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凡是外国封锁的技术，自己就能搞起来；凡是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自主创新就垮台。真正先进的技术是引进不来的，技术进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获得眼前的增长利益，以出让市场和产业控制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作为代价，现行的这种模式必将对我国的产业自主升级构成重大障碍。
在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第7期文章《中国奇迹的神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在日本月刊杂志《选择》2008年第1期文章《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中，也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
按照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展了20多年，GDP全球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可谓取得巨大成就，然而民众的收入却跟不上GDP的增长；“市场换技术”，市场丢了，技术却没有换来；民族产业一步步被逼入困境……两则外媒的话，不能不引人深思。反思中国制造业、反思技术升级的困境、反思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只为探寻在金融危机、国际格局大洗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沿海加工业的兴起，伴随着西方服务业提高
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贸加工出口，沿海大循环带的繁荣就是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兴起的。然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这种加工制造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地位。沿海出口加工业多年高速成长，其市场开拓多依赖“借船出海”，本国企业跨国营销的能力却没有成长并形成大企业，中国厂商只得到全球价值链中微薄的加工费。全球产业链中最“肥”的环节——研发设计、订单管理、产品储运、跨国营销、金融服务等，大体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我们看到，我国沿海工业带的崛起，与西方服务业占GDP比重同步提高，绝非偶然。过去近20年，美国GDP中的制造业比重，就从20%降至11%。但是在我国有人却照搬“国际标准结构”，也要照此标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他们忘记了今天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高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中国家加工业成长是同一过程，第三产业是高度市场化的行业，不是通过政府命令壮大的。
在我国成为“世界车间”的同时，我们的科技力量却少有提升，产品品牌却鲜有塑造。不可否认通过开放引进，我国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我国企业销售额中新产品比重约为10%，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全部研发经费投入约为美国的5%和日本的9%，发明专利授权仅相当于美日的1/30和韩国的1/4。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进步能力差，不足以支持产业的升级。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企完成，徒有虚名。例如，由于缺乏自主核心技术，须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外国支付专利费。
二、外资寡头垄断，产业链上布棋放点
为弥补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的比较劣势，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狼入室”，殊不知技术没有引来，连若干产业的主导权都被外资虏去。从近些年的数据分析，我们看到外资不仅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其势力逐渐深入到我国经济的核心部分。“三资”企业约占工业资产存量的30%和增加值的32%（2007年），其中港澳台资本占外资存量的1/3。在工业所有行业中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多数企业中已拥有股权控制权，控制着投资、国际购销、财务、研发等经营实权，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观（参见表1）。
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他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六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我们看到，外资通过投资并购布点，在越来越多的工业分支领域，形成了由外资主导的寡头竞争（如饮料、啤酒、化妆品、肉制品、水泥）或垄断局面（如干电池、小五金制品）（参见表2）。
就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看，自我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触角从下游工业向上游延伸，在农业、物流、金融、咨询、公共基础设施，布点放棋。然而我国各机构、各地政府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性渗透没有任何防范意识，反而争先恐后地、无限制地、无对等条件地拉外国“战略投资者”前来参（控）股，全然不顾国家经济命脉的安全。
在农业上，美国诱骗我国豆油加工企业在价格顶点购买美国期货大豆造成巨亏，跨国粮商趁机并购控制我国大豆加工企业，也就是控制了大豆收购渠道，使我国大豆生产和加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同时跨国公司在我中部地区悄悄收购基层粮站，企图控制我国粮食产业的源头基地。
在物流上，中国连锁店前30家占全社会消费零售额的9%，其中前15名中有11家外资超市。国际50大超市采购集团中2/3进入中国，已完成在各大城市和二线城市布点。地方政府提供银行贷款，放任外资超市交叉补贴等明显违规行为。
在金融上，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涵盖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领域。我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家已成为合资银行，外资股权接近25%上限，其他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大部分成为中外合资银行，前10名保险公司的5家已合资。IBM目前同时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市场，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安全隐患。
在咨询服务上，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等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事务所。2001年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部分银行也发布类似规定。全国工商联2006年向人大提案：四大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大量国家重要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国家安全令人担忧”。
在公用基础设施上，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于2002年对外资开放。世界四大水务集团（苏伊士、泰晤士、威立雅、柏林）染指中国，苏伊士参股了15个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法国通用收购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50％股权、法国威立雅获得深水集团45%股权。在这样的巨幅变化背后，城市政府谋求的是“盘活存量”筹集城建资金，洋水务看准的是垄断型公用事业私有化后向政府谈判的优势，推水价上涨，掏消费者腰包。
三、外资的“斩首”行动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国企攻坚战”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地属大中型装备类国有企业“限期改制”任务，纷纷把“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作为首选方案。这些国企不少是原部属行业骨干企业，属于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这些国企都是包袱，对地方GDP贡献小、债务负担和人员负担重，“民营企业买不起，让其他国企收购等于没改”。而引进“世界500强”当“战略投资者”，既卸了包袱又有政绩，一举多得。这一“改革思路”，等于白送给跨国公司消灭竞争对手、扩大在华地盘、垄断中国市场的机会。现存不多的国有重点企业，是我国60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些企业的意义，远远超出账面的“资产”，而是综合国力的核心——企业组织、技术研发与产业核心技术、熟练技工队伍、品牌与营销等等能力的集合，是行业内配套体系的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业自主创新的带头人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一些关键企业一旦被合资，产业链就发生断裂，造成全局性的损失。
徐工机械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在20个品种销售额中占国内前三位，汽车起重机、压路机占国内市场的50%。徐州市和徐工机械上级（徐工集团）的改制方案中，同意由美国凯雷（基金）以20亿元，对其核心子公司徐工机械控股82%。后因舆论反应强烈，中央重审叫停。
大连电机厂曾是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厂分别与新加坡和英国企业合资，外商控制经营权后，连年亏损，最后变为外商独资，一半职工下岗，费用仍由地方承担。此前两厂均承担行业重要技术研发牵头任务，合资后取消。行业级协同技术攻关最后不了了之。
杭州齿轮厂，在全国齿轮业中排名第二，在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上国内排名第一，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2002年某外商要与杭齿核心能力合资被拒，外方称“不让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萧山区同意外方控股70%。后因中央干预叫停。
在轴承行业中，至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已建立24家合资独资轴承厂，8－9亿套能力。行业龙头为哈尔滨、瓦房店、洛阳三大厂，产量占国内15％，掌握行业前沿技术，基本包揽军工、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配套生产研发任务。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地方分头谈合资，经轴承协会呼吁暂停。
武汉锅炉厂（工业锅炉），曾承担我国某战略武器核心设备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2007年，上级单位将所持51％股权转让给法国阿尔斯通。为完成改制“政治任务”，同意法方苛刻条件。新武锅军工研制和生产任务必须通过外包，看洋人眼色。
武汉长江动力和杭州汽轮机，2005年，长动（工业汽轮机）被西门子以3.4亿人民币控股。该产品是石化电力等工业重要基础装备和国防动力设备。1975年，西门子曾将整套设计制造专利卖给杭州汽轮机厂，杭汽消化吸收后，市场份额稳步提高，价格低于西门子30%－40%。西门子控股长动，意在利用我国相关企业的分散弱势地位，分头打压击破，对行业上下游和使用部门造成威胁。
回过头来，我们反思可以看出：放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搞“改革攻坚”的主张，不管理由多么动听，他们忘记了一点：国家产业进步和经济安全，是人民根本福祉之所在，是最高位的“大道理”，改革开放必须服从这个大道理。
西方给我们扣“经济民族主义”的帽子，其实这顶帽子应该给他们自己。19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规定成立由财政、外交、商务、国防、司法、安全、科技等12部门组成“外资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评估外资在美并购的安全威胁，并授权总统可中止相关并购案。此后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渐趋严格，范围延伸到“本国重要基础设施”——农业及食品、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服务、能源、银行及金融、化工/危险材料行业、邮政、信息技术等，以及核能、国内航空和航运（禁止）、电信、广播（严格限制）、油气管道、铁路、采掘（对等投资）、土地及不动产、水电、沿海和内河航运（特殊限制）。美国在上文所述所有领域安全审查机制之严密，世界罕见。1980年代的英国私有化和1990年代的前东德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从未允许任何重要的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人。西欧各国工业中外资比重不超过15%，在银行业中的外资比重不超过13%。只有阿根廷和若干东欧国家，国企私有化是彻底向外资开放的，其丧失经济主权的严重后果已明摆在世人面前。
四、外资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
近十几年，我们看到若干资本品工业的升级，如ICT产品、家电更新、家用汽车、住房等，这一升级过程，的确很大程度得益于引进外资。然而有人就据此证明，外资具有内资所不具备的技术进步牵引作用，甚至根据我国50%以上的技术来自国外这一事实，主张放弃自主科技创新的努力。
外资企业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体吗？在通行全球的资本主导权和知识产权规则下，我们认为外资企业不可能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资本无祖国”是哄小学生的空话。我国加入WTO后，“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实现，FDI（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技术进步的边际效益递减。用“外资带进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说事，是缺乏基本的技术知识。技术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进步。一个企业或行业的技术实力的本质是自主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不是买了多少设备图纸专利。根据创新经济学理论，技术进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因为“技术”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上，更体现于企业或科研组织长期工作积累形成的经验、程序与惯例上。一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总体，决定了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性质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一个国家进行技术学习的主体只能是该国的组织，而从创新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能力也从而具有国家所属的性质。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分支组织……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以及获得收益的分配都服务于母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控制”。满足于依靠外资端来现成的“先进技术”，甘心当洋人的打工仔，躺在“低工资比较优势”上再吃20年的“人口红利”……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外资为本”。
“真正先进的技术是引进不来的，我们见多了打着‘引进技术’旗号与外资合作的国有企业走向失败的例子”。科技工程界的这一呼声多年来不绝于耳，但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是听不懂。依靠外资推进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幻想，既是出于对技术的无知，也反映了我国开放以来一个明显的社会思潮，即躲避艰苦的自主创新、把国家建设和产业振兴的前途托付于外人的倾向。
结语：以自主技术立国
坚持独立自主，在以我为主的基点上开放和吸收学习，这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过：“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我们做他们的附庸”。一个老想着依靠别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的精英层，如果仅仅对眼前的财富增长感兴趣，没有振兴国家的抱负和远见，就没有资格充当社会的精神领袖，最终会被历史抛弃。
我国力求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是日韩式的自主型技术立国？还是拉美式的依附型发展？有西方观察家认为：可以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正常’的工业强国，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样”，而这正是“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
从全局看，我国目前的“产业升级”，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升级。对比日本韩国的自主型“技术立国”战略，我国发展路径的弱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在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同时，缺乏推进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的能力和意志，即缺乏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核心能力。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获得眼前的增长利益，以出让市场和产业控制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作为代价，这种模式必将对我国的产业自主升级构成重大障碍。
先让我们看看数控机床的例子。数控机床——加工设备自动化，是工业结构升级的根基。我国在此领域起点较低，1990年代80%依靠进口，但高端数控机床的进口受到西方严密封锁。1999年《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借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进口美国数台五轴多联动数控机床，转为加工军品”，还派人来华追查。从1990年代起，国有民营一起上，在整体设计和核心的数控系统方面形成突破。现在，我国沈阳、大连、齐二机床及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已能自行研制多款中高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并能出口，西方封锁不攻自破。
因此有人总结：凡是外国封锁的技术，自己就能搞起来；凡是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自主创新就垮台。这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后进追赶国家之间的技术封锁反封锁、遏制反遏制斗争。西方资本为利润所驱使，将低利润的产业环节向后进国家转移，但同时又竭力保有技术优势，防止核心技术随产能的转移而外泄，为此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对核心及战略高技术严格封锁；通过选择性技术出口策略，摧毁后进国技术自立的能力和意志、压抑其自主技术产业化的努力。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问题。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遏制和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责任编辑：邓守亮）
● 高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9年《绿叶》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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