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话说在1933年11月间，正当蒋介石以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福建发生了一件令他非常头痛的事情。
原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正像毛泽东在第4次反“围剿”前所预料的那样：“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因此，在“一·二八”事变后被调到“剿共”战场上19路军官兵，不愿意再进攻苏区，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1方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对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张闻天提出了与博古相反的意见，他说：
“3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张闻天主张从军事上支持第19路军。他的意见被博古否决了。
周恩来也提出：由红军主动出击，歼灭途经江西资溪、闽西北光泽入闽讨伐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他的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否决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泽东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型战略，主要是害怕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地。他们不但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而且还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李德甚至认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他们。
博古、李德说，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他们还说：红1方面军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第19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第19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就这样，博古、李德等人又将红1方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而让第19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红1方面军失去了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1月间，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受毛泽东委托，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群众反映县苏维埃政府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揭了出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仅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34项，总计合大洋2000余元。
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毛主席语录》的名言：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很快，毛泽东责令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派员核查。唐仁达被押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
11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村庄，都住在贫雇农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不允许村苏维埃政府对他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照顾。
毛泽东每天带着检查团的工作人员下地帮助群众生产，利用饭前饭后地头田边休息时间进行调查工作。夜晚，他就和好多群众，特别是老人，守着一盏灯，一谈就是半夜。
在调查中，毛泽东特别留意才溪乡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乡的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按照《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请求红1方面军主力东调，与第19路军联合作战。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发布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12月上旬，蒋鼎文奉命率领的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红1军团就在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的移动情况，红1军团的指战员们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让出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的这两个师，在眼皮子底下开过去了。
12月15日，毛泽东离开才溪乡，回到瑞金。他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个长篇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
“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着这样的情形：发得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关于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情况，他写道：
“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泽东非常惊讶地写道：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运动中，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中劳动力缺乏和耕畜农具不足的问题。他在长冈乡的调查中，高兴地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苏区广大农村推广介绍说：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就是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它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才溪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比暴动前增加了10％，荒田开尽，进而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此时在中共中央局内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尔后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报告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张闻天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就笑着说：
“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仁达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给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
尔后，最高法庭判处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财产。
12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第二十六号）。《训令》中说：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2、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
后来在惩治贪污浪费运动中，发现于都县的贪污案件特别多，几乎各级机关都有，贪污分子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部长到乡代表，贪污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贪污种类有很多，有造假账冒领公款的，有贪污公款做生意的，也有吞没公款的，还有贪污公物的。
根据群众举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派出工作组，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带队前往于都县，很快查清了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强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拉股做生意牟利；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造假账、假收据，冒领总供给部动员费410余元；组织部长高兴赞拿公家保险金做生意；少共县委书记腾琼等贪污公款及群众捐助买飞机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县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县财政部副部长竟私开出口证偷瞒关税等，全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之多。法庭审理后，刘仕祥等5人被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其他犯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也都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制裁。
在于都清查审理中，法庭裁判部宣布了一条原则：各区对于反革命贪污案件，可在当地群众审判与要求之下当场枪决，不必等县批准。这样一来，各区共枪决了12个贪污分子，加上县里被枪毙的5个，于都县一下子枪毙了17个贪污犯。
关于熊仙璧一案，因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庭遵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最高法庭，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以梁柏台为临时检察长，对熊仙璧渎职贪污案进行公开审理，判处其监禁1年，剥夺公民权利1年。
利剑高悬，一个个大案、要案得以及时查处，严厉打击，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区干部队伍，到1934年5月间，中央苏区各级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
且说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对萧劲光进行公审。书记宣读控告书后，萧劲光对黎川之战辩解说：
“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一个警卫连，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是什么错呢？”
旁听的群众听萧劲光如此这般一说，便不再喊口号了。
在审判过程中，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尽管最终他没有被杀，还是被判处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
周恩来在会议上没有表态。散会后，他立即去找毛泽东，心急火燎地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起身相迎，说：
“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恩来，看样子又有什么好消息啰？”
周恩来眉宇紧锁，阴沉着脸说：
“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来向你请教呵！”
当毛泽东得知萧劲光被判了5年监禁，悲愤不已。他对贺子珍说：
“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你去告诉萧劲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贺子珍奉命前去探视萧劲光。她含着泪水对萧劲光说：
“毛主席很惦记你，要你保重身子，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主席说你没有错，黎川失守是‘左’倾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黎川撤退做得对。他们审判你是错误的。”
毛泽东虽然同样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利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影响，坚决抵制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监禁萧劲光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后来在2月份，萧劲光被关押1个多月后，毛泽东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后来，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有两段话，提及了此事：
“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回的损失。”“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
1月15日，毛泽东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撰写了一通碑文，他写道：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争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月1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
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博古等人早已把他排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故此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六届五中全会。
全会听取了3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
李德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原来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
1月18日，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以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王稼祥、凯丰（仅有一年党龄）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目前流传的资料说法不一，有两份文献可资考证：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10月7日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和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的电文中说：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此时卢福坦已被捕叛变，罗登贤于1933牟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中央苏区还不了解这些情况——笔者注）。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周恩来）、项英、布林斯基（任弼时）、波戈列洛夫（博古）、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张闻天）、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央书记处可以由3人组成，但考虑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5人组成：莫斯克文（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博古）。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请电告。政治委员会。
2、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1933年11月4日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康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分管组织工作——笔者注）的电报中说：中央告知：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李竹声）、科穆纳尔（王稼祥）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缺少王明（指王明不在国内——笔者注），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克文（周恩来）参加，在首府（瑞金）只有波戈列洛夫（博古）、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和廖陈云（陈云）（以上两份资料括号里的注都是后人作的——笔者注）参加书记处。请电告。
据此，政治局委员13人说是可信的。他们的排名顺序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任弼时、陈云、康生、朱德、顾作霖、邓发、张国焘、毛泽东。
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竹声、王稼祥、刘少奇。
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共7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国焘、陈云。
博古任总书记。
全会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另外，任李维汉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云为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董必武为党务委员会书记。由凯丰主持团中央工作。
1月间，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又名吴黎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天清晨6点钟，沙洲坝响起了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事先已经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他们都早早地跑过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戴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以免引来国民党飞机来的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那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有名无实的他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 博古 张闻天 项英 吴亮平 刘少奇 凯 丰 蔡畅 曾山 邓发 王盛荣 范乐春 李维汉 陈云 朱德 周恩来 王稼祥 何长工 王震 滕代远 宋任穷 冯文彬 董必武 徐特立 梁柏台 顾作霖 张金楼 汪金祥 谭余宝 成仿吾
此外，还有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和各省市的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辞。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多字的政府报告。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败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总结了苏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指出了发展经济的方向，同时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论断，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他最后说：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刘英说完又问：“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引着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坐了。他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粟、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粟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受益匪浅。
话分两头，再说在1934年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由于蒋介石在去年12月下旬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给予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
1月23日，在蒋介石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第19路军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军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蒋介石的担心，完全验证了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所提的建议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两天后，早在1933年12月已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1方面军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为夺取建宁，分左右2路进驻黎川、建宁之间的战略据点樟村和横村。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再说在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结论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是这一结论报告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说：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他说：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毛泽东最后说：
“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尔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会议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上面则书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
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17人为常委，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11个人民委员：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全部职务。
谢觉哉来到根据地时间不长，不了解内情。他问毛泽东，中央为什么要撤销何叔衡的职务，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第二次又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谢觉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像是怕他继续追问，一声不吭，弓着背，缓缓地走开了。
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就离开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后来，在“左”倾土地政策直接指导下的“继续查田运动”，终因第5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而草草收场。
在此时的中央苏区内，毛泽东和瞿秋白的交往比较多。他常常到瞿秋白办的图书馆读书，二人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5次“围剿”深表忧虑，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革命大计。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
“左”倾领导者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就是以张闻天排斥毛泽东，架空毛泽东。在这之前，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张闻天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张闻天后来曾经说过：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经常接触，相互了解越来越多。毛泽东循循善诱，张闻天作风正派，二人逐渐走向接近。他和张闻天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曾对吴亮平说过，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病十分关切，用手抚摩了毛泽东的痛处，并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附近农民挖茅坑，使张闻天很受感动，他对工作人员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古道用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凯丰，无不是唯亲是举。这就叫：山头宗派，无事不怪。任人唯亲，焉能不败？天不佑奸，来者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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