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专政就是人民专政，但有些人做了领导后，就脱离了人民，成了压迫人们，在人民头上的上等阶级。也就是变修了。他们就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时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走资派。毛之后，走资派复辟，在这三十年中又回到了资本主义。
精英的主张和解放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有很大相似之处。总结起来就是：
1，崇洋媚外，一切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和理论采取不信任，破坏，甚至消灭的态度。
2，瞧不起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把人民群众作为统治的对象，把他们作为愚民。视底层群众如草芥，畏觉醒的底层群众如水火。
3，发展经济，莫谈国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痹国民。工人不能罢工，农民不可抗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韬光养晦...
殊不知，失去了民众的国家，无论经济怎么发展，都只是肥大的国家，而不是强大的国家（张宏良语）。无论怎么武装到牙齿，都只会受到外国人的欺侮和践踏。因为这样的政府，失去了人民作为脊梁，就直不起腰来。它的官员们有太多的隐私，太多的罪恶可以作为把柄。这些人对他们治下人民尚可虚张声势，杀一儆百，对管不了的外国人，外国政府，就只能卑躬屈膝。美国几十年来的强大，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最先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如果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不管怎么追赶，永远是脆弱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依靠人民作为后盾，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国家为得到人民的拥护，不能靠强迫人民与他合作，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维护，才能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但话说回来，人民也不能企望这样的政府自动形成。因为每个官员都有贪欲，每个人都有私心。（象毛泽东一样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仍然号召群众造反，打倒自己的政府，官员的领袖太少了。只此一人，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主席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因为他真正的坚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怎么办？为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强盛，必须给与全体人民足够的权力和自由，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减少官员脱离于群众之外的隐私和自由。
不只是对官员，专家也一样。脱离了群众监督和问责的专家，为了榨取更多私利，难免倾向于把科学神秘化，藏私，故弄玄虚，欺骗人民，打击异己，把群众当作愚民，玩弄于股掌之上。
除了官员和专家，还有：有钱人，以及所有因为种种原因能够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压迫阶级，都要某种程度的限制其自由和隐私，受到被压迫阶级的监督。这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区别之一。资本主义民主只攻击权力上的不平等，却认可金钱上的不平等。然而，金钱使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有钱的人可以用金钱换取权力而又取得更多的金钱。所以资本主义富人俞福，穷人俞穷，是正反馈的尺蠖效应，早晚要崩溃。如今西方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可缓解这个矛盾，而西方的左派永远支持这项政策。共产主义强调，政府一定要主要由被压迫阶级组成，让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想法很好，但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一个人一旦做了官，获得了权力，就已经在实质上变成了上等阶级。他只有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真正的仍然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想问题，办实事。所以说。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拥有高尚的道德和觉悟。
不管怎么说，扩大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限制有权有钱的上等阶级的自由和隐私，是我所支持的。这样才能使一个国家不至于快速堕落崩溃。
转载：《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蒋中正演讲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
蒋中正
中正与湖南人民暌违久了，今日到这个欢迎大会，与湖南人民握手言欢，中心欣悦，不可以言语形容。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在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历史中具有无限光荣，这是值得我们佩慰的。今日特就此机会，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向湖南人民说一说。湖南人民受共产党的残杀压迫和剥削，到现在想起来，恐怕还有余怖。回忆十五六年之交，共产党盘据湖南的时候，不仅是到处罢工罢市抗租，而且到处从事没收土地，没收工厂，没收商店，结果使湖南农民，没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没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没有商业可以经营，民生雕敝，社会纷乱，使湖南人民，不仅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单纯的生存，也无时不在危险状态之中。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完成国民革命计，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
总理曾经告诉我们，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这即是革命的最高原则。一切革命的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先把这个问题的性质、内容和背景，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去寻适当的方法，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这个道理也可以适于革命。革命要有主义，有方法，然而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我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再研究这两种革命，那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
先从革命的动机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生存的呼声，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领导人民实行革命。所以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这是因为他的革命，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次就革命的性质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他们的主张，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姑且不论。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供牺牲，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不过我们认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总而言之，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画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在革命势力的内部，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集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以充实革命的势力，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革命方法，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究竟那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不许我离开，所以没有实行。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我赴难到粤，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我们 总理深谈了一夜。 总理当即准许我照预定计画前往苏俄，切实考察。后来陈逆虽然逃窜，广州虽然克服，而杨希闵刘震寰飞扬跋扈，日益嚣张。当时革命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那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可分两时期：从苏俄革命时起，到我赴俄之时止，为第一时期；赴俄之后到了现在，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现在许多青年，因为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对于共产革命，不少盲从。我现在特本个人经验，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总而言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状况或国际地位说，阶级革命，都没有在中国实行的余地。这是俄国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二点。
最后从革命方法的研究。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那末，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不待说，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乱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立即退出皈依三民主义，没有加入的，要随时留意，不要为他们所引诱，如果是执迷不悟，那本党为保障革命计，对于反革命的人，自当予以最严厉的处分。
五月各种国耻纪念日，不久将到了，共产党难免假借这个机会，又来实行煽动。所以一般青年，也不能不注意。总之，打倒帝国主义，是目前革命唯一目的，是本党的根本政策。所以本党必定领导全国人民，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不过我们要知道打倒帝国主义，不是徒呼口号所能成功，更非一纸标语所能济事，一定要有计画、有步骤，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为一时的感情所激发，为一时的冲动所驱使，而出于轻躁的行动，以取快一时，不仅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徒然引起革命的障碍，或反增加了帝国主义许多压迫的力量。我们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八个字。勾践灭吴，也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何况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那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所以各种国耻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沉默志哀，痛定思痛，切实作实力的准备，以图最后的决战。游行示威，呼号叫跳，一方面足以引起民众的厌恶，同时也足以使敌人窥探我们的底蕴，这实在是最幼稚的行动。一切青年，要明白国民政府是革命的畋府，是负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责任的政府，要打倒帝国主义，只有全国一致拥护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使他能够完成其使命，如果为共产党所欺骗和诱惑，而反对本党和破坏国民政府，便即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的，自当予以严重的制裁。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现在已开始了训政时期。训政时期的工作，就在培养社会的元气，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在这过渡时期内，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中央受全党的重托，执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所以我们要以全力尽保姆和导师的责任，以全力行保姆和导师的职权。凡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中央必以保姆资格，加以抑制，有不受训练的举动，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加以约束。我们只知尽应尽的天职，为革命来努力奋斗。共产党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之一，自然要来破坏我们革命战线，欺骗我们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们亲爱的革命青年，要时时刻刻提防共产党的诱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复的惨境。并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为民族努力，为民权奋斗，为民生牺牲的光明大道。
评论：历史往往重演，蒋的国民革命主张和近三十年改革精英的主张是何其的象！
摘录三段：
1，工人，农民失去罢工，抗租的自由。
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
2，“韬光养晦”
我们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八个字。
3，崇洋媚外，神话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反对爱国运动。
要打倒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帝国主义，那里是浮躁的举动所能成功？所以各种国耻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沉默志哀，痛定思痛，切实作实力的准备，以图最后的决战。游行示威，呼号叫跳，一方面足以引起民众的厌恶，同时也足以使敌人窥探我们的底蕴，这实在是最幼稚的行动。
总结：
蒋和有些变修的同志一样。当自己做了统治阶级就鼓吹：“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事实上，从古到今，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存在上层和下层。就存在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压迫。下等阶级往往是大多数，是个金字塔形的食物链结构。
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归根到底就四个字：“造反有理！”毛泽东永远支持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反抗！所以受到多苦多难中国人民最衷心的拥护！
当时的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贫苦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国和共，谁赢得大多数民众的人心一目了然。这也就是共产党赢得全国解放的胜利，蒋介石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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