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辩证法泛神秘化的解读和应用，指出蒲鲁东把经济范畴视为一种超验的永恒概念的做法，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发展维度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哲学的贫困》彰显出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的逻辑链条中，对“进步”的重新思考，强调了社会进步呈现出的矛盾性和实践性品格。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中，重审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不但具有学理层面的重要意义，在现实层面也有着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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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7年撰写的论战性作品《哲学的贫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蒲鲁东一年前发表的《贫困的哲学》。《贫困的哲学》并非探讨哲学语境本身的不完善性，而是关于“贫困”的哲学。在这部作品中，蒲鲁东提出了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即通过科学确证神性，并借由神性来阐释现实。马克思并不认同蒲鲁东这种对辩证法泛神秘化的解读和应用。此外，经济范畴在蒲鲁东那里也被视为一种先验的、永恒的概念，而非与社会历史发展和物质生产相关联、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戏仿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将书名定为《哲学的贫困》，并在开篇尽揶揄批判之能事，把蒲鲁东说成法国人眼里熟谙德国哲学的思想家、德国人眼中洞悉法国现状的经济学家。作为德国人又是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他看到了蒲鲁东的“不幸”，因此“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这一书名与现今“哲学的贫困”的概念大相径庭，马克思所言的哲学指的是蒲鲁东笔下的通过某种先验建构出的辩证幻境（dialectical phantasmagoria)，通过指出蒲鲁东这种形而上学的弊端和不足，马克思把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并形成了他自己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雏形。
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研究视角也比较多样，如对比分析，即将《哲学的贫困》与其他马克思重要的作品关联在一起，开展平行或影响式的研究；有聚焦作品中的主旨要义或关键词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还有借《哲学的贫困》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和关键环节，从中挖掘尚未被发现的理论诉求或现实意义等。《哲学的贫困》业已发表170多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多次提到“进步”一词，因此当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时，“进步观”无疑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哲学的贫困》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的“进步观”，为当今的社会建设，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国内学界从“进步观”角度研究《哲学的贫困》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同宗教问题一样，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阐释，似乎进步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证自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打破了现代社会对进步的界定模式，这种模式将进步与诉诸社会的理性和科学相关联。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抽象的哲学思辨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审视进步，这与蒲鲁东忽视历史，误用辩证法，依靠人类主体意志的做法完全不同。对马克思进步观的讨论需要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从对“进步”本身的思考过渡到马克思的进步观在这一逻辑链条中的位置，并最终探究这种进步观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彰显。
一、西方思想史中“进步观”的流变
在人类思想史中，“进步”一词往往被溯源到启蒙运动，并与启蒙理性关联在一起。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对其批判的顶点当属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启蒙界定为人类社会对理性至上的推崇，启蒙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整个过程，成为审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启蒙精神并没有兑现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诺言，启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产生自我毁灭，即启蒙倒退为神话，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力量。从这一视角反思“进步”，“进步”似乎成为一个本体无法界定与标识、但又充斥人类生活的术语，人们不能离开它去表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但对这一游离的概念却又无可奈何。这从“进步”一词的词源就可见一斑。“进步”一词原指舞台上的前进动作，该词蕴含的一个先验性特征便是向前行进。那么问题是何为前行、何为后退？这里需要界定一个起点。有多少种对起点的界定便有多少种对进步的理解。
古希腊哲学无须借助进步的概念，便可以叙述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幸福”“良善”“善行”这些概念本身便可以完美勾勒人类生活的愿景，如果说那时的哲学家维系着一种进步的情结，那么这种进步便是与古时的黄金时代关联在一起的。在中世纪时期，由于神学无可辩驳的话语权，人们开始关注宇宙和世界的概念，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将历史的演进指向天国世界中少数信众福祉的实现，它的实现需借由末世的来临。这种线性时间发展观的表象蕴含着来自上帝的意旨，同时，人类在上帝预定的开端与末世之间，借由人类内在性的力量可以不断地完善自我，实现其本质诉求。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将目光转向古希腊与古罗马，这种古代经典的“重生”思潮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循环或回溯式的，进步所需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即对未来的关注与外在世界的强调，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实现的条件，当时的神秘主义思潮凸显了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注与未来的漠视，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进步观的发展。
对进步观的再次关注发生在启蒙时期古典与现代的大讨论中，第一个把进步置入社会发展语境的是法国的圣·皮埃尔神父，虽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专门探讨进步思想的不多，且观点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相似点可以把他们关联在一起，那就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这三个词发展成为主导后世的两种意识形态：源于自由与博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源于自由与平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9世纪对进步概念最深入的讨论和系统的彰显亦发生在法国，英国与之相比更看重实现进步的手段和方式，而非进步这一本体论的概念。在法国，战争带来的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时代主旋律体现在战争后期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无担心精神与道德的堕落与社会物质进步之间的不平衡。尽管如此，当时大部分的思想家对这种社会进步还是怀抱乐观态度的，他们认为道德的堕落只是暂时的，而革命带来的平等、阶级差异的消失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同为法国人的蒲鲁东。
二、矛盾性与实践性：蒲鲁东与马克思“进步观”的分野
蒲鲁东曾撰写专著《进步的哲学》讨论社会进步的问题。在他眼中，进步最纯粹的形式便是观念的运动，这种运动是自发且牢不可破的。任何社会都有新旧两种观点，陈旧的观点往往占据统治地位，新观点彰显未来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的发展就是新旧观点的更替。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化和运动中，真理永远是短暂和相对的。任何绝对的、静止的、完整的、不变的观念都是有问题的。人类作为被造物也是如此，当进步成为人类灵魂的规律，人类并非会接近全然的公义和理想，而是会把公义与美的观点不断拓展和改变。新旧观点转变的过程并非新观点对旧观点的颠覆与革命，而是一种对旧观点的归化与重建。可以说，蒲鲁东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的个体，个体的自由是其发展的条件，而个体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平等。蒲鲁东经常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他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应远离权威的统辖，每个人都有能力依据道德和智慧行为做事，但这种社会变革是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蒲鲁东曾把进步比作“自由的铁轨”，“占据我所有研究的，塑型我研究的起点与终点、顶峰与基础……的是我坚定不移地确认进步无处不在，并否认绝对事物。我所写的所有作品，我所确认的或否认的……都是借由一个独一的概念之名，即进步。而我的对手全部都是绝对事物的党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蒲鲁东的这番言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点流于表面，因为内中欠缺科学的革命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是“贫困”的。
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观是建基在矛盾性与实践性上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隐含地表示矛盾性或对抗性是历史的前进动力，换言之，历史能向前发展的原因在于阶级斗争的物质性和辩证过程，因此“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蒲鲁东虽然承认这种对抗的存在，但他坚信现代经济中各种形式的对抗都是可以通过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协商得以解决的。如交换中矛盾解决的第一步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一起决定产品使用价值的大小，然后通过互惠的原则确定销售价格。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问题是抽空了交换价值中的历史性内涵，并把它视为一个既成事实，用来解释一切。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努力调和各种矛盾，希望以此实现社会进步与和谐。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在调和矛盾的同时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要“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蒲鲁东没有批判的视野，他将现实中的一切都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对之加以解释与调和。受到自身小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他无法认识到打破现实中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平衡，开展一种对抗才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蒲鲁东这种改革式的社会进步观与马克思通过革命带来社会进步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承认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就不用对“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感到奇怪，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的状态里，社会进步才不会采用革命的形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最后援引乔治·桑的名言：“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马克思进步观中的矛盾性（或言对抗性）维度在实践层面体现为社会革命，换言之，马克思将实践视为社会革命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追求哲学理论对实践的阐释与指导意义是马克思毕生的目标，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纲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将实践的地位提高到“生存论的本体论层次”加以审视，可见其重要性。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前文所述的对抗性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革命观，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统摄下的革命观。马克思之所以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作出回应，除了蒲鲁东的个人建议外，最重要的恐怕是蒲鲁东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需要说明自己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定位，以澄清他与蒲鲁东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试想这位一直以革命者自居、马克思最初本想邀请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通讯员的蒲鲁东，最终把经济改革视为高于政治革命的目标，把同化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视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他的这一思想如果没有及时理清，其消极影响不可想象。马克思认识到阶级对抗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实践意义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实践中最强大的武器，或言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这与蒲鲁东割裂现实联系，把社会关系视为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仔细考察马克思与蒲鲁东对进步的不同理解，不难发现，时代语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1845-1848）的重要作品。当时的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政治领域的动荡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核心地带与边缘区域），马克思与蒲鲁东都意识到了这种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矛盾，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总的来说就是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进一步消除贫困，而加剧了贫困，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无法摆脱的历史性悖论。时代语境与社会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带来了观点的多样性。《哲学的贫困》一书所展现出来的进步观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发生剧烈的时代变革时，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基本立场的完全决裂。对马克思而言，他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进步观标志着“现代历史的终结与当代历史的开端”。在1846年5月4日，马克思写给蒲鲁东的信中，他提到了面对这一新的社会局势，打破国家边界，开展统一的工人行动的重要性。蒲鲁东并不认同这一做法，他拒绝参加任何暴力革命活动，也不愿意在新成立的工人组织中担任任何职务。蒲鲁东认为，共产主义是他所极力保留的传统的敌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通过互助主义（mutalism）重新塑型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层面相互合作，达成一致。
当时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的进步有着不同的体会。他见证了布鲁塞尔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当时布鲁塞尔的上层社会生活极度奢华，而由于英国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国家底层支柱产业的结构，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工人涌入城市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形成城市中最贫穷的阶层。1846-1847年连续两年农业歉收加剧了1847年春的社会暴动。在1848-1949年间，即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之际，布鲁塞尔人口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当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靠各种形式的救济度日，在很多贫民区，每70户居民共用一间洗手间和一口水井。基于对当时社会的切身体会和入微观察，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进步总是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幸福永远是建立在牺牲多数人幸福的基础上的。也正如此，他在1846年12月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为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面对当时历史语境，蒲鲁东基于个人自由意志进行社会改良的做法与马克思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纲领之间很明显是泾渭分明的，二人观点的不同主要建基在他们对进步的矛盾性与实践性的不同理解。马克思让社会进步的概念摆脱了传统的哲学建构或观念建构，摒除了其中唯理性的品格，让它变成一种观察和分析社会与历史进步的尺度概念。进步在马克思看来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变革的产物，审视进步应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范畴内进行，因为进步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在政治层面的回应，换言之，它是1840年代的时代产物，体现了当时欧洲工人阶级政治觉醒的开始。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论辩中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进步观念的基石，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讨论“进步”这一概念本身，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一主题的反思。
“进步”对马克思而言并非呈现为一种连续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如果说历史发展遵循某种演进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更像马克思父辈所沿袭的犹太传统中的时间观，即螺旋式下降。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味地由进步所主导，马克思去世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细读《共产党宣言》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人类社会进步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而是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进步的动态属性。资本主义社会凭靠自身的进步取得了反封建的巨大胜利，但这种进步最后又陷入了自身的危机，进步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暗含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成了资本主义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把进步这个概念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审视，这样就摆脱了这个概念中绝对、抽象和单一的弊端。如果说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期的马克思在涉及“进步”概念的时候，已经开始尝试通过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人的维度，那么晚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型了一种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演进的思想。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论断也是马克思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的精髓。本文所讨论的《哲学的贫困》通常被视为《资本论》理论形成的起点，而两者就进步观的问题亦是前后沿袭，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只有当人类的全面发展得到实现，社会的进步才最终得以完成。如前文所述，通常意义上的进步与理性关联，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注，而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着眼点不再是工具理性角度的进步，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换言之，实践成为马克思进步观的核心概念。过度依赖理性，从理性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会陷入一种脱离人类生存需要的神秘主义；通过引入实践这一主客结合的因素，实则聚焦了人的需求问题，也就是在回答“通过生产来解决生存”的问题，实践成为一种连接过去、现代和未来的载体。《资本论》表达了这一意义上的进步观，即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关照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和整个的历史进程”，《资本论》反映和表达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活的灵魂’”。
三、《哲学的贫困》中“进步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世界范围的瞩目和认可，建国七十多年来，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表述恐怕不会有太多异议。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特别是其中关于“进步观”的论述，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审视当今社会的进步，反思进步背后潜在的隐性因素，使之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实中存在的矛盾性或对峙性，对这些矛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谈虎色变，正如马克思所言：“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在肯定社会矛盾辩证地存在的同时，我们不能压制这些对抗性力量，而是要发挥它们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哪些是阶级矛盾，区别对待，区别管理。
其次，社会进步的实践性并非对经济发展的单一强调，而是一种囊括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实践，和谐发展。这一点在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也愈发艰难，即在文化层面上，特别是文史哲领域的研究如何体现实践性，以促进社会进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著作将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置入哲学的视野中，其中援引当时不同国家的大量例证，是人文社科领域跨学科研究、实践性研究的极佳范本。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们需要从中学习这种研究视野和理论胸怀，让自己的研究在不丧失其根基的前提下，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第三，对马克思或蒲鲁东，抑或其他思想家而言，进步的概念势必是一个被赋予人类价值的范畴，换言之，进步观是一种精神诉求，它彰显了某一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景观。因此，当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让人们不假思考地把进步与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态度。此外，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所揭示的进步的矛盾性或悖论性所展示的那样，进步观点本身具有巨大的接受批判的空间，在这一点上，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已经作出了完美的论述。也就是说，我们在认清进步内涵的同时，不能盲目崇拜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单维度进步，马克思的进步观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经由不同的思想家亦得到了发展。继承马克思思想的遗产，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与实践。
最后，虽然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的时代语境与当今有很大的区别，但马克思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与关注，值得后世认真学习和反思。我们需要厘清马克思进步观发展到今日的新动向：一个是将社会进步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倾向实则是一种倒退，因为在马克思以前的法国，这种唯物质论思潮便已经存在了；另一个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悲观论，他们认为人类进步的历史实则是一场噩梦，他们竭力将辩证法从肯定性的特征中解放出来，这种悲观论的顶点便是本雅明的《历史哲学纲要》。这两种进步观的发展都没有很好地体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观点。170多年过去了，重新阅读马克思的经典之作《哲学的贫困》仍然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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