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理论困惑
李文斌
三十多年前,中国粉碎了XXX,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两个凡是”,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XXX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否定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核心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受到批判。从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词在中国讳莫如深,避之而恐不及。
然而,客观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这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毛泽东、XXX都反复倡导的基本理论。用这个观点看中国,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XX理论的。
今日中国还有没有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句话作何理解?如果有阶级那么有些什么样的阶级?中国有没有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中国有没有剥削?这种剥削是否合法?中国有没有阶级斗争?中国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些基本矛盾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有何影响?中国史无前例的大浮躁思想根源是什么?中国空前大腐败的社会意识背景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有无片面性和负面效应,有多大?“黑猫白猫”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应作怎样理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哪些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由于我们只顾“摸着石头过河”,只顾“一心一意搞建设”,却有意回避、淡化、抹杀了它们,以至使当代中国出现了理论的大缺失、大困惑,使全民族在极端实用主义的蛊惑下稀里糊涂地“拚搏”、“奋斗”,而不知道朝那去,去干什么,结果如何。如果说中国国内的麻烦有天灾和人祸之分的话,那么,人祸中的绝大多数是与理论的困乏、信仰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有关的。
先说阶级。公认的理论是:阶级——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团。阶级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级才彻底消灭。反观中国当代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未到达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此种判断恐怕无人反对。中国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得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经济地位出现了天壤之别,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令全世界惊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被分化,被忽视,被遗弃。一个有庞大资产的有产阶级正在形成。现在,恐怕不会有人说上百亿资产的老板和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同属一个阶级吧。但是,就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听不到党和国家任何理论的阐述,理性的分析,政策的折射,以及阶级矛盾的处置之道。难道对如此重要的社会问题,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可以保持沉默装聋作哑吗?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出发引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现在的只字不提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又是为什么呢?掩耳盗铃,不敢直面现实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上,淡化了阶级就淡化了共产党本身。因为任何政党都是阶级的集中代表。党章中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如果连阶级都模糊了,那么阶级的先锋战士岂不成了虚幻和扑朔迷离?人民群众追随、拥护、服从的中国共产党,所依托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而如果中国工人阶级的轮廓都是模糊不清的话,共产党的形象还能鲜明吗?一个形象不鲜明的团队能有严明的纪律、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战斗力吗?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说共产党“鱼龙混杂”;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员自己也说“反正也不交党费,也不搞活动,不知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尽管党员数量很大,又有多少堪称“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呢?更有甚者,共产党员大骂共产党的事例还少吗?
再说无产阶级。当代党的理论家们,谁能说清楚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指一些什么人?从字面上讲,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好像无产阶级不一定“无产”,即不一定是穷人。他只要付出劳动,而劳动所得多少不是决定因素。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脑力、体力劳动者(如演员、律师、医生、各类专家、高级白领及有一技之长的人等),尽管收入很高,依然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但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很多,而且愈来愈多,他们都占有生产资料,本不应成为无产阶级的成员。可他们却有大量的人被吸收入党,不但成了无产阶级一分子,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还有一些政府官员,明里不占有生产资料,未当老板,但他们暗里在企业里参股,成为实质上的老板。他不应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但他却是一个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些奇怪现象都向理论界提出了挑战。事实上,阶级的分化正在中国无声息但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有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直线攀升,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党的理论家们好像对此熟视无睹!对此,党员能不迷茫吗?人民能不迷茫吗?人心能不混乱吗?
关于阶级斗争。它是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既然无人否定中国存在阶级,那么阶级斗争也必然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斗争的起因就是剥削。那么中国当前有没有剥削呢?答案是肯定的。君不见多少黑心老板让工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活;多少私营企业从未有过双休日、节假日;多少外企打骂工人,锁死厂门,以至失火无法逃脱活活烧死;多少黑店剥夺职工人身自由,随意克扣工资,随意解雇,随意体罚;有的矿山死了人一埋了之……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使人不能不用“无法无天”、“暗无天日”、“敲骨吸髓”、“草菅人命”等字眼来表述!有鉴于此,谁还能说中国没有剥削?!然而,由于理论界对中国社会本质缺乏研究和把握,以至蔓延于华夏大地的一宗宗血淋淋的事件竟成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一个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国的“父母官”们,要么对残忍的剥削压迫熟视无睹,要么拿了好处有意掩盖欺上瞒下。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有剥削,中国有极其严重的剥削,中国对现时存在的剥削现象缺乏研究、把握和对策。在此种情况下,阶级冲突呼之欲出,就顺理成章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不是整天喊警力不足吗?那是因为事情太多。那么为何事情太多呢?那是因为矛盾太多太广。中国当前阶级冲突阶级对立从广度、深度、烈度上看,都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不是有“仇富心理、仇官心理”之说吗?为什么会仇呢?不正是阶级对立的典型表现吗?在这种情况下,不去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角度朔根求源,采取治本措施,只在那里忙于抓小偷、抓流氓、抓抢劫、抓卖淫、抓诈骗、抓贩毒、抓走私、抓杀人……无异于隔靴搔痒,舍本求末。
再来谈谈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宣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1、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2、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根据这几条来看中国社会的现时状况就会发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社会主义。名义上,中国仍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但随着愈来愈多的私人企业主(资本家)进入参政统治集团,上述状况正在改变。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变得以私有化为主。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集体所有制正在蜕变、缩小。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也越来越取决于对资本、资源的占有和身份地位的不同;社会财富的80%以上集中在不到人口20%的人手中。更有甚者,不合理的分配形式充斥社会,劳而无得、劳而少得、不劳也得成了普遍现象。加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强取豪夺的不正当手段,使社会主义分配宗旨七零八落,几乎荡然无存。另外,社会主义主张共同富裕,社会和谐,集体福利。而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拜金盛行,道德败坏,沉渣泛起,价值观扭曲;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生存危机十分严重。上学、就业举步维艰。这怎能说中国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呢?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又要说是社会主义,在思想上怎能令人接受呢?
在以上几个基本问题出现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信念面临饥渴。中国人有从众心理,迷信权威,崇拜官场,对大人物的话奉若神明,毫不怀疑。于是,对XXX一些话语的片面理解,盲目神话,噤若寒蝉,或迎合私欲,横加阐释,为我所用,就酿造出中国亘古罕有,史无前例的社会大浮躁、大腐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看似平常的话,一旦出于伟人之口,就变成指示,变成号召,变成标准,变成激励,变成理论。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违背指示,不听号召,背离标准,没有能力,甚至是没有跟党走,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十多年来,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由于它迎合了人类需求的基本层次——生存、安全、沟通、自尊、自我实现,因此调动了全国人民致富的热情、干劲和创造力,加快了全民奔小康的进程,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其历史的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应该看到,时至今日,并未见理论界对XXX这句话的全面、辨证、深刻的诠释,国家也没有把这种诠释付诸教化人民的行动。人们凭着自己的理解去实践它,这就导致了千差万别的后果。首先是怎样理解这个“先”字。有先必有后。先富了,后来的怎么办?有的富了,没富的怎么办?先富了后来又穷了怎么办?为了抢先富而去排斥别人怎么办?等等。没人去说明,大家都跟着感觉走。时至今日,中国有先富起来的,有大富起来的,有暴富起来的,有富了又穷的,当然,也有大量始终没富起来甚至更穷的。这种局面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但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现在,愈演愈烈。
如果说“富起来”是目的,那么“白猫黑猫”就是手段。XXX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只要能让人们富起来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一向注重理论和宣传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未对这位伟人的这句话作出官方的、正规的、明确的阐释,也未对这些“猫”作任何界定,这也许是出于对这位大人物的敬畏吧。于是,贫穷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狂热的致富欲望,和可以任君选择的致富手段,一下子点燃了13亿人本能的私欲之火!现在看来,由于理论扭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令人痛心的一页。目睹当前中国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不少有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得不重新掂量它的功过得失。现在,人们都在理直气壮的质疑: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有多少靠勤劳和诚信?或者说,他们的富有多少不靠邪门歪道?这些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反复重现,又反过来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要富起来就要胡来;不胡来就不能富起来。试想这对中国人的思想、品德、价值观该是多么大的毒化啊!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那么现在人们的思想不是被搞乱而是被搞坏!骇人听闻的致富手段俯拾皆是,花样翻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走私贩私,贩毒吸毒,卖淫嫖娼,造假卖假,坑蒙拐骗,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教育腐败,医疗腐败,海关腐败,银行腐败,司法腐败,工商腐败,税务腐败,抗洪腐败,救灾腐败;通讯陷阱,购房陷阱,求职陷阱,上学陷阱,求医陷阱,买票陷阱,广告陷阱,展览陷阱,出书陷阱,上网陷阱,短信陷阱,彩票陷阱,……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们推翻的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那么上述不胜枚举的灾难,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又岂止一个“万恶”所能形容?耐人寻味的是,灾难的始作俑者竟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党员、政府!
有一句话叫“思通天上星河易,力挽人间风气难。”没人能评估中国人道德沦落究竟有多麽严重的后果,也没有人能预言何时才能从道德崩溃的泥淖中再走出来,但用“祸国殃民’来形容它毫不为过。对此,搞理论工作的大“家”们,你们的职业能力和职业良心呢?
对XXX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理论界同样是全盘接受,不假思索,乐得偷懒,由着人们去捉摸。其实,任何理论都有它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条件,“发展”也不例外。什么是国家需要的发展?长期没说清;怎样去实现发展?长期没说清;发展的代价成本怎样?没说清。当这些没说清的理论与中国一层层无能、懒惰、自私、官僚、媚上、跋扈的政府结合时,可怕的后果就产生了。君不见无知的官僚为了“发展”而在深山老林大摆“开发区”的奠基典礼;君不见想借项目敛财的官僚以发展为名将城市的管道挖了埋、埋了挖;君不见想升官上爬的官僚假发展之名大搞形象工程,显示“政绩”;君不见大权在手而又利欲熏心的官僚打着发展的“红旗”与地产商勾结大片征地,大片建房,牟取暴利。多少年来,人们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凡是有项目的地方必有腐败;凡有腐败的项目必是豆腐渣工程;凡豆腐渣工程一旦暴露必下台一批贪官。但,一批贪官倒下了,新的项目还会培育出新的贪官,如此“前赴后继”。只要能捞钱,丢官无所谓。而这些,都是在发展的旗号之下。因为谁也未对发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何况发展还是尚方宝剑,是“硬道理”。反对项目就是反对发展,反对发展就是反对XXX和中央。这种在文革时被称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极左”伎俩,往往叫人投鼠忌器,哭笑不得。至于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民怨沸腾,坑农害农,资源践踏,亏本倒闭,呆帐坏帐,不良贷款,伤亡事故,拖欠工资,上告上访,甚至动乱闹事,除了忙坏了中央,忙坏了“调查组”之外,那些肇事的地方贪官,却很少受到触动,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组成的保护网,他们上抗中央,下欺百姓,有恃无恐。
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建设的快速推进和政治改革的步履维艰;社会实践的超前和相关理论的滞后。政治改革推进的真正阻力来自推进者自己,即执政党高层。他们的潜意识是总怕政治改革丢了执政党的地位。而相关理论的滞后是由于没有形成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呼风唤雨,高屋建瓴的一支大理论家队伍。至于被当作口头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XXX理论、XXX表”,面对上述社会问题似乎并未开出灵验的药方,这是因为“老理论遇到了新问题”。“XXX表”只是回答了“共产党应该是什么”。至于“当代中国是什么”、“怎样使中国成为应该是的什么”,并无答案。何况,尽管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也不能把对共产党员的理论要求完全套用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因此,刻不容缓地构建能洞察当代中国现实并拿出解决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伟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
结论是:
1、当代中国的阶级状况必须明晰。以此界定每个人的社会角色,理清相互关系,明确个体的和相互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安定;
2、对业已形成的社会浮躁、社会腐败和全民的价值观恶化,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开展全国、全民、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大教育运动;
3、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十分有必要从党中央的高度,从理论的角度,对XXX的影响深远而又颇具破绽的三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进行全面完善与理性的阐述,使其从俗语、口头语上升为某种理论,以此扩清人民的思想;
4、在思想教育的同时,制定与思想理念相一致的政策措施,以体现、强化、落实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精神元素;
5、强化中央权威,推进法家治国方略,坚决屏弃姑息政治,全面提高政治效率。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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