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
黄如桐
近年来,党内、思想理论界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被削弱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仍然比较严重;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的捣乱及民生问题凸现。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被削弱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一)2007年6月“毛泽东旗帜”网站发表了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 “陈云和当代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如下:
李成瑞认为“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度地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对于加快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让后者无限制地发展,以至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就会走向反面。那么现在公私经济比重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国家统计部门已多年不提供公私经济比重的统计数据了。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发布的数字推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资和港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9.7%,外资和港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5—16%。二者之和约占GDP的65%。(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从2000年到2005年,私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该《报告》还特地说明,所谈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还不包括国有企业中的私有股份。而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那样重大的变化,从业人员的结构也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6年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为32.5%与67.5%,而且还在扩大。这种情况下,还能睁着眼睛说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吗?这样的从业人员结构还能长期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吗?这些情况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削弱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引起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严重,为社会埋下了祸根。据测算,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1995年为0.445,到2004年已达0.47,越来越大的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短短20年翻了一番,从全世界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摇身一变成为在全世界都是最不公平的几个国家之一。现在,一方面,极少部分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人过着极其豪华奢侈的生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民依然贫穷,一些人甚至因贫困所迫而靠卖血、卖脏器、卖身为生,还有的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这怎能使社会和谐呢?这样的变化距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呢?
(二)关于贫富差距的资料,兹将2007年8月北京晨报《65%以上的富人拥有两处以上房产》的报道转载如下:
“调查显示,在中国内地的富裕阶层中,有65%以上的人拥有两处以上房产,26%的人拥有3处以上房产,8%的人拥有4处以上房产。并且,随着房产购置的增加,房产的面积也逐步扩大。报告称,富裕阶层第一处房产的平均面积为129平方米,第二处为171平方米,第三处为184平方米,第四处为308平方米。”
二、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有加重趋势
(一)反腐斗争总情况
2006年12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25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06年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2007年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认为,……当前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同志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这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2007年3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说:“……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全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40041人,已提起公诉24448件29966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大案18241件,其中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的案件623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36人,其中厅局级202人,省部级6人。”
2007年1月4日《老年文摘》报道:“……与前几年的成克杰、胡长清等贪官从个别商人的经营获活动中换取非法利益有所不同,2006年落马的贪官 把黑手伸向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为了谋取私利,不惜牺牲人民大众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养老等利益,几个重大腐败案件都涉及公共卫生、养老保险等。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收受贿赂任假药、伪药流向社会,严重侵害人民的生命安全;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为谋取私利,挪用社会养老基金;天津大学校长单平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在贪官们大发其财的同时,是老百姓深受“新三座大山”之苦。很多家庭贫困孩子上不起学,有的家长甚至因此而自杀;有的农民到了癌症晚期却只能靠几毛钱一片的止痛药维持生命……”
2007年6月8日,老领导李成瑞同志在“毛泽东旗帜网”站举办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一再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73页)党风出了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某些党政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依法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级干部。在以后的近30年中,全国基本没有发生比较大的贪污腐败案件,出现了历书上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局面,群众称颂、中外赞誉。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因贪污腐败案件落马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而贪污腐化还是屡禁不止。为什么两个时期的情况如此不同,相差如此之大?难道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深思吗?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
三、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的捣乱
(一)“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乱党谬说”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7年4月,“毛泽东旗帜”网站发表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乱党谬说”研讨会在京举行的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乱党谬说”研讨会2007年4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和“毛泽东旗帜”网站共同主办。老中青11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一代学者、教授,更有众多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与会者指出,《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谢文在正式发表前曾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在一些网页上刊登,并广为流传),还配发了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照片。又是中国前途,又是如何救中国,郑重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谢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理论,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且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谢文说,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谢文认为,中国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谢文提出,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法、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宪政。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谢韬的文章既严重歪曲了中国和外国的社会实际也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该文提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未来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大问题。与会者认为,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蓄意抛出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纲领,其目的是企图影响中央决策,企图按照去年“新西山会议”的意图进行所谓“政治改革”,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谢韬文章所代表的,决不只是谢韬个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势力。
与会者指出,在经济领域严重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前提下提倡“民主”,不可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很不满意,但是发展或加强民主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去做,决不能在“民主”的旗号下去巩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而近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国资本势力增长的过程,正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步丧失的过程。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在代表资本的“精英”们跋扈的情况下,劳动者连起码的民主权利——话语权也差不多丧失干净。“精英”们所鼓吹的“民主”的阶级性质还不清楚吗?与会者认为,要发扬民主,就是要给各种意见以公平的发言机会,现在主流媒体只登右派的言论,《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可以公开刊登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而《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却长期不能复刊,这是极不正常的。与会者认为,要发扬民主,就要把各个行业变卖国有资产的实际统计情况告诉人民群众,保证人民的知情权。与会者指出,谁掌握真理谁就拥有群众,拥有青年,尽管谢韬抛出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颇具有迷惑性,但是如果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只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我们一定会赢得青年的心。
与会者认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些改良,目的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制造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因此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新时期的继续。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在二次分配上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只能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假如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也只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属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救中国,只可能颠覆中国。
与会者指出,谢韬抛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调,不能不让人想起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谢韬的文章把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原因归咎于所谓“暴力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在为戈尔巴乔夫开拓历史责任。实际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不好,恰恰是因为苏共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列宁、斯大林的路线,推行了被谢韬所歌颂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殷鉴不远。“民主社会主义”恰恰是把苏联从社会主义引向覆灭的桥梁,现在谢韬竟然拿来向中国人民推荐。谢韬提出的挑战正好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也就是用什么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问题的问题。旗帜问题是大是大非、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要在21世纪走向富强的第三世界大国,要振兴中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四项基本原则摆在首要地位,特别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情。
与会者一致认为,谢韬是一个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公开发表与宪法、党章相违背的文章,既有政治上的错误,又有组织上的错误,中央有关方面和其所在党组织应引起重视。《炎黄春秋》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
(二)2007年4月,“毛泽东旗帜”网站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原校长韩树英《谢韬们究竟要干什么?》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谢韬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文章,套用一句老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再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了,得打一仗,写文章,发表意见。文章要大中小结合。
谢韬的文章最初在网上出现,署的日期是2006年2月,今年在《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相隔正好是一年。我想问一问,在“十七大”以前,谢韬和《炎黄春秋》,你们一再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改了一下名字,又打扮了一下)这样的文章,想要干什么?到底要干什么?据说,这个文章不是谢韬一个人的,他有一个班子,而且后面还有高人。至于他们想要干什么,很明显,他们就要影响“十七大”,要影响全党,就是这个问题。
我说,他们是发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信号。谢文的标题很刺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快不行了,只有它才能救。这不仅是一种言论,它也是发出了一个要公开行动的号召。谢文是赤裸裸地攻击和歪曲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也就是党章和宪法写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修正主义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他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要反对这个事业。
谢韬这个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来蒙蔽人、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熟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进行蒙蔽。我只说他蒙蔽歪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是1895年3月写的,没过几个月,恩格斯逝世了。后来他们社会民主党把这个叫作恩格斯政治上的遗嘱。这个《导言》我们早就看过了,谢韬是最近才看到这个《导言》的,他看了大吃一惊,原来如此啊。他怎么最近才知道恩格斯的这个《导言》呢?他这个主任啊,什么人民大学导师啊,我看也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东西。恩格斯那篇《导言》发表的时候,伯恩斯坦、考茨基他们考虑到反社会党人法,说不要太尖锐了,所以有些东西删掉了。恩格斯很生气,说歪曲了他的意思。就是删掉的东西我们看一看,也能看出来恩格斯的真实意思,他的革命精神。恩格斯讲普选权的作用,没有说一切都要和平过渡,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了。他举的是恩格斯的另一段话,那个引文他做了手脚。他说,恩格斯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没有最终目的关于未来社会具体的东西。他就引到这儿,下文有一段话,到他这儿没有了:只要我们能做到把生产资料归到社会所有,我们就相当满意了。什么叫把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啊,那不就是进入社会主义了吗?那怎么没有目的呢?那不就是最近的目的吗?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他把后边这句话给你掩盖起来,完了就说:你看这是伯恩斯坦说的吗?“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就举两个,一个是和平过渡,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目的。这个值得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注意,年轻人都不知道前后怎么回事,还以为他们忠于恩格斯的话。他用这个手法,这是一个——蒙蔽、歪曲、断章取义。
第二个特点,他用一个老党员(他不是说吗,1944年的时候张友渔同志介绍他入党)、用通晓共运史、通晓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老专家的身份来说话,让你不由得掂量掂量,人家能瞎说吗?用这种手法,编造了一点东西。所以他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和口吻,说耿耿救党之心,说同志、朋友明察。有人说,你们老同志和他谈一谈,你就了解他,他是真诚地为了党的。我说对,他是真诚地要救党的,可是他给的药,网上有人说是蒙汗药,我说不是蒙汗药,是七步断肠散,走七步全党就完蛋了。列宁说真诚的机会主义更可怕。
谢韬不是列了三个吗?列宁式修正主义、斯大林式修正主义,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的书,从苏联那里来的,毛泽东也是修正主义。只有三个人是比较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三个人搞得不错。为什么不错呢?他们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不是对他们三个人的歪曲吗?不然我们写信问问,小平同志不在了,我们问问江泽民同志你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也可以问问,你承认不承认他对你的封号啊?我估计他们不会承认。
苏联亡党,该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毛主席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认识,是一定要反应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毛主席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传染,任凭它占领市场,当然不行。胡锦涛同志2004年有一段批语,对宣传工作做出了一个批示,他说:一段时期以来,境外的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管理。党中央有这样的警示,都没有管住啊!《炎黄春秋》都没有管住。”
(三)2007年4月23日,“毛泽东旗帜”网站发表了长征《评说自由化的“易帜”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己在我国逐渐传播,而现在有人已经公然打起“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帜,并污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要砍倒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的新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作为西方国家对在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在我国竭力推行原始积累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和发展,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和干部识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因而急于换上更具欺骗性的“现代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号,这是换汤不换药的鬼伎俩。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嚣张,还由于它在党内外已经有了比过去加强了阶级阶层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是一种很大的现实危险,对它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彻底揭露和有说服力的批判,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有些高中级干部,同它划清界限,进行坚决斗争。
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它有四个本质特征: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国家即总体资本家所有和多种形式有限合作都叫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本质的不同,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这种所有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即雇主、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同被剥削关系为主体,及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形式,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分配形式和二次分配、富人捐赠,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问题,只能一定程度上起缓解的作用。
第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专政,各种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措施,都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同资产阶级政党色彩有差异,但都代表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四、建立在这样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其核心价值观是把“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作为人类产生以来就追求的共同理想及其产物,仅有实现形式、途径的不同;而否定它们的内容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还有不同的阶级阶层内涵和本质。这恰恰是本末倒置,它们根本不同的正是内涵和本质;而仅实现形式途径有相似相通之处,为实现代议制的形式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之类。这样一来,民主社会主义赋予了意识形态以普遍性,似乎是亘古及今全人类共有的东西,现在这种意识形态是用以抗衡马克思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思想理论武器。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也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恶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像那样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更从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千方百计干扰破坏社会主义改革,破科学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看透了他们即使换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结果还是只能搞出资本主义复辟来,并且一定是作为西方国家附庸的野蛮的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国情条件所决定的。假如中国不搞科学社会主义而走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肯定连比较正常的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如;而必然是毛泽东所说的“法西斯专政”。我国个别地方出现的腐败官员、富豪、黑恶势力称王称霸小独立王国,就是这种癌块,绝对不能让它们扩散到祖国的头颅和全身。还是邓小平说的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捍卫社会主义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迫切实现任务。这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出现的原因一样,那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代全球化大气候的广泛深刻影响下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条件下,我国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已经不限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遗留呈现了显著的新内容、新特点:
第一、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集中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同“四个坚持”在经济、法律、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全面对立,斗争的实质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中,完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才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危险。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打左灯、向右拐”,设置连环陷阱,欺骗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性、反复性,战略重点在一定条件下转移不断深化激化。2003年的所谓“民间修宪”和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就是这种激化的集中表现,仅在形式上尚未闹出“街头政治”,但必欲实现“两个颠覆”已“图穷匕见”!
第三、在这种特殊形式阶级斗争中,党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党内外密切联系,国内外默契配合,十分复杂尖锐,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存亡的关联度很大。
这种具有新内容、新特点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我国一种重大基本新国情。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既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也十分危险。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很有必要做到:一要适应新情况,明确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观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并从二者的联系上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近30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经验和教训,取得在斗争中的主动权。当前要从战略高度坚决制止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量变,更应占得先机,防止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积极主动地妥善处理阶级阶层关系和确属阶级斗争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例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关键,重点解决党内极少数领导干部的问题,带动全局;反腐败斗争同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反对违法犯罪相结合,依法持久进行,从经济源头以及思想根源上治本的问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阶级定位、两重阶级属性和对其相应的政策问题。
为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迫切要求我们党和国家以实际行动落实十六大决议,“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切实保护加强扩大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之成为两手都要硬,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强可靠后盾。
鉴于所有制结构现状及其作为基础性原因引发的复杂社会矛盾,落实十六大强调的上述任务严重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建议一要采取果断措施,确保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再继续下降,以利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避免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二要在此前提下,切切实实“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确保基本经济制度的存在、巩固、发展和完善。三要从现在起就落实邓小平的重要战略部署,启动第二个飞跃,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只有这样做,才能提供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确保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才能使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获得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工农联盟、作为工农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其他劳动群众和一切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的人们,永远是“四个坚持”的坚如磐石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否则,如果使内外资私营经济及其生产关系占据主体地位,就必然造成两极分化。邓小平在1990年强调,“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如果搞了分化,共产党就会脱离自己的阶级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广大人民群众;而己经成为强大社会力量的暴富新生阶层,在其自身必然属性和日益具增的强烈资本主义改革要求的驱使下,如果乱子来临,除了极少数坚定左派外,占其大多数的右翼和中间派将可能同自由化势力、国内外敌对势力合流。我们必须预防在这三种势力合力妄图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和国家因严重重削弱或丧失了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阶级基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陷入历史大悲剧,要么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改变自己的性质,要么因孤立无援而被推翻。不管是那种形式,那时都将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势力的胜利,而这一切都将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软”顽症造成的,但这本来是能够避免的,这是历史大悲剧最大可悲之处。在苏联解体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苏联解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70多年之后红旗落地,这个最切近的惨重现实经验和历史性教训告诫我们:历史规律绝不会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上“保险”;当此决定中华民族近期和长远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须高度警觉,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捍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粉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确保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各族人民建设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否则,将留下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历史和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二个千古遗恨,像今日许多俄罗斯人那样,将悔之晚矣!
简短的结束语
1.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6年公私经济比重为37%比63%,这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被削弱的结果必然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已达0.47。富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穷人被迫卖血,卖脏器,卖身,甚至自杀。这种情况是违背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指示。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党和政府应遵循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定决心,化大力气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2.胡锦涛总书记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其根源在于:未能清除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土壤主要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官僚与资本相结合的社会群体,如“红顶商人“、”老子大官儿大款“、”丈夫大官妻大款“及”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了。
郑筱萸被处以死刑,大快人心。陈良宇的罪行不比郑筱萸轻,党和政府如何判处,老百姓拭目以待。
3.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思潮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只在二次分配上给予群众以小恩小惠,是乱党谬说。民主社会主义者胡说什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个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歪曲。胡锦涛强调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管理,但实际上《炎黄春秋》都没有管住,而《中流》、《真理的追求》一直没有复刊。这是为什么?值得深思!
4.民生问题凸现。买房难、上学难、看病贵是“新的民生三大难”;就业形势“严峻”;物价上涨,给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带来困难。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关心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确保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妥善解决困难群体因副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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