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耳听风涛声声，俯瞰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特支委员会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谈到了即将发动的宁都暴动问题。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况，他写道：
“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说：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
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
‘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
‘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
毛主席高兴地问：
‘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
‘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
‘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
‘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
‘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
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
‘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主席称赞说：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
‘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来，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
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
‘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12月14日晚，驻守在宁都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的总参谋长赵博生，趁总指挥孙连仲去南京治病、27师师长高树勋离队去庐山之机，设宴招待第26路军中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东慈庄，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1923年冬转入西北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北，赵博生随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10月，赵博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早晨，赵博生和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主力部队1团团长黄中岳，率部发动了宁都暴动，又称“宁都起义”。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高呼着“打倒喝兵血的大军阀孙连仲、高树勋”的口号，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号异之，又名季汉卿，1901年3月出生于河北沧州，1926年9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先后任国民军联军传令队队长，手枪旅旅长，第14师师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26路军74旅旅长，后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季振同明确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和“剿共”政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蒋介石则严令26路军继续“围剿”红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满。
黄中岳，祖籍河南洛阳，字培善，又名黄本初，1904年出生在河南省罗山县一个商人家庭；1920年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入南苑学兵团学习，曾任排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夏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辍学回国，先后任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工兵教官、手枪旅参谋长、手枪团团长、第14师1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74旅1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且说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随后，起义部队按照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整编为13、14、15共3个军，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
刘伯坚，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
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
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把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还说，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
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说：
“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
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萧劲光说：
“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
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
“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
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
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
“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
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
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党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
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非常感慨地说：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
“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1方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来苏区之前，也主张红1方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苏区和红1方面军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政治局说：
“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立即复电给周恩来，要求说：
“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1月10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
此时红1方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昆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南昌行营已命令马昆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了一个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
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的马昆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赣州守敌力量估计偏低，这才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周恩来也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打赣州的意见。
毛泽东首先就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他说：
“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他主张红1方面军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
其次，毛泽东根据红4军在1930年3月中旬攻打赣州的教训，更不赞成打赣州。
笔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过，赣州易守难攻，“铁赣州”之称并非浪得虚名：它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会合处，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东、西、北3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且坚固，守军又筑有工事，深沟高垒，确实不易攻破。毛泽东说：
“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朱德知道赣州城不好打，也不同意打赣州。彭德怀则说：
“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攻下这座城市，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都是有利的。”
彭德怀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也是不可行的。此时在赣州北面不远的吉安，有敌陈诚的3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余一带，有敌陈济棠的部队20多个团。这些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窥视着红1方面军的行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守敌的可能。
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和中革军委一些领导人不但坚持要打赣州，而且还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可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与会者受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影响，也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赣州的人占了多数。于是，会议乃决定，由红1方面军攻打赣州。
1月10日这一天，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革军委按照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对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3军团、红7军、红1军团红4军组成。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负责攻城，红7军另一部分为监视部队，红4军为地方工作部队。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5军团组成。命令红3军暂时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使闽赣苏区日益巩固和发展；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5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红1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遵照中革军委的训令，立即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标语，都喊起了这样的口号。不久，彭德怀也雄心勃勃地率领红3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
1月下旬，正当红1方面军积极准备攻打赣州之时，红5军团内部却出现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骚动。起因是中革军委鉴于红5军团在1月中旬出现了一部分军官逃跑的事件，便将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找去谈话，了解情况。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红5军团里突然出现了一些谣言，说“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经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已经在山下埋伏下了”；“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回到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不安。更严重的是，一些连队在混乱中夜间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异常紧张。萧劲光忧心如焚，飞马返回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红5军团发生的事情。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反问他：
“你的意见呢？”
萧劲光说：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去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当即告辞，赶回红5军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季振同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了声：
“好！拥护，赞成！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他走到门口，对等候在外面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还说：
“你们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
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正是：不审势草木皆兵，高端争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侧自消，毛公一言定风波。
红5军团骚动平息后，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闷闷不乐地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包括秘书、卫生员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小庙，就来到这里休养。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打扫庙宇，搬卸东西，安排住宿，照料马匹。
毛泽东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解开棉衣扣子，露出里边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双手叉腰，俯瞰着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赞叹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来。”
贺子珍闻声而至，惊奇地问：
“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毛泽东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瞰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贺子珍见他难得有这好心情，就说：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娴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正吟诵间，忽听警卫员吴吉清在庙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搀着毛泽东从岩石上下来，一同走进庙里。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耳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据吴吉清回忆：“毛泽东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周边带穗子的浅红色线毯，上边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了看说：
“很好哩。”
吴吉清说：
“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毛泽东审视着殿里说：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
他见大家都没有回答，就笑了笑说：
“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无不响应。毛泽东又说：
“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的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你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你们上午、下午各抽两个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见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一提议，大家都鼓起掌来。
此后，毛泽东在东华山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读着化名“郑爱群”的傅连暲医生派人送来的《申报》、《新闻报》，还有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有时，他也破例睡到正午。就这样，毛泽东一直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这座古庙里度过的。
且说1932年2月3日，彭德怀率领的主作战军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在扫除了敌之外围据点后，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点。
接着，主作战军其余各部按中革军委训令进入预定地域：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带；地方工作部队红4军亦到了南康、大余一线开展工作。
赣州守敌马昆部见红军来攻，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与红军对抗。
2月4日凌晨，红1方面军主作战军攻城各部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城下。他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命令红7军一部攻东门，红3军团红3师攻北门，红2师攻南门，红1师攻西门。总兵力为14000人。
欲知彭德怀能否拿下赣州，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红1方面军打赣州前有两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及：一是在1月10日，苏区中央局会议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二是在1月下旬，红5军团发生骚动之时，苏区中央局和中革中央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由此可以看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批毛泽东之时，言辞是多么的犀利，而在内部发生意外事件时，决策又是多么的草率！毛泽东在这一伙人面前又能干些什么呢？在保护了刚刚反正不久的红5军团之后，他只能到东华山上休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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