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
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
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话说从1934年2月起，蒋介石重新部署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的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向中央苏区继续进行碉堡推进。此次东路军是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他们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顶住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想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5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
中央红军如此战法，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
2月9日，国民党北路军第94师在樟村以西大鸡公山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14师在小鸡公山及熊家寨与红9军团发生战事。红1、红9军团均失利。
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审左祥云及有关人员贪污一案。
早在1933年8月间，中央苏区决定在瑞金沙州坝村兴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村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红3军军长黄公略兴建博生堡、公略亭。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工程处”，由多才多艺的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钱壮飞任建筑设计师，由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任工程总指挥。具体的建筑施工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负责。赵宝成接到任务后，委任左祥云具体负责6大工程的基建施工。11月间，有人举报赵宝成及其下属的管理处处长徐毅，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6大工程在建筑施工中严重浪费，还揭发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利用职务之便，联手贪污巨额工程款之事。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会同中央政府办公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0元。左祥云还盗窃机密，私盖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罪行。
左祥云恶迹败露后，毛泽东亲自下令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赵宝成竟违抗毛泽东的命令，不但不予扣留，反而听任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赵宝成、徐毅的严重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2名案犯，从中索贿金戒指2枚，且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赵宝成身居要职，却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包庇他们的罪行，平时在工作中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挥霍浪费公款上万元。
毛泽东、项英、张闻天亲自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3犯情况的汇报，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进行公布。为扩大社会宣传和影响，警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庭长董必武，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决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对相关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2月13日这一天，审判大会召开，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观众席上，人头攒动，参加旁听的人员达数百人。旁听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法庭对犯罪分子给予严厉裁判。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审理，临时最高法庭根据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人犯所犯的罪行判决如下：“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浪费公款1万元，违抗中央政府扣押左祥云的命令，纵其出逃，被判处苦役1年。同时，法庭对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中央政府运输司务长刘兆明等贪污腐化案也进行了审判，管永才、刘兆明被判处监禁各半年。
后来在2月18日，左祥云被执行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腐败问题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
再说2月1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师、第70师在凤翔峰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67师在司令岩与红3、红9军团各一部发生战事；第94师在芦坑与红5军团发生战事。中央红军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国民党东路军第10纵队汤恩伯部攻占福建沙县。驻沙县的红7军团伤亡4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红1军团为保卫建宁，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国民党北路军数个师激战3天，将国民党军1个师击溃。
1934年3月7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师袭取福建将乐。
3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96师、第5师和第6纵队刘绍先部第43、第97师，会同第3纵队樊崧甫部主力，与红1、红3、红9军团战于寺前、东华山、白舍地区；随后再战于马鞍寨、元头寨、毕乐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区。
中央红军彭德怀等部，在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击国民党北路军的作战中，遭受重创，其中红3军团伤亡多达2000余人。
就这样，中央红军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节节失利。红5军团、红9军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败后，被迫向南边的广昌方向撤退。
在这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已经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的白舍，东达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垒封锁线，并开始了向广昌进行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国民党东路军王仲廉师攻占泰宁。此战，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一部伤亡600余人，王仲廉师伤亡70余人。
3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师攻占归化，红7军团伤亡500余人。
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失守后，红7军团和第34师等部被迫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东路军步步筑垒推进，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战略要地建宁进逼，并在闽赣边的德胜关与其北路军一部会合。至此，国民党东、北两路军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3月下旬，蒋介石为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命令以罗卓英部为河西纵队，以樊崧甫部为河东纵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夹盱江两岸南下，准备大举进攻广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鉴于此时的不利局面，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而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斗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人1个连或1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林彪这封信中的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战法的简要表述。与林彪正相反，李德以华夫为名，4月间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对他的“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再次作了说明，他写道：“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毛泽东立即对李德的堡垒战理论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说：
“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占领区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
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怕丧失土地而拒绝“诱敌深入”的观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评。他生动地说：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的反驳与斗争，使他不断地遭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毛泽东还不知道，在此一时期博古等人为了排挤他，曾准备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去。
那还是在1934年3月27日，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七大——笔者注）上的代表？您的代表（指下文中的埃韦特——笔者注）和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4年4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并作出决定说：“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这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便在4月9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据吴亮平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由此可知，博古在会议上宣读的就是4月9日的这份电报。
那么在共产国际里究竟是什么人“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呢？
后来在5、6月之交，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报告了国内情况。他还传达博古的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泽东想到苏联养病”。王明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敢保险？”
由此看来，博古传达的共产国际来电，实际还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毛泽东在国内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泽东万一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等上层人物一接触，国内的情况就要穿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能就要变更了。这就是王明所说的一语双关：“谁敢保险？”
这正是：王明一语破天机，竖子还算小聪明。
毛公赴苏利与弊，海归识见各不同。
4月11日，国民党围剿军以罗卓英部、樊崧甫部共11个师的兵力，开始进攻广昌。
博古、李德等人为死守广昌，调集了红1、红3、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等死拼硬打的口号。
博古、李德等人还决定，将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外组建临时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由博古任总政委，李德也亲赴前线，指挥坚守广昌的战斗。
国民党围剿军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在广昌一线狂轰滥炸，中央红军伤亡很大。李德指令1个营在工事里守备，结果全部壮烈牺牲。
4月14日，国民党围剿军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占领广昌甘竹。
4月19日，国民党围剿军占领大罗山、延福嶂，继续向南推进。
4月28日，国民党围剿军从盱江西岸向广昌发动会攻，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迅速摧毁了广昌城外中央红军构筑的堡垒工事，并逐次攻占了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坚守广昌的红3军团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他们自身也伤亡了近千人。
就在4月28日这一天，博古、李德等人发布《5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军拼死决战。由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博古、李德等人不得不同意中央红军9个师放弃广昌，在撤出战斗后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英勇奋战，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共击毙、击伤、俘虏敌人260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了5500余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红3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约占全军团的四分之一。
中央红军每况愈下，中央苏区越缩越小了。
4月28日晚，也就是在广昌失利的这天晚上，中革军委开会讨论广昌战役。王稼祥在会议上说：
“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以前支持博古等人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开始认识到了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的严重危害，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这种消耗战术，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张闻天对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
“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
博古对张闻天的批评极为不满，说他是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和博古争论得面红耳赤。李德说：
“你们之间不要闹摩擦，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
彭德怀冲着李德说：
“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1、3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彭德怀还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李德听了，骂彭德怀是“封建”，彭德怀则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自此，张闻天开始受到排斥，被博古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被博古放逐在了决策层之外。
这正是：海归老外，沆瀣作怪。纸上谈兵，屡战屡败。
中山狼子，爷田崽卖。老彭破口，张生贬外。
毛泽东在后方听到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和愤慨，他说：
“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此时，也有令毛泽东兴奋的消息。红5军团的主力部队红13师，在24岁的师长陈伯钧率领下，在新桥等地接连打了10余个胜仗，新桥一战，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5人，取得了歼敌800余人的大胜利。毛泽东闻之，兴奋得大手一挥，情不自禁地喊道：
“13师万岁！”
后来，红13师荣获了“坚师”的称号，陈伯钧也荣获了二等红星奖章。
4月底，毛泽东经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意，只带着身边的几个随员，离开了瑞金，到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工作，也算作是休养。他终于在遭到冷遇后又得到了一次工作的机会。
前边已经说过，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军中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布防在中央苏区南方外部地区，其任务是配合东、北两路主攻部队作战，并防止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
此时红军与陈济棠部相对阵的，是驻守在南方战线的红22师。
红22师是在1931年第2次反“围剿”后，由会昌、安远、寻乌、信丰等县的赤卫队和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合编而成的部队，只有65团和66团两个团的建制。后来，独立红3师8团改编为第64团，加入红22师建制，全师增加到了4000余人。师部设在会昌清溪。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安远方向的敌人。
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以红22师64团驻守信丰，66团驻守南康、65团驻守寻乌的吉潭和澄江一带，在东西几百里的防线上，分兵把守，打“阵地战”、“正规战”，抵御安远方向和福建方向敌人的进犯，被弄得穷于应付，手忙脚乱，不得不一再后撤。
4月间，陈济棠部以3个师的兵力，由参谋长黄幼民指挥，向红65团驻守的会昌筠门岭扑来。红军指战员们被迫守在碉堡里，在“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的命令下，同粤军硬拼消耗。他们拼完了弹药，就用刺刀和石头同粤军搏斗，给粤军以严重杀伤。4月21日，粤军对筠门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先是飞机轰炸、扫射，继而又以大炮轰击。碉堡一个个被炸塌了，红军官兵们整连整连随着碉堡的倒塌而英勇牺牲。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用刺刀、石头同敌人拼了整整一天，最后被迫撤出筠门岭，南线大门筠门岭终于失守了！
筠门岭失守以后，红22师的指战员们，怀着沮丧的心情退到会昌站塘李官山，进行整休。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在李官山的祠堂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筠门岭战斗。在总结会上，他们从战时政治工作、战役的组织部署、阵地设置、兵力使用、战斗指挥等各个方面认真地严格检查了自己。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们却拼命推卸责任，不仅不承认其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是造成战斗连连失利的根本原因，反而把筠门岭失守的罪过，强加到红22师全体指战员身上，说什么“红22师的干部，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战士们打仗不勇敢”等等。这种批评，使战斗失利的红22师指战员心情更加沉重，部队气氛沉闷。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东北部3公里处的文武坝。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前有一口大池塘，池塘边有一栋砖瓦房。粤赣省委就在这里办公。
毛泽东会见了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红22师的政委黄开湘，询问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听完汇报后，他鼓励黄开湘说：
“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编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他又说：
“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主力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这样既可缓和前线形势，又可积蓄我军力量，休养生息，以备不虞。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教训，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1个营1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战斗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说：
“对‘反水’的群众绝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布传单、标语。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红22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政委员会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将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李官山进行整训。
整训以后，红22师士气重振。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动出击，有计划地分别在会昌周田、新圩、半冈、赤埠一带打了五六个小仗，连战皆捷，消灭了赣军一些前伸的小部队，使赣军驻守在筠门岭，不敢前进一步，遏制了赣军向北推进的企图，稳定了南线的局势。
1934年5月初，毛泽东出席了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指导刘晓、何长工制定了南线的工作计划。他说：
“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你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毛泽东还说：
“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希望大家迈开双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克服盲动倾向。”
欲知毛泽东在南线战场还有什么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博古等人在福建事变中的措施，岂止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之举，简直是天生的痴儿！共产党内出现这样的领袖，真乃天下民众之大不幸也！
共产党内斗多年，有些人还不知道“形左实右”为何物？那就请看一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吧！相比之下，尽管立三路线也有严重危害，但它那时也只是远距离发发命令而已。正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而王明路线则不同，其代表人物深入根据地，直接控制了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终葬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如果说，王明一伙是蒋介石最喜欢、最得力的同盟者，恐怕也不为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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