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进城”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在接管城市过程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号召。但是这的对于在农村奋战多年的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容易，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城市中的工人群体对于中共来说，不仅有些复杂，甚至还带着些许陌生。“相信谁，依靠谁”成为了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产业工人，但是，工人并没有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设计的那样，“从自在走向自为”，相反，在中共看来，由于受城市中的资本主义气息影响，以及工人在成为工人前，他们复杂的家庭出身，这就使得工人一方面是党要依靠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亟待改造，需要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员的对象。
当然，这种矛盾的情形并非体现在全部的工人身上，而是集中性的表现在“青年工人”这一群体中，本书即是研究被视为新一代工人阶级的上海青年工人，如何在被党改造的同时，又进行自我塑造的。
一
实际上，在中共接管上海之初，青年工人的形象并不是以“亟待改造”出现的，相反，青年工人作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工厂中出现。在序章中，指出在接管城市的初期，出于巩固政权和打击敌对分子的需要，在诸如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中，往往需要积极分子的参与，而青工则很好的扮演了这一角色。
“现实表现，进步程度开始与技术水平相抗衡，成为评价工人的重要指标之一。”（p25）而老年工人由于有家室，且顾虑较多，在此时成为了需要青工去“帮助”的对象，青老工人的矛盾开始凸显。但随着工人普遍获得翻身与解放，青老工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而显现，老工人成为了展示今昔对比，摆脱了原有的尴尬地位。而由于一五计划的展开，上海成为支援各地建设的“工业海绵”，因而对青年工人需求大增，大量不同成分、不同出身的青年进入工人队伍，对于政府来说，要改造的对象就成了刚进入工厂的青年工人，青工要做的也不再是帮助老工人进步，而是要向老工人学习。
随着年龄不大，出身不同，成分各异 的青工们涌入了工厂，获得了“工人”这一新身份，但是他们各自的“旧成分”以及身处上海带有的“老上海”气质依然影响着他们。特别是他们普遍都接受过学校教育，具有“知识分子”的特点，因而中共在改造其成为“合格”的工人阶级过程中，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作为改造青工的原则和目标。
本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探讨了知识青年进厂与文学青年出厂两种现象中中共如何贯彻其“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目标。在第一章中，分析了从50年代到60年代，政府在升学与劳动之间的摇摆宣传给青年带来的影响，指出“教育与工业等领域在政策上的游移不定，知识青年在多方的夹缝中时而过剩，时而紧张，伴随着‘各有各打算’的知识青年涌入工厂，共产党人培养‘又红又专’的新型技术工人的过程充满变数”（p115）知识青年进入工厂，虽然推动了工人知识化目标的落地，相应地，青工群体因增加了不少知识青年而日趋复杂，他们对丰富的业余生活、轻松的工作以及渴望升学的需求也冲击着党缔造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的目标。这一冲突在1957年的工潮中表现的最为激烈，在进一步对青工进行整顿，“归罪青工”的同时，新一轮的“向老工人学习”的浪潮也进一步将“老工人”这一形象神圣化。老工人与新工人（青年工人）的划分变得更加细致，只有1949年前后入厂的被称为政治觉悟高的“老工人”，而1954-1956年前后入厂的工人由于学生居多，并参与了旨在要求继续升学，提高待遇和工作条件的上海工潮，因而不论其年龄如何，都被划入了亟待改造的“青工”群体了。
第二章讨论了在“劳动人民知识化”目标的指导下，培养另一种“新工人”——工人作家的过程。按照“先工人，后”的轨迹，官方培养了一批工人，他们成长于新旧之交的社会，创作以歌颂新社会，批判旧社会，抒发翻身感为主题的作品，因此成为一时翘楚。但是，当时间进入50年代末，60年代之后，对工人作家的要求也愈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可对于这一批工人作家来说，他们一方面因为逐渐脱离了工人成分，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政治运动推动了上海工人作家队伍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在培养新一代工人作家时，上海有关部门恢复并强化了“先工人后作家”的思路，要求在“永远不脱离劳动”的情况下发现并培养青年（p151）这也就使得工人作家无论是第几代都始终在新角色（作家），旧成分（工人）之间徘徊，这种“劳动人民知识化”的目标则继续在矛盾中推进。
二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本书探讨了青工在“新角色”与“老上海”之间的冲突和调适。由于上海过去作为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最多的城市，西方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对工人的日常生活依然有着较为深厚的影响。如何处理工人身上自带的“老上海”“摩登”气息？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第三章中，呈现了一个奉行“劳动所得，光荣享受”的时髦妇女黄宝妹的形象，黄起初以一个标准的劳模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然而，真正使黄宝妹脱颖而出的，却恰恰是其后来的摩登劳模形象。这一方面满足了一部分民众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赢得掌声。”（p177）指出，黄的摩登能被容忍，是因为她自觉改造了自己的摩登风格，既保留了“旧上海”的灰色，又主动吸纳了新中国的红色，这种半新不旧的摩登，展现出上海基层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及其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而更关键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黄的摩登留下了空间。黄的摩登，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写照，更是上海从资本主义的旧上海到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写照。在黄这一摩登劳模身上，新角色与老上海得到了融合，但是在工厂的“阿飞”群体在新角色与旧上海之间展现的就不是调适而是冲突了。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二者的融汇终究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宜，因时而变”的。（p178）
在第四章，分析了同为工人，但却是普通工人中的摩登群体——“阿飞”的流变。总结了阿飞的典型打扮——奶油包头，裤子紧包腿臀，小裤脚，尖头皮鞋。（有趣的是，这与当代的“精神小伙”形象颇为相似）“他们既非上流青年的打扮，又多少有点摩登的意思；有几分纨绔子弟的味道，又夹杂些轻浮的举止。”（p180）在第一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中共虽在青年工人中间敲响了警钟，但阿飞仍未改变受害者的形象，工厂阿飞与流氓盗匪泾渭分明。”（p205）但在1957年的政治形势下，阿飞从所谓“三包一尖”的摩登青年形象转变为流氓形象，对阿飞群体的整治也逐渐政治化、扩大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形势下，任何对西式生活方式的推崇都可能被称作阿飞而遭到打击。但由于是运动式治理，“阿飞”这一群体依旧时隐时现。
三
无论是涌入工厂的学生工，还是在工人与作家之间摇摆的工人作家，亦或是摩登劳模、工厂阿飞，通过对上述四种青工形象的深描，业已为我们指出了彼时上海青年工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摇摆，摆于新旧之间。
对于中共来说，中共对工人一方面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这也就导致其在政策上在青老工人之间的摇摆。面对着政权巩固与工业化两大目标，共产党人对青老工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当需要参与的热情与激情时，青年工人可堪重用，而一旦恢复工业化大生产的常态，老工人的样板意义则又凸显。”（211页）我们说青年工人与老工人的分界变得政治化，其实就是以政治上的可靠性以及是否有技术作为划分青老的标准。这种在政治上划分代际的办法也就成为青工摇摆于新旧之间的第一层原因。而旧上海以摩登为特征的文化特点又与新中国对工人阶级的角色要求之间的摩擦也导致了青工形象呈现摇摆的第二次原因。一方面，以整治阿飞为标志，青年工人必须努力摆脱旧成分；但另一方面，以黄宝妹这样的劳模为标志，青工也在努力于再造新工人的过程中进行着自我塑造。在运动的一张一弛中，工人们依旧试图在工厂开舞会，男工人去找女工人“白相”（上海话，有谈恋爱、调情之意），女工人也依旧追捧电影明星的打扮——只不过是从美国影星换成了苏联影星。“海派文化在包容与改造其他文化方面的能力，也为旧上海的在场提供了空间。”（p213）青年工人因兼具“青年”及“工人”的双重形象，也使他们获得了一定保护，加之青年团在约束青工的同时，又始终给予青工一定的活动空间，正如上海市民的一句口头禅“前门进，后门出”，这也就成为了上海青工呈现摇摆面相的第三层原因。
总之，青工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中”的一代，党在对其进行再造的过程中，并不全然像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样顺利。《再造与自塑》一书实际上为我们呈现出了在社会大潮面前作为小人物的“青工”如何在迎接大潮时又竭力不被大潮冲走的挣扎。本书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图景，同时本书也是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与1949之前的中国是断裂还是延续这一重大学术议题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本书对访谈的使用也是一大亮点，对劳模黄宝妹及相关历史人物的采访使得本书的历史“在场感”更加鲜明。本书提出的青工摇摆面相的观点，更为我们理解1965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打开了思路。因为1965年之后，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两个重大历史时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在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又急转直下，此后市场经济的改革开启，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时代浪潮面前，上海青工的这种摇摆面相又会呈现何种特点？这种摇摆的面相是否只是一种区域性、时段性的特征，还是与其他区域、其他时段的工人有着相似之处？当下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是否可以与本书形成有趣的对话或共鸣？这有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的进一步探究，而对于这些探究者来说，《再造与自塑》一书无疑是必读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的劳工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理解，不论时代浪潮如何变换，始终是与人相关，只有理解了历史中的人，才能理解现实中的人，只有看清过去，才能拥有未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刘亚娟：《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50-196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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