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统筹改革争论
张建君*
目前，我国改革争论的实质不是反思改革与改革攻坚的观点对立，更不是反改革者与要改革者的立场对立；而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制度拥护者和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理论立场的对立。否则，改革争论就不需要重新寻找什么新的改革共识或者改革动力，更不存在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中国改革的根本共识；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是统筹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伟大复兴就是改革的动力源泉。改革争论之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潜流涌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对待改革观点的不同，而在于改革观、理论立场的根本对立。无论是改革反思论的主张者、还是改革攻坚论的坚持者；其主流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共识，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充满信心。但也有例外，新近披露的“新西山会议”中有些人所持的改革主张充分证明，一些人所谓的改革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这就是从邓小平同志就开始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新表现——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在影响改革争论。
在这场改革争论中，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以歪理而夺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正确主张。把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统统归结为反改革，假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号浑水摸鱼推销他们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用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影响了一大批人的看法，操控舆论、混淆视听。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完善体制，其中有些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克服，需要体制攻坚；但这些体制攻坚的环节绝对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所兜售的虚假货色。为此，我们必须对这种以搞跨苏联、东欧、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为使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和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分歧加以明确的区分。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统筹改革争论，巩固改革共识，彻底批判和否定新自由主义错误改革观，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顺利推进。
一、改革就是要“去意识形态化”？
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最厉害的一招。在目前的改革争论中，他们一方面要求对改革争论进行学理讨论、反对作意识形态化的判断；另一方面，他们把反思改革打入反改革行列、上升到反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地步，其目的就在于方便推销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如果对改革主张不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那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可以说，改革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根本对立。
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化”，就是在改革中不问姓公姓私、姓资姓社、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搞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化，搞西方意识形态的泛滥化。甚至将西方理论尊称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争夺改革话语权。刘国光先生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中，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揭露。他指出：“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噩梦。”[1]指导目前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判断真改革和假改革、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理论根据。离开了这个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大喊“去意识形态化”，企图用某些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指导改革，是违背中国全体人民意志的新自由主义狂想，是注定要遭到中国人民反对的。
二、改革只讲“市场化”而不提社会主义
理论上的去马克思主义化，实践中的去社会主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最突出的特征。中国改革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改革共识——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中，只强调“市场化”改革而不提社会主义。在“市场化”改革者的眼里，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们在骨子里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共识的。因此，他们只讲市场化改革而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市场化”是他们真正的“市场经济教条”，在他们的改革辞典里只有“市场化”而没有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教条割断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丧失了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和民族经济理性应有的自立，妄图搞出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乌托邦，结果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归路。所以，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作改革目标、还是把“市场化”当作改革口号，是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又一根本差别。前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后者则是通过“市场化”改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不能、不敢对这个“市场化”口号提出理论反思，如果不敢用社会主义给“市场化”的改革欲望带上笼头；那么，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就无孔不入，就有可能误导中国改革。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是一切现存社会制度规则的破坏者；它的目的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宪法秩序、政权结构，还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经济理性及文化主张，都是它所要否定的对象。这已经通过新西山会议中有些人的发言明确无误的得到了反映。
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论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有不断的突破和发展，但否定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定性，甚至否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形式。把公有制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的东西，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又一理论创新。
公有制事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形成和实质安排，事关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发展，以全体人民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发展为目标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根本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党中央文献和我国宪法一贯坚持和阐明的重要思想和原则。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从暴力革命中产生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实践特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形成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根本保证，是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动性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其实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差别。也就走上了一条社会制度的“自杀”道路。但现在理论界有人批评把公有制比重的高低看作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决定共产党政权合法地位的事情，是似是而非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论的典型思想。
四、国企改革就是民营化、私有化
是把国有企业看作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石，还是把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私有化当作改革体制攻坚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又一差别。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一场革命。国有企业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但不是着眼发展其他所有制，而是盯着国有企业，非得私有化、民营化，这种左手倒右手、甚至以牟利为目的的改革究竟是在发展经济；还是折腾国家的经济基础、制造权贵资本家、瓜分国有资产，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开辟道路。群众的呼声证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存在严重的私有化倾向。有人已经放言人间正道私有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避免重走老路，就必须注意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力量，严格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规范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向基础产业、能源行业、公共基础设施产业、以及其他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集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低廉的发展成本，为中国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加强大的产业支持，有力地回击私有化的老一套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关系，走出市场经济改革的私有化陷阱。
五、把改革中产生的现实社会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深入
城乡、地区、行业、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医疗卫生、教育改革已经社会保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怎样科学地对待这些改革中产生的现实社会问题反映了不同的改革立场。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一条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最根本的特征则是以市场化为本，鼓吹改革代价论。
我国现在医疗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医院的见死不救，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教育的唯财是举，下岗、失业、两极分化、社会收入差距的不端扩大被认为是改革的必然代价……这些因为市场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被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化改革程度不够。多好的逻辑！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是改革不够、市场化不够深入，社会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结果。行政权力是如此严格地要求救死扶伤是医院天职，为什么医院敢于违背天职？法律明确要求实行义务制教育，为什么市场经济越发展读不起书的问题越严重？如果企图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来解决问题，恐怕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再过几十年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改善。就在国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之机，那些以前还叫喊共产党对农民挖得很苦的精英们，立即摇身一变开始担心农村会不会拖垮城市，会不会影响市场化改革进程。立场是站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还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是科学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根本区别。这在对待改革中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上，体现的非常充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给许多中国家庭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但立场的关系，可以使他们视而不见，继续鼓吹他们的国有企业冰棍论、烂苹果论；而一旦个别富人的违法乱纪受到指责，他们马上就提出要善待对改革有贡献的富人。他们对改革的贡献难道就是他们为所欲为的资本，是封建社会的免死金牌？这绝不仅仅是观点的不同，而是利益、立场的不同。
六、市场化改革只要效率不要公平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穷国、资源小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发展一切都要以这十三亿人口的温饱和发展为衡量尺度和标准。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与人口、资源、环境间矛盾的恶化密切相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和资源消费上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改革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点和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按照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条，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本身就是公平，强调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只能形成平均主义。因此，市场化收入分配就是最大的公平。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不但是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而且形成了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全面紧张局面。如果政府再放任这个结果的发生，那就根本无法保证社会的稳定以及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更谈不上什么科学发展。针对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所存在的严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现实，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无疑是极其恰当的决策。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妥善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主题。日前，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2]。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讲效率，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追求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但科学发展观同时强调改革成果的全社会分享和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这和新自由主义只讲效率不要公平的改革观有根本的区别。
七、改革就是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控，就是市场万能论
把市场看作是万能的，改革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加以解决。这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教条的突出特征。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热点，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控，神话市场的作用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一大特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戈利茨针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一再指出，每个市场经济体的成功都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平衡。但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中从未认真反思这个建议。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市场和国家（政府）的作用之争论一直是按照哈耶克的思想在发展。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中，政府永远是市场的罪人。一切因为“市场化”改革方案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注定要由政府来承担，无论政府表现的多么清廉和亲民，“市场”无错政府有过，因为前者是抽象的而后者是具体的。新自由主义的“法治政府”和我国理论界所理解的“依法行政”并不是一回事，但国民对于“依法行政”所赋予的理想化程度使“法治政府”的概念迅速被人们接受，包括官方和学界。当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再也无法调和时，他们就会指出：问题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法治政府”的缺乏，如何解决？那就是重新立宪，走宪政国家的道路。
八、改革就是融入世界而不讲中国的独立性
以世界公民自居，抛弃国家主权、接受某种有效的国际性法律秩序，以此标准来分析和判断问题，并美其名曰世界眼光、全球意识是新自由主义内心共同的国际观教条。对他们而言，世界一体是大势所趋。
因此，有人丑化义和团抗击我国侵略者的正义行动，并在所谓的国际法的角度上替侵略者辩护；有人大讲以市场换技术、出现了比较优势论的盛行；有人积极宣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而抛弃了中国的独立性。于是，经济上的殖民地主义和资本主义补课论不断老调重弹，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滥，政治上的议会制民主甚嚣尘上，文化上的西方输入论倍受吹捧……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就完全没有独立的必要，甚至有人恬不知耻的公开讲，可以将中国的国家安全交给美国人去管。这些观点完全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和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主创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精神存在根本的对立。正是这些奇谈怪论影响了部分人的思想观念，混淆了是非界限，对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很坏的影响。
九、改革就是西方化，一切都以西方标准来要求改革
西化、分化中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中国的一贯战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方案正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来设计和宣传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全面系统的筹划，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与文化领域的西方价值观、基督教文化优越论相互呼应，要求一切都按照西方的模式和标准来改造中国。
现在，国内不断有人宣称基督教精神最适宜发展市场经济、教堂多的地方经济就发展，就是其中的观点之一。这和1900年前后，西方列强为防止中国强大开出的药方一脉相承。就是通过基督教的传播西化、分化中国社会。这次“新西山会议”中有些人的发言，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西方化标准，讲什么军队国家化，政治议会化、政党轮流制等等西方的政治框架和虚假民主，并且发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早已经结束，现在所要进行的只不过是暂时还不能明说的西方化政治改革。这充分说明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在这次改革争论中指责反思改革为反改革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其目的就在于掩盖他们渐进改变中国颜色的真实动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苟同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了。中国存在多种党派，但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执政党恰恰是中国人民的自愿选择，中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但更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和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军有根本的性质差别。但正是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藐视历史潮流，为人驱走，连同他们荒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一同将最终遭到历史的唾弃！
十、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被笼统地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屡屡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标准市场经济范式积极包装和推销的结果。美其名曰“华盛顿共识”，即发展市场经济、追求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被作为市场化改革方案提供给苏联、东欧这些经济转型的国家，其结果造成这些国家解体、经济衰退、问题丛生；即使在拉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结果也同样是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加剧，推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改革的时期被称为是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对于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破坏性市场化教条，国际国内理论界也是经过系统的研究，才揭示出其理论的由来及实质。正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所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3]。这种新自由主义实际上肇始于二战前后，以米塞斯、哈耶克为思想领袖，以朝圣山学社为阵地，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更是赤裸裸地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是以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教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极端保守派。这样的理论观点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更不承认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批评这样的敌对思想都是反改革，那真不知道中国的改革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那就真是放眼今日之中国不知究竟是何人之天下了！
以上十个方面的改革观点和立场，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背道而驰。这些观点和立场的主张者，其实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共识，并不真正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改革大业，除了把它们统统归入新自由主义旗下，我们不可能更好地定位这些观点和立场。因为无论是改革反思论、还是改革攻坚论；如果真正从促进中国的改革大业出发，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认同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共识，就会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统筹自己的改革观点和立场。改革是以全体人民利益为目标的，就是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改革要兼顾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具体状况，必须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要注意解决社会的弱势群体困难，地区、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就是要求改革要统筹兼顾；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对待改革问题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还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就要看他们是不是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和立场；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统筹改革中出现的争论；是不是自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分析认识改革矛盾，共谋改革大业。
注释：
[1]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2]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人民日报》2006年5月27日
[3]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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