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都是以资本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社会都是资本及其逻辑的呈现和表征。在资本充分渗透的时代里，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飞速增加。可以说，在资本所延及的社会里，资本不是冰冷的“死物”，而是拥有超能力的“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节奏都貌似由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旨来安排和预设，一切与资本格格不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被淘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一跃成了主宰尘世的“绝对精神”。
一、资本的历史出场及其三维向度
“马克思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正是在对这个范畴的理解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辩护性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本质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包含了马克思著作和他的历史批判的理论基础。”[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一切社会经济范畴都采取了历史且辩证的批判。资本这一核心范畴的历史发生和基本内涵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得以道说。
（一）资本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三大因素
资本并不是一种天命意义上的发生，而是一种历史性发生。不仅是资本关系的“起点”和“基础”——劳动生产率——是人们社会历史的“恩惠”，整个资本关系都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2]正是基于对资本概念的历史性考察，马克思确认了理解资本概念需要阐明的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出发的。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因素是从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出发的；第三个因素把资本设定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3]
第一个因素：资本的简单概念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4]物质生产作为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5]，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经验和逻辑都纷纷证明了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之不可能，那又该从何处着手来阐明资本的概念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详细考察，确证了从价值——“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6]——出发考察资本概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交换价值在货币身上所获得的独立于流通领域的形式并非“可琢磨”和“可把控”的形式，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和“虚幻的”形式。货币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其本性规定了它自身必须进入流通才有意义，其职能方得以实现。然而，当货币一旦完成“自我实现”，就会立马独立于流通之外而成为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货币在这其中所显露出来的“否定”流通的“态度”，是促成其“不灭”的重要原因所在。正由此，资本通过将自我抛进流通而不断“保存自己”才获得了这种“不灭性”。[7]可见，资本所具有的“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8]是其异质于直接的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惟一规定性。
第二个因素：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劳动既被资本视为“对立物”，又被资本当作“前提”。[9]劳资的分离，资本家用他那“内行的狡黠的眼光”[10]物色到了能够使其“得以保存和倍增”[11]的劳动力。劳动是一种与资本相对立的存在，它不仅具有“单纯”而“抽象”的形式，还蕴藏着一种能够创造价值的可能和实力。只有这样的劳动才能作为一种“才能”(或“能力”)深嵌于工人的身体之内。当然，这样的劳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并与资本相接触，方能成为“实际”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12]细言之，资本并不能直接占有劳动本身，它必须在市场上购置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并将其置放于生产中才能完成对劳动本身的占有和管控。如此看来，劳动本身就变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13]资本家掌控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将其组织起来投放到生产中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活劳动”完成了华丽的转身而变成了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14]而资本家占有并使用工人的劳动的结果便是资本完成了自行增殖。
第三个因素：原始积累是资本的“前史”。资本的历史起源有一种类似于“原罪”的原始积累，因为“要生成资本，就要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15]通过对原始积累的理论考察和现实省思，马克思指认了“原始积累”包含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独立的对立中”。[16]更简单地说，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生产者被剥夺的过程，也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17]这一过程并不是如“温和的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般美好，它不是“田园诗般”的剥夺过程，而充满着暴力、屠戮、劫掠和征服等因素。由此，“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18]
（二）资本概念的三维向度：物的维度、关系维度和过程维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准确地抓住了资本的形式和内容，继而呈显出资本的全貌。具体来说，马克思着重从物的维度、关系维度和过程维度三个层面完成了对资本概念的理论解析。
物的维度。就资本而言，它“并不是不在乎实体”，它总是表现为“实体的不断的形式变换”。[19]在具体经济生活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如机器、厂房、设备、燃料、辅助材料、货币、生产工具和原材料等“实体”。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物质“实体”并不是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些“实体”为资本家占有并作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手段时才能称之为资本。正是未对资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人们在满目琳琅的物质世界中，容易犯“见物不见人”的错。这种“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20]的危害在于祛除了资本的历史性质，而将资本视为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物质实体”。如此这般，“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21]非历史地看待资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拙劣伎俩，也是他们误导大众的一贯手法。
关系维度。资本是一种非物之物，也就是说资本虽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的形式彰显自己的存在，却在本质上并不是物而是关系。“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2]剥去资本的物质外壳，余下的只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剥削性的生产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劳资的分离，使得资本拥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地位不对等，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犹如寄生虫和吸血鬼般地吮吸工人的血汗，工人则因为“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当然，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也可从三个方面得到具体体现：一是权力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3]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作为工人的对立面而逐步主宰了社会，资本也转化为一种役使劳动的“指挥权”。由此，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和资本的役使下艰难地劳作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种“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24]也不断巩固和扩大。二是数量关系。资本是能够膨胀自身的价值，其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量。“它是一个数量关系，是作为一定价值的本金同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自身，即作为已经生产剩余价值的本金自身的关系。”[25]从G—W—G’(G+ΔG)这一公式可以明显看出，创造并占有更多、更大量的ΔG才是资本运作的目的所在。三是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26]普通的经济学并未觉察到这点，而只看到了“生产出来的物品”。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在对象化劳动中的创造物又不表现为一种与工人主体对象性相一致的存在，相反，劳动果实总是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在此情况下，“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27]或者干脆“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28]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关系离开了工人这一要素也是不会正常运转的。工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除了有物质产出外，还有资本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产出。
过程维度。“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29]资本作为物，但又不是“僵死之物”。在现实的生产方式中，资本呈显为一个过程——既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又是特殊的价值增殖过程；既是生产过程，又是流通过程。一方面，资本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和特殊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有机统一。劳动和资本的辩证关系是深藏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劳动者因为“一无所有”而使他们的劳动成为一种“无对象”的劳作，它惟有通过与资本的充分接触，继而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实际活动——“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30]撇开其他因素不言，这一过程就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也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商品生产过程。然而，劳动和资本的纠缠必然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劳动在此过程中就犹如酵母一般，“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31]在资本的运转过程中，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保存”，也包含“这一价值的倍增”。[32]另一方面，资本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33]“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34]这样的生产既具有一般生产的共性，又具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特有的属性——一切都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此同时，资本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就要进入流通。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都是资本流通的典例，也正是在流通中，原价值得以增殖。可以说，资本必须以流通为中介，也是流通的产物。正因此，“资本的总生产过程既包括本来意义的流通过程，也包括本来意义的生产过程。它们形成资本运动的两大部分，而资本运动表现为这两个过程的总体。一方面是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流通时间。整个运动表现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资本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这种处于过程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既可以看成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整体，又可以看成是资本生产过程一次周转、一次复归于其自身的运动的一定期间”。[35]
总之，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既体现为物，又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关系；资本不仅包含着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36]还是一种运动，包含着循环的过程。
二、资本的逻辑及其悖谬
无论资本是作为“物”，还是作为“关系”，抑或是作为“过程”，都无不确证了资本“无处不在”的特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深受资本及其逻辑摆布的，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
（一）资本逻辑及其表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已经内化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规制。整个资本主义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资本及其增殖而展开的，“实现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永恒的追求。而资本要实现自我膨胀，又不是随意的，而要恪守一定的逻辑。可以说，资本自我膨胀、增殖自身所遵循的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的目的、循环过程及其结果诸层面阐明了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就资本的目的来说，“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37]进而言之，资本自身的膨胀和变大是资本的本性使然，也是资本参与生产活动的惟一目的。就资本循环的过程来说，“……G—P—W’……”(货币资本)、“……P—W’—G……”(生产资本)和“W’—G—P”(商品资本)纷纷透露出资本对于“增殖额”的觊觎和垂涎，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资本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增殖自身的循环过程。就资本循环和运转的结果来看，资本真正的“谋利”本性惟在这一循环过程结束的时候才得以充分表征而出。无论是获得比G更大的G’，还是获得比W更多的W’，无不显示了资本“自我倍增”和“自我膨胀”的结局。
资本增殖自身的过程和逻辑也不是悄然无声的，而有着自己典型的表现。一是“倒置”和“换位”。由于颠倒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呈现为一个颠倒的世界。究其根源，颠倒状况的产生乃由资本所致。就劳动及其主体来说，受资本宰制的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亦非人的自由自觉状况之确证，而是走向了异化。由于雇佣劳动以资本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便呈现出一种倒置和换位——“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38]劳动作为“赋形的火”，作为发酵资本的“引子”，生产的商品越多，遭受的剥削也就越重，生产越发深入，其主体的片面化、机械化程度越高。就资本而言，资本表现为“物”，本该是“客体”，却在资本逻辑的布展中获得了能动性，牵引着资本家的行为，指挥和监督着工人的活动。正因此，资本仿佛具有了人的特性和能力，资本一跃成为“主体”。这一“主体”，凌驾于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之上并在资本的运动中保存自身，继而实现“自行倍增”。[39]在马克思的视界里，资本不仅是一种“能动的主体”，还被视为一种“过程的主体”。这一“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40]在划圈的过程中，资本主体化，人却客体化了，主客之间的位置发生了颠倒。二是“吸血鬼”身份的确证。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在流通中，资本保存了自身，继而获得了“不灭性”。这种“不灭性”并不是无条件的，而要如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41]时，方能“不灭”。表面上看，资本寄生在活劳动身上，靠无限吸取活劳动的血汗维持生命。实际上，资本所吮吸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活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而且是剩余价值)才是资本所赖以成长的养料和基质。三是拜物教。在论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马克思在批判“经济学家们”的错误时指出，他们容易混淆物的自然属性和它蕴含着的社会属性，继而将人们在现实生产中所具有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误认”为一种物的自然属性。由此，经济学家们容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误区。此种见识完全就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结合体”。马克思在此将其称之为“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42]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从人到物的逻辑转换，并找到拜物教产生的根源——“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43]
（二）资本运作及其悖谬
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不仅清晰地向世人展现了资本逻辑及其运作的全部过程，还将资本膨胀自身过程中的悖论也道说而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44]而且，马克思还准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揭示这些矛盾”。[45]
一是劳动悖谬。资本主义生产是由劳动和资本支撑起来的，在资本的运作中，资本家所看重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非其他。劳动力在完成其任务时，是能够给资本带来增殖的。但由于劳动异化的普遍存在，劳动者的成果——劳动产品——并不为劳动者自己所得，而是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一种“自为存在的价值”。无论是劳动成果，还是对象化劳动本身，都由于“活劳动”的存在而被赋予了“灵魂”和“权力”。不过，这里是异化了的、与自身相对立的“权力”。[46]回到劳动本身，它在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中的实现过程往往被视为“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己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47]此即表明，劳动的实现过程是一种“为他的存在”(为资本的存在)，劳动在资本运作中逐渐丧失“自我”而成为与自身截然对立的“他物”。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48]具体说来，劳动依照资本的旨意塑造着客观世界，这就使得原本属于劳动的客观性就裂变为它自身的“非存在”，或者“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由于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使价值增殖)的这种“单纯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因而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得以变为现实性的现实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49]
二是价值悖谬。在资本的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价值增殖过程”与“价值丧失过程”是相伴而生的。在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中，它通过与“活劳动”的交换而使自己的价值得以保存，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价值(剩余价值)。这一“增殖”的过程也是资本失去“货币资格”的过程，即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一方面，资本家处心积虑地提高生产效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只是为了减少相对必要劳动时间。在此过程中，部分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会大大降低。因此，部分资本由于其再生产的费用的缩减而使得“对象化在这一定产品中的活劳动减少了”，[50]相比之下，资本的价值就呈现出减小和丧失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从“货币形式”到“商品形式”的过渡中，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却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而存在”而“非作为价值本身而存在”。[51]资本要完成增殖的使命，就先“必须从货币形式过渡到使用价值形式(原料—工具—工资)”，在此资本就“丧失了价值的形式”。[52]
三是发展悖谬。资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问世便标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行会制度、封建依附和地域界限等都随着资本的到来而得到了颠覆性改变，人们的交往、流动和发展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然而，随着资本的运作，人的发展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介于有无之间”的工人却成了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随着资本力量的发展壮大，工人受到的牵绊就越多。尤其是在机器的普遍采用之后，工人在与冰冷的机器的“合作”中，不断发展了自身“片面的技能”，工人的体力和智力都遭到了无以复加的摧残而变成了畸形人。作为“社会权力话语体系把控者”的资本家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拥有至高的社会地位，却蜕变成了满眼都是利润的寄生虫和吸血鬼。冷漠、无情、自私等都成了资本家的“标签”。可见，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之下，人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
当然，资本运作的悖论还包括资本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公平诸要素纷纷转向自己的反面，还包括工作日的控制和延长、减少人数和增加产量、节约和浪费等悖反状况。反观资本逻辑及其悖谬本身，它们实则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悖谬——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征。
三、资本的限制与历史性超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的资本形象，还准确地抓住了资本及其逻辑布展的诸多限制。在对资本限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确证了超越限制之路。
（一）资本的双重限制
资本逻辑不能随意运转，需要面临诸多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53]资本的运作只能在上述界域中顺利展开，这就体现了资本的“真正限制”就在于“资本自身”。[54]当然，这种限制也非永恒的、随意的，“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55]具体说来，资本始终要在自然的限制和社会的限制中持存。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布展要受到自然的限制。自然是人类社会得以持存的重要基础。立足自然、受自然滋养，人类才能够延绵不绝。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原先的自然崇拜被彻底击碎，自然界也真正成为“人的对象”，成为真正的“有用物”。此时，“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56]然而，人的活动又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的体力、自然资源的总量和自然的净化能力等都是有限度的，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逻辑的展开，资本生产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爆发。历史和事实早已证明，资本的逻辑要在一定的自然界限内展开，方能持续增殖。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布展要受到社会的限制。唯物史观早已确证，人类的活动是依赖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后代人的发展要借助于前人遗留下的资金、技术和其他诸多要素。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现象的资本增殖过程，资本运作中增值额的大小必先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时，资本的增殖还要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马克思集中列举了资本主义的四种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57]第一种界限是说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着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数额。第二种界限在于阐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是直接服务于剩余价值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第三种界限的完整表达是“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58]在此，意思十分明确，资本生产的结果——产品——必须要进入流通而换得更多的货币，方能“自我实现”。第四种限制旨在确证“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59]当然，上述限制并不会随着资本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就此消解，这种限制反而会变得更加严峻。
（二）资本的历史性超越
限定即否定，资本及其逻辑的布展受到的诸多限制都意味着资本的自我否定。通过对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言明了资本超越的缘由和要素。一方面，马克思陈述了扬弃资本的理由。对资本来说，时常越界——“越出自己的界限”[60]——是其本性。对界限本身来说，“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61]通过对资本及其运作规律的充分认知，马克思指认了资本的“超越”(或者说是“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62]当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资本的本性又是“狭隘的”，[63]它就决非要彻底“废除”一切与之相关的限制和界限，而只是有针对性地废除那些与它相冲突、相对立的那些“界限”，只是要摆脱那些束缚其存在与发展的束缚而已。由此，资本在其持存过程中为自己划疆定界，继而确保其在这种“自己的界限”之内感到“自由”和无拘无束。简言之，资本“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64]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是没有止境的，无限膨胀自身的欲望和要求使得资本无时无刻不处在“枷锁”之中。可见，由于资本主义诸多限制的根由在于资本自身，就需要从资本自身入手方能摆脱限制、克服弊病。另一方面，资本的存在与发展也蕴含着扬弃自身的要素。资本及其运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还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大革新，由此而来的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同时，由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采用，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得以大大缩短，相应地大大延长了其剩余劳动时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也为自由时间的充裕提供了可能性。不仅如此，“工人的联合”也是“由资本造成的”。[65]可见，“联合起来”的现实的工人运动也只有在这种特殊的由资本所主宰的生产方式中才有可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资本所促成的。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完成了对资本范畴的完整考察，并对其展开了实质性批判。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是与资本批判统一的。对于资本的认知程度决定着对资本主义认知的程度，惟对资本有一全面把握和整体思量，方能把握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实质。当然，在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体察时，又不能丢却批判之维。批判是马克思认识社会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借思想切近社会现实的重要方法。总之，只有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病理学”的批判性作用，[66]只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展开对资本的全方位分析，才能从中发现“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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