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元禾
最近较为系统地看了何新先生的经济学论著，决定简略谈几点自己的理解，肯定有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地方，仅仅作为抛砖之论，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1.危机源于生产过剩
1988年何新首次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由此拉开了他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长达近20年的论战。1988-1991年中国正经历着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起初何新也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但是后来经过重新研究，他认为这次危机是商品经济中一次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的过剩的另一方面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由于需求不足，使得产品不能在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出去，使得库存增加，使得企业无法及时收回资金，造成资金不足，造成支付困难，形成三角债，同时银行也无法及时收回贷款，形成呆帐。如果为了强行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则必须通过财政赤字和银行信贷的扩张来保证企业的资金需求，但这将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同时也加剧通货膨胀。反过来，如果收缩财政和信贷，则企业的流动资金迅速枯竭，导致经济衰退。何新提出的生产过剩理论使得当时经济理论界哗然，因为主流经济学界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是短缺经济，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何新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这不但是理论的相反，同样也意味这应对政策的相反。如果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则应该设法尽快削价销售过剩产品，换回流动资金，同时设法扩大出口，为过剩产品开辟国际市场，同时还要增加有效需求，通过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等等。如果危机的根源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则应该抑制总需求，提高利率，将消费资金关进银行，减少产品出口，扩大进口，等等。
对于此次危机的多方面研究，差不多奠定了何新经济思想的基础。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判断。危机降临之前总有一个生产和投资的高潮，具体到这次危机，是之前的宏观失控导致投资、消费、信贷的过度扩张，直到产品销售困难使企业资金无法及时回流，陷入亏损，危机随之降临，此后实际上又会形成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企业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资金过剩，早有大量的资金退出生产循环，这部分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即为过剩资金。
2．市场是有限的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深入研究，何新认为经济危机是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中的，一般可以表述为四条规律：1.市场有限性规律；2.投资效益递减规律；3.相对成本递增规律；4.周期性上升和下降规律。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市场有限性规律，正因为市场是有限的，生产能力的扩张总会遭遇市场容量不足的限制，也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总会发生，所以困难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这是搞市场经济第一条需要正视的，但是偏偏那些极力鼓吹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茫然不知。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系统性分歧正可以从双方对这一条规律的不同认识中演绎出来。
在何新看来，由于市场是有限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可能依靠中国的内部市场完成，而必须依托于整个世界市场。中国的过剩人口、过剩的生产力（人口也是基本的或潜在的生产力）只有依托世界市场才能找到出路。实际上，市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市场容量决定了利润总额，这一点也是那些幻想市场无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完全不知道的。同时，由于相对成本递增规律，中国的工业化也不能依靠自有的资源、资金、技术，而必须依靠整个世界的资源、资金、技术，否则必定是资源日益枯竭和技术的落后。所以，开放目的是要将自己的产品销向国际市场，同时从外部输入必要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实际上是利用外部的产品、资源、资金和技术市场，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市场，总得来说这就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也就是以我为主构建一个大的生存空间，从这个原则出发中国才能够形成一整套长远的全球战略。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主张的开放是向发达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将自己的市场拱手让给外国资本，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懂市场就是最主要的资源，他们认为外来的竞争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提高效率，一旦中国的企业竞争失败，则又可以用优胜劣汰为理由认为这是合理的，这又表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失掉了自己根本的利益立场，他们进而蜕化为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已经过时，沦为国际资本误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工具，而何新是一个坚定而清醒的国家主义者，把本国利益作为学术研究的首要立场。
既然市场是根本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低效益问题就主要不是企业微观的经营机制的问题，也不是产权、所有制的问题，也不是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市场不足的问题，是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当然也有资源、技术不足的问题。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同样不是经营机制、产权不清的问题，而主要是乡镇企业、三资企业通过不公平的条件和手段从国有企业手中夺取了大量市场，包括争夺原料、能源、技术人员和供销渠道，而且国企自身负担过重。反过来说，依靠经营机制的转化，依靠产权改革，依靠市场体制的完善并不能根本改善国企问题，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私有化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宏观社会问题。
3.国际竞争的阴谋
那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把国企效益问题死死地盯在产权所有制问题上呢？何新怀疑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何说起呢？这还得从市场有限性说起，市场的有限性意味着竞争的残酷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市场竞争的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包括一次冷战，由于市场有限，发达国家特别是占据国际市场霸主地位的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因为这只会增加一个可怕的市场竞争对手，那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一定会竭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基本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中国刚刚步入改革，面临意识形态真空，对于内外形势缺乏清醒认识，美国利用这一点，不失时机地向中国输入误导性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是阴险的国际战略，但这种把戏并非新鲜，当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曾被英国作为经济学意识形态推荐给其他国家，成为瓦解别国工业的战略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好源于亚当-斯密，同样起着瓦解中国工业体系的战略职能，经济学本身沦为了市场经济争夺的手段！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有意无意地担当了帝国主义瓦解中国的战略工具！之所以紧紧盯住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支柱，所谓机制改革、产权改革都是为了瓦解以国企为支柱的中国工业体系。这个判断是非常合理的，进而整个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改革思路，根据中国自身以及苏东改革的已有教训，都可以断定为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搞垮搞乱中国经济。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争论远远超出了理论争论的范畴，实际上是一场关乎中国改革根本方向的战略争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萨伊的市场无限论，生产自动会创造需求，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只要任由“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每个人根据市场信息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增长，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只会导致效益低下、福利减少，计划经济则必然造成短缺，这种理论正好针对中国国家管理的计划体制；科斯定理则认为私有制是最高效的经济制度，这是针对中国的公有制。据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中国人相信了这类理论，就会放弃计划经济、放弃国家管理、放弃公有制，追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裕。但是，这类理论的前提就是虚幻的，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听信这种理论的后果不是走向繁荣，而是经济崩溃，急剧贫困化，俄罗斯、东欧的休克疗法即是明证。
4.国家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
新自由主义根本否认生产过剩的存在，它的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却仅仅是把自动调节过程必然要付出的生产过剩危机轻飘飘地忽略掉了。现实中的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是19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而计划安排、国家干预正是针对生产过剩问题而来的。生产过剩实际上又是一种投资效益低下，是一种投资不良，投资效益递减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虽然投资效益递减不可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抑制。而且这个规律也是一种推动力，推动了投资的转移和升级。但这个过程不是没有代价的，投资越盲目越无序，导致的生产过剩就越严重，投资调整的代价就越大。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是相伴相生的，并且都不可能完全解决，只能是有所抑制。所以完全的自由经济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完全的计划经济同样办不到，宣称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两种经济学都是伪科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被19－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否定，计划经济学也被20世纪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历史所否定，真正成功的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的这种体制。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英美模式都早已不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在莱茵模式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英美模式则是依托于具有国家定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私有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的跨国竞争，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总之，国家力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强大工具，这是经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经济竞争必定要动用任何力量，必定要动用国家力量，这不是由某种经济学设计好的，而是历史的力量运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不援引国家的力量，则必定要在竞争中惨败，胜还是败，道理就这么简单。进而，国家终究会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真正主体。因此，中国的最佳选择也应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集中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有利于在投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防止恶性竞争。在投资方面，垄断组织具备一般企业不具备的资金实力，有能力投资一些高科技战略产业，这本身就是投资的升级和优化，因为高科技战略产业不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而是短缺，这种短缺绝对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满足的。在生产方面，垄断组织能够对市场需求和供应做出合理预计，尤其是供应，因为生产厂家就它一家或者很少，控制了供应就能够控制需求，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在销售方面，因为避免了生产过剩，并能对整个销售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垄断组织就能制定产品价格，保证利润率。而国家呢，是真正的顶级垄断组织，国家积极管理投资、生产和销售，对于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也是同样有效的。
实际上，在中国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同时存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低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呈现生产能力过剩，在高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则面临着严重的不足，后者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得到解决。因为投资不是抽象的投资，而是有投资能力的投资者的投资（这一点极其重要，却被经济学界严重忽视），就像需求不是抽象的需求，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需求，在私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有大量的中小私有企业，这些企业没有能力投资现代高科技产业，尽管这种产品在市场上非常短缺，利润非常高，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投资仍然不会向它转移，因为中小投资者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中小投资者只能投资于本来已经过剩的中低技术产业，于是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只能加剧，资本获利机会枯竭，最后是资本过剩，过剩资本又会转为投机资本，形成泡沫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所以，在中国只有国家以及国家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才有能力投资现代高科技产业，只有国家及国企能够担当投资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什么自由市场。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从不考虑投资者的实际能力的，他们关于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优化投资的理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迷魂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靠国营计划体制集中全国的资源，形成强大的投资能力，进行巨额投资，才初步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国家力量强化投资能力，国家成为真正的投资者，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而最早是重商主义的发明，德日资本主义的兴起传承了这种精神。
5.产供销一体化新计划市场组织
生产和销售（流通）哪一个更重要？何新的回答很有意思，实际上真正的潜台词是，你忽略哪一个，哪一个就更重要！因为两者都不可忽视（但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两者都不能理解，只能忽视！）。何新在批判专讲市场均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时候，认为生产比销售（市场流通）重要，因为生产是水库，而市场只不过是渠道，改善渠道系统并不能使水库的水增加，而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低下，所以他断定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但是，相对于已经形成的生产力而言，则销售（或市场流通）就要比生产重要，即在水源充足的情况下，渠道系统就更重要，否则水无法送到需要的地方，再多的水也是枉然。何新强调，困难的是销售，而不是生产，他讽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一点，虽然他们一口一个市场经济。销售不畅，即市场流通的梗阻，是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当然在这种表述中，市场有限性是基础，供销体系的散乱又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同样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何新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产供销一体化体系，后来在改革中被破坏了，又没有新的体系代替之，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何新注意到，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了一种产供销一体化的市场组织，即沃尔玛、家乐福一类大型连锁超级市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全面掌握产品销售情况，通过订单对生产做出统一安排，实现按需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产供销一体化市场组织实际上承担着对企业生产进行一种计划安排的功能，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先进形式。中国有必要尽快建立自己的这种市场组织，否则中国的产业会被外国的市场组织所控制，而被随意取舍。所以，一方面扩大市场，一方面改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又反过来合理安排生产，使生产合于市场需求，这就是市场体制建设的根本意义。
总之，没有生产就没有销售，没有销售也就没有生产，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资本就是在这个循环中壮大，中国要生产更多、更好、更新的产品，并且要将这些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顺利地销售掉，为此就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中国经济的产供销体系。
6.就业与社会保障
何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名字是福利经济学，何新对此嗤之以鼻。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身就必然包含着社会的两极分化，所谓优胜劣汰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新自由主义竟又宣称自由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失业即使有也是自愿或摩擦性失业，这只意味着它不会正视更不会解决现实中的失业问题，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失业人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欢呼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是站在市场竞争中的强者的立场上的，即站在资本利益的立场上，在国际上则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何新的经济思想是基于国家利益，也是基于国民利益，他自始至终关注就业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意义仅仅在于促进人的利益，国家主义说到底也是维护人的利益的工具，但这种人本主义在当今中国经济界却是难得的。何新认为，经济发展必定要表现到国民利益的增长，尤其是就业的增长（就业是利益的根本基础），如果一种经济政策导致失业的大幅增长，那么再高的增长数据都失去意义，都是泡沫。历史上大规模失业是导致大多数社会动乱、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失业问题，也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何新认为，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其区别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基础，也是中国的国情与之不同的最重要之点。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是中国不能够进行激进化的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千方百计搞垮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原本维持着城市居民基本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导致这个廉价的保障体系的崩溃，为中国的政治动乱制造社会条件。因此，中国应该将重建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必须为此投入更多的国家财政力量。进而“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国家还要替天行道，抑制两极分化，打击腐败权力－暴发户资本集团对下层人民的疯狂掠夺。如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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