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称的城市秩序，主要指的是18世纪末期以来在全球发端的近代型和现代型城市的秩序问题。城市随着工业体系的扩张而扩容，城市数量增多，城市中的新形态增加，城市空间扩大但留给每个人的空间缩小。
最早具备资本主义工业秩序的城市出现在英国，比如曼彻斯特。恩格斯在其城市史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就记述了当时的曼彻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工业城市的结构，展现了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陷入最为糟糕的生活和劳动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城市化创造了工人阶级。托克维尔等人则给出了立场相反，但判断一致的看法。城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产生之地，也是矛盾被发现和被解决的场所……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堪为经济变化的熔炉，堪为社会冲突的舞台”。
社会阶级思维与城市秩序 城市秩序不可能摆脱饥社会阶级思维。在欧洲，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城市化催生，哪怕在工人运动在20世纪后期逐渐式微以后，仍然表现出相对意义上的团结一致性。而在美国，这一催生进程离奇地因19世纪欧洲移民潮打断，从而使得人种和种族的政治活动超越了阶级身份的界限。
当然，正如新出版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利导论》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后现代城市最核心的一点特质就是重新诠释了城市，将一些原本很合理界定为阶级矛盾的问题被描述为纯粹的城市规划理念的问题，比如城市街区逐渐变得更为给封闭，将入口隐蔽起来，切断本区域住户与其他居民的来往。这些街区的公共建筑也被封闭起来。这表现了城市居民对于他者所心怀的恐惧。这类问题如果在20世纪中期以前，将很容易被界定为社会阶级问题，但现在不然，甚至很可能不被认为存在任何程度上的不当。
城市秩序之中一些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问题，实际上也完全可以用社会阶级思维加以解析。比如首位型城市等级体系，也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省份，居于首位的城市占据绝大多数或较大份额的发展项目、资源、人口，并不断吸走其他地区的资本和服务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分布极端不平衡。英国就是典型的首位型城市等级体系。而美国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等级体系可以被认为是标准型城市等级体系，这使得各地的城市规模和数量都在持续增长，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因传统制造业衰退而陷入衰落。还有一种城市等级体系呈现混合型特征（如澳大利亚）。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出现的共同特征在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劳动市场上雇佣的临时化、显著的贫富生活水平分化。过去，城市研究专家将城市分为生产型城市和信息型城市，认为后者更可能拥有相对公平的社会分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全球价值链任何位置上的产业和城市，都必然会创设出机制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同时，这些产业和城市，又希望人们拿出更多的钱来消费和体验，甚至创造出“支持和鼓励持续消费的意识形态”，以及消费金融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尖锐张力，是如此清晰可见。
资本、劳动与城市 《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利导论》这本书以发生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城市建筑工人、行业组织与资本的博弈案例，探讨了资本、劳动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悉尼等城市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一轮城市化扩张浪潮，商业写字楼和住宅扩张，由此出现了房地产繁荣，也意味着房地产业吸纳了相比之前更多的劳动就业。这一转变也增强了当地建筑工人相较于开发商的博弈地位，争取改善劳动环境，增加薪资待遇。但这种努力被悉尼主流媒体抹黑为目无法纪，认为是流氓主义行径。工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迎来了胜利，开发商为了避免工期延误而不得不增加了福利配置。
悉尼本地居民与开发商矛盾凸显以后，标志着事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房地产繁荣并不意味着所有本地居民受益，比如新建楼盘增加，就会降低旧房屋的售价和租金吸引力，而且新楼盘会导致本地人的公共空间受侵蚀，还得忍受越来越拥堵的交通。当地建筑工人与本地居民权益组织结盟，从而化解了此前持续受到的妖魔化评价。
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后，悉尼的房地产繁荣周期结束，但劳动保护政策并没有回到之前的状态，而且民众、劳工彼此之间的团结也没有被破坏。
不断流失和新涌现的工作 另一个案例更具代表性，也就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就不断流失原本位于城市城区或郊区的制造业岗位，这些国家的城市产业开始被置换为更为高端、专业性的服务业。以英国为例，1971-1981年，男性从事的工作消失了170万个，虽然女性就业岗位增加了150万个，但这一增一减之间，减少的是拥有完善劳动福利的正式岗位，而增加的却多是服务业外包岗位。这种情况下，英国等国家诞生出所谓的“雅皮士”（不断向上流动的年轻人）、雅废士（不断遭受挫败的年轻人）的概念，而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前者。
实际上，欧美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削减社会福利，就在于雅废士群体数量的增加，所以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又没有完全取消，降低社会动荡，但又要促使（逼迫）领取者不丧失寻找工作的动力。然而，正如《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书中所提到的那样，美国、英国等国家20世纪后期消失以及新增的岗位，存在性别上、劳动性质上的高度不一致，还有技术类型的高度不一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首先富裕起来的城市，新涌现的工作，主要是金融服务业，这是原先制造业劳动力所不可能胜任的行业。新兴行业、劳动者替代过去的行业、劳动者成为了城市空间的主宰者，促使城市空间进行了调整，商业空间急剧扩张，住房空间进行了空间上的转换，受此影响，楼市经济滋养了上述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增长。相关的项目通过高度金融化的运作，从而更快地改写了相关城市的经济地理。
这种情况下，城市欢迎雅皮士，并为之定制鼓励基调的意识形态，而对雅废士这一阶层抱以高度警惕，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城市街区开始变得越来越封闭的重要原因。
更加隐蔽但并未消失的阶级斗争 城市阶级斗争并未消失，但相较20世纪前期以前确实变得更加平淡。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住房经由城市运作变得昂贵，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以及中下阶级都受困于房贷，这使之必须进行心理建设来服从现有秩序。
但正如《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城市的住房市场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化的进程中，质量恶化、投资流失、质量进一步恶化的向下螺旋会让街区以及相当数量的民众陷入越来越糟糕的困境。而且，美国等国家的城市更新、房地产运作总是呈现这样的特点：
被拆毁的住房比修建的多；被拆毁的主要是低租金的住房，修建的事主要是高租金的住房；住房条件最糟糕的人群的住房条件恶化；住房条件最好的人群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自然，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以美国为标杆的国家，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会将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并由此被偏自由派或偏保守右翼的意识形态所俘获。实际上，哪怕是从事信息产业的中产阶级，本质上仍然属于与资本对立的劳动阶级。
很多国家，哪怕是美国、英国、日本，都存在相当旺盛的非正规经济，包括但不限于零售、小规模运输、个人服务、安全保卫、废品回收、乞讨以及其他非法生意。我们所说的摆摊经济，也是非正规经济的一种。还有所谓的社区互助经济，也就是商品和服务非现金交易，尤其是在工人阶级街区，这类交易方式非常普遍。一些记者、文学家对社区互助经济给予了温情脉脉的描述，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社会和经济竞争中的失利者通过加强互助来避免防止更快、更深下滑的努力，而且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书中还谈到了日渐增强了对所在国以及城市影响力的工商企业。指出这类企业非常精明地通过自己的投资或撤资的行为来干预城市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其诉求无非是税收条款、劳动保障条款和环境保护条款的相对松动。“工商企业都希望有一个能容许自己凌驾在劳动力之上的立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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