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4年初恩格斯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大纲”，它直接促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写作。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原本”的批判性研究，直接促发和推动了马克思从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研究，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原本”的批判研究。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出发撰写的《大纲》，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变革进程。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手稿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天才大纲”的直接促发作用。从《大纲》到《资本论》一直升华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活的灵魂：人民的立场、科学的实践观、辩证的方法。
回顾《资本论》五十余年的创作出版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艰苦卓绝的精神之旅与壮美人生，又可以看到恩格斯的风雨同行与接续前行，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理论长征。进一步追溯与考察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创作的动力之源，我们会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恩格斯的《大纲》直接促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写作；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马克思提供了英国工人阶级大量恶劣生存状况的第一手感性事实材料，深刻启发了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批判；恩格斯的及时鼓励和催促使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创作与出版，并创作出大量待加工完成的《资本论》手稿；恩格斯在“另一条道路”上与马克思协同奠定了《资本论》创作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石。其中，再次考察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批判、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促发作用，对于深入全面理解《资本论》的创作出版、理论传播，系统具体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恩格斯的重要理论贡献，以及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直接促发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从“副本”转向“原本”
为解决自身理论“苦恼的疑问”，弥补自身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不足，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的，并于1844年8月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莱茵报》任编辑期间遭遇到了对经济问题、物质利益问题发表看法的理论困难。为解决这一令他“苦恼的疑问”，从1843年夏天到年底，他在克罗茨那赫和巴黎通过批判性分析黑格尔的法哲学，开始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研究，即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副本”入手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此，从哲学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曾做过明确的总结。恩格斯后来曾总结道，马克思获得“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把正确解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密钥，是“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的。从1844年5月底到8月，马克思完成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直到1932年才首次以德文全文出版。
纵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密切联系在此之前恩格斯创作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大纲》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直接启发作用。从小在浓厚的工商业家庭和社会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恩格斯，1837年就开始先后在德国的巴门、不来梅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等发达工商业城市，从事工商业实践和社会调研。他酷爱理论学习研究，尤其擅长把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实践相结合。他对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的古典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近代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践，对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把握，都要稍早于马克思。所以，当他们1842年11月在《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礼貌性会面后，马克思就邀请恩格斯撰写英国政治、经济、工人阶级状况等方面的文章。恩格斯很快撰写了5篇文章，并发表在马克思主编的1842年12月份的《莱茵报》上。可见，马克思非常欣赏恩格斯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直接深入刻画的文章及其思想观点。因此，1843年10月，当马克思到巴黎与卢格合编《德法年鉴》时，再次向恩格斯约稿。1843年底到1844年1月，恩格斯撰写了《大纲》一文，并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正是这篇文章深深震撼和触动了马克思，令马克思深受启发，有力地促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恩格斯在实际观察调研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原本”的直接批判性研究，直接促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从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性思考和研究，转向对政治经济学“原本”的批判性思考和研究。
马克思以编者按的方式曾在《德法年鉴》上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恩格斯《大纲》一文的要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鉴了恩格斯的《大纲》的研究成果，并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大纲》、魏特林的著作和《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认为其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直到1859年，马克思在回忆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研究之路时，高度评价《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从“另一条道路上”，即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调查与理论研究结合中快速成长起来的恩格斯，在转向唯物主义、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方面可能要比马克思略早一些，并直接促发了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研究的转变。对于来自恩格斯的思想启发，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1880年5月，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中指出，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1844年发表的《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马克思这一评价是客观精准的。早在1843年4—5月，在对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重要工商业城市进行考察后，恩格斯发现，英法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小册子在社会下层民众和无产者中很受欢迎，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下层民众和无产者的信仰，即“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恩格斯还发现，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被称为“十足的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从中可见，“社会主义者即实践的无神论者，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朴素形式之间的同一关系”。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原生态形式。
二、直接促发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科学变革进程
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出发撰写的《大纲》，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天才大纲”，是因为其初步明晰解答了困扰马克思一年来的“苦恼的疑问”，促发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从哲学、政治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变革进程，促使其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等，直接助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演进进程。
在《大纲》中，恩格斯站在为广大工人阶级谋幸福的立场和角度，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新事实出发，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最新成果，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历史作用、基本范畴与理论前提展开了系统性批判，并揭示了其非人道的、为资本发财致富和私有制合法性辩护的本质。进而，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自由竞争与垄断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资本和劳动的分裂”“生产分裂”“世界分裂”等种种恶果，并指出定期爆发的商业危机必然会引起社会革命，进而提出要“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由此出发，才能使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产生无法估量的自觉运用的生产力并为大众造福，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恩格斯的“天才大纲”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前事实出发，以鲜明的立场、科学的观点、系统的论证方法、全新的思维、透明的笔调书写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文件，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迈出了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这一“天才大纲”包含科学社会主义的茁壮根苗，以研究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竞争为对象和中心线索，“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大纲》“试图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经济学的论证”，并且，最初在经济科学方面，“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
从1844年1月开始，《大纲》、恩格斯与马克思日益深入而全面的合作交往，始终促发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恩格斯在《大纲》中所持的立场、批判与表达的思想观点、理论研究的方法及其话语的革命等，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认同。马克思第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6年1月）由九本笔记组成，在其第五本笔记的评论和批注中多次反映出恩格斯《大纲》的基本思想，并在1844年上半年写下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依据，直接作用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在马克思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手稿、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即“《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份粗略的草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既可以直接看到马克思在序言中对恩格斯《大纲》的高度评价，并提到自己的这部著作借鉴了恩格斯的独创性著作，还可以看到马克思直接引证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和话语。如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说：“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通过比较阅读《大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会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持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他们都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前事实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批判的理论前提、理论重心、理论术语、事实依据、革命结论、理想路径等都是惊人一致的。
在1847年1—7月，马克思撰写并以法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了其首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良观念，及其唯心史观与形而上学方法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马克思后来撰文专门介绍了这部著作，指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学习《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列宁还把《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看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
马克思认为《哲学的贫困》是他与恩格斯共同思想观点的结晶。马克思在1859年曾撰文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这句话直接告诉我们，《哲学的贫困》的决定性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见解的一部分，《哲学的贫困》中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思想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的，是他们共同思想理论观点的直接继续发展的结果。
对于自己的理论贡献，始终谦虚低调的恩格斯也曾作出了部分肯定性回应。1847年1月初，马克思开始创作《哲学的贫困》时，写信告诉恩格斯要利用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稿中的思想观点。恩格斯回信说：“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1885年，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辩护而回击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诽谤时指出，《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自己已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以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价值理论。同时，恩格斯为《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第一版加了一个注释，指出其《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劳动力价格、工资的观点被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采用了。而且，恩格斯的《大纲》中提出的对竞争和垄断相互关系问题的辩证态度，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也得到了详细论证。
恩格斯不但在马克思逝世后再次编辑出版了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亲自撰写再版序言介绍该书，而且还修改了该书中的一些不准确提法与术语，加入了一些注释，以使该书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更加完整准确，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传播与影响。
还需指出的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创作的重要推动者。恩格斯在1842年12月到1844年8月读过蒲鲁东的著作，马克思1844年7月在巴黎结识蒲鲁东。他们都曾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一书中的“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表示过赞赏。但他们从1846年5月开始，便与蒲鲁东主义产生了全面的原则性分歧。1846年8月，恩格斯到巴黎开展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工作后，就开始与蒲鲁东主义展开斗争，并多次致信马克思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观点，指出了其维护私有制、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恩格斯还撰写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摘要和评论的笔记，随信寄给了马克思，并评价蒲鲁东的书写得很糟糕。这让12月20日后才买到蒲鲁东新书的马克思尽快了解了该书的梗概，加快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的步伐。马克思快速阅读蒲鲁东的新书后，和恩格斯一样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
三、直接促发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流亡到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从1851年开始又继续全力以赴地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为从物质上保障和帮助马克思顺利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完成他们的合伙事业，恩格斯不得不牺牲自己，重回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从事他所厌恶的“鬼商业”。恩格斯对马克思一家的物质援助、友情支持，为马克思为报刊撰稿和节省创作时间与精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感性事实材料和初步加工的论证材料。他们之间不断的思想理论交流，强有力地助推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及其大量手稿的创作完成。从《资本论》第一卷及其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促发作用。
1851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研究地租理论时，发现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写信向恩格斯征求意见。恩格斯在1851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其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马克思看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大纲》一文，还敦促马克思要尽快完成经济学著作，及时把新的地租理论撰写成文并发表。恩格斯说：“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进步批驳过肥力递减论……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考虑一下这件事。文章的翻译由我负责……”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多次引用《大纲》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为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及本质，说明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在论证资本主义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问题时，引证了《大纲》中的一段话：“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说明作为资本的货币发生价值增殖的过程时，引证了《大纲》中的一段话：“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马克思在说明剩余价值既不能在流通交换领域产生，又离不开流通交换领域，而只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一个前提条件时，引证了《大纲》中的一段话：“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马克思在论述人口相对过剩与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时，让读者参看恩格斯的《大纲》。
1868年1月8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与恩格斯讨论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攻击性评论。马克思在谈到杜林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时，再次指出恩格斯《大纲》的理论贡献，即科学指出了私有制下的盲目自发生产与公有制下的自觉自由生产的结果是不同的。马克思说：“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
《大纲》一直是恩格斯引以为豪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性的开篇之作，同时，恩格斯也始终谦逊而中肯地看待自己的理论贡献。他曾指出《大纲》所阐发的思想观点并不是很成熟，未能全面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常常作出一些道德上的评论，未能完全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哲学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因此，1871年4月，李卜克内西要在《人民国家报》上重新刊载这篇文章时，恩格斯在4月13日的回信中坚决不同意，认为其“已经完全过时……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原因是，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应该把成熟的《资本论》用于实际宣传，而不应当宣传不成熟的《大纲》，以免给读者造成思想混乱，并把自己的想法与决定告诉了马克思。1871年4月13日，马克思致信李卜克内西说：“恩格斯要我转告你，他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相反，你应从《资本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段，例如关于《原始积累》一章的片段等等。”
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和《资本论》创作的影响与促进，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肯定：“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对《大纲》的思想观点与理论成就褒贬不一，但他们普遍认可《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虽然认为《大纲》的“成就显然是很低的”，但他并不否认其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西里尔·史密斯认为，恩格斯的《大纲》“对劳动和地租的阐述包括了马克思后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萌芽”。美国学者卡弗说，《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所做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方向”。苏联学者马雷什认为，《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萌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座大厦的一块巨大的和非常坚实的石块。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实行的经济科学革命变革道路上所迈出的坚定的第一步”。新中国几代学者也都普遍认可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如学者梅荣政和王冲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倡者，《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篇之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并成为《资本论》第一卷写作的重要参考文献。
虽然说，《大纲》在个别思想观点上还不是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品，恩格斯和马克思后来都发现并指出自己早期作品的不成熟之处，但是，这不妨碍《大纲》成为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之作，也并不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所闪耀的真理光芒与历史价值。从1844年1月恩格斯的《大纲》到5—8月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在对现代经济问题进行科学论证的同时，也都较多地进行了人道主义的论证，他们也因此共同奠定了《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底色：奠定在大量而确凿事实材料和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成为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这启示我们：人民的立场、辩证的方法、科学的实践观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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