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3年8月20日，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1915年，伊莎白生于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在20世纪40年代初，她遇到了大卫·柯鲁克，从此投身革命，并加入英国共产党。伊莎白女士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2019年荣获“友谊勋章”。她的人生，串起了100多年里纷繁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
保马今日推送《伊莎白与<柯鲁克自传>》，以为纪念。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翻译《柯鲁克自传》一书的缘由，并重点介绍了柯鲁克和伊莎白两个家族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持续留下的大量与当时社会状况相关的珍贵文献，这些文献以书信、日记、手稿、照片、工作记录、会议记录、采访记录、随感、新闻报道写作等形式保留下来，借此不但可以尝试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也可窥见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剧变在不同人群生命中留下的痕迹。
本文节选自《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英] 柯鲁克著，王烁译，三联书店2023-1）。
伊莎白·柯鲁克（于97岁）展示她年轻时在中国的照片
伊莎白与《柯鲁克自传》
文 | 王烁
《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 [英] 柯鲁克著，王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2018年冬春之际，每天早晨将孩子们送至小学和幼儿园，我便钻进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开始本书的翻译。与以往的委托翻译不同，此番自我鞭策的过程中，尚不知未来的出版社在何方。初遇本书原稿，读了几章我便和家属说，让我把它翻成中文吧！于是得以拥有一段无目的的勤奋时光，沉浸其中已是全部意义。多大的东亚图书馆寂静而宽广，最深处那张书桌总被我的资料占据，埋首其中，反复体味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保有的热忱与坚定，再抬头时，常见暮色四合，不由分说席卷了整个世界。
伊莎白在进行田野调查前与父母的合影
翻译本书的缘起可追溯至2011年。我和先生高初偶然与伊莎白女士一家结识，从那年秋天开始了与时年96岁的伊莎白每周两次的聊天访谈。当时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伊莎白的丈夫柯鲁克先生曾在华北农村拍摄的照片。1947年至1948年，柯鲁克在十里店村考察土地改革期间留下了近千张照片，与以往“土改”主题的摄影不同，他的镜头细腻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传统华北村庄方方面面的改变，以及村民们在变动中的生活日常。六十三年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的一间朴素客厅里，伊莎白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浏览照片以唤回当时情境，讲述中夹杂的半个多世纪来对中国革命未曾停止的记录与重新认识，勾连出一个跨度长达七十年的原始资料体系。当这批资料逐渐浮现，其庞大的体量不禁令人惊叹：柯鲁克对一个村庄土改的全景式记录，只是两个与中国渊源甚深的家族的档案之冰山一角。
年轻时的伊莎白与柯鲁克
1915年出生于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的伊莎白，中文名叫饶淑梅。她的父母在中国西南地区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父亲饶和美是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的重要成员，母亲饶珍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蒙特梭利幼儿园，并任成都弟维学校、成都盲聋哑学校、加拿大学校校董，饶珍芳同为传教士的姐姐也在此时期来到了中国。1938年作为国际纵队成员被派往中国执行特工任务的柯鲁克，在成都与伊莎白相遇，并将基督教家庭中这个业已动摇的大女儿，成功转变为自己的同道。夫妇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回到中国，考察土地改革的同时观察着那个掌管解放区的新政权，原计划八个月的考察结束后，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与创办南海山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至此正式投身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于此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柯鲁克和伊莎白两个家族的各自成员以书信、日记、手稿、照片、工作记录、会议记录、采访记录、随感、新闻报道写作等形式，持续留下大量与当时社会状况相关的珍贵文献，借此不但可以尝试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也可窥见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剧变在不同人群生命中留下的痕迹。
柯鲁克与伊莎白在华北农村
这批卷帙浩繁的材料当中，静静躺着一部柯鲁克先生的自传。自上世纪90年代改定完稿，此书隐蔽于生前身后的无数荣誉之下，未曾为众人所知。初读之时，便很难不被生于英国、长于美国、毕其一生事业于中国的传奇经历所吸引，当读到他因“外国间谍罪”被关押五年、经历了与政权的摩擦之后，仍饱含深情写下对中国人民的情感--“我从盲目的忠诚、天真的理想、不切实际的期待中解放出来，并没有走向不同政见，而是走向了现实。……尤有这里的人民，才是我的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想必为之动容。文革期间的五年牢狱生涯，从某种意义上保护了心目中革命的乌托邦，那间“七乘十五英尺的牢房”和“除毛泽东著作外一无可读的漫漫长日”，推迟了柯鲁克面对新世界的时刻。当他终究直面乍看之下格格不入的新时代，复读其自传，方觉他在动荡世界中对信仰的坚守，与理性反思的能力，较单纯而未经痛苦打磨的天真信念，更加动人。但在其一生的行迹与心迹中，最令人感佩的不是他所持有的信仰本身，而是改造世界的热忱。上世纪70年代末，获得平反的柯鲁克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问，当他得知“顾问”的职责是“顾”（提建议）和“问”（提问题）时，便说，那我已经做了几十年“顾问”了。他曾将自己比喻成一只到处叮咬的“牛氓”，永远无法停歇对一个更好世界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创建更好世界的真诚努力。
柯鲁克在华北农村拍摄的照片
本书原稿完成近三十年后，我能够获得与跨时空“朝夕晤谈”的机会，首先要向的夫人、伊莎白女士致以深切的敬意。自2011年起，我目睹了岁月在这位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育的重要开拓者身上留下的印记，也见证了她终生投身社会实践的积极与坚强。为了能继续参加各种讨论与社会活动，105岁的伊莎白每天散步数次以保持身体与头脑机能，她紧抓楼梯扶手，不无艰难地数着“一、二、三……”向上攀爬的样子永远印在我心中。2019年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之际，伊莎白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友谊勋章”，她在人民大会堂入口处从轮椅上站起、自己走进颁奖现场的那一刻，令人欢呼赞叹！本书的哲嗣柯鲁先生、柯马凯先生、柯鸿冈先生均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虽然是深目高鼻的洋面孔，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参与程度，丝毫不输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支持了我冲动的热情与毫不客气的任务摊派，以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慷慨，分担了全书的译校工作。在亲属之外，要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的高世名老师，他是尚不完备的初译稿的最早读者之一，除了鼓励本书的翻译，高老师及中国美术学院多年来对柯鲁克、伊莎白及其家族研究给予了巨大支持。本书得以从个人化的翻译体验转化为公众出版物，首先要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志毓兄。两年前一次闲聊，志毓兄偶然得知本书情况，便以青年学者推动研究事业的敏锐与热情，将本书介绍给三联书店的曾诚兄。出版过程中各方均颇费思量，在此特向三联书店及本书责编曾诚兄致谢，感谢你们在现实情境之中，为使高蹈的理想落地生根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柯鲁克在华北农村拍摄的照片
作为译者，无论在从事这一劳作时是多么盲目，终究怀有将打动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的隐约期望。而除此之外，翻译亦是汲取人生力量的重要源泉。每当生命中阶段性的迷茫复现，我习惯于向翻译求助，深入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历史的复杂与浩瀚，藉此获得何以度此生的些许思考。2018年的冬季格外漫长，当春天终于降临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外的草地上，我也按照计划，于五一劳动节当天完成了全书的初译。为了庆贺，也为了遥寄对未曾谋面但相伴多年的柯鲁克先生的敬意，我特意从最深处的书桌换到临大窗的那一张，用整整一小时，看窗外春天的乌云裹挟着春雷和闪电从头顶掠过，又从远方不断涌来。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1915年12月15日-2023年8月20日）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伊莎白·柯鲁克 / 大卫·柯鲁克著，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 【加】伊莎白（Isabel Brown） / 俞锡玑著，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
《 兴隆场（1940-1941）》， [加拿大] 伊莎白（Isabel，Crook） / （美）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著 /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 / [美] 韩起澜（Emily Honig） 编， 俞锡玑 顾问 / 邵达 译 / 仲志兰 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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