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改革过分集中政治体制的速度和力度，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系，成为新起点改革发展问题上困扰我们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钥匙，在于深入学习17大报告的有关论述，正确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同改革政治体制、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辩证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与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7大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十个结合”宝贵经验中，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是统领全局的党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我们党在提出基本路线时就指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对于这个辩证关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曾强调和诠释。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保证；改革开放，则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赋予四项基本原则蓬勃的生命力。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17大在强调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结合的基础上，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又再次强调了16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贯彻这个方针的关键也在充分认识其中的辩证关系。这个方针中的依法治国，属于治国方略，它是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统一的。所以这个方针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
首先，党的领导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环境，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随着改革的深入突显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尤其政治体制改革是直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它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谨慎从事。”如果发生动乱，那就什么也干不成，甚至葬送改革和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改革越快、越彻底越好是危险的。这有我国十年内乱惨痛的教训。
现阶段国际国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还在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活动，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离开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走向歧途，以至被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所利用，走向资本主义和分裂的道路。那种鼓吹摆脱党的领导、照搬西方多党制或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是一副毒药。这方面的教训，不但有在我国民国初年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痛苦历史，而且有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的恶果，尤其这还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现实原因。
但是，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从根本上讲，有耐于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改革政治体制，逐步实现人民切实当家作主。
从理论逻辑讲，人民拥护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党的领导，都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在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都在于把党执政的内涵定义为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归根结底都在于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
如果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甚至走向反面形成利益对立，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丧失执政地位。这并非杞人忧天。正如党的16届4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所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所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党，应该求真务实，不回避这种客观存在的危险。
历史上，这是革命党领袖们最担心的问题。列宁就指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果然苏共终因脱离群众而亡党亡国。孙中山也曾觉察到这种危险，果然以后蒋介石集团腐化蜕变为三座大山的代表，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对象。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以李自成腐化变质的史实教育干部，执政后，他一直在寻找改善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途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虽有一定效果，但总的讲，没有能正确认识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没有能找到根治的办法。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事业继续探索，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和根治办法。
邓小平在经历31年全国范围执政的实践，于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弊端的总病根，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他指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深挖根源：“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
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强调，这个问题的解决，“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就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改革政治体制，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辩证关系，找到了实现二者有机统一的途径。
革命领袖的上述担心和邓小平的论断，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这个论断揭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实质，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现象的缘由，无论是革命的发生，工人阶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还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以至革命者的蜕化变质，概莫能外。之所以在执政条件下，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中，革命党的领导干部发生蜕变，就在于干群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时期的领导干部大多出身于工农，尤其是敌我残酷斗争环境中，其生命还靠群众保护，干群天然是鱼水关系。即使是执政时在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下，领导干部和工农群众之间，虽有矛盾但不突出，因为领导干部没有利用生产资料侵犯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权益的条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差别，他们就分别处于公有资产管理经营者和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的不同阶层，并且按占有和支配资源的权力不同分别处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他们之间客观上就存在利益矛盾甚至对立。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如果不建立健全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机制，领导干部公权力的取得和使用受不到广大人民的制约，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自发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就会利用实际支配公有资源和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的权力，侵犯在他们领导下的直接物质生产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根本性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公权力的赋予和使用不受广大人民的制约，则是这种权力腐败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制度根源。这种权力腐败是不可能仅靠思想教育根除的。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一种对这种权力的赋予和使用由广大人民制约的政治体制，即民主制度。这就是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
所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讲，还在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设和完善人民切实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
综上所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速度和力度的把握，就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地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同改革完善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制度的辩证关系，把它们结合起来。
苏共亡党亡国的历程充分地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
苏联剧变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经济没搞好，国际敌对势力策动等，但其中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以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历史研
究室主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立茀教授所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赞助课题的最终成
果《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中的论断。（她在研究中，两次共长达七个月时间赴俄罗斯拜访社会学和历史学顶级学者和著名学者，收集一万余页相关俄文文献，充分汲取了俄罗斯最高学术研究
成果，历经六年完成）这个论断与剧变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所述过程是相符合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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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页
录里，虽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继续推销民主社会主义，但他提供的处于事变核心地位的第一手材料，却最有力地证明了黄教授的结论是正确的。
黄教授的结论之一是，“苏联剧变最重要的现实原因是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滑向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被一些个人野心家和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鼓吹越快越彻底越好的激进改革，煽动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贡献，按照“华盛顿共识”，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照搬西方经济制度，使政治和社会陷入混乱，最终他亲自解散了苏共，辞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务，使苏联解体。这个教训说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更是坚持改革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
黄教授的结论之二是，在过去革命和战争条件下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进行改革，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与这种体制的利益矛盾并不断积累，“是苏联走上激进改革道路并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苏联人民群众与集权体制矛盾的核心是利益分配体制不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她转述苏联学者和老百姓的普遍看法，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苏共许多官员在这种体制下，凭借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发展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这“是苏共垮台、苏联剧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们为维护保持其特权地位的旧体制，极力抵制和反对改革。然而这个阶层的大多数在1988年左右发现，使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是掩饰其特权最合适的道路，于是当眼看激进民主派即将取胜，旧特权即将不保，旧体制已无利用价值的时候，却摇身一变，转而担当了激进改革的领导力量；他们利用旧体制的漏洞和改革造成的新缺陷，把旧体制下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变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际所有权。而广大工农，则因对苏共和旧体制的失望，以为激进改革能改善其困境，受蒙蔽被裹挟进了潮流。该书总结说：“汲取苏联剧变的教训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及时改革经济、政治体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建立社会阶层之间、社会阶层与经济、政治体制之间利益相和谐的社会，使共产党一如既往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头等重要的。” ①这就说明，从根本上讲，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归根结底还有耐于改革政治体制。
研究苏联剧变的教训，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坚持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更深刻地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上述苏联剧变的两个主要原因，拿我们的话讲，恰好就是违背基本路线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我国1987年根据改革九年的经验制定基本路线时提出的坚持这两个基本点结合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还只有两年，当时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但已经在逐渐形成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后便发展形成两派之间各执一端，彼此斗争，分别从“左”、右两个极端激化矛盾，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错误路线中，解散了苏共，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联盟国家。这就正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苏共亡党的现实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其最重要的、深层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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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87-597、632、633页
则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这种制度造就的官僚特权阶层同工农的矛盾。而这些官员们以僵化观点看待党的领导，以为反对和阻挠改革、维护这种集中体制，就可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却反过来帮了自由化的忙，削弱了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使工农失望不满，掀起罢工，客观上助长激进势力，导致改革急骤右转，终于葬送了社会主义和联盟国家。这都说明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党同苏共的辩论中，就严肃地警告要防止党内出官僚特权阶层。黄教授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认为，其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高度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这种制度造就的官僚特权阶层同工农的矛盾，因此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头等重要的。” 这就说明，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在苏联高度集中体制下造就的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剧变中，一方面，僵化地看待党的领导，开始为维护其特权而阻碍、反对改革，却激化了矛盾，推动改革急剧右转；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向往西方生活，后来在激进派得势时又成为自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剧变后控制俄国经济政治的七大垄断财团正是出自他们，剧变后俄国的暴富和新权贵多数都是原来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官员。这些不仅说明，反对僵化是改革中的主要任务，而且说明僵化同自由化在一定条件下是会相互转化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的剧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全面经验教训。这个经验，充分说明了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更证明了邓小平上述论断的正确。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期主要是学苏联的，虽然也有自己的独创，尤其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但其具体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上面说过，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例如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的总病根是制度问题，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其根源在照搬苏联，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他说这种制度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从这里可以看到研究苏联剧变教训对我国改革的重大意义。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付出了极大代价，来之不易，特别对我国，是再及时不过的了，而且可比性极大，我们要虚心、认真地汲取，总结我国3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同改革过分集中政治体制，保障人民切实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和当前的主要任务
前面说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结合，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主要就是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不容易被认识，在实践中把它们结合起来更是困难，一个是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囿于利益的支配，小平同志就说过，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理论结合实践地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辩证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索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课题。
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辩证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方面的干扰。
自由化方面，比较极端的是，歌颂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发动群众的“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大民主”。不过这方面的市场不大，因为人们对十年内乱恶果的印象太深。
自由化方面影响大的，一是急于求成，鼓吹改革越彻底、越快越好；二是洋教条，认为只有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才是最彻底的民主制度。这两方面错误思想的影响大，主要是因为知识界特别是一些学者有崇洋思想，尤其是其中一些人在高层有相当地位，有的还戴着“改革派”的光环，加上他们在舆论上的影响力，还加上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和煽动。这就是1989年政治风波中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些是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前几年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又仿效苏联剧变中的极右势力，发动取消宪法中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规定的提案。正如上面指出的，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所以反对自由化是长期任务。
上面讲过，苏联剧变原因中，集权体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黄教授定位为深层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探索上花精力最多的，就是密切干（党）群关系、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问题。而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就指出，我国政治生活弊端的总根源也在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他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教训时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到90年代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3大在强调两个基本点结合基础上，把邓小平上述讲话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并决定首先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但是后来鉴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而暂时搁置了下来。
对于暂时搁置13大关于改革过分集中政治体制的决定，要讲两句话。按照上述黄教授总结苏联剧变的第一条经验，这应该说在当时是适宜的，也是贯彻两个基本点的结合，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但是，按照他总结的第二条经验，又应该说那只能是临时应对之策。因为小平同志讲过，13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改。政治生活中弊端的深层根源在于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上述邓小平所指出的作为政治生活弊端总根源的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党群关系的危害，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而且这种体制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中更容易滋生权力腐败。在集中精力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局面以后，就应该与时俱进，恢复贯彻13大的决定，遵循基本路线继续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课题。然而党内却出现了一种如党的16届4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所指出的，误认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与生俱来和一劳永逸的，企图长期甚至永远维持这种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媒体出现了维护这种体制的“理论论证”，实践上有些地方比过去更集中了。
实际上，1989年政治风波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主要还在于这种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例如，其中当时最令群众不满的“官倒”，就是这种体制滋生出的以权谋私。后来由于搁置13大这个决定，保持这种体制，它所滋生出的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到90年代，随着市场机制普遍实行，尤其是伴随着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而恶性膨胀，普遍产生以资为本，侵犯工农权益，贫富急剧分化，导致干群和劳资矛盾空前激化。当时，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指出，许多工农群众，对于权益受到侵犯，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腐败，严重不满，甚至有希望改变政权的极端反应。①那时发生集体“闹事”示威达到相当的规模，形势的确可说是有一定的严重性。这些工农所反对的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政策忽视工农权益，但其背后的深层制度根源，正是在于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因为这些问题的表现就是社会不公，实际就是资源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正在于政治体制上没有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制，广大工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作决策和实施政策的领导干部的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制约，在市场趋利机制的驱使下以权谋私，侵犯人民群众的权益。
16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正确的。这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层面，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面贯彻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我认为，对于形势的估计不可过于乐观。因为当前的具体政策主要只是针对过去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被忽视了的公平、民生和社会问题，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着手从全局实际解决作为社会不公根源的过分集中领导体制的弊端，并没有建立以人为本所要求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而科学发展观及其政策的贯彻，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上面说过，在市场趋利机制的驱使下，他们支配公有资源和劳动者的权力，在现有的体制下受不到或很少受人民群众的制约，很容易以权谋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干（党）群矛盾的。虽然长期以来教育和惩治达到空前的力度，但以权谋私却愈演愈烈就是证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苏联的工农，剧变前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比我国现在的工农高，仍对其体制强烈不满，矿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据戈尔巴乔夫说，这是推动剧变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个教训尤其值得我们汲取。
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所以，仅有经济社会层面政策的正确，而不建设完善保证人民切实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把领导干部的权力取得和使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制约下，中央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要求也不可能彻底贯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就不能说没有忧患了。
现在一方面，随着利益进一步多元化，人们政治参与的要求更高了；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群关系，社会政治局面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一些所谓的“异议人士”，大多也主张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极少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势力不成气候。现在经济发展形势很好，国际环境也很有利。应该说，现在具备了适度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和速度的条件。
当前应该继续贯彻13大的决定，继续解决邓小平提出的课题，按照17大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的要求，可以从增强权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代表性着手，首先改变人民代表绝大多数是领导干部和工会领导干部实际是行政编制的状况，人大代表按照阶层分配名额、自下而上提名选举，工会实行群众化、民主化，探索建立农民维权组织的适当形式，从制度上逐步实现各阶层都有相应比例的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利，以保证政权机关和领导干部执政为民。这样，就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然会恢复党群鱼水关系，从根本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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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40-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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