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搧谢韬两记耳光”
喻权域
在学习、讨论十七大文件期间，学术界有几位同志给我打电话：请注意，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搧了谢韬两记耳光”。
我仔细读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开幕那天作的报告，果然可以说是“搧了谢韬两记耳光”。
十七大之前，我国的“资改派”（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搞资本主义的那一派）掀起了三股错误思潮，企图影响十七大。这三股错误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其中，气势最凶的是“民主社会主义”。
去年（2007年）二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的文章，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即受到“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派）的批驳。《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发表八篇文章批驳谢韬。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批谢”文章更多。《炎黄春秋》仗持其有执掌大权的赵紫阳旧部作后台，对批评不予理睬，还支持谢韬去香港发表演说，继续宣传其“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谬论。
去年（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七大作报告，在其第二部分就明确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搧向谢韬的第一记耳光”。
谢韬及其同伙李锐、辛子陵等，都猛烈攻击毛主席，全面否定毛主席，特别攻击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化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劫富济贫”的“暴力社会主义”，“造成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停滞和衰退”。诬蔑毛主席是“左倾修正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永远铭记”。
第一个“永远铭记”是——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和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不是“搧向谢韬的第二记耳光吗”？
我是在1950年春天参加革命干部队伍，长期在基层（四川新繁县）工作的人，亲身参加了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和“一化三改造”。其后的大跃进、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在金沙江畔的会理县农村度过的。待我身体好转（我已病了一年多），我会写出并发表我的回忆文章，讲述当年的实况，批驳谢韬、李锐、辛子陵一伙的谎言。这里只简单地讲三点：
一、互助合作运动和“对私改造”（即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不仅没有使用“暴力”，连行政命令也没有使用过。农民是自愿报名组织或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社、扩社后，大家敲锣打鼓地举行庆祝会。私营工商业者是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地到县、市人民政府去递交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的。我在新繁县工作时就接待过好多批。资本家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作为企业管理人员或“资方代表”，月月拿工资，年终拿“定息”，拿了二十年。
二，关于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只用了三年时间（中间还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在1952年就使我国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36年水平）。1958年以后，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这些错误与今日那些“资改派”当年的虚报浮夸有关），我们毕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撰写、出版的《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一书，大量引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的统计资料，以及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说明苏联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胜利。这里只讲一点：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一倍，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两倍。我国与美、英、法、日等国的经济差距已大为缩小，怎么能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呢？
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正如许多学者所说，那是“有所改良的资本主义”。被“资改派”们奉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典范”的是瑞典和芬兰。这两国都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政府征收高额的所得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像美国、英国那样把大量财力用于军队，搞侵略战争；而是把大量财力用于公共教育、公共的医疗卫生和扶贫济困事业。
2001年秋，我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芬兰。当时，美国的人均GNP是三万多美元，芬兰的人均GNP是两万五千多美元，属于发达国家。但是，芬兰的物件很贵。简单地说，美国商店里的日用商品价格比我国高二三倍，芬兰商店里的日用商品价格则比我国高四倍以上。我们中国制造的打火机，在北京卖一元人民币一个，在美国卖一美元一个，在芬兰则卖一欧元一个。我身上带了四五百美元，想买点小物件回来给家里的孩子们作纪念品。面对那高得出奇的价格，实在买不起，只买了几个“圣诞老人像”回国。
芬兰的人口是500多万，2000年和2001年的失业率为23％（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失业率为18—21％）。由于失业救济金甚高，人人都有教育、有饭吃、有房子住，大街小巷没有叫花子，也看不到“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则到处是这种人，全国有三四百万）。
芬兰经济主要靠三大企业作支柱。一是诺基亚手机，行销全世界，连美国的摩托罗拉也不是它的对手。二是自动电梯，即飞机场候机室、火车站候车室安装的那种自动电梯，行销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三是利用芬兰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起来的造纸公司和彩色印刷公司。
我们应邀访问了这三大公司。按他们自报的数据加起来，三大公司的职工约为二十万人，创造的GNP占全国GNP的三分之二。
简单地说，芬兰是靠三大企业在全世界赚钱，使本国500多万人过上比较宽裕、比较安稳的生活。
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是芬兰的二百多倍。我们中国能像芬兰那样办吗？
芬兰国会聘请来给我们代表团当导游兼翻译的人，是一位中国女子。她告诉我，她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校认识了芬兰来的一位留学生。两人相识、恋爱、结婚，毕业后随丈夫来到芬兰，已加入芬兰籍。
休息时闲谈，我对她说：1996年春，我应联合国秘书处邀请去纽约参加联合国总部的一个专门会议，顺便走访了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在纽约和华盛顿街头，既看到趾高气扬、兴高采烈的人，又看到很多愁眉苦脸的人。特别刺眼的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无家可归、露宿在街边花园长凳上或街边热水管道铁盖上的人。他们整天不说一句话。1997年10月，我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顺便走访了莫斯科和彼得堡。苏联解体，红旗落地之后，经济下降一半，人民生活很苦，整个民族变得灰溜溜的。在街道上走，没有看到无家可归、露宿街边的人，但是也没有见到高高兴兴的人，连笑脸也没有见到几张。这次到芬兰也走访了几个城市。芬兰的经济是增长的，已属于“发达国家”。我在街道上没有见到过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芬兰人的生活水平远超过俄罗斯人，也超过美国的蓝领和“下层人士”。但是，在芬兰街上见不到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人，也没有见到几张笑脸。这是什么道理？
这位女翻译说：“我也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些情况，并且思考了几年。照我看，原因在于，芬兰的绝大多数人是老板（boss）的打工仔，不是国家的主人，更不是本单位、本企业的主人，所以高兴不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芬兰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差别。”
她还讲了她的家庭情况。她和丈夫，经常有一个人失业、半失业。由于芬兰的社会福利搞得好，失业救济金高，生活并不困难。她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公公是握有大量股票的富人，公公婆婆都喜欢她这位“中国来的儿媳妇”。她的家庭是温暖、幸福的。但是她说：“我走出家庭，来到工作单位就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毕竟是老板的打工仔，我做了工作没有‘事业感’，没有‘成就感’。”
芬兰那位华人女子讲的话，也是“搧向谢韬的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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