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中“公”与“私”的矛盾
台湾花莲毒药原创
1、先说说“公”的美好。
1988年我18岁毕业分配到东北的一家国有煤矿,当时还有“大战红五月”“七一向党的生日把礼献”等政治生产运动,我想还是基本上保持了前三十年的基本面貌吧。当时有一些政策是现在18岁年轻人羡慕的,例如:职工医疗基本全免费,家属报销百分之五十,毕业包分配,没结婚的有单身宿舍,结婚的可以分房(交几块钱的房租),按月发工资没有拖欠,当时我没结婚但肯定有孩子的从托儿所到大学都是基本全免。取暖和做饭都是每月每个家庭免费供给0.5吨煤。国有粮店凭粮本大米、面粉一类的细粮人民币0.15圆每市斤,粗粮是0.05圆每市斤,基本够吃。工人和干部都是同步调资,一线采煤工人工资最高,基本公平也不存在严重的民生问题。
2、再说说“公”中有“私”
人的自私是公有制的蛀虫,不解决自私问题就会埋葬美好的共产主义愿望。88年到92年当时在企业里就已经流行“吃老共”了,没有人去想“锅里没有碗里怎么会有”,应该说干部工人都有这种思想,例如:当时就有不少干部利用“调换工种”“工作调动”“住房分配”等权利以权谋私,当时也有了“干部楼”(当然比普通住房条件好),每个干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我肯定都不会少赚。工人也有“靠山吃山”思想,每到下班都会看到一些人带一些煤块去卖给私人饭店,甚至有一天我看到开绞车(地面工种)的大姐出现在采煤工作面,原来也是想来拣点好煤块去卖个好价钱。现在想想“抓革命,促生产”不是没有道理,公有制不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的判断是肯定搞不下去。
3、接下来是化“公”为“私”
中国工人的灾难是从1992年才真正开始,我记得是那年春天一个的上午被通知去听一个老人的讲故事,随后的一个月里刮起了“减员增效”风,当然象我这样的技术岗位,暂时还没刮到,但我们单身宿舍的管理员周大姐被刮倒了,记得那天下班看到她眼泪汪汪到我房间去打扫卫生,我问她怎么了,周大姐说自己被“减员增效”了(当时“下岗”一词还没流行),紧接着就是“砸三铁”即“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事实是只砸了“铁饭碗”和“铁工资”,“铁交椅”们在随后的“改制”中通过化“公”为“私”端起了“金饭碗”。我就是在随后的“改制”中被彻底砸掉饭碗的,也许你会有疑问,为什么一个技术人员也会被改掉?原因很简单私有化造成了,资源的私挖乱采,砸了我的饭碗的那几个领导后来成了老板,把矿区又私下里分散转让,变成了一个个小煤窑,以前的“机器化采煤”“水采”等先进采煤方式根本无用武之地,和农村小农的后果类似,造成工业倒退。现在私人煤矿喜欢雇佣外地农民工,即使死了人,由于是外地人家属人生地不熟,威逼利诱花几个钱摆平了事,“民不举,官不揪”。直到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老人是讲的一个化“公”为“私”的故事。
4、“私”和“私”的对抗
大家赖以生存的煤矿只有一个,大家赖以生存的工厂只有一个,有一天突然被告知这些资源都是一个或者几个人的了,其他人的“私”多余了,必然造成“私”和“私”的对立。近几年随着工业私有化全面结束,“私”和“私”的对立局面开始蔓延到了多数中国人的头上,中国民间有这样一些话“卖药的气死劫道的”“十个卖药的不如一个办学校的”这样一些侵犯公众利益的“公开抢劫”,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卖学校、卖医院、卖车站、卖道路、卖桥梁、甚至连厕所和火葬场都卖了,把政府“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公共事业变成一个个“私有产业”,它怎么会允许广大群众的“私”,于是就有了“活活不起、死死不起”的中国人。“共同富裕”成了“抢劫公众”,“三个代表”成了“啥个代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变成“抢劫公众是第一生产力”“和谐中国”变成了升级版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我买医院、买学校、买车站、买道路、买桥梁、买厕所、买火葬场的财”造成了更广泛的“私”和“私”的对抗,水火不容。
5、改革的关键点化“私”为“公”。
“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道理,谁都知道。只有走公有制道路,群策群力,才能短时间搞出原子弹,才能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企业,中国的航天事业和体育事业能有今天的成绩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和公私合营的工业公有制改造中为我们也积累了经验,今天还有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这样的成功事例,实践证明中国只有走集体道路才是一条康庄大道,以前走集体道路造成“大锅饭”,不是方向上出了问题,是管理上出了问题,改革是医生治病,头痛医屁股,只能是南辕北辙,越改越乱,“私”和“私”怎么能和谐共存?只有通过化“私”为“公”,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才能“锅里有碗里有”,最终满足每个人的“私”,也就是“共同富裕”。
结束语:本人水平有限,全当我是第一个“臭皮匠”吧!我只是努力做到一个说真话的“臭皮匠”。
2009.5.15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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