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化才能人权高于主权，私有化只能主权高于人权
周同
我们要问，而且一定要先搞清楚：“人权高于主权”，究竟你说得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若说得是理想主义，你上来就坚持人权神授的理想主义武断：“天赋人权”，所以“人权高于主权”。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你的理想已经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公理，是不能讨论的。
但你要说服现实主义者，你就要讲点道理，为什么说“人权高于主权”？
现在，离开了神，回到人世而唯一能拿出来辩护“人权高于主权”的，只有“人，先于国家主权存在”。
那我们就要问，你今天主张的“人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是“先于国家主权存在”的那些“人”的人权吗？
民运们的“xxx章”洋洋19条人权，被抬高为今天世界人类核心“普世价值”的人权，哪一条，是“先于国家主权存在”的那些“人”的人权？这些“人权”，哪一条不是人的政治权？这些政治权，哪一条，能够“先于国家主权存在”？
“先于国家主权存在”的那些“人”的人权是什么？无非是人的吃权、喝权、取暖权、xx权等人作为动物的生命权。一旦人类出现了财产私有，便必然随之要出现对内对外保护这些私有财产的强制性的人类共同体，即国家权力的前身，从那时起，人的一切权利就必然要体现为人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所属阶级的那些人的政治权利，也从那时起，人的一切“人权”，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理想主义性上），就只能低于国家主权，为国家主权所限定，所管辖，直到今天全世界包括美国中国的一切国家！
共产党今天限止人去吃，去喝，去取暖，去xx了吗？相反，不是已经很有人在抱怨今天的中国纵欲过度了吗？用“人先于国家主权存在”论证“人权高于主权”，已经是把人权降低为动物权。但把人权降低为动物权，声称人权就是生存权、温饱权，不正是共产党长期对人权的解说吗？不正是右派精英多年以猛烈火力攻击的共产党的“猪权”理论吗？右派精英不是反复强调，他们所说的人权，早已超出了人的动物权而是人的政治权吗？怎么一旦自己需要用“人先于国家主权存在”论证“人权高于主权”，就把“猪权”捡起来了？
出现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国家。出现了国家，才出现了政治意义上的“人权”。私有制，哪怕是现代最文明的资本私有制，也没有什么人人天生平等的人权。资本私有制，就意味了人类的绝对大多数，每天都要以出卖自己的生命活动，向资本老板及其各级代理经理，求得自己和家庭生存的条件。你可以不看某个资本老板的脸色，
你不能不看整个资本阶级的脸色，忍气吞声，屈从这个阶级的法权，因为你是整个资本阶级的奴隶。建立在这样的资本奴隶主和资本奴隶关系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一眼望去，怎么可能有“人权高于主权”？
国家在私有制之上，就只能“主权高于人权”，这是现实；你要理想主义，要“人权高于主权”，就只能公有化，就只能在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之上，从而国家政权也彻底公有化的共产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一来，国家政权也就消亡了，也就无所谓“主权”了，人类解放了，自然，人权就在这个世界至上了！多么好！
理想主义的“人权高于主权”谁不欢迎？谁不欢喜？但为什么右派精英的宪章里，私有化才是“普世的”人权，公有化就不是“普世的”人权？为什么私有制就是上帝的天赋，公有制就不是上帝天赋？既然你主张和追求“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逻辑上你就必定是共产主义者，但右派精英，一方面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宪章里主张私有化，岂不南辕北辙？除非你证明了，在资本私有制的社会，在一切资本家的大小公司，都能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人权”。
但无产者，资本的奴隶，就真的那么拥护公有制吗？未必！人性总是两面的。资本的奴隶憎恨资本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但却永远盼望自己通过奋斗，积下资本，上升为有产者，进入资本奴隶主的行列，出人头地去剥削和压迫他人。若社会主义给了无产者和小农人人大体平等的基本生活保障却断了他们上升为有产者的“发达”
之路，他们会与被剥夺了资本的有产者一样，憎恶社会主义！骂共产主义“反人性”，如此的奇冤却能得到社会几乎各阶级的普遍认同，秘密就在这里；上世纪近百年理想的，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在这里。
有产者积累财富，无产者积攒资本力图奋斗上升为有产者，是两阶级共同的渴望，是今天“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真正解读。这两者的自由，确是今日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但这个动力若给以无节制的放纵，其结果必定是反人权的，是必定要而且已经给绝大多数失败的弱势的无产者人权带来深重灾难的。
成功上升为新资产者的当年的无产者剥削压迫起自己当年的阶级兄弟，会比老资本家更加的贪婪、懂行而没有人性的怜悯；而失败、弱势甚且无助的无产者只有在自己人权遭到深重灾难之时，才会回忆起社会主义的好处，举起毛泽东的画像。
如果说，1978年前，中国是苦于私有化的被过分压制，窒息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必须向右，鼓吹私有化，那么30年后的今天，中国是苦于私有化的被过分放纵，同样戕害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必须向左，批判无节制私有化！
这时中国国家政权的职能，就是寻找出一种最接近理想的政策，既坚持必须的公有制，保护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公有制下创造的全民财富，使之有利全民，又发展适度私有制，广泛调动私有资本创业的积极性，但节制其罪恶，使之不能给弱势劳动阶级的人权带来无法忍受的践踏。这样的国家权力，就必定要凌驾于社会各
阶级人权之上，调解其各自人权的冲突，于是，国家主权也就必然高于“人权”了。
要使国家政权真能寻找出一种最接近理想的，照顾到社会各阶级利益，因而有利全社会发展的政策，就必须创造出一种体制，能使社会各阶级都能对国家政策的出台，自由地施加自己必须的影响。这就是民主制度。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公有和私有多元社会阶级利益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任何一个阶级体现其阶级利益的“人权”不能高于它，它却要调解社会各阶级的“人权”。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无论我们怎样欢迎“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为理想努力，但在其今天的现实性上，仍然只能是“主权高于人权”，直到共产主义不再是乌托邦，而且实现。
200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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