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
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话说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时分，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与何叔衡应邀参加了一部分朋友在草场门外举行的小型聚会，他们吃了一些猪肉，还一起照了相。毛泽东、何叔衡与大家一一握别，各道珍重。李振翩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兄，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学医，将来定可重逢。”
这天下午6时许，长沙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毛泽东与何叔衡秘密登上由武汉转道上海的轮船，离开了长沙。说来也是凑巧，毛泽东没有想到在同一船舱里竟然碰上了老朋友萧子升。原来萧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去的。作为老朋友，他不忍心眼看着萧子升日渐落伍，便从他正在研读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说起，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是道不同话不投机，两个人争论来争论去，一直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21年7月4日，毛泽东与何叔衡、萧子升到了上海。
第二天，毛泽东见各地代表尚未到齐，离开会之期还有些时日，便邀约萧子升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里游览了整整一天。萧子升非常羡慕杭州的山山水水，不住赞叹其壮丽美观。毛泽东则说：
“这是罪恶的产生之地，多少人都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
他们在杭州住了一夜，又去南京转了一下就回到了上海。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最初是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负责的。后来北京的张国焘在6月中旬就早早到了上海，他在马林的助手张太雷的引荐下，认识了马林。那时候惯于颐指气使的马林，与学者型且颇有个性的李达、李汉俊在筹备工作中时有龃龉，他一见能言善辩有“铁嘴”之称的张国焘，很是欣赏，于是便让张国焘也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代表们的住宿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的3个房间。此时博文女子学校正放着暑假，校园里非常安静。
毛泽东和其他9个人汗流浃背地住进了已经定好的房间里。临街的两个房间，靠东边的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靠西边的一间住的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与何叔衡则住在临街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光线很暗，毛泽东用两条长凳子架起一块板，算是搭好了床铺。其他代表没有床，由王会悟买来了苇席，一人一张，就睡在地板上。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没有来女校住，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住在豪华的大东旅馆里，而且花了很多时间陪着漂亮的妻子逛街逛商店购物。
7月23日晚8时许，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一大”。
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住的寓所。这栋装有黑漆大门、青红砖交错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底层没有窗户，外表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楼下的客厅就是代表大会的会场。
客厅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非常简单，中间就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餐桌周围，桌子上放着茶杯和文件，气氛十分庄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人，他们代表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53名成员（一说是57名，据以下统计实为55名，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内）。
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
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28岁）、何叔衡（45岁）；长沙组其他成员是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
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武汉组其他成员是刘伯垂（原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到武汉帮助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郑凯卿、赵子键、赵子骏、刘子通、黄负生，共9人。
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水族）；济南组其他成员是王翔千、庄龙甲，共4人。
上海小组代表李达（31岁）、李汉俊（31岁）；上海组其他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沈定一、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北京组其他成员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共12人。
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29岁）；广州组其他成员是谭平山、谭植棠，共3人。
东京小组代表周佛海（24岁）；东京组其他成员有施存统（原邀代表，未到会），共2人。
另外，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一说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天津女界解放运动先驱之一，新民学会在旅法期间发展的会员。在旅法期间，她与张申府结婚，二人同为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人，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共5人。
关于在法国的建党情况，据贺果日记和尹宽回忆，1921年5月，蔡和森与赵世炎、王若飞等商议，拟成立“少年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与上海中共一大开幕同一天），在新民学会及其法国分支“工学世界社”（始称“勤工俭学励进会”）举行的会议上，蔡和森建议“工学世界社”改名为“少年共产党”。由于投票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各半，改名提议没有通过，“暂时保留旧名”。这个情况，与长沙“新年会议”一样。此后，由于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蔡和森、李立三等104人（含湖南籍学生44名）被法国军警驱逐出境，组建旅欧少年共产党一事又搁置下来，最后由留下来的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人在1922年6月18日完成。蔡和森、李立三以及稍后归国的向警予等人，陆续在国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含旅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的革命斗争和建党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当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另据张珊珍主编的《建党伟业》考证：“1922年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旅法、旅德、旅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宜等18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1922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够条件的同志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再说在“一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则是曾受李汉俊委托，到广州与陈独秀联系后回到上海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最熟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能出席会议。陈独秀是因为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在广州政府任职；李大钊则是因为北大学年终校务繁忙，无法脱身。他们虽然没有来上海，但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商量决定的。
在出席会议的12位正式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45岁的何叔衡，年纪最小的是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巧与毛泽东同龄。
毛泽东在其他14个与会者中所熟悉的除何叔衡外，还有在北大认识的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与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只是有过书信往来，而其他那些人则都是第一次打交道。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他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理科；1918年6月，李达第3次到日本，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始前夕，由于原定会议主持人陈独秀不能到会，会议不得不另行推举一位主持人。在几位大会筹备人员当中，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的关系不够融洽；而张国焘则正好相反，他在来上海途经济南之时，已经笼络好了涉世未深的王尽美、邓恩铭，到沪之后又在与会者中非常活跃，出尽风头，并显示出一定的组织能力，深得马林倚重，所以就顺利地被推举为会议主席，由他来主持代表大会。
毛泽东和周佛海被安排为会议秘书，负责记录；由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问题。经与会者讨论决定，大会的议程共有3项：一、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报告；二、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忙于记录，在大会上只有一次发言，代表湖南6名成员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发展和工作情况。有人称赞说：“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
毛泽东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张国焘回忆说：
“毛泽东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后，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
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仁静曾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
毛泽东同时也给与会者们留下了不修边幅的形象。他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土布长衫，有时穿鞋不穿袜子，即使穿了袜子也往往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他在吃饭时，一看到洒在桌上的残留物和酒水，就用袖子擦去。曾有一位不怀好意的与会者夸张地说：“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
且说7月30日晚7时许，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正在客厅里进行着。在大门外负责望风的王会悟突然发现一群可疑的人正向这里走来，便立即来到会场，报告给大家。马林是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警惕性很高，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道：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
说罢便与尼克尔斯基先行离开了客厅。李汉俊和李达等人约定，由他和陈公博留下应付，其余的人立即分头离开，到陈独秀家里会合。
几分钟后，客厅里果然闯进9个人来：一个法国巡总，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还有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员。那巡总厉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解释说，我们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聚会叙谈。
“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
“英国人。”
法国巡总立即下令搜查，那些侦探和法国兵足足搜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只得悻悻而去。值得庆幸的是，有人在慌乱之中将一张党纲草案塞进了抽屉里，竟然没有被他们搜出来。
且说代表们先后来到法租界老渔阳2号陈独秀家里，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和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陈子美系陈独秀次女，陈鹤年系陈独秀四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晚10点，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汉俊家探视情况，这才知道以后不能在那里继续开会了，大家商定暂时休会几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们聚在一起商量选择新的会址。王会悟建议说：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南湖风景优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画船，你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李达就让王会悟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
8月5日早上，王会悟为安排会务，与董必武、何叔衡乘第一次班车先行出发了。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主人，正受到密探严密监视，那两位国际代表又太招人眼，都不能去嘉兴参加会议；而陈公博则是借口夫人胆小怕事，几天前因法国巡总等突然搜查受了惊吓，带了李励庄坐上火车溜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游山玩水去了。
毛泽东邀萧子升一同前往嘉兴，与其他代表一起乘坐第二次班车于上午8点到达嘉兴。王会悟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将大家临时安排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毛泽东和萧子升同在一个房间里，他初衷不改，依然力劝萧子升参加会议，萧子升还是不答应。
上午9点多钟，代表们离开旅馆去南湖，在租来的一条16米长的游船上品尝着南湖的鱼，继续开会。王会悟还为他们准备了一副麻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就以打牌为掩护。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联合第三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总部汇报一次。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中央局候补委员。
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主任。
刘仁静对张国焘在“一大”上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经回忆说：“张国焘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下午6时许，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代表们乘坐晚间火车回到了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7月23日正式开始，到8月5日结束，历时14天。
后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曾经这样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从这一年开始，延安每年都要在7月1日举行纪念活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这样，“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定了下来。的确，把7月1日定为纪念日，不但好记，而且也符合规定节日的传统习惯。
且说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女子学校，还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热得浑身是汗，从早到晚忙碌了一整天，虽然又困又乏但依然处于亢奋状态，顾不上洗澡就躺到了木板“床”上。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他激动地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分手了，他与何叔衡回了长沙，萧子升则去了法国巴黎。后来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毛泽东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虽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下去，以至谈崩。在争论各自选择道路的时候，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说到了萧子升及其结局，他说：
“和我一同游学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可是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且说在1921年8月上旬，毛泽东与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立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书社找到易礼容。他看到社里人多，说话不方便，就把易礼容邀出来，站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毛泽东说要成立共产党。易礼容说：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泽东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
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大特点。
8月11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20日）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济南、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5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长沙分部主任。
就在这8月间，毛泽东一面与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讨论组建湖南党组织问题，一面又与何叔衡筹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他们筹措经费，选择创办自修大学地址，以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并以此掩护党组织的活动。
毛泽东等人在船山学社社长仇鳌和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利用长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杨开慧也参加了自修大学的筹建工作，她利用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中国的旧式学校就深恶痛绝。这种旧式教育始于1902年前后，那时候中国开始废除书院，兴办学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管理不善，束缚学生思想。毛泽东在1915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不满。他很早就想对旧式教育制度进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
8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体现自修大学新的办学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他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写道：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交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组织大纲》规定：
“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注明认可，得报名入学。”
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们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当然书院也有好处：“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自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地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地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总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因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这是从“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他在宣言中写道：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指出了学校和书院共存的3个弊端：
一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二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应该作改进之图。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明确写道：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一个“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学校。“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毛泽东在宣言中强调说：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此后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就成立了领导机构，由贺民范挂名为校长，由毛泽东担任自修大学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毛泽东还请仇鳌为自修大学题写了校名。
自修大学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写道：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6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这正是：开天辟地一声雷，纪元新开战鼓催。
革命尚需后来人，我办大学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学能否创办成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既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的再次严正挑战。下一章内容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凡是学有所得的人们都知道自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学有所成的人，其成就绝不是靠老师灌输出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性化教育，个性化教育，研讨式教育，边学习边实践，早已成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可在当今中国的教育界，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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