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实验

原载于2007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2006车11月26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格里格·葛兰汀题为《弗里稳曼和帝国经济学》的文章，着重分析了弗里稳曼、哈耶克以及他们和美国政府、美国垄断资本策划培养的“芝加哥小子”在智利和拄美实践新白由主义的过程。皮诺切特在弗里德曼等人的帮助下，在智利进行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系统实践，它的法西斯主义性质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他曾被一群智利经济学家邀请前往圣地亚哥。这群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弗里德曼同事阿诺德·哈伯格的一个项目。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两年后，独裁政权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诺切持的军政府里真正发挥影响。他们推荐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实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弗里德曼还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是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同国际电话电信公司（ITT）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Getty）、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回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道：“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弗里德曼明白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斗。确实，智利这场“战争”从招募第一批“士兵”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分别与智利天主教和政府兴办的大学共同设立了奖学金项目。在1957至1970年间，大约一百名精挑细选的学生接受了深人训练。

从1950年开始，拉美，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巴西这些处在南美大陆锥体上的国家，成了发展主义经济学的试验田。凯恩斯精心构建了二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框架；这一框架主张国家在市场运转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科学家们，比如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根廷人劳尔·普雷维什扩展了凯恩斯主义。普雷维什和其他拉美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通货膨胀不是任何一个现存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制度的反映，而是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球经济深层结构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多变的商品价格和资本投资加强了第一世界的优势，同时扩大了第三世界的劣势。当时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承认了国家计划、控制和干预的必要性。这些思想不仅操纵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走廊和会议室得到了回应，同时还影响不结盟运动在1973年号召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舞台上影响的扩大使芝加哥学派想到了地狱。对于在国内长期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如今见证它的权威扩及全球的人来说，这些主张“感觉像个炸弹”。智利奖学金计划本来就是为抵制这一景象而设立的。

回到智利的学生不仅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教育，而且还怀有把这种信念带进未开化地区的强烈献身精神。他们将大学经济学系里的发展主义者清除并开始建立自由市场研究所和智囊团，比如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同时像美国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由公司赞助设立了自由和发展基金。他们知道自己在美洲大陆的使命，正如芝加哥校友恩斯托·方丹（Ernesto Fontaine）所言，即“把自由市场推广到整个拉美，以与妨碍自由、导致长期贫困和落后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相对抗。”

在肯尼迪正筹划进步联盟改革资本主义时，他培训和资助了一些将组成美洲大陆死硬的敢死队网络的人员和研究所。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使自己成为了自由市场的基地，它使拉丁美洲的一代经济学家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变动的先锋。

但是，经过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混乱，这次革命似乎要永远被推迟了。60年代后期，“芝加哥小子”为阿连德在1970年选举中的民族主义对手起草了政纲，其中包括最终将被皮诺切特政府实施的许多提议。但是阿连德赢得了选举，所以智利不得不等待。同时，1964年掌权的巴西军政府于1973年邀请弗里德曼为之提供咨询，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接着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急剧增长的失业率。弗里德曼宣布“休克疗法”的第一次应用制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巴西的将军们明智地表示了反对，并回到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模式。后一种模式虽不能抑制通货膨胀，但确实降低了失业率，为巴西现在在拉美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第一任期，有意实施弗里德曼的那一套理论，但接着他却提高了关税、引人工资和价格控制。为了赢得1972年选举，他宣布自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并大印货币。弗里德曼对此反应道，尼克松“太令人失望了”。

这样就只剩下名誉不好却愿意进行改革的皮诺切特了。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制。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人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

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o年水平的4o%。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

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人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人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o%。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人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William Rusher）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o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一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对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智利政权的反对派”的人，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奥地利移民、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大胆提出国家计划不会产生“自由和繁荣”，却会导致“束缚和苦难”。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他多次访问过智利。智利给哈耶克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那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他甚至把智利推荐给撒切尔作为她完成其自由市场革命的典范。在智利1982年金融崩溃、经济达到最低点时，撒切尔首相同意智利代表一个“显著的成功”，但认为英国的“民主制度和对共识的需要”使皮诺切特所实施的“一些措施”“完全不能被接受”。

像弗里德曼一样，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认为他只是在“过渡时期”实行专制统治，只是为了逆转几十年来的国家控制。他告诉智利的一个采访者：“较之没有自由的民主政府，我个人更偏爱自由主义的独裁统治。”他在一封给《伦敦时报》的为军政府辩护的信中写道：他“在受到猛烈抨击的智利还没发现一个人不同意这点：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个人自由比在阿连德统治下要大得多。”当然，成千上万被处决的人和成千上万被皮诺切特政权严刑拷打过的人已经开不了口了。

哈耶克把阿连德的政权描绘成智利由战后福利国家转向臆想的极权主义未来的中间站。相应地，皮诺切特军事集团辩称他们不得已采取的恐怖行动不仅是为了防止智利转变为斯大林主义的集中营，也是为了扫除50年以来的关税、补贴、资本控制、劳工立法和社会福利措施，就是为了扫除引导智利走上自己的奴役之路的“持续半个世纪的错误”。

一位追随哈耶克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Novak）的政府经济学家米格尔·卡斯特（Miguel Kast）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革命。”芝加哥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激烈且迅速地促成智利社会的“根本性的”转变，并以此来消除“冒牌民主”。事实上，1973年之前，智利在美洲国家中享有最为持久的宪政民主。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Toribio Merino）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道。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道。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威权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Cristian Larroulet）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Jose Pinera）的建议。

皮诺切特和弗里德曼都是先驱，预示着一个妄为、无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诺切特正因为他“休克疗法”的招牌而受到软禁（皮诺切特于2006年10月10日已死——编者注），弗里德曼也去世了。但他们所开创的世界却幸存了下来。对于1975年的智利来说，极端的东西成了当今美国的标准：一个由市场界定人类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折磨人民的社会。

译者：李春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2；
杨 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