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我国应该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

我国应该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

丁 冰　

《中华魂》编辑部同志：
    我经常阅读贵刊“忘年交书简”栏目，解决了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最近我看到《炎黄春秋》杂志 2007年第 2期上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该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的“首倡者”，还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等等。这些观点与我们平时学习的完全不同。近年来我刚刚弄明白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危害，现在有人又提出要以瑞典为榜样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真把我弄糊涂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或瑞典模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国究竞应否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请帮我解答一下好吗？
                          敬 祝
新春快乐！
                                                            学生艾 凡
                                                          2007年2月

艾凡同学：
    你给《中华魂》编辑部的信已转给我。你所提问题我也有同感，现在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供你参考。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继伟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进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国内外某些人的反对，他们总是力图扭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航向。一些所谓主流“精英” 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在不问姓“资” 姓“社”的借口下，企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几年来，广大有良知的人们纷纷起来揭露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之后，他们又祭起“民主社会主义” 的法宝，目标仍然是扭转航向。《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下简称《前途》）一文，可以说是近来国内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该文公然同我们党关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论断叫板，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奇谈怪论，莫此为甚！
    艾凡同学，你说得很好，这篇文章宣扬的观点，只要稍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都不难觉察其谬误，但也不能说不会迷惑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要把它的是非曲直完全辨析清楚，需要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这封信只拟就其推崇的、并被誉为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成功典范的瑞典经济模式作一些剖析，看它是否应该成为我国追求的目标模式。这也是你提出来要求回答的主要问题。
    瑞典是北欧的一个拥有约千万人口，4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小国。早在19世纪40年代，瑞典就开始出现工会组织，1898年成立了总工会，到目前瑞典总工会已拥有会员200多万人，连其家属在内涉及到绝大部分人口。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它与工会相互支持、合作，但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随着工会势力的发展，1902年瑞典还相应成立了由企业主联合成立的雇主协会，它通常是保守党等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积极支持者。在工会与雇主协会发生争议和对抗时，由政府出面调处。这样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便成了瑞典的三大权力中心，三者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协调，使瑞典成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
    自1932年开始由以阿尔宾•汉逊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执政以来，迄今已 75年，其中先后执政三次，共64年。他们感受到工会的强大压力，自称代表职工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先后提出要建立“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企图在劳资之间实行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标榜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但在我们看来，这实际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行资本主义改良政策，以便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1986—1991年该党执政期间曾任内阁首相的卡尔松，在他所著《职能社会主义》一书的开篇中，首先就说明自己写该书的目的是“应当努力为瑞典的中间道路勾勒出理论大纲”。他认为总结瑞典模式首先可以为东西方的对立提供“一种有益的妥协形式”；其次，可以对非发达国家提供一种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适应其自身发展的“发展意识”。卡尔松之所以把这种“发展意识” 称为“职能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一种可行的合理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各种权能中进行分割，求得双方可以接受的一种妥协办法，从而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认为，所有权是一个包含了许多所有权职能的概念，这些各不相同的所有权职能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别开来，并分属于各个不同的行为主体。例如，可以把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中的收益分配权分割出来交给国家或其他公共机构处理，以达到各个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成果的“社会主义”之目的。所以他认为，目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进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仍然在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上纠缠不休，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而是收人分配问题。要做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双方必须互相尊重，实行权力均衡的体面妥协。卡尔松继《职能社会主义》一书之后，又在1976年出版的《东—西—南合作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职能社会主义”是“瑞典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在瑞典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进程中，……就所有者对所有物所能行使的经济职能进行分配和控制，始终在瑞典实际生活中具有真正的重要性”。通俗地讲，瑞典“职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国家分享收人分配的权力融为一体的混合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瑞典财政大臣和经济顾问，并作为社会民主党纲领起草委员之一的克拉斯•埃克隆德，在他所著《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 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说得更明白：“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允许私人企业发展并保留私有制；但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瑞典建立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
    按照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瑞典经济模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据瑞典财政部的统计，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中私营成分的比重：钢铁工业86%。化学工业93%、森林工业89%、食品工业84%。汽车工业100%，零售商业89%、银行业91%、土地及农业生产100%，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84%。另据资料，政府直接所有的工业不足5%，除垄断烟酒零售业外，还拥有部分森林、铁矿资源和20%的航空公司以及电报电话系统和其他公用设施。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在北部地区兴办钢铁企业。此外，瑞典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拥有4%的工业所有权和20%的零售贸易。
    在瑞典所有制结构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和主导地位，而且私人资本还是高度集中的。资料显示，有100个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经济的95%。其中15个大家族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工业，垄断寡头瓦伦堡家族控制着40多家大银行和大公司，雇佣职工 40多万人；全国1%的股东掌握全国三分之一的股票；占全国人口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全国首富宜居家具集团老板英格瓦•坎普拉德在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4位，拥有资产330亿美元，比苏丹（国土面积相当于瑞典的5.5倍）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11倍！瑞典不仅在国内形成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而且在国际上也形成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如著名的爱立信公司、利乐公司等都是瑞典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瑞典120家公司在国外子公司有约2000家之多，早在1984年在国外直接投资总额就有约150亿克朗，其中利乐公司目前在中国已垄断了我国95%的软包装品市场。
    按照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社会主义”和“职能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瑞典政府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对企业收入实行调节分配的政策，一方面通过高税收政策把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另一方面，又通过高福利等形式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消费差距。这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无疑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并能在一定时期内激发职工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效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瑞典经济的发展确实比较快，在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价格稳定等方面都取得较好成就。这当然与瑞典作为在二战中的中立国，战后承接欧洲为恢复经济的大量定单有关，但瑞典本身的福利政策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瑞典的“公平”分配不是源于经济制度内在运行机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是靠外在的国家干预和调节，即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而人为地产生的，这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如据瑞典官方发布的材料，1984年贫困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4.4%，1985年占14%，1986年又上升到16%。估计瑞典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也决不会少于约15%的比例。因为在90年代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先后执政，它们为摆脱困境，都曾采取紧缩福利的措施，这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
    不仅如此，瑞典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结果还会产生其他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现象，被称为“瑞典病”。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形成过度消费，从而削弱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据统计，政府公共开支中，用于资本形成的公共投资一般不到10%，其余90%都是用于转移支付和公共消费，而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投资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于住宅建筑，也属于社会福利支出的性质。从全社会来看，用于个人和公共消费的，除上述公共开支中用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消费外，需加上个人工薪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在实行高工资政策下，这部分个人消费的数额肯定比公共支出最终用于消费的部分还要多。因此全社会用于社会资本形成部分占的比重必然相对较小。据分析计算，瑞典在1981年全社会用于消费的基金占GNP的81.8%，剩下留作资本形成供下年再生产的部分还不到20%，明显低于西方国家一般占22%或者更高的水平。
    第二，过度的高税收必然抑制企业投资积极性。“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庞大的福利支出是靠过度的高税收来支撑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愈多，税率愈高。从1981年资料来看，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87%，瑞典企业所得税率也很高。高所得税率必然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当前经济愈益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些公司已经将总部迁出瑞典，或至少迁出一部分，以逃避国内的高额税率。原任瑞典90年代财政大臣威尔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虽然并不想放弃建立一个美好的福利体系的理想，可我们却破坏了建立这种福利体系的基础”。国家健康与福利局的高级官员莫恩•罗塞则担心：“如果现在人们失去了对福利体系的信心，再也不愿交税，再也不愿为福利做贡献，那才是福利体制的真正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并将导致犯罪率上升。”
    第三，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二战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仅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体系而且不断提高其福利水平。公共开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速度增长，以致公共开支所占GNP的比重不断增大。据统计，这一比重在1950年仅25%，到70年代便上升到45%，80年代初更上升到70%，因此，尽管政府征收过度的高额税赋，仍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据统计，瑞典财政赤字由1950年3.1亿克朗增至1970年32.3亿克朗，1981年更增至662.7亿克朗，31年间增加了212.8倍，其所占GNP比重同期由3%上升到12%，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各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水平。例如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所占GNP的比例为1.9%，联邦德国为3.7%，英国为5.2%，加拿大为4.2%，而瑞典却高达两位数水平，巨额的财政赤字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瑞典通货膨胀率在 1971年、1972年就分别高达 11.4%和 10%，到 1974年、1975年更上升到13.7%和12.l%，陷入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之中。从1932年开始执政长达44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受此危机的冲击，便因竞选失败而于1976年下台。
    第四，怠工严重，经济停滞。瑞典的高福利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缓解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知道，产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条件的分配，瑞典社会民主党不从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实行相对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制度，单纯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人们的福利愿望又往往是无止境的，只能增不能减，这就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瑞典的福利政策下，休假、怠工的成本很低，甚至不上班比上班的收入还多，于是怠工现象相当普遍，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也不可能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据瑞典经济学家托尔贝的统计，瑞典职工平均一小时工资36—37克朗，一名工人如因病或照顾病孩而缺勤一小时，其纳税后收入只减少6克朗，因此，职工动辄就请假、缺勤；有的甚至以病假为名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取得比上班还多的收入，以致缺勤现象相当严重。据调查，瑞典职工平均每天的缺勤率，在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升到约25%。缺勤率的大幅上升，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高福利体系最终还会造成生产增长率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形成经济停滞的严重后果。
    事实说明，瑞典在二战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生产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在上世纪 60年代特别是 70年代以后，随着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的进一步推行，生产增长率便逐渐呈下滑之势。据统计，1960——196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7%，达到瑞典经济的鼎盛时期，而到1965——1970年间便下降到3.8%，1970——1974年又下降到3%，1974——1979年更下降到0.3%。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缓慢复苏与发展，瑞典经济虽也稍有好转，但从1989年起，经济又开始滑坡，进入90年代更进一步恶化，1990年工业产值下降2.8%，整个国民经济只较上年增长0.3%。到1991年还出现了GNP第一次绝对下降1.l%，国际收支逆差高达334亿克朗之多。经济的急剧恶化，使得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9月大选中又再次失败下台。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局面，采取了降低税率。紧缩福利的措施，也难以扭转经济颓势。瑞典经济在其执政的3年（I991—1994）间，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上升到8%；GNP下降6%；财政赤字高达1900亿克朗；国家负债1.1万亿克朗，约占GDP的80%。这些都促使保守党在1994年大选中失败下台，将政权再次交给社会民主党了事。
    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于1995年第三次上台执政后，不得不继续降低福利标准，重点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的支付。如对现金支付的育儿费用削减了约15%；对养老金支付的标准也进行了修改，将以往的基本养老金两部分合并为按收入比例发放一种养老金。加之采取新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经济发展战略，瑞典经济在社会民主党1995—2006年的 11年执政期间有了新的活力，但经济好转也十分有限。到1999年1月，瑞典失业率仍有7.7%，超过了同期欧盟其他国家。在2001年、2002年，瑞典的GDP只分别增长1.2%和1.5%，这些都给了反对党向瑞典高福利制度挑战并趁机夺权一个极好机会。到2006年9月大选中，按美联社斯德哥尔摩2006年9月18日电讯的说法，“发誓要理顺瑞典福利制度的中间偏右的反对党联盟，在旗鼓相当的议会选举中将民主社会党政府赶下了台。”
    经济决定政治。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上台执政后，又多次下台让位给以保守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组织政府，这充分说明社会民主党所倡导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经济模式决不是理想的经济模式，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而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所谓瑞典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它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但并不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而只是使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准确地说，所谓瑞典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绝非如《前途》所说，是什么“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也‘修正’了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制度。瑞典经济模式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不能达到使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目的；相反还会反复出现经济停滞、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弊端。更不用说这些弊端往往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在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政治体制下，或许可以用轮流执政的方式来暂时缓解矛盾；而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那就可能引起像苏东剧变那样的政治风暴。因此，瑞典模式决不能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前途》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其用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应当说，《前途》主张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是步戈尔巴乔夫后尘而已。戈尔巴乔夫在上世纪80年代实际就是主张摒弃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他在苏联《未来的社会主义》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在改革的洪炉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现代概念正在产生，……我们今天衡量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的尺度，不是它们符合这种或那种先验构想的程度，而是根据关于它们能给每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什么的现实预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戈氏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并使俄罗斯经济下降了约50%，难道我们还不应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吗？
    艾凡同学，你提的问题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欢迎你多提意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丁冰
                                                             2007年3月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6期《中华魂》）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