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采用的战术、策略有个特点——进也有所得、退也有所得。
比如，跟人辩论，就使用对方的材料和方法驳倒对方，这种就分析、掌握了对方的材料和方法，检阅了材料和方法有无自相矛盾、违背常识、荒谬的地方：
1、如有，则进可从根子上驳倒了对方。
2、如无，就可以这些掌握的，形成和对方的共同语言，以之可以和对方交朋友、打交道。
比如，和人辩论，这就是基于对方的论点，反推出与常识不符的地方，从而一举消除对方言论的影响。
康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比如，和人辩论，反推出对方必须的条件（看过书、知道书的内容），一举抓住对方的漏洞、消除对方言论的攻击力。
多数人提议让指挥能力比较高的毛主席出来主持大局，凯丰不同意，他对毛主席说："你的兵法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毛主席当场反问："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一时语塞，说不上来，毛主席乘机批驳："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
比如，攻击敌人
1、进要把敌人打成歼灭战，把缴获的装备自己，退则造成敌人的错误、削弱敌人。
2、攻敌人，就要先把敌人包围起来，这样形势有利则可攻、形势不利则可退，至少不会有什么大损失，而包围又最能振奋士气和信心。
比如，分析归因，从不归因于个人，而是归因于策略、环境，这样
1、退就能掌握了策略、环境，及它们的归宿。
2、进就可以策略对付策略、以环境对付环境。
而开发这些战术的方法则在于“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做准备，但不放弃好的可能性”，即要先列出各种可能性，进和退都避开最坏的可能性，进和退都有抓住好的可能性。
毛主席的四大归因：
1、归因于策略错。
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2、归因于环境缺少某些东西。
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发展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风就会将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极大提高……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
3、归因于主义，比如个人主义、教条主义、盲动主义等。
海陆丰斗争失败在盲动主义和海陆丰地方主义，不是失败在反富农。
4、归因于路线错。
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对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使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第一次的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 ，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
就此扭转攻打城市中心路线。
嗯，从来不归因于个人。
这样归因有什么好处呢？
1、迫使自己去分析剥离对方使用的策略、主义、路线和所处的环境，以及应该采用什么策略、主义、路线和补充环境中的缺乏、缺少。这就非常客观了。
2、这样子治理起来比较容易，只需要更换策略、主义、路线和补充环境缺乏，不需要一个一个人的解决。就像去医院看病的人千千万万，但一种病，医生只需要开这种病的药、而不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开千千万万种的药。
3、这样分析对象的要素都是有限的，虽有千千万万的人，但却只有几十上百的策略、主义路线、环境等，而看不到个人。这样就只需要抓几十上百要素成分形成的全局、而不需要抓无数人形成的全局。
4、归因时，尽量地削弱了个人的抗拒性，易于团结人，而开出的方案往往一治就能治几百、几千、几万的人。
如果也学会了、并每每做这样的归因，数年之后，只要一直在工作，也必然很优秀！能做到一眼就能看穿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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