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
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
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夫人向振熙和儿子、女儿失去了精神支柱及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湖南板仓老家去。蔡元培为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过，特地写了一个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他们速速办理运送杨怀中灵柩的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李肖聃的女儿李淑一很快就成了杨开慧的好朋友。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她思想守旧，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一个“过激派”。此时所谓的“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贬称。杨开慧轻蔑地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肖聃先生作为湘福女中的国文教员，自然要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也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于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由他出面讲情，任是这位洋牧师夫人的校长，自然也不好再难为杨开慧了。
杨开慧后来在湘福女中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同学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她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一文，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
且说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此时的毛泽东，看到驱张运动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知道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取得成功，便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方向及“文化运动方法”这两个方面。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他考虑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如何发展，一是对外如何发展。
在国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计划。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在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问题上，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思考着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即陶毅）的信中，也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斯咏先生：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1920年1月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笔者注）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份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的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指魏璧、周敦祥、劳君展——笔者注）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1韩人1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民国纪年——笔者注）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曾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因本传下面很少再提及此人，所以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先生。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个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他在信中还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3月14日，毛泽东给在湖南的好友周世钊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回信。他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功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它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绩时，出一本杂志。”
“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好。”
3月17日，黎锦熙先生在日记中曾记载：“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
电文中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说：“受张多金，纠合三五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保张团”实为“卖乡党。”
电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志”，号召人们“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4月上旬，毛泽东鉴于此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便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驱张活动问题。
会议决定，在京驱张代表除了留下罗宗翰等少数人继续留在北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或者回长沙去，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因萧子暲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此时正准备从上海乘轮西渡，赴法勤工俭学，所以便决定到上海去，一来为他们送行，二来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他马上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
关于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在十几年后曾经对斯诺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且说4月11日，毛泽东因经济原因，且准备于途中考察孔孟遗迹及名山、名城，便与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继续学习的李振翩及去上海的李思安等人分了手，独自一人踏上了赴上海之旅。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描述了他此次去上海的情形：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其间，毛泽东还登临了东岳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尔后他乘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在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流连了许久，绕着徐州城墙走了一圈。到南京后，他也曾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
毛泽东对斯诺说：
“《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与李思安等人先后到了上海，同彭璜等会合。他们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的几间房子里，以“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人士进行联络。
毛泽东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仿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在民厚南里试验着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他们轮流值班，自己煮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豆煮成的饭。生活十分清苦。
毛泽东的工作是晚上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白天则外出去做工，一是送报纸，二是到一家洗衣店当一名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熨衣服的伙计，洗衣服又脏又累不用说了，单单去为收取人家要洗的衣服和送还洗好的衣服，就要往来奔波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间，其辛苦程度自不待言。
就在这期间，陈绍休、熊光楚、萧子暲、刘明俨、欧阳泽、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等人，已分别从北京、天津、长沙到了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新民学会会员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候船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为了给这批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筹集旅费，不得不以同乡的名义向章士钊求援。
此时章士钊正担任着桂系军阀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一职，他得知湖南同乡前往法国留学需要一些经费，便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两万元的巨款交给了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将新民学会会员召集在上海半淞园，为赴法启程日期已经临近的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部分会员召开了一个送别会。
这次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务问题。对于新民学会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原则。他说，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曾经对“潜在”一说作了解释：“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
关于发展新会员问题，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讨论会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会议规定：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并要求会员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诫；宜努力求学。”
讨论会最后决定：委派毛泽东回长沙去，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后来，毛泽东曾将半淞园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一一记入了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且说5月9日，毛泽东穿着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与所有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合影留念。这张合影照片至今在网络上可以查看：左起：萧子暲、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5月11日，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6人启程赴法，他们将把半淞园讨论会的精神带往法国。有一位临别的会员，对毛泽东不能去法国再一次表示了遗憾。毛泽东回答说：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他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祖国。”
此后，毛泽东一直坚持着一边指导编辑《天问》，一边做工，一个月下来，洗衣服、送报纸得到的薪水也只有12块到15块，而其中的8块左右还要花费在往来的车费上。如此艰辛的工作所得到的这微不足道的报酬，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
就在这5月间，毛泽东曾经到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去看望过孙中山先生。他还和廖仲恺一起探讨过政事；又多次抽时间同陈独秀会晤，讨论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他那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陈独秀对他的计划大加赞扬，热情支持。
陈独秀还和毛泽东谈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后来，毛泽东和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时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且说毛泽东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他此时的生活尽管如此清苦，工作如此繁忙，也始终难以忘怀心上人。一天夜晚，他思念着已经失去父爱独自在长沙的杨开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披衣而起，望着窗外的寒月，一时间诗意大发，将愁苦，将思念，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久，在长沙的杨开慧就收到了这一阙《虞美人》，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了。
有一天，她和好友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岭下散步，非常高兴地告诉李淑一说，她收到了毛泽东寄给她的《虞美人》；她还说，她愿意立即和毛泽东结婚。
这正是：革命何曾怕断头，相思浪漫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风流。
欲知毛泽东与杨开慧何时结婚，情况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胡适谈到主张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前边已经说过，他的这种思想早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就已经产生了；而他在上海与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租房试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共产互助的生活体验，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去北京之前就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经历。后来在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可以说，“共产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贯穿于他一生之中。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人民群众发明吃大食堂之时，他是那样由衷地赞赏，正是“共产的生活”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而绝不是突发奇想。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广大农村数亿农民的生活特性与军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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