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第一次浪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不断地涌现出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和展望西方发达国家未来去向的“现代化理论”，其目的不外三个：一方面，要为西方工业化以后的全球化扩展进程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要为西方工业化以后建立的高耗能生活模式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 ；最后，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抢夺绝对的话语权。达到了这些目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们和其他科目的学者们就可以有根有据地指出任何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或后现代化模式的社会都属于“病症”，指出任何不符合其经典理论的都属于“异端”（注[1]）。
经过20年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类行为等等学科，描述了一个国家在“经典现代化”过程中，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个人行为“正确”的表现模式。其代表性学者和文章有：政治学领域，实证学派享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68年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注[2]）；经济学领域，过程学派罗斯托（Walter W. Rostow）1960年著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社会学领域，结构功能学派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51年著的《社会系统》、勒纳（Daniel Lerner）1958年著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注[3]）和列维（Marion Levy）1966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等；历史学领域，综合学派布莱克所著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
其实，整个所谓“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过程，只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建立以美国为全球决策中心的“未来国际秩序”而寻求理论依据的过程。尤其是这个“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极其强烈的美国“至上和至善”色彩，具有强烈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完全体现了其爱国学者为美国铺平统治世界的道路而做的“布道”工作（注[4]）。这样，不管国内外学者和媒体对此宣传得多么耀眼生辉，整个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贡献”和局限性就非常明显了。
美国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有很强的宗教使命感，他们认为美国及其盎格鲁撒克逊人国民是世界的最优秀代表，肩负着指导全球发展方向、维护全球“最佳”秩序的使命。其“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美国精英阶层对基督教的狂热信仰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质就是美国对其自身发展模式的狂热信仰。其唯一目标，就是树立美英两国为代表的“现代化标准模式”，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也就是说，建立这套理论的目的，是要告诉所有未经“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其他都属“异端”。美国的理论是现代化的正统理论，其他都属“异端邪说”。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的霸主，狂热的信仰促使它要求全球各国都按这个模式来进行“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在这个实践要求下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对二战后陆续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时的理论宣传和指导体系。正如罗斯托所建议并得到美国肯尼迪政府大力执行的那样，为了达到宣传和指导的目的，其“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实际操作体系又包括了一系列可以随时调整的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美国向各国提供成为现代化国家的“补药”。政治方面如支持民族组织和镇压异己反抗，经济方面如提供进入美国的优惠贸易条件和各种附加条件的外援，目的在于维护美国树立的所有“标准”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注[5]）
罗斯托1960年出版了他的“现代化”名著《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按罗斯托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要按照这六个阶段有先有后地前进。这六个阶段中，“起飞”是最重要的阶段，“起飞”以后，就会进入“持续成长”之中，依次经历成熟、高额群众消费等阶段。而“起飞”的条件最重要的有三：1、高积累率，当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5%以下上升到10%以上时，起飞才有可能实现；2、适宜的制度机构，更准确地说是私有制及相应的规则；3、新技术的不断发现和传播。罗斯托特别看重技术创新，他写道：“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
回顾全球的现代化进程，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和西方政府和学者们指导下全套引进了美国模式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充满憧憬的实践，都发现他们的梦想落空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发现，他们怎么也走不到罗斯托给他们指出的现代化起飞点，甚至连起飞的准备阶段都没做好。其实，这样的结果本来就是毫无悬念的，因为整套“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都是为美国管理全球提供理论基础而设计的，根本不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指导而设计的。该体系提出的“标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其理论根本无法实行，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就具有极其强烈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或者用罗斯托可以接受的学术语言：强烈的竞争性，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且只能有几个先期起飞了的国家可以依靠击败后起的竞争对手，控制世界范围的资源，吸食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血液而“起飞”（注[6]）。
罗斯托说：每个国家都可以实现“起飞”，但工业革命后二百多年来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在罗斯托著书之前的二百年里，只有英美法德意日几个国家实现了“起飞”；在他著书后的半个世纪里，完成了“起飞”的依然只有那几个国家，而且逐步进入了他所说的后三个阶段。剩余的其他国家，虽然绝大多数也实行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直至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而且其上流社会所使用的消费品也和欧美富豪们一样，但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现了“起飞”。所谓“东亚四小龙”，完全是西方没有样板的前提下捧出来的蹩脚货。除了韩国还算是个真正的小国以外，其余三者都只是一个或几个城市的规模，算不上国家，而且它们的“起飞”太特殊了，根本没有普遍性。
罗斯托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曾“起飞”。这话说得太好了，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曾“起飞”？因为在中国服从西方全球分工战略安排的前提下，西方列强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起飞”。孙中山等受西方教育的先贤们曾经一往情深地追求强国梦，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和文化，希望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支持中国的“起飞梦”，反而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以便从经济、政治、地域和军事上瓜分中国，用西方的廉价商品打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把中国这架庞大的“飞机”摧毁在“起飞”的跑道上。因此，中国革命之胜利不仅是因为中国不曾“起飞”，而且是因为中国真正的智者们懂得了中国不可能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起飞”。
罗斯托又说，1917年的俄罗斯正临近现代化，如果一战晚发生十年，俄国就能进入现代化而不致被“共产主义”夺走了。这只是想误导历史的读者。1917年前的俄罗斯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引进了来自法德英美的资本，但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就像奥斯曼土耳其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一样。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前景将不是现代化，而是加深殖民化。恰恰是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短短20多年里迅速“起飞”并进入成熟阶段，成为当时全球第二的工业化强国。但苏联这架起飞了的庞大“飞机”后来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最后自己向资本主义阵营投降，放弃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半途坠落了。
罗斯托书中制定了整套帮助发展中国家远离共产主义“病态”而实现资本主义正常“起飞”的计划。他要求美国当局通过外援加快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进程，从而让它们按照美国“模式”实现“起飞”。然而“事与愿违”，涌入拉美、非洲和亚洲的美国资本、欧洲资本牢牢地控制着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攫取最大份额的超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更遑论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了。80年代以来，非洲已经成为失去希望的大陆；拉丁美洲债务缠身，危机不断，二十多年来发展接近“停顿状态”，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
可见，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局限性。经典现代化理论长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美国意识形态极其浓厚的学术思想集合，没有赋予这个理论足够的科学意义，严重影响了它的社会意义。
其次，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局限性。经典现代化理论片面地强调现代化的正面效果，忽视现代化的负面结果。在现代化过程中，既有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有一些新问题产生，如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破坏、贫富差距问题、工作技能老化、家庭和伦理问题等。
其三，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局限性。经典社会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那时现代化先行国家已经完成“经典现代化”，所以，这种理论对于先行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实践没有指导意义，只有解释意义。如果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由于后进国家的时代背景与先进国家当年的时代背景不同，许多新情况如科技新进步，与先进国家当年的情况不同，所以，这种理论对于后进国家没有多少指导意义。
其四，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局限性。经典社会现代化理论解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但是，工业社会只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社会阶段。显然，经典社会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新进展。
有鉴于此，上世纪70到80年代，涌现出一批批判第一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文章。这就是阿明（Samir Amin）的“中心-外围”论(注[7])和普列维茨（Raúl Prebisch）的“依附论”（注[8]）。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比较正确的指导作用，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造就了类似60-80年代拉美经济“黄金时代”那样高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奇迹。
但这两个理论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首先，理论深刻性有问题。这两个理论只注意到现代化国家和非现代化国家之间表面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内部工业结构和外部贸易结构不平衡，但没有揭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根源和过程；其次，理论的方向性有问题。虽然这两个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走“脱钩”和“进口替代”的现代化发展方向，但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如何取得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本积累能力，因此没有指明如何能够获取这两个要素的发展方向；最后，理论的前瞻性有问题。这两个理论虽然提出了发展的方法，但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揭示出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性，使发展中国家在遇到挫折时很容易感到迷茫，进而放弃，结果可想而知。进入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陆续碰上了重重的问题和困难，逐渐对第二代现代化理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到了8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急功近利的心态促使各国政府陆续放弃了现代化的第二代理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国打赢了对苏东的政治战，接着又打赢了对欧元的金融战，可谓“双喜临门”。既顺势成功地在全球推销了美式政治“民主化”和市场“自由化”，又经历了金融领域的“黄金十年”，经济异常繁荣。这样的全球局势，促使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地放弃了“发展主义”模式。美国赢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梦想了半个世纪的由其主导的“全球化”终于真正到来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学者重新找到了推动美式“现代化”的感觉。“华盛顿共识”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实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复苏，它迅速主导了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美国单调的政治和价值等意识形态在全球再度迅速膨胀。
巴伯（Benjamin Barber）在其著作《圣战对麦当劳世界》（注[9]）中指出：当今世界上有二个潮流：一个是“麦当劳世界”（McWorld），通过美国主导的商业、通讯、娱乐的国际化﹐把整个世界变成具有“共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世界；另一个是“圣战”（Jihad）；在维护传统、民族、多元化的信念支配下﹐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整合。這两种力量彼此拉拒，构成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过程。这种美国政治和价值等意识形态极其浓厚的论调其实就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不同版本，是美国第一代“经典现代化”中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延伸。所以，它将是美国的第二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滥觞，没有赋予这个理论多少科学意义，最终也不会有多少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英国的吉登斯(A.Giddens)继承了第一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现阶段的社会状况进行描述性的总结。他根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提出后现代概念：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其基本轮廓正好与其现代社会的制度系统相对应：非匮乏型经济体系取代资本主义，各层次的民主参与取代现代的监督制度，原有的军事暴力让位于非军事化，工业化则由技术的人性化取而代之。吉登斯指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现代性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现代性的种种后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明显、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秩序的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注[10]）。
很明显，这套理论又犯了第一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毛病。这种理论对于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阶段的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的实践毫无指导意义，只有解释意义。如果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同样，由于后进国家的时代背景与先进国家当年的时代背景不同，许多新情况如科技新进步，与先进国家当年的情况又不同，这种理论对于后进国家也毫无指导意义。所以，到目前为止，西方第三代现代化理论还是非常幼稚，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价值。进一步地说，到目前为止，西方现代化理论依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和理论价值，更遑论实践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有太大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描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发达现状而已。真正的现代化理论，还需要各国学者加大力度进行研究，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国家和进入“后现代”的发达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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