具体观点和强调马克思对于施蒂纳的批判的多，而强调马克思从施蒂纳身上吸取营养的少，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施蒂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意味着什么。
1.形而上学的复返还是纯粹的虚妄：唯一者的走向存疑
怎么理解施蒂纳的唯一者是理解施蒂纳整个思想的关键，而唯一者的根本走向问题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明晰了唯一者的导向，即唯一者将要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探究施蒂纳的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唯一者的导向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吴晓明教授所主张的：“由于施蒂纳的哲学到处表现为向黑格尔的回返……所以它便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予最大关注的赋有特征的标本。”〔22〕吴晓明认为施蒂纳是全面向黑格尔的回返，尽管施蒂纳很努力地想要摆脱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但终究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环节。施蒂纳的唯一者始终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它有鲜明的理论态度、本质的范畴论路向以及意识的内在性，而这些正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因此，虽然施蒂纳由反对从形而上学出发但最终又会返回到形而上学中去。另一种是刘森林教授的观点，刘森林认为施蒂纳的“唯一者”“创造性的无”最终走向了虚无、一种纯粹的虚妄。在施蒂纳的语境中确实笼罩着一种虚无主义的阴影，以至于刘森林认为虚无主义是唯一者的必然走向。施蒂纳自己也承认：“从我自己出发所能做的事是很少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然而这些很少的事却是一切。”〔23〕刘森林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追求抽象过了头，而施蒂纳拒斥抽象过了头。”“费尔巴哈仍未走出形而上学，而施蒂纳危险地彻底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维度。马克思的立场是在他们之间开辟了一个有效的历史空间。”〔24〕
吴晓明表明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的代表，施蒂纳仍然逃不过形而上学的命运。“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的重点乃在于洞察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正像这一批判的旨归乃在于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一样。”〔25〕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去批判施蒂纳就在于他的唯一者“是我们的词句世界的最后一块砖”，〔26〕因此，对于施蒂纳的批判就代表着对于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也标志着马克思想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因此，吴晓明教授对于施蒂纳的基本定性是非常准确的，也符合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也必须指出的是，施蒂纳之于马克思的借鉴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施蒂纳的现实主义主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同时在施蒂纳的语境中，确实暗含着虚无主义倾向。刘森林教授认为施蒂纳的基本主张就是虚无主义的，认为施蒂纳的现实主义过了头，马克思正是在费尔巴哈与施蒂纳之间的空白地带找到了立足点，但刘森林并没有指认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根本性质，即没有探究唯一者自己产生自己、最终走向消亡的动力根源何在，即这种动力仍植根于意识的内在运动。
撇开吴晓明与刘森林在唯一者的基本走向这一问题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他们都指认了施蒂纳之于马克思的重要性。必须指出，无论是向形而上学的复返，还是导向纯粹的虚妄，施蒂纳之于马克思都不是纯粹的否定性存在，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理论的边界意识。因此，从这方面讲，施蒂纳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不至于走向虚妄、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而又不至于走向纯粹的形而上学，这与施蒂纳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施蒂纳正是从形而上学与纯粹的虚妄两方面来影响马克思的，马克思也正是从这两方面确立了自己理论的边界。
2.确立现实的边界，避免走向思辨的境况
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施蒂纳所做的工作只能注定是德国哲学的“最后的挣扎”，“‘唯一的东西’或者‘唯一者’在这里的特点是第九百次地企图把圣物从头脑中挤出去，所以正像我们也不得不第九百次地重复一样，一切都是老样子，更不用说这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了。”〔27〕恩格斯开始接触施蒂纳的《唯一者》时，认为可以对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唯一者进行改造，但马克思坚决反对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改造，认为施蒂纳是我们词语世界中的最后一块砖，只有从根本上推翻施蒂纳，才能从德国思辨哲学中跳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从施蒂纳身上所确立的边界，彼岸的归彼岸，生活的归生活，施蒂纳的唯一者及整个德国哲学都会终止于生活、终止于实践、终止于真正的现实。“斯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28〕
马克思所确立的边界就是哲学与生活的边界，哲学是纯粹思辨的代名词，生活的世界则是现实的世界。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确立了这个边界，这种感性活动具有了最大的现实性。以前的思辨哲学或认识论哲学根本的弊端就在于意识的内在性，施蒂纳的唯一者力图摆脱任何外在的普遍性束缚，但其动力与根源仍在于意识的内部。意识的内在性是无法真正具有现实性的，它根本无法贯穿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马克思所确立起的“现实的人的原则”则有了贯彻对象性存在物的现实性，这种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在人的活动伊始，不是依靠意识的想象力来贯穿事物的存在，而是依靠人的活动、人的力量达到人与世界的连接，即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现了对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存在论证明，人的现实活动使自然、社会、人本身得以存在起来，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之上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才是统一的。“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状态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9〕无论是施蒂纳对于历史的思辨考察，还是他确立的唯一者的逻辑起点或终点，都只是一种意识内部的阐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基本原则之后，也意识到仅从理论与逻辑上来反驳施蒂纳必定又会陷入思辨形而上学的怪圈，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着重转向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当时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只有转移到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本质、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来时，才不会返回黑格尔的纯粹哲学的思辨体系中去。假若还停留在现实的人或感性活动这个概念上必然又要使理论向后退，所以马克思着重批判了施蒂纳概念演绎的逻辑进路，不再执着于逻辑概念的完满与自洽，而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的最大现实，从分工、商品甚至资本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真正的现实，而不是仅仅提出“唯一者”或“现实的人”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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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数字劳动的批判性研究”项目号：20FKSB002）和2021年成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项目号：2021BS04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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