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在“大染缸”中能独善其身,并通过文字唤醒无数沉睡中的人,历来学者多从《野草》《呐喊》《彷徨》等作品中挖掘鲁迅形象,展示的鲁迅是一个完美的战斗者,我们无可否认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开创性,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孙伏园通过鲁迅常谈的“先烈坐火车”的故事得出结论:“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有这样的态度。”(孙伏园,1980)鲁迅带给学界甚至社会的价值往往使学者在研究他时更多地集中于他的战斗者形象。其实在他与许广平书信合集《两地书》中隐含着一个完整真实的鲁迅。本文通过分析《两地书》挖掘鲁迅隐含的形象,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鲁迅具有深刻意义。
《两地书》共分为三集,记录了鲁迅与许广平从师生、情侣到爱人的转变,第一部分收集了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3月至7月在北京的通信,第二部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门与广州的通信,第三部分是1929年5月至6月北平与上海之间的通信。它记录了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发展、鲁迅思想的转变、生活点滴等,这部“爱情传史”对研究鲁迅具有重大价值,尤其能更真实地表现鲁迅形象。
一、柔情似水,温情脉脉
鲁迅十八岁时,母亲便为其安排了一场家族联姻,他作为家中长子迫于母亲的压力只能迎娶朱安,但却从未与她同居,这是鲁迅对这场婚姻最后的反抗。对于明媒正娶的朱安,鲁迅曾这样描述:“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后来他又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在这场家族婚姻中并没有爱情,他与朱安每天只说三句话,爱情对于鲁迅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许广平的出现却改变了鲁迅。在这段相差十六岁四个月的恋情中,许广平是主动一方,在她的热烈追求下二人开启十年爱情长跑。
二人在北京确定恋爱关系后一同南下,约定先工作两年积点钱然后再做打算。鲁迅到达厦门大学后,迟迟未收到许广平的回信,鲁迅写道:“我只是等着等着。”在收到回信后,他“高兴极了”并向许广平倾诉这几天的担忧,告诉她自己时常去邮筒旁等待她的信封。此时鲁迅虽处于中年,但在爱情降临时他仍像刚恋爱的青年人一般,日日迫切地希望收到爱人的消息,这时他不仅是思想解放的领导者,而且也是许广平普普通通的爱人。在学校附近闲逛看到海水浴时他也会设身处地地以许广平的视角设想她的态度并规范自己的行为,身处异地鲁迅甚至连上课学生中几人是女性都时刻向许广平报备,自己对她们的态度是从不直视。虽然和许广平各在异地,但鲁迅却将她时刻放在心里,顾虑着她的感受,并谨记叮嘱。其实鲁迅在当时很受学生欢迎,甚至有学生为了他特意转学到厦门大学,而在他决意辞职时学生也一同追随,但鲁迅却独独钟情于许广平,并主动给予她安全感。为了让信件早点寄去爱人身边,他半夜将信件投入邮筒,收到许广平亲手织的背心后他也会表现出孩子般的开心,“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许广平也亲昵地回复道:“穿上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袄,棉袍的,‘这样就可以过冬’么?傻子!”在二人于上海同居后鲁迅也一直穿着这件背心,笔者猜想一则由于鲁迅节俭朴素的风格,二则也是因为对许广平亲手所织背心的喜爱。在许广平面前,他可以尽情享受爱情,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
鲁迅本有原配妻子,况且与许广平是年龄差距较大的师生,因此他们的爱情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在许广平担心二人同校任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时,鲁迅坚定地说在同一学校也无妨,不管那么多,许广平担心去中山大学任教机会有变,鲁迅安慰她,并承诺自己定为她寻找办法。对待许广平,鲁迅柔情似水,这时他一改激情的战斗者形象,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恋人。
二、困于现实,委曲求全
鲁迅有弃医从文的魄力,在黑暗社会中仍能保持清醒,但人生在世,总会有些不得已,他一直反抗封建制度,却被迫接受了家族婚姻。在《两地书》中,他应林语堂的邀请去厦门大学任教,校内人士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纪律松散使他并不看好厦大的前程,加之在南方的生活极其不便,因此使他产生辞职的想法。但他因为林语堂的缘故不忍辞职,在决定与孙伏园同行去粤时,又因各种缘由不得已打消念头,并一再向许广平解释,厦大斤斤计较于银钱,使鲁迅无法安然旷课去广州,即使他是毅然反抗黑暗的战斗者,但如今却因各种事由而顺从社会,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厦门佛化青年会欢迎太虚时,鲁迅本就厌恶太虚故弄玄虚,但学校却硬邀他作陪,鲁迅生前最讨厌应酬,他认为这是在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他宁愿用这些功夫多写些文章,但当时厦大很多大型活动均要求鲁迅陪同,鲁迅面对校方处心积虑的邀请却无法拒绝,只得委曲求全,这或许也是鲁迅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厦大的一个原因。其实许广平也曾这样描述鲁迅:“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鲁迅大多时候是斗争的,但有时在面对现实种种逼迫也会失去坚决反抗的勇气,为了在旧社会存身不得不顺从环境,这是我们对鲁迅认识所缺乏的一面。
三、彷徨无依,自卑退缩
在鲁迅的作品中展示的他是明知前面是坟却偏要向前走的“过客”,但在《两地书》中展现的鲁迅却是彷徨无依,自卑退缩的。去厦大之后教员们的语言枯燥乏味,使他倍感无聊,因此他选取关门主义,减少与他们不必要的往来,时常孤身一人,在难题上无法做决定时,也只能向许广平倾诉。对未来鲁迅总是迷茫的,他无法在做文章和教书之间选择,不仅如此,鲁迅在厦门和广州之间也犹豫不定,因为鲁迅的每个选择都牵扯众多,这使他无法毅然决然地选择,造成了他迷茫彷徨,尤其在厦大和中山大学之间的无数次徘徊引起许广平的不悦。
鲁迅也有自卑退缩的一面,在爱情面前他是自卑的,这是他所不敢奢望的,“先前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已有妻子的事实,同时也因所处环境的险恶不愿连累他人,因此在面对许广平的追求时,他是犹豫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是不太认可的,“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虽然对世民的觉醒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却深感能力远远不够,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在面对如此令人厌恶的社会,鲁迅也产生退缩心理。在上海遭到创造社人的污蔑和栽赃,在北京被怀疑抢饭碗,此时鲁迅对许广平说“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鲁迅留给大众的一直是不屈不挠的战斗者形象,但上海和北京的恶劣形势使他无法安心居住,甚至产生退隐的念头,不再关心世事,玩玩好了。其实这不仅在《两地书》中体现,在鲁迅与孙伏园的谈话中也曾提道:“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孙伏园,1980)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在面临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若说鲁迅先生并未产生退缩心理必定是假的,而《两地书》刚好为我们还原了鲁迅平凡人的形象。
四、淡泊名利,先人后己
鲁迅一生节约朴素,首次去北大讲课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并不在乎穿着,也不在乎钱财,他时常说钱或多或少无所谓,只要够用就行,在去中大任教前,他与许广平说“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券。朱骝先还对伏园说,也可以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之数,但我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已经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好了”。他对于钱财并不十分看重,只要够用即可,对于名利也一样。虽然鲁迅曾希望借自己拥有的地位进行改革运动,但更多时候他害怕成名,“我好像也已经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成为名人不仅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同时也会限制他的行为,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鲁迅并不想成为物质社会的奴隶,同时也讨厌为了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的人,在鲁迅准备离开厦门大学前看到教职员为了高升点头哈腰的可悲场景,鲁迅感慨“真令人看得可叹”。
鲁迅至死都在为社会奉献,“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不仅如此,据许广平回忆,在上海时鲁迅每日忙到东方发白才睡觉,而那时许广平刚好起床,他如此看重自己的革命事业,以至于1929年鲁迅到了北京后,许广平甚至愿意让他每日多些和朋友见面的机会,而不至于终日工作劳累身体。鲁迅先人后己不只在工作中,也在生活上。在厦大任教时雇了个用人,用人钱财不够需急用时鲁迅将自己的饭钱和用人的工钱给了他,自己却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鲁迅研究”第一节课,老师就问我们鲁迅是神吗?鲁迅当然不是神。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希望我们客观地看待鲁迅,鲁迅所创出的奇迹往往使研究者将其传奇化、神圣化,但他也是我们平民中的一员,有着与常人相似的性格特征:柔情似水,温情脉脉,委曲求全,自卑退缩,彷徨无依,淡泊名利,先人后己。本文从《两地书》中挖掘隐含的鲁迅形象,所阐述的并不十分完整,甚至略显单薄,但这打破了我们以往对鲁迅的认识。鲁迅将《两地书》公开发表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他希望给后人了解真实鲁迅的机会,这是鲁迅所希望的,也是学界需要的。但在研究鲁迅时,我们往往容易带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将人物神圣化,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抛开一切主观情绪,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甚至也可以挖掘鲁迅不为人知的一面,从而丰富鲁迅的形象。▲
来源:
《新纪实》2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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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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