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
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之后，
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
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话说在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发动的第5次“围剿”开始了。
原来早在6月8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国民党华北驻军除留下一部分外，大部分南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蒋介石此次“围剿”的战略是，实行“碉堡政策”，即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将50余万人分为东西南北4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合围：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1、2、3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第1路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2路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在金溪、藤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3路是北路军中的主力，总指挥陈诚，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同时，北路军还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1个师又1个旅，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东路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的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北发展。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湘军和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分别在“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担任阻击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
蒋介石同时又配置空军5个队105架飞机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作战。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1方面军的东方军和中央军分离作战之际，首先命令“围剿”苏区的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的序幕。
此时驻守黎川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他手下只有闽赣军区司令部1个70来人的警卫连。因城内作战兵力寥寥，敌我力量实在悬殊，萧劲光就向中央建议说，红军主力应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
9月28日，萧劲光鉴于国民党军3个师来势凶猛，红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到，手下几十号人根本无法死守，眼看着后路即将被敌军全部切断，只好带队撤出了黎川城。
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博古等人震惊于此一城之失，不问青红皂白，就说萧劲光是退却逃跑。博古急于收复黎川城，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彭德怀率领东方军收复黎川。
彭德怀率东方军开始由东向西移动，行至硝石洵口，与国民党军第6师3个团不期而遇。东方军一战胜之，俘敌1200余人，活捉其第18旅旅长葛钟山。此战惊动了黎川、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军，他们蜂拥而至，向东方军夹攻。
此时黎川驻军有3个师，南城、南丰各约4个师，硝石正处在这3点之间，相隔只有一二十公里。东方军一开始就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群中，从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说：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1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他常常来到住所元太屋前的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难平。
是啊，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但没有人敢来了，也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了。只有妻子贺子珍始终寸步不离地默默地陪伴在身旁，有时陪他到河边散步，有时干脆就默默无语地陪着他坐着。毛泽东时而对天长叹，时而吹吹洞箫，排解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贺子珍看着日渐瘦弱的丈夫，担心他会在哪一天跨下去，便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照顾好他。她与警卫、勤务人员商量着如何改善一下毛泽东的生活。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贺子珍甚至还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丈夫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数十年后陈士榘在贺子珍逝世后曾谈到了毛泽东这一段的生活。他还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艰难困苦，他依然坚持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会力陈自己的主张。
就在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9月间派驻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李德，自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又名华夫，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后逃到苏联，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工作。
博古根据王明的指令，成立了由他和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的分工是，博古负责全面领导工作，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内最高军事领导职务）负责军事指挥，李德的职责自然是“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自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党内外一切军政事务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李德到瑞金几天后，中共中央局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一个见面会。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人出席了会议。博古把李德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李德“表示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李德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 李德说他对毛泽东“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的40来岁的中年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博古在见面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局的决定：李德可以直接“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
为此，中共中央局为李德专门配备了俄语军事翻译伍修权、王智涛。
不久，中革军委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早已被“左”倾中央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还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总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出贡献。现在，他知道自己对制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没有决策权，可面对目前红军不利的战局，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于是，他就在这次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说：
在敌人气势汹汹地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拼消耗。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然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一个是“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地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其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
另一个方案是，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走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这两个作战方案遭到了李德的全盘否定，他说：
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一途，“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发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后来，李德对毛泽东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他说：“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李德还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军事方针是“枪杆子政策”，是“一味退让，毫不抵抗”，是“向山区溃逃”的“游击主义”及“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对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表示赞赏。
且说在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起，成为两个正式文件，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标准和依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颁布这两个文件的第49号令中宣布说：
“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应该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两个文件下达后，各省、县、区、乡苏维埃先后召开会议，学习文件，学会分析阶级成份，掌握党的政策。
据统计，胜利县在查田运动前划的地主、富农共有1580家，查田运动中又查出536家。依据中央政府两个文件复查后，有1800多家地主、富农改为中农和贫农，真正属于地主、富农的不到280家。实践证明，凡是按照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科学标准进行划分阶级的地方，就能划清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既能把隐藏在中农、贫农阶级中的地主、富农挖出来，也能把在“左”倾土地政策影响下错划的阶级成份改正过来，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再说从1933年10月9日起，东方军在国民党军的堡垒群中连攻南城县硝石5天未下，彭德怀这才发现已经钻入了敌军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了机动余地。
此时，毛泽东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寄给前线的彭德怀，他还在书本上用铅笔批了一句话：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寄去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照样在书上批了一句话：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这两本书都是在打漳州后从中学里得到的，毛泽东非常珍惜。
10月20日，博古、李德命令红1、红3、红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另一个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资溪桥，并且警告说：
“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3个军团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人，反而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和地面部队的打击，再一次被动失利了。
与中革军委在军事上的失利正相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统战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9军团。红7军团以原红3军团5师师长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辖第19、第20师；粟裕为第20师师长。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辖第3、第14团和独立第1、第4团。
蔡树藩，字子焕，1905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曾任工人代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尔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宣传部部长，后任组织部部长。他在第2次反“围剿”中负伤9处；在第3次反“围剿”中，左臂受伤，部队正在行动，没有医术很高的医生跟随，加上药品奇缺，天气炎热，几天后伤口感染化脓，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由于伤势过重，难以愈合，他决心锯掉伤臂。医院领导和医生们对蔡树藩的请求感到惊讶。蔡树藩断然地说：“治不好了，还不如及早截肢，早痊愈，早上前线！”截肢手术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连手术台也是临时搭成的，一把普通的锯子还是锯木头用的。由于锯子太钝了，拉锯就换了3位医生，手术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蔡树藩完全昏迷了过去。截肢手术后，他的身体逐渐得以恢复，自此被称为独臂将军。
10月31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会见第19路军谈判代表徐名鸿及陪同他的共产党秘密情报人员陈公培。毛泽东对他们表示欢迎，还说：非常赞同与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
就在这10月底，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3个孩子出生了，傅连暲接生下来，是个男孩，可惜一生下来就夭折了。
1933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得知国民党军1个主力师赶往黎川西北部的浒湾，就急令红7军团前往阻止，要红7军团等红3军团赶到后，一同向该敌发起进攻。
寻淮洲、萧劲光、粟裕等人立即率红7军团赶往浒湾，与敌交战了一天一夜。
11月12日傍晚，彭德怀才率部到了浒湾。此时，彭德怀身患疟疾，改由彭雪枫指挥红3军团。两个军团合兵一处，向该敌发起进攻。结果进攻不但未奏效，反而伤亡了700余人。
11月13日，国民党军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装甲车冲破了红7、红3军团的长蛇阵，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之战失利，红7、红3军团受到重大损失，伤亡了1100多人，不得不放弃阵地，向苏区内地转移。
据彭德怀后来说，他曾经主动向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说明，主要是红3军团没有打好，“责任不在萧劲光”。然而，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却把谴责的拳头砸在萧劲光头上，将萧劲光抓起来，“撤了他的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以曾经留学苏联、对军事一窍不通且以正统布尔什维克自居的乐少华代替萧劲光为红7军团政委，由粟裕任参谋长。红军接连3战，未取一地，反而遭到重大损失。李德和博古等人原本应该检讨其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可他们不但不认识自身的错误，反而搞起了一个审判萧劲光的事件，要将萧劲光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他们还在全军上下用报纸、漫画、演戏的形式，开展对萧劲光的批判，借此推脱自己责任，然后再进一步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主张。
再说1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有毛泽覃参加的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了长冈乡。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上社区。毛泽东到这里来多半原因是“慕名”。早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找长冈乡党支部书记谢昌宝和一个村主任代表、一个贫农团代表到瑞金汇报工作。在听取汇报中，他已经初步了解了长冈乡的机构、人口、管辖范围等基本情况和乡苏维埃的工作。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村口，谢昌宝领着几个乡干部大步流星地来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我们刚刚接到县里通知，说中央检查团要到我们长冈巡视检查工作，没想到毛主席你来了。”
毛泽东说：
“长冈乡苏维埃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想亲自下来看看，所以赶了几天路程，到兴国来了。”
毛泽东在谢昌宝引导下，来到乡苏维埃政府大厅，刚一落座，就对大家说明了来意：
“我们检查团这次来长冈，任务是总结长冈乡动员群众、反对敌人的好经验，全面推广出去。因为，目前有些省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在机关里发号施令，对基层区乡的实际情况不去了解。这样下去，只会削弱政府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苏维埃政权建设。敌人的第5次围剿已经拉开了战幕，他们气焰嚣张，杀气腾腾，妄图摧毁我们的红色革命政权。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应当团结千千万万个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形成铜墙铁壁，我们才能战胜敌人。”
谢昌宝听毛泽东这样说自然十分高兴，但他还是谦虚地说：
“毛主席，我们长冈的工作做得不够，还希望你们多加指导哩。”
毛泽东说：
“缺点谁也不能免嘛。但长冈乡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建设苏维埃的好经验，应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嘛。你们通知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开一个各村的干部会议。”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乡列宁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召集了有乡党支部委员、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村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和检查团人员参加的会议。他开门见山地对大家说：
“我们这次到长冈乡来，是了解工作情况的。今天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请同志们协助。”
他把事先写好的调查提纲摊在桌上，掏出铅笔，接着说：
“我们按提纲来谈，我提出问题，大家可以随便谈，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做了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拘束。”
说罢，他按照提纲逐一发问。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权建设、户口、代表会议、选举、地方部队、扩红、担架、侦察、优抚、慰劳、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合作化运动、社会救济、卫生、文教、妇女、儿童、工人、贫农团、宣传队、革命竞赛等20多个方面，还有苏维埃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从政治到经济，从推销公债到群众生活，从风俗习惯到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等。
他问一阵，记一阵，有时还以商量的口气和大家展开讨论。就这样，座谈会接连开了好几个晚上。
这几天，毛泽东是晚上开会，白天带领检查团人员分赴长冈、塘背、新圩、泗网4个村，深入群众中访问，边劳动边调查。
他还专门到乡消费合作社设在大祠堂里的销售部，向社长李奎应了解办消费合作社和销售部经营的情况，边提问边做记录，临走时又说：
“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办得很好，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又密切团结了群众。只要我们的消费合作社一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也就一点不怕了。”
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毛泽东了解了长冈乡召开代表会议的情况，其议事日程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军事动员、经济动员、修整河堤道路等。他说：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7人，小乡5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1个月或两个月一任，10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5条议事日程应取消。”“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要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
长冈乡曾在11月4日进行了选举。毛泽东调查了原来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工作报告、代表的政治表现等情况。他向被调查者指出了那一次选举的缺点，他说：
“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维埃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还说：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长冈乡苏维埃之下有很多委员会，即群众团体。被调查者向毛泽东一一道来，有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等，整整15个。每个委员会的成员多则19人，少则3人。
毛泽东听后禁不住笑了。尽管有这么多委员会，他还仍觉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这样写道：
“长冈乡的许多村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5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5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5个人，其中4个就是4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作成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样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
毛泽东询问了地方部队的训练、编制、勤务等情况，对大家说：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
他高兴地赞扬说：
“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毛泽东特别注意调查了群众生活情况，对比了一些主要农产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暴动前与现在的价格变化，了解了群众吃肉、吃油等生活细节。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公债的发行，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而不是按户去推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4次个别宣传，4次全村大会，从开始到推销完，仅用了15天。之所以如此，在于长冈乡“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而有的乡不但强行摊派，而且搞了两三个月还不能完成任务，对此，毛泽东在调查总结中写道：
“拿了这些乡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慰劳红军；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乡里失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救济饥荒；救济红军家属。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天，乡政府从200多里的附近县办来了米救济群众。毛泽东边记下这些宝贵的经验与事迹，一边不住地夸奖：
“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毛泽覃在调查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上，有干部提出，由于80%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说：“可以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我来带头。”结果，在李玉英的带动下，全乡4个村130多名妇女，仅用20多天就学会了犁田。毛泽覃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三哥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赞赏。解放妇女，发挥妇女的力量，是他尤其注意的问题，在调查了长冈乡的情况后，他加以总结概括，兴奋地推荐给根据地的广大人民：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有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主要是她们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在苏维埃的组织和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工农妇女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工农妇女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工农妇女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后来，毛泽东曾在瑞金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临时政府的名义，奖给长冈乡两头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
毛泽东在长冈乡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后，就要离开长冈回瑞金了。他在临行前亲自召集全乡4个村20多位干部和代表们在乡苏维埃政府院子里开会，让检查团的一位干部将调查到的内容，一段一段地念给大家听，征求大家的补充意见、核对事实。
欲知毛泽东回到瑞金后如何开展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在1933年10月初组成“三人团”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挫败，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一个由毛泽东开创的大好革命局面完全丧失了，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即将毁灭殆尽。下一段历史读来，简直令人发指。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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