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杂志专题报道：
大国的理论自信（上）
——危机下理论家的责任担当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当前，这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以沉重打击，而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却表现抢眼，信心坚定。这不仅是因为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为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环境；更因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应对危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经济运行模式的危机，更是其理论遵从的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西方某些理论的缺陷，它们在实践中的“触礁搁浅”，要求人们必须打破对这些教条的顶礼膜拜。“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之前全球流传甚广的这三大西方预言，今日看来，将难以摆脱其落空的现实命运。
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优秀表现，及独具特色的改革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 75.2%的受调查者渴望新的理论解释并指导应对当前的危机。但理论的总结与创新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的，更多的是知识精英的责任与担当，专家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样的危机与挑战中可以有怎样的作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坚定了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的坚定信心。这就要树立更客观、理性的理论自信，树立不被西方观点、思潮左右的中国主体思维，敢于对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进行理性辨析和大胆质疑，勇于破除理论迷信，打破西方的理论霸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开创具有中国风格及中国气派的理论新局，不仅是当前广大民众的热切期待，更是大国崛起的必有之义。
“大国的理论自信”策划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关注“危机下理论家的责任担当”，探讨了危机对西方理论的冲击、中国崛起的理论智慧等问题，提出了“西方理论霸权更值得警惕”等观点；下篇将主要围绕“西方三大预言是否已经落空”进行深度解读。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大的事件往往使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
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
陈 璋 万光彩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当时的经济学教条形成严峻挑战，从而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如今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必将给主流的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挑战。危机呼唤理论创新。
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关注对整体经济现象，分析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深刻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创立者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科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基本演变形式，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托宾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释往往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现在该是给它一个新的诊断的时候了”。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样地，1970年代的大通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的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上的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以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货币主义者们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推翻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都认为非洲国家具有比东亚国家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
而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一国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原来实行中央集中计划的国家都已经走上了朝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现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对过渡初期GDP的巨大下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似乎不以为然。并提出了过渡国家国民经济的“U”型发展路径假说。因而在经历初期的衰退之后，转型国家的产出将会得到恢复性增长，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然而，目前的经验事实并没有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预期提供良好的证明。不仅对主流经济学在“东亚奇迹”问题上的解释存在争论，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更是引起了当初设计者的深刻反思。更加致命的是，对于中国的“渐进式的”、“折中主义的”自我摸索的改革道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失去了解释力。连那些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践是独一无二的”。因此20世纪以来的第四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苏东的转型衰退与中国经济奇迹。
苏联和东欧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所推行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转型国家的失败。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了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解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当前危机能催生新理论吗
——与1929年大萧条的对比分析
田春生
从这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和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其实就是经济危机。
1929年之前美国的信贷扩张主要是在生产领域，如汽车和建筑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然后是长达10年的“柯立芝繁荣”，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需求能力并没有跟上，于是美国对于发展最快、而购买力不足的汽车和建筑业推行分期付款的“创新”方式，当时美国60%以上的汽车则是用赊销方式出售的。
美国这次“次贷危机”之前的信贷扩张，主要表现在美国消费领域，以房地产业的信用膨胀最为严重。2008年之前，美国依靠房价上升，发行了大量的消费信贷，金融机构采取住房按揭贷款的创新，推高了美国的住房消费能力。然而，最近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债务负担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但是，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后，商品、房屋等卖不出去，房价下跌，信贷危机导致借贷链条断裂，于是出现2008的“次贷危机”。
1929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当前的危机会让哪种理论成为显学？人们拭目以待。
“理论霸权”更值得警惕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人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反思。但是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于 丹
西方部分人士总是爱玩弄话语霸权，鼓吹或者推销西方制度或价值观。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大，“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不同的论调开始泛起，甚至出现了“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西方话语霸权的根基在于其“理论霸权”，我们应该抛弃对于西方理论的过分迷信，开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
西方“理论霸权”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主义在冷战后的意识形态攻势，是以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为主导的，希望借此来使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宣传披上科学、客观和普遍性的外衣。从广义上来说，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所谓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持有怎样超脱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这里并没有否认理论家们在主观上从全人类普遍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努力，但他们的理论成果，及其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也还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何况学术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宣传的需要被进行“解释”，从而让学术理论染上更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话语霸权的理论基础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学术或政论著作。这些著作包括了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学的广泛内容，但它们的政治倾向有着明显的内在一致性，即认为资本主义(自称为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共产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某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这些模式应该、也必须在全球推广。
作为政治学概念，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当程度流行性的，对社会、政治做出根本性规定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其最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对政权合法性支持和攻击的功能。意识形态作为意图指引全社会的思想体系，必然极力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同时隐含着否定其他与自身冲突的价值的倾向。意识形态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成为必然。意识形态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共处，面对异类的意识形态，要么融合它、控制它，要么就击溃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合作与交往更加密切，然而这不能成为中国放松警惕的理由。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该看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出于自己战略和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政治的攻击就不会停止。东欧剧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三大预言”正是一次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动的全面而立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尽管今天看来它的预言已经落空了，但是应当注意到，这样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军事、政治对立，也已经超越了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恐怕在未来将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主要形式。
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可以不争论的领域，不自己表达自己，就会被别人表达。中国要应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执政党要在绩效之外寻找更为持久和稳定的合法性依据，中国社会政治需要更深层次的整合，对外需要通过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总结和阐述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些都需要加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来完成，而这些都需要有真正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来作支撑。
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理逻辑，不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可厚非，黑格尔曾经认为君主制最能体现“绝对精神”，因而是最完美的制度，这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今天风光无限的“民权”、“民主”理念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正是为人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反思。总体而言，任何看似偏激的理论都符合一定的学理逻辑，本身都有独特的价值。但是理论一旦成为强行推销某种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强权。
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了理论与政治评判的话语权，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人们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变成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追求。他们的公式是：普世性价值等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对自身进行重新包装，把自己与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荣等一切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的制度标签改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不仅把自己的制度本质深深掩藏起来，而且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就俨然变成了“自由民主制度”与“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对立。西方一下子抢占了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制高点，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标的制度都要面临政治合法性与道德的双重拷问。
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贫困与落后，使他们产生了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发展模式的想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动听，而且有其强大的物质成就作为后盾，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相信，通过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理念，自己的国家也会全面发达起来。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况且西方政治的外衣下，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民主、自由、繁荣、公正……以至于它自身的框架根本无力承载，因此也就无法兑现这些承诺。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推销自己“普世性制度”的业绩非常糟糕，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探索发展之路是个艰辛的过程，要把示范性的模式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一种从本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模式，往往比嫁接的制度更加有效。
理论很少被另一种理论打倒，却常常被现实否定。曾几何时，冷战的结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人们终于可以以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遍性的发展问题。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推销遭遇困境，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普世性”的内涵。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这些理论之争，不盲从所谓的“普世性”论调。它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仍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对于如何实现完美的良好社会，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人类仍然没有探索出一种标准的社会政治模式，使全世界共同受益。任何断言这种探索已经有了结果、人类的政治发展已经终结的言论，都失于狂妄。而这些预言者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别有用心。
(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延伸阅读
西方“三大预言”是否落空引人关注
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三大预言：一大预言是以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为代表，断言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第二大预言是以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为代表，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第三大预言是以1989年拯救拉美危机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断言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而不少专家指出，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当前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销声匿迹，西方民主制度更没有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受到了重创。就连布热津斯基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得不承认“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
有专家强调，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某些经济理论的深刻弊端，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也不应因此而中断。“中国模式”坚持社会主义、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将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于“三大预言是否已经落空”相关详细报道请详见本刊下期报道(人民论坛2009年第6期)。
中国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1929年—1933年大危机打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了“市场经济均衡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再窃据“主流”地位。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杨 帆
后发现代化大国赶超西方，在对抗中完成同样的原始积累任务
历史与文明发展是有一般规律的，西方文化是近代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用武力征服了世界，他们确定了技术发展路径，所有民族和国家要想不灭亡或者不被边缘化，都只能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谁也不能脱离以原始积累方式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是普遍性。就特殊性讲，原始积累有三种方式：西方的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早期以依附型方式学习西方，但发现西方不允许我们强大，应用经济自由主义不能成功。我国以国家为主体实现原始积累，以对抗西方的形式，完成了与西方相同的历史任务。比起西方的原始积累，我们速度更快，且为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比起发展中国家，我们效益更高且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果以苏联计划经济为一般性，中国计划经济也很特殊，人口资源比例远低于苏联，计划经济没有苏联完善，也没有那样僵化和刚性。即使在中央计划体制中也留有30%的缺口，要求企业自筹，自筹是市场经济的易货贸易。至于地方政府和农村，计划经济更是远远不能覆盖，因此改革才有可能从薄弱环节发动。
就经济理论而言。中国经过了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的转变，但在实际操作上，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独立轨道。毛泽东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打破了斯大林晚年的僵化模式。孙冶方的“计划价值规律”，第一次试图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陈云提出“鸟笼经济”概念，坚持四大平衡。陈云经济思想对于中国和转轨国家而言，其意义不下于凯恩斯之于西方经济。
转轨经济的文化特征，依靠传统智慧实现渐进改革
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经济思想的主流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丰富多彩的过渡形式，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开放性。每逢革命和改革的启动期，我们都要批判传统，而在改革方向确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后，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化的有益补充和表现形式，以弥补西方模式的不足。比如带有家族性的民间企业，在改革初期弥补了社会信誉的缺失；地方政府与管理部门的独立利益与行为，使中央政策的执行带有灵活性；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东方式节俭使长期高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可能；而文化的凝聚力，则有力地平衡着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滑坡。
最使西方人士目瞪口呆的是，价格双轨制，一系列改革采取先突破后规范的路径，甚至先发展企业后明晰产权，这些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属于无法治的乱象，竟然成为中国渐进改革平稳过渡的形式。人民币至今没有正式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则一直以两币流通方式，保持着自由市场与市场汇率，兼顾了经济效率与宏观稳定，经过20年演变，终于使人民币成为独一无二的，法律上不宣布自由兑换的，实际上能够出境的亚洲强势货币，开始了静悄悄的国际化过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一枝独秀，西方已经有人提出，要以“北京共识”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如果这次再能一枝独秀，那么中国经验就具有“普世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解决自身问题，其基本原则将解决许多按照西方价值观念根本就解决不了，甚至不断被恶化的人类矛盾。
权力靠近市场又干预市场，以政治优势推动改革又保持稳定
世界三大思潮，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长期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共同错误，就是把权力和资本对立起来。自由主义把权力看成万恶之源，把所有成就归结为市场机制，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左派则完全相反，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其实在中国改革30年中，权力与资本是共同发生作用的，其成就和弊病都来自于二者的结合。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权力。中国计划经济造就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权力体系，如果权力反对市场，那么改革就无法推进，如果权力瓦解就是苏联结局，市场蜕化为黑社会。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权力靠近市场”，使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大加速。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没有财产可以抵押时，各级单位的行政权力承担了贷款的抵押和担保功能；而压低拆迁成本和一系列政府措施，才造就房地产高潮。这样的发展，仍旧带有一定资本原始积累性质，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机制。
弊病是随之而来的，这就是权力的分散与扭曲市场，寻租，特权与腐败，这是下一段必须纠正的，权力与市场一定要分开，民主与法治一定要建立。但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段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历史，不可因为事实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理论教条就任意裁剪和解释，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对方。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凡是按照其“金融创新”思路的；凡是只消费不储蓄的；凡是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搞自由贸易积累巨额美元的，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国家外汇储备，无不遭受重创。
中国之所以最为幸运，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外汇管制，金融衍生工具也不发达，没有卷入那一比三十的杠杆赌博。中国的运气在于我们总体发展落后且不平衡，有庞大的潜在需求。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启动内需，出口转内销和出口多元化，特别是加速技术升级，将弥补劳动密集型依赖于美国市场的窘境。而国家工程和农村建设，将吸收更多的就业，政府的作用仍旧不可忽视。
中国的政治优势在于有长期集权传统，政府控制能力强，有经验。只要不改变现代化导向，不改变市场机制的社会基础，不发生基本的判断错误，那么在发展中特别是危机期间，稳定能力肯定高于西方国家。大跃进以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只用三年时间就基本恢复，措施是以定量供应压低消费，以行政力量大砍投资，2600万新进城的农民回乡。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已经形成了刚性利益集团，只能向外国转嫁危机。当然，民主是需要的，其意义在于制约精英腐败，监督政府行为。 1929年—1933年大危机打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了“市场经济均衡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再窃据“主流”地位。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正确总结中国现代化，包括原始积累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理论的成败不在人多，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发展理论需要思想的自由，目前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垄断。理论的胜负在于其假设前提能否符合现实，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才是实践推动理论检验理论的真实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将使世界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理论，更多地带有中国特点，是毫无疑问的。
过半受调查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遭遇危机
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公众对危机的来龙去脉、发展走势、影响及应对等表现出了极大关注。此前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离自己很近。
经济发展形势扑朔迷离，普通群众想搞清楚但往往又难以搞清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最愿意听到来自专家学者的声音。专家学者拥有某一领域的知识专长，为公众答疑解惑、创新理论等无疑是专家学者的责任。在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现实挑战面前，也是打破西方理论霸权、检验理论、创新理论的机会。那么，专家学者应该做些什么贡献？现在做得怎么样？公众对他们还有哪些期待？
为此，近期人民论坛杂志社在人民网、新浪网推出了“金融危机下，你对中国学者有什么期待？”专题调查，共有5271位网友参与。
一问：有关金融危机各种问题的解释是否透彻？
75.2%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专家学者对有关金融危机各种问题的解释并非清晰透彻
“你认为专家学者最应当做什么？”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研究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3215票，占总61%)；“用正确的理论见解影响公共政策”(2978票，占总56.5%)；“教书育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搞歪门邪道”(2736票，占总51.9%)；“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为普通群众答疑解惑”(2440票，占总46.3%)。
为什么受调查者对专家学者应当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表示了如此大的关注度？有受访者表示，“金融危机下，08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高增长，西方的理论似乎难以破译，为此，我们寻求对中国发展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需要植根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以上观点代表了相当多受访者的看法。相关调查结果也佐证了以上民意。在回答“金融危机袭来，你是否觉得西方经济理论遭遇了危机”的提问时，55%的受调查者表示认可。
实践说明，理论创新对促进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专家学者都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影响公共决策，在现实生活中，为专家学者提供意见、建议的渠道正越来越广，但民众仍然期待真正富有理论创新能力的专家学者多一些。
调查结果显示，在针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答疑解惑方面，公众认为专家学者做得还不够好。在回答“相关解释是否清晰透彻”的提问时，75.2%的受调查者(3964票)认为“不是”，19.1%的受调查者(1007票)表示“说不清楚”，仅有5.7%的受调查者(300票)认为“是”。
“现在有很多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现在是打破西方理论霸权的有利时机。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已经行不通了，专家学者要有理论自信和自觉，勇于担当。”网友表示。
二问：危机下，理论创新的机会有多大？
近五成的受调查者表示，理论创新的机会“大”(1059票，占总20.1%)或“很大”(1529票，占总29%)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2%的受调查者认为，专家学者“理论创新的意识普遍较为缺乏”；59.7%的受调查者表示，“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还缺乏理论回应或创新不够”。由此可见，近六成公众对专家学者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表现是不太满意的。
那么，理论创新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呢？调查显示，近五成的受调查者表示，理论创新的机会“大”(1059票，占总20.1%)或“很大”(1529票，占总29%)，另有38.52%的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专家学者理论创新“没有天花板”。
有专家表示，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国的转型，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情况之复杂，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的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才会造成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公众却认为解释不清的重要原因。
“缺少理论创新使我们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比如在外交领域，理论和概念创新上的贫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我们常常是被动地解读、应对。”“中国的理论创新应当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永远不能建立起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一个理论创新的时侯，往往是不被理解甚至误解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下去，最后这个理论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甚至成为一种共识。专家学者要有这样的创新精神。”网友们纷纷表示。
当然，理论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许多网友反映，创新所受到的限制还较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前进比较，理论界还缺少百家争鸣的浓厚氛围。其原因：一是研究环境还不够宽松，思想还不够解放；二是红线较多，让人缩手缩脚。
三问：对国内的专家学者，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88.4%的受调查者表示，“多搞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研究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是最大的期待
“对国内的专家学者，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多搞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研究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创新”(4660票，占总88.4%)；“写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重要影响的著作”(2762票，占总52.4%)；“对群众所关心的问题给以通俗易懂的科学解释”(2462票，占总46.7%)。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依据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实际问题，给予科学解释的专家学者。而就现实情况而言，这样的专家学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现阶段的理论研究最大的弊端就是越来越专业化、专职化、学院化，使活生生的理论成为‘经院理论’。”有受访者表示。还有一些受调查者反映，目前理论研究缺少社会实证的调查，不能深入基层，总结社会发展的真实规律。有专家提出，一些理论成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是停留在文本上，停留在书斋里，理论与实践成了“两张皮”。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同时显示，56.1%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些专家学者高高在上，离公众较远”。据受访者反映，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过于理论化，与现实太远；二是有些专家学者习惯“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缺乏实证和调查；三是个别专家学者喜欢故弄玄虚，玩文字、概念等游戏。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专家学者要在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做改革的促进派，要讲真话实话，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 四问：专家学者应担当怎样的理论创新责任？
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表示，专家学者理论创新最需要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4023票，占总76.5%)和“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3790票，占总71.9%)
西方理论霸权无处不在，作为一名专家学者该如何承担理论创新的责任？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表示，专家学者理论创新最需要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4023票，占总76.5%)和“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3790票，占总71.9%)；超过五成的受调查者认为，“用知识和专长服务大众的意识”(3094票，占总58.7%)和“关注社会现实的旨趣”(2862票，占总54.3%)。
“你如何看待专家学者这个群体？”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3%的受调查者表示，“专家学者群体形象有下滑的趋势”。另有83.4%的受调查者认为，“某些理论学家有哗众取宠甚至投机钻营的嫌疑”，是最为影响专家学者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因素。
近些年来，有的专家学者公正立场和道德信用有所缺失，既漠视国家利益，也漠视民众利益，严重触犯了众怒，使得社会公众对一些专家学者“拷问道德良知”，这值得专家学者界的深刻反思。
调查结果显示，“专家学者是值得尊敬的知识精英”认同度仅为8%。同时，49.5%的受调查者认为，专家学者“只是掌握了某一领域知识的普通人”。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调查结果是，在回答“当前你认为专家学者在哪方面做得最好”的提问时，56.1%的受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排在了第一位。公众了解专家学者主要是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而对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公众了解较少。
有网友表示，专家学者是有思想、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在社会上有名望、地位和“话语权”，言论、主张多多少少地影响着社会舆论，也往往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势。因此，专家学者都应当也必须具有高度的使命感，自觉地承担起理论创新的社会责任。
金融、经济危机与理论家的责任：
一个企业家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思考
吴炳新
从深层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政府可以应对性地解决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理论家的责任
理论是政府发展经济和国家管理的依据，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有严重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没有追根溯源的理论，就不能提供系统整体的科学指导。国家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者，使用有局限性的理论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周期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也只能根据实践的具体状况，采取临时应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历史的经验
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从1929年10月美国第一家银行倒闭开始，此次经济危机波及整个欧洲，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垄断经营所导致的。此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法律等手段，罗斯福依据这一正确的理论，提出了国家新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在美国取得成功。欧洲等国家学习这一经验，迅速纠正了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负作用，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灾难，使经济走向较好的持续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创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机和进步。
在1944年7月，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44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确定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1945年12月27日签字内容：双挂，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1971年8月，美国的黄金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自由浮动兑换。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以后，金融市场进入了自由市场。金融货币企业—银行和自由的金融市场，不断创造出的浮生产品(也称作是新的金融工具)迅速发展，资本运营企业从而大规模诞生，如：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等浮生产品，这些公司都在经营货币这个特殊的商品，它并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
金融市场的这些浮生产品，一方面促进了实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严重虚假泡沫--经济指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了这种严重的危机存在，但对它没有监控组织和措施保障。
198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库克”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适度的国际标准，于1988年12月获得12个国家官方的正式认可，即著名的《巴塞尔协议》，从1990年开始正式实行。它的目的是：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积极方面的作用，克服它的负面风险和危机。
理论的误区
从1990年《巴塞尔协议》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并没有防范了金融自由市场的负面风险和危机。直至2007，还是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实业经济的发展。
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它的根源是从世界金融组织到美、英及各国没有一个制度对世界各国和本国金融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国家对金融失去监控管理。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银行倒闭引发，这次又是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导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需要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以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共同认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必须严格监管金融系统的经营活动，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加强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赋予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一定的权力，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监控。
但是，我们从深层分析问题，这次次贷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政府可以应对性地解决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理论家的责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发展，而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垄断阶段，导致毁灭性世界经济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也是这只“看不见的手”负面作用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再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漫长的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从生产研究开始，他们的研究链条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决定一切。用这种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必然会引向误区。
消费与国家管理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消费和创造消费过程的活动。这一活动过程，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相结合过程的消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过程又创造出生产，生产又创造出消费需要的产品，创造出消费方式，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水平。
消费社会生产力又是继承积累的生产力。人类消费社会生产力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消费是人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生产力，有措施有方法地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产品。
在三大消费活动过程，对人类自身的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在生产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为三大消费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的活动过程的管理，要求人们尽最大的能力并要有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的管理，以最少的科研经费和生产消费创造出最好、最多的有使用价值的生活消费物质和社会消费物质以及精神文化消费，并达到社会总的消费财富较公平的分配，较好地解决国内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幸福富裕的和谐社会。这就需要实行科学的组织管理，这种管理从整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是消费与宏观管理；二是消费与微观管理。
消费宏观管理是国家上层建筑对三大消费的整体管理。消费微观管理是企业的生产消费经营和销售经营服务的管理和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消费与宏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国家三大消费的、正常活动的、正常科学的有序进行，并迅速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需要，同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安全，并为人类世界和谐和三大消费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国家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消费微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企业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要以最少的消费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较好的、较多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以最佳的优质销售服务满足直接消费者的需要，获取较多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消费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化，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解决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好和摆正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企业生产消费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间的矛盾。
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消费目的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使有限的消费基金收入增值、增收和合理地安排生活消费，提高生活消费质量。由于消费基金的来源和满足人们日益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需要是复杂的、多变的。因此，它牵动社会总体经济活动运转过程对微观消费管理，有全面性的意义。
消费与金融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要素，国家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管理，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必须控制金融企业，对金融企业实行绝对的控制和绝对领导，包括国家对国家主导银行实行绝对控股权；国家对大的证券公司实行控股权；国家对基金、证券等市场的经营企业公司依法实行严格的监控和严格的管理；对全国银行的经营状况实行监控，设定银行的风险金指标，经济失误达到超限标准，取缔经营权，指定经营好的银行兼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在当前则可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如果放松了国家对金融的管理，那么有可能使货币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中断，影响着三大消费的整体活动过程。同时，如果不加强国家对金融的宏观管理，面对着金融危机，往往也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所以国家对金融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动摇的，这是国家上层建筑的责任，也是国家干预市场自由经济规律负面作用的重要手段的要素。
综上所述，理论家应为政治家和国家管理政府提供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政治家和国家政府管理国家，要以理论为依据，发挥上层建筑、国家和政府的聪明才智，开创性地发挥管理才能，管理好国家，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满足国民生活消费日益不断增长提高的消费需要，这样的政府才能受到全体国民的拥护和爱戴。
(为三株集团董事长)
金融海啸给经济学理论的冲击
龚 刚
金融海啸(以及之前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再次证实了凯恩斯的“非完美”假说是对市场经济更为真实的解说。尽管凯恩斯所提出的药方并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尽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认为其理论体系不够完整，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凯恩斯主义，相反，这些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创新与补充的地方。
毫无疑问，金融海啸将在学术界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声音，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理论和声音将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或者它将和凯恩斯主义相暗合，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是温和居中的理论，是第三种声音。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分为二”(字面含义上)地看待事物，“红与白”、“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等等，却对两极之间的广袤调和态度轻佻、漫不经心甚或熟视无睹。究其原因，或许“中间”便失去了鲜明，故难造成“狂抓眼球”的轰动；或因“调和”便失去了对约束条件的简单化处理，使得思维方程从一元、二元一跃成为复杂的多元，实在消耗脑力；或因“缓冲”便失去了明确的敌手，使得那些由人类伊始便扎根心中的竞争意识所演化成的斗争哲学难以淋漓尽致的洋溢。
然而，“中道”与“中庸”是世界文化史中人类共同的诉求，也是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文化的深层架构。因此，我们在学术界呼唤第三种声音，尽管此种声音在许多情况下因没有站队而缺乏大后方的掩护、支撑与声援，但它往往集第一、二种声音之优点于一身，并能有效弥补它们的缺欠，因此常常是温和而没有偏颇的；同时，第三种声音避开了意识形态之争，避开了因争论而争论、因反驳而反驳的亢奋，于清净淡泊又沉稳缜密的土壤中便更容易结出客观性的硕果。
大国崛起期待理论智慧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枬森
人民论坛记者 王 慧
不能片面强调理论创新，不能认为理论创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人民论坛：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一些重要理论往往由西方人提出，并且一些时候我们还盲目“进口”西方理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黄枬森：中国的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缺乏理论创新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不可能和过去的问题一模一样，如果没有理论创新，我们就不能解决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些新问题。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近年来，我们有点特别强调理论创新。我对这种思考方式倒是有点不同的想法。不管是空间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也不管是时间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对理论创新问题的考虑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论创新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结一下以前的经验教训。过去科学的东西，我们要坚持，理论创新应该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来进行。过去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改正。
所以我觉得不能片面强调理论创新，不能认为理论创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把过去科学的东西都丢掉了，一味去理论创新，这个理论创新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不能说新的理论就一定能解决新的问题，只有新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才能解决新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理论创新有点是无条件的理论创新，这个值得警惕。现在一提到理论创新就是一片叫好声，我觉得还是要全面一点好。
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这是理论创新的标志
人民论坛：那您认为理论创新必须遵循怎样的原则，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黄枬森：理论创新必须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理论，而不是只要是新的理论就行。科学理论和艺术不一样，艺术就是要新花样，理论可不是这样。如果你一个理论，我一个理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论，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指导呢？
理论创新必须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理论创新必须是真理的创新，不是表面上有“新”就是创新，甚至把西方一些旧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就是理论创新。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这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创新也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人民论坛：依照您的判断，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到了特别需要理论创的新阶段？
黄枬森：我觉得不能这么片面地讲。现在我们不是没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算不算是新的理论呢？它是适合我们当前新事物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也是新的理论，也是适合我们目前形势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不是到了一个关口，一定要创新。我们解决新的问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而不是无条件的理论创新。
中国理论家所做的工作推动了中国发展
人民论坛：您认为当今时代，理论家应该有着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黄枬森：理论家应该担当起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纵观改革开放30年，理论家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虽然改革开放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但是这跟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你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过去没有的新理论，都是学者们根据形势提出的新的看法。如果没有理论家的探索，中央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或者决策做出来也不一定能保证它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和苏联相比，我们的决策和方针都很正确，而他们就不那么正确了，为什么呢？当然中央领导的英明是不能否认的，中国理论家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在如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理论家们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中央提出的一些理论往往都是原则性的，是宏观的。但是理论还要运用，这就要靠理论家的研究加以充实。这样理论家就大有作为，可以大大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家的讨论研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才能更加完善。中国崛起期待理论家智慧。
人民论坛：现在有些人打着专家学者的旗号，发表一些在民众看来很不负责任的言论，您对此怎么看？
黄枬森：这恐怕是很难避免的，所以说中央的方针是很正确的，就是百家争鸣。理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难免有些不正确的东西，所以回答也是各式各样。把各种观点加以综合比较，也就可以看出什么观点更正确、更全面、更可以采纳。所以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才可以讲出来，如果必须是想清楚的理论才可以讲，想不清楚的就不可以讲，这样加以限制的话，那些正确的东西也就不能产生了。我们不仅要追求真理，还要学会宽容，要倾听别人的讲话，让他把话说完。不能别人说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你就要批评人家，这在国际上的教训是很多的。如果这样，理论就没有办法创新了。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学术那么发达？就是因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各家各派就出来了。后来封建皇帝大一统之后，禁锢言论，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理论发展就困难了。
人民论坛：从近期的一些新闻来看，有些学者一味追求“理论创新”，做出学术造假的行为，引起各方热议。
黄枬森：学术造假和发表错误言论是两回事。学术造假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我们必须坚决打击；如果是兢兢业业地在搞学术，却出现了错误，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和包容的。我们应该提倡自己努力钻研的学术风气，而不是要图省事，剽窃他人的成果，进行学术造假。如果一旦有人造假，就受到大家的指责，那么这种现象就会慢慢减少。现在有些人觉得抄抄别人的东西没什么，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别的事我不敢讲，但是抄袭剽窃我从来没有干过，我也根本就不想干。别的大话我不敢说，这个大话我敢说。这是一个学者的责任与良心。
记者手记
在我采访
黄枬森教授之前，看了黄老的一大堆资料与研究成果，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先后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并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马哲史学科的主编，为中国马哲史这门学科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的著作填补了我国在马哲史研究方面的许多空白，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这些成果对于中国马哲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
采访中，这位88岁的平和、慈祥的老人说话不徐不疾，看待问题宽容、大度，但对于学术问题，他又勇于提出质疑和批判，思维异常活跃。“我始终在思考，什么是真理？最后，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位哲学大家穷尽毕生精力追寻真理，严谨求实，他不拘泥于过去的僵化教条，不固守过去的陈旧理论，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创新，对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
或许，这就是一位哲人毕生思考所留下的印记。他用自身的行动，时刻提醒着这个时代，理论家的责任与担当。
“三大预言”落与空——大国的理论自信（下）
《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思潮变化的新态势。“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三大预言”受到质疑就是一个表现。
人们认识到，危机与自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负是人犯错的重要思想根源，其背后常常包含着偏见甚至无知，然而人又为其所控制，只有在跌得头破血流之后方得觉悟。对当代西方的某些观念崇拜也包含了这种自负。
实践中的碰壁让人们从自负中警醒过来。在复杂而动荡的大势面前，如何认识当下形形色色的思潮及其影响？如何认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在我们这个古老而现代的东方国度中的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
无情的现实表明，“三大预言”无疑将从诸多人思想的神坛坠落或步入空想，击碎它们的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有他们自己的偏见与傲狂……这样的讨论，使我们重新认识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也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愿能成为反思危机的一个积极成果。
人民论坛上期推出的特别策划《大国的理论自信(上)——金融危机与理论家的责任担当》探讨了危机对西方理论的冲击、中国崛起的理论智慧与理论家的责任担当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坚定了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的坚定信心。只有理论崛起才有大国崛起。只有树立更客观、理性的理论自信，不被各种错误思潮左右，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加扎实。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三大预言”的思想脉络与时代背景
罗文东 郭志法
预言之一：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历史背景：1989年，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摆脱贫困。为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形成“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苏东计划经济。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它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真正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给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更使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流派。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主要内容：强调市场万能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其精神实质是：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当时影响：近3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很盛行，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随着“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当前现实：“华盛顿共识”在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令人失望。东亚一些国家在90年代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结果酿成了1997年由泰国开始并波及整个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经济至今还没有恢复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结果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两极分化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政局动荡混乱等。各种弊端的显现引起了民众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遍不满，拉丁美洲成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为强烈的地区。尤其是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反思和抵制。
预言之二：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重大挫折。从1989年到1990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了性质；1991年，苏联也宣布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东欧剧变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将此文扩展为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认为西方民主将一统天下，历史已经终结。
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代表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主要内容：福山认为，东欧剧变和资本主义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各种民主制度，并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成为普世制度：“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福山通过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观点：一是历史事实，包括苏东剧变和全球现代化浪潮。在他看来，苏东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全球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普遍史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当时影响：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反应，曾连续数周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此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与此同时，苏式政治制度遭到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
当前现实：20年过去了，当年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政治分裂、国内动荡成为普遍现象：拉美推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在世纪之交发生一系列社会动荡，多位民选总统中途退位。
预言之三：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
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在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课题。于是“共产主义衰亡论”应运而生。
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美国当代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代表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
主要内容：《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认为共产主义违背了历史规律，因而它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共产主义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种种诘难，该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诬之为“极权主义”，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等等，并称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因而它“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所以“这个制度必然垮台”。
当时影响：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出版后不到两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瓦解，中国在艰难中探索，这更加使各国对“共产主义衰亡论”确信不疑。
当前现实：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销声匿迹。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仍在进行总结、调整和改革，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四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西方国家干涉、演变的强大压力下，保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本国社会政治稳定。(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三大预言”的实践困局
朱谐汉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
最近20年的实践初步证明，西方“三大预言”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困局
上世纪末，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某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大行其道。但是，仅仅几年时间，“华盛顿共识”在实践面前就濒于破产。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但一些拉美国家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两位亿万富翁，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未见减少，反有增加之势。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日益加剧。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这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
曾经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如今则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2002—200 3年，泰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左右，是东南亚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终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华盛顿共识”是为西方“资本大鳄”张目的。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注意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才使得中国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伤较轻！
近20年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时的“改弦更张”，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
“大中东民主计划”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从来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同时，一个好的民主制度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则是一个坏东西。
苏联解体后，美国制定了所谓“大中东计划”，大规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推销其美式民主制度。实践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不考虑本国国情，而移植了这种制度，不是经济出现停滞，民生凋敝，就是政权频繁更迭、政局动荡。相反，那些坚持走本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家，则普遍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也初步证明了“西方民主”没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实施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选民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往往不足国民总数一半，而选举中胜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有时仅有48%对47%的微弱优势。实现了48%选民的意志，牺牲了47%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能体现全民意志吗？
中国发展质疑“共产主义灭亡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9.8%的发展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197 8年的3645亿，到2008年的突破30万亿，是世界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39倍多，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近10000亿美元，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特别是香港、澳门的如期回归，使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活力，也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并称为“金砖四国”，通过中国与其他三国的发展比较也许更能看到中国的体制优势：1 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增长至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见近20年中国经济的活力。
曾经宣扬“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布热津斯基，被迫承认“只有中国目前的发展似乎才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复兴”。
当前，全球性金融海啸在西方呈现出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态势，人们审视危机，发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弊端所开出的处方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西方“三大预言”认同度调查
人民论坛本专题调查组 《人民论坛》
●70.1%的受调查者认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
●53.9%的受调查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
●71.5%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70.8％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多样化发展模式”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将最终消亡”、“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20世纪90年代的这“三大预言”都刻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近日，人民论坛杂志采访调查了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并在新浪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三大预言’落空了吗”网络调查，5410位网友参与。我们对两次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过半数网民不了解“三大预言”
对于“您了解‘三大预言’吗”的提问，53.3%的网民表示“不了解”；46.7%的网民表示“了解”。可见，在以年轻网民为主体的受调查者中，过半数网民并不是很了解“三大预言”。
为什么过半数网民不了解“三大预言”？专家分析指出，网民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体，对世界史、意识形态不太了解很正常。他们往往较多关注现实问题，对略显意识形态的话题有些排斥，甚至会不够客观、辩证，略显偏激。客观分析网民群体的特征，也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过半数网民不了解‘三大预言’”。
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显示，72%表示了解“三大预言”。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为什么更了解“三大预言”？专家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他们的年龄、阅历等群体特征所决定的。总的来说，他们更了解历史的全貌，视野更开阔。俗语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那些真正经历了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代风云，又看到今天世界发展变迁的人们，对于 “三大预言”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洞察，对世界发展历史的把握也更准确。
“三大预言”落空了吗
“您认为‘三大预言’落空了吗？”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显示，72%认为“‘三大预言’落空了 ”，20%认为“有待观察”，仅8%选择“没有落空”。
形成对照的是，对网民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50.6%认为“落空了”(其中20.7%认为“完全落空了”；2 9.9%认为“基本落空了”)，15.1%认为“有待观察”；34.2%的受调查者认为“没有落空”。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有较大差距。为什么有不少网民做出“有待观察”的判断？专家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网民不了解“三大预言”实质内容而难以选择。因为不太了解，他们也就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相对而言，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比较符合客观实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次调查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样本不够多，但通过我们科学取样，调查结果还是比较接近客观情况的。
专家指出，就实质而言，“三大预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思潮，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表达。20多年来，“三大预言”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核心观点，影响不小，也误导了拉美、东欧不少国家。这些国家和人民在“醒悟”之后，在价值观重建的问题上，也就有了更多的“前车之鉴”。西方的“三大预言”实际上是明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就我国而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西方民主
“您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86％认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78%认为“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民主”，65%认为“西方民主有其致命缺陷”。
在对网民群体的调查中，70.1%认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58.1%认为“不能简单移植西方民主”，35%认为“西方民主有其致命缺陷”。
中共中央
党校教授叶笃初指出，中国民主要如何走，走哪一步，如同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最了解我们的，也是我们自己。也有专家分析指出，东欧、拉美一些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教训深刻，伊拉克战争受挫、美国输出民主模式碰壁，这些举世皆知的事实，自然成了人们认识西方民主的有力参照。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群体与网友对西方民主的产生、“是否可以复制到全球”的认识比较接近。从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民主制度一统天下”不被认同。
如何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如何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探讨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的意味。
对于这个问题，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显示，78%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76%认为“危机验证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48%认为应“批判借鉴、辩证认识”。
在对网民群体的调查中，53.9%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49.6%认为应“批判借鉴、辩证认识”；30.7%认为“危机验证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为什么较多网民选择“批判借鉴、辩证认识”？专家分析指出，这说明，网民中大多数是“80后”、“90后”群体，有辩证的思维能力，主张思想文化多元，具备开放、学习、借鉴的良好心态。同时，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更加自信。在此问题上，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则因为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严重危害性，作出了上述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裴小革认为，从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以失败告终，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已走进死胡同。“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只能是一种妄谈。
如何看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中国未来的主要期待是什么
对于“您如何看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显示，89%认为“应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网民群体的调查显示，71.5%认为“应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调查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受调查者对“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联的认同度还是比较高的。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赵绍敏指出，究竟靠什么才能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的回答是：靠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强大的科学魅力，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两大危局：“文革”引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危机和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危机，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态的新发展。如今，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新，迫切需要我们回答、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
“您对中国未来的主要期待是什么？”对网民群体的调查显示，74%期待“加强制度性反腐”；72.3%期待“ 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专家指出，如何以辩证、发展的思维呼应这些期待，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中国模式的制度魅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之义。
中国模式打破了西方“三大预言”吗
“中国模式打破了西方‘三大预言’吗？”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75％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5%认为“有待观察”；10%认为“否”。在对网民群体的调查中，其中52.8%的网民认为“是”；16.9% 认为“有待观察”；30.3%认为“否”。
专家分析指出，部分网民群体之所以选择“有待观察”，一是因为不了解“三大预言”，二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有人看不到危机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才有了对比鲜明的回答。专家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年轻一代的群体，还是应更加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这也是我们进行这一组调查的现实意义所在。
人民论坛杂志近期推出的“关于中国模式”一组特别策划文章，引起热烈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分析指出，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尽管也受到很大冲击，却以30年改革和发展的积淀屹立于世界的潮头，“ 中国模式”自然会成为国际广泛关注的话题。
“中国模式从哪些方面打破了西方‘三大预言’？”对300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89％认为“ 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多样化发展模式”。对网民群体的调查则显示，70.8％认为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多样化发展模式”。
专家指出，脱离实践或别有用心的预测往往是靠不住的。世界的发展是人们无法预言的。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民主、新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总的来说，是时代发展、世界各国的实践击碎了“三大预言”。中国模式顺应了时代进步，是当代世界人类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成就。(执笔：人民论坛记者曾金胜)
民众热议“三大预言”
采写人民论坛记者 肖景辉
中国应抓住机遇争取国际话语权：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令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遭受池鱼之殃。唯独拥有13亿人口内需市场，以及拥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仍全力争取2009年GDP增长8%，傲视全球，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在重整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争取拥有与自己的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第一，制止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最大的国际债权人之一的身份，要求美方必须对日渐抬头的保护主义加以约束。第二，应向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交涉，重新改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中国参与决策机制，发挥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作用。第三，中国应提请国际主要供货商注意，大宗能源、矿产原料定价必须顾及中国作为“大买家、大用家”的话语权。第四，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在海外能源、矿产项目收购合并方面必须受到公平待遇。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刘梦熊)
经济危机让新自由主义成了反面教材：当前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成为普遍模式，反而成为反面教材。目前西方国家面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就是银行和公司的国有化，这成为经济发展的保障。面对经济危机，没有国家的救援和支持，很多国家的整个经济体都要崩溃。因此这也说明，单纯地追求自由主义是不明智和错误的。而反观我们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运行平稳，为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大有希望。
(民生银行高级职员孙凤伟)
相信在中国投资会收到稳定的回报：中国不受国际上各种思潮干扰，坚持走自己的路，20年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我作为外企工作人员深有体会。比如，亚马逊自四年前收购卓越网以来，连续四年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持续保持同比100%以上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在亚马逊全球市场中遥遥领先。这缘于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为亚马逊在中国开辟市场提供了基本条件。目前，亚马逊持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力度，这表明亚马逊对中国未来的持续看好。亚马逊深信在中国投资会收到稳定而可观的回报。
(亚马逊公司中国公关总监高超)
中国经济稳定吸引海外学子回国发展：目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欧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农业也受到一定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我们涉农企业。而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给外企开辟中国市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使得我们致力于“提供健康食物链”的业务在中国的成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近些年，中国政府针对“三农”接连推出重大举措，从根本上避免其他国家因农业政策不当而造成的衰退。我们相信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完全能够支持我们所追求的远景目标，会吸引更多海外学子回国发展。
(诺伟司国际公司中国区技术及研发总监、海归博士曹红)
“共产主义”仍值得向往：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很有群众基础的。第一，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历史证明，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第二，改革开发以来，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强国富民之路。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堪称奇迹，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第三，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实践证明了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充分显现。共产主义仍将成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值得人们为之向往、为之奋斗。
(中国出版网副主编章泽锋)
共产主义和中国民主模式受到中学生认同：当下的中学生绝大多数对中国选择的民主模式是很认同的。我们在教学中，通过介绍苏东、拉美一些国家盲目效仿西式民主、全盘移植别国民主模式而造成危机频发、社会动荡的现实，使孩子们认识到，民主模式的选择是要结合本国国情的。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学生对中国民主模式的认同比例大幅度提高。
一度有人认为中国“80后”的青少年信仰缺失，然而，在汶川地震中献爱心和奥运志愿者行动中，人们认识到这是对孩子们的误读。我们在对中学生的信仰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孩子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教育还是十分认同的。共产主义在下一代能否深入人心，关键在于能否采取可亲可近的教育方式，成功地将其植根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王霞光)
西方社会思潮的中国应对
——专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
以此次西方经济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标志，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进入复兴阶段，但不是高潮
在世界发生危机时，社会主义的优势更加显现出来
人民论坛记者：“三大预言”的背后，体现了什么社会思潮？
程恩富：苏联正式解体，出乎西方意料之外，也出乎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意料之外。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面对“三大预言”，总体而言，中国思想界当时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过时了，是早产的，或者本身就是邪路，从而坚决主张西方民主、西方普世价值；也有一部分人仍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退步，处于低潮，但肯定会出现高潮。真正的共产党人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有其实践依据和内在逻辑。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三大预言”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预言？
程恩富：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看待。
首先，要重视预言。“三大预言”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背景的。
其次，沉着应对这些预言。在理论、思想上要给予科学的说明，说明人类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这些说明要有说服力、感召力、亲和力，要提高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量。
第三，用事实来说话，击破预言，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吸引力。针对预言抓住某些体制弊端加以夸大的问题，要正视并逐步予以解决，科学发展、科学改革、科学开放，把我们的制度、体制、机制建设得更加完善。
总的来说，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制度大框架有问题，但某些具体体制、机制和措施可以借鉴；“中国模式 ”的大框架有优势，但某些体制、机制大有改进的必要。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清楚西式民主，扬长避短。
新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看当前一些流行的说法，如“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
程恩富：美国、拉美国家等采取某些看似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措施，但是不能就此说，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正如，市场与计划、国有与非国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可用。西方国家在推行银行国有化措施时申明，等危机好转后还将私有化。这些只不过是国家替一些利益集团埋单而已。当然，在世界发生危机时，社会主义的优势更加显现出来了。耐人寻味的是，著名学者福山最近就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预言“未来世界七大意外”的第七项。
人民论坛记者：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人们特别想听听您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研判。如果要给出一个预言的话，您的预言会是什么样子？
程恩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说过，新自由主义估计还会占上风20—30年。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对于未来，我认为，以此次西方经济危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标志，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进入复兴阶段，但不是高潮。要到高潮还需要若干次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
这是基于什么判断呢？马克思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发生。
我在这个判断上推进了一步，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新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大方向已经出现，这从一些超国家经济、政治实体的出现可见一斑。可以观察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重新崛起。
如何看待和完善中国模式
人民论坛记者：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到现实的结合上，从世界眼光到立足国情的结合上，让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优越性和合理性？这也关系到如何看待和完善中国模式的问题。
程恩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但是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环境在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资源高效利用、环境高效保护，加大环境约束性指标，党委和政府都要问责；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私有经济大规模发展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我主张，“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 ”。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体制和政策创新，都应“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产经济学说”、“我国古近代学说”三大体系的相互关系基础上综合创新，这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如果这些关系摆不正，社会科学的政治方向、理论科研方向就可能出现偏差。
为什么经济越发展，反而社会矛盾好像越来越多、越尖锐
人民论坛记者：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好像经济发展了，怎么反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尤其从网络舆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程恩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交流中，有的领导就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
我认为，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分类看待，有的属于发展不足带来的，有的属于改革不到位带来的，有的则是改革开放发展的措施缺乏科学性带来的。比如，此次在调查网友关心的“两会”话题中，反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居前两位。我认为，反腐败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应当看到私有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二是有些反腐措施还不到位，如官员财产公开；三是立法执法有误区，如只打击受贿者，行贿者则很少得到惩处。为什么腐败问题在西方没有像我们这样为民众热切关注？其实，资产阶级政党的多党合谋，已经把在中国叫作腐败或非法的某些东西合法化了。如美国总统在国会休会期间可大赦亲朋好友、政治捐款合法化等“金钱民主”，这些是普通民众所忽略和无法改变的。
人们通常有个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好像显得很“空”。但是实际上，这些大问题、大道理，又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不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国家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民生福祉也就更有保障。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谈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人民论坛记者曾金胜)
延伸阅读
国外学者热议“三大预言”与中国模式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将来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中国看来已经找到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成为一种“将传统引领到现代世界的火车头”。这种特殊的社会调节机制既可满足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也符合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谓“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断言是一种“ 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违反理性的共识”，对于这种断言“必须予以抵制”。“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不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就不能真正地继承莎士比亚、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遗产。”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其基本精神是“今天仍需借鉴的”。(王新颖整理)
新自由主义思潮变迁
卫兴华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期主义的较量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有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相对立的新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新自由主义由此开始登上了经济学的历史舞台。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
哈耶克作为代表人物，极力主张私有化，反对实行任何形式的国家经济计划。他认为国家干预和搞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甚至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不应由政府垄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弗里德曼曾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立论基础，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认为这种政策是无效的。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使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尽管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继续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辩护，但是到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已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安德森写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教训》一书中，就这样描述了当时新自由主义的窘境：“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疯人院。”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发展中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面对这种新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也难以提供对策，于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就借机抬头，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其经济政策也转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起到了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为何不能成普遍模式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带来消极后果
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私有化理论与主张，对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来说，显然不能接受。我们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提法在我国也较普遍，但我们既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灵敏性，也认识到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负面效应。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时就需要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也强调指出“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消极后果，也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制。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自由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不会引发西方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正是得益于没有搞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推行全球西方化。作为新自由主义最新形态的“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内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这也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现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
尽管西方国家向全球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但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它不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如果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复杂关系远不像今天这样紧张的20世纪以前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只靠“看不见的手”发展的话，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及其相互依存与矛盾的复杂关系凸显，就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生活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需要借助国有经济的实力实行国家干预或政府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则不仅经济运行需要国有经济的主导，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也需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另一方面，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就连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等严重的消极后果。从事实来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最后都陷入困境。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根据新自由主义方案改革的结果，导致经济10年倒退，失业人数增加，少数人暴富，社会矛盾凸显。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却只达中国的1/3。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50-70 年代，30年中年均经济增长5.6%，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后，其经济改革虽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带来严重问题：失业、两极分化、贫困化、社会发展缓慢，金融危机频发，民族企业倒闭。
总的来看，哪个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模式，那个国家最终就会掉入陷阱，发生灾难。因此，国内外不少有见识的学者，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判。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危机根源
朱安东
我们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新自由主义刚开始推行时确实缓解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种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深化。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后果，而这些，又成为了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基础条件。
经济增长减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间，全球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比黄金时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则下降了一半。据统计，1980-1998年期间，有118个国家有相关数据，其中有32个国家是负增长。
随着金融自由化而来的，是各种投机泡沫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处于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状态，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
此外，美国和欧洲、日本、中国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也急剧加深。最近这些年来，美国从日本、欧洲和中国大量进口，为稳定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外债，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币值的稳定是其他个人或者机构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美国要减少贸易赤字，就得减少从日本和欧洲的进口，而这很可能给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把他们推入衰退的泥潭，这反过来又有可能加深美国自己的危机。反之，如果美国任由当前的趋势发展，则极有可能带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贬值后很可能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局面。
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金融自由化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政策，美国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金融资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美国国会在80年代初通过了解除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管制的两个法案，更在1999年废止了分业经营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媒体都强调安然等只是几个“坏苹果”，只要识别出来并进行处理就行。事实上，安然等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做法和行为方式都是华尔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种偶然因素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困难而被抛弃而已。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为了转嫁风险，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在获取各种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嫁到下一个买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倒金字塔。但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机构都这样思考和行为时，市场的参与者都既是卖方又是买方，转移出去的风险又被转移了回来。因而，当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当局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33年以来最严厉的一个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体制。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这次金融危机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美国的投资一直增长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消费。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回报率，美国统治集团采纳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消费能力下降。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美国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其后果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这种脆弱的金融状况给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急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更为深刻。我们看到，随着这次危机的到来，虽然有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首先抛弃了他们长期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厉行政府干预，这本身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沉重打击。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的。可喜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反思相关的政策，在逐步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以及之后，我们应该更为全面地在各领域清理这种思潮对我国的各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部主任)
延伸阅读
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吴易风
第一类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则的推进下，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小企业私有化方式是“逐个地出售”。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出现了腐败性资产掠夺带来的不公平。
第二类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以泰国为例，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三类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比如，阿根廷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以至经济危机，并引起政治动荡。
(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见《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
奥巴马新政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严海波
能够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可能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也可能不是某些知识精英，更不会是资本精英，而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日益严酷的社会现实
正如美国选民所期望的，奥巴马上台之后开始推行其“新政”。他正式举起了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主张“大政府，小市场”，抛弃了里根执政以来祸害美国和世界最普通民众30年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着力推行政府大规模金融监管和经济运作，加大政府对经济金融的救助力度和直接干预程度，刺激经济增长。
决裂新自由主义，奥巴马能否比肩罗斯福
人们对奥巴马“新政”的联想更多地来自于80年前那场大危机，以及临危上台的罗斯福总统。1929—1933 年的危机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股票下跌，使美国民众陷入了痛苦、恐惧、绝望之中。面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罗斯福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放弃了产生危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救济、改革和复兴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罗斯福“新政”恢复了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并引领美国的工业、农业全面复苏。
伴随奥巴马竞选和上台全过程的，是源于美国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奥巴马的当选及其当选后的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有着重要的关联。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拉大国内的收入差距，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速度加快，为了满足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贪婪而弱化金融监管，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奥巴马提出的竞选纲领，满足了埋藏在民众心中对“变革”的期许。他最终得以当选，说明美国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小布什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乱折腾了。更确切地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真正终结了新自由主义对这个国家乃至对世界主流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影响，历史上以反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新自由主义走向没落，必然使人们重新认识凯恩斯主义的各项政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危机中采取的各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正在成为提振世界经济增长信心的榜样。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甚至说，这次危机可能不会埋葬资本主义，但是一定会埋葬美国模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弃机”
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国内问题丛生。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各项经济指标显示危机逐步恶化，并没有见底的迹象。世界各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的倒闭，二是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三是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之中。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服务于富人的新自由主义确实为美国闯下了大祸，但是，新自由主义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尽管新自由主义体制引发了诸多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灾难，又造成了无数的失业者和流浪者，但是，仍有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把新自由主义鼓吹成“上帝”一样的词汇，鼓吹为唯一能挽救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在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谴责声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理论反思的热点，但这并不代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削弱。目前，新自由主义在政界、学界、商界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他们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么换了一身伪装的外衣，积蓄力量等待反击；要么借机采用貌似国有化的策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养老钱救助和维护大资本家的利益，待危机度过，重新私有化了事。
新政能走多远
可以说，任何理论上不彻底、行动上首鼠两端的政策，最终仍旧难以挽救危机中的底层民众。一些政府会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诉诸民粹主义的救助经济口号，继续保护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日益固定化的利益格局、强大的资本力量时刻在明处或者暗处左右着政策的发力点。
奥巴马上任后，已经出台了三项重大方案，分别是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金融行业救助计划以及房市拯救计划。此外，他还许诺在4年任期内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削减一半。从目前市场的反映来看，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还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时候，有人开始带着各种动机、用各种腔调质疑奥巴马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其实，这不能怪奥巴马没有能力，也不能怪奥巴马“新政”的方向有什么错误，怪只能怪小布什政府留下的摊子太烂了。奥巴马一上任就“继承”了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成千上万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居民以及超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里根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用不断膨胀的债务弥补不断增加的政府赤字，用一个个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掩盖前一个泡沫，最后接到这一棒的人，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新政”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能够走多远，还有待观察。“新政”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奥巴马试图走一条不同于小布什的道路，一条起码表面上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最终能否惠及美国中下层居民，最终能否改善全球经济生态，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美国模式的蜕变
左大培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20世纪90年代好象是美国化的年代，但实际上，现代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使美国模式也不得不发生蜕变，随着这些蜕变的积累，很有可能的是，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色彩将会减少，而行政干预和法律规制的成分将会增加。
政府规制的增多：美国各级政府的规制实际上越来越多，这种政府规制往往是由州或地方的政府规定的。在一家银行门口摔伤的老太太可以起诉这家银行要求赔款，因为该银行没有树起“雪天小心路滑”的警示牌。
非自由化市场的“产业政策”：美国人传统上是反对由政府出面推行产业政策的。但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某些产业恢复了相对的竞争力，这是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奏效的表现。
必须监管的“混合银行”：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机构一直不想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之后的金融危机，这势必会迫使美国政府加大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
机构持股的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公司股份中个人持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而机构持有的比例则明显上升。
学习“丰田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明显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大汽车制造公司学习和掌握了日本汽车制造公司的管理方法，特别是所谓的“丰田生产方式”。
滥用个人自由：现实当中的“追求自由者”往往会力图利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宣传而为所欲为。例证之一是美国人的持枪自由。
滥用人际信任的信贷体系：银行大量提供信用卡鼓励超前消费的做法，造成了美国人“高消费、低储蓄”的倾向。美国因过度负债而破产的家庭越来越多，使美国甚至全世界金融体系变得极其脆弱，而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导致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瓦解。
集体主义精神返潮：“911”恐怖袭击激发了美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它造成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压制，并将支持美国政府对整个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进行干预和控制。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资本论》热销引发的思考
谢富胜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今天，西方的政要们阅读《资本论》探询经济危机的根源，寻找走出危机的答案。我们更应当重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加深我们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了解
据媒体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国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的宏篇巨著《资本论》特别受欢迎，销量不断飙升。另据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也看《资本论》。
新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破产”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和日本陷入长期萧条、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 1998年的巴西与俄罗斯危机、1999年阿根廷危机、2001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到哪里，哪里就会遭到巨大灾难。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家……如今，被视为人间天堂的美国不仅无法防范金融危机，而且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一场空前的人类灾难。
事实已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新自由主义不仅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失望，而且令欧美各国人们大为失望。“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资本论》)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以及欧洲各国政府相继采取“国有化”等各种激进手段，挽救金融市场。这种应对危机的手段显然与西方经济理论背道而驰，欧洲的青年一代，不得不到对立阵营——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马克思那里寻找答案，《资本论》伴随全球金融危机重新热销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前的危机是谁的危机
尽管100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有着许多新的特点，但是，其本质似乎仍然没有逃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时揭露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指出资本的生命就在于增殖，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是资本积累不断扩张的原动力，资本在追求扩张过程中不断表现为贪婪和疯狂。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领域逐渐成为资本获取价值增殖的主要场所。为了获取作为国际储备的美元，世界其他各国的廉价商品潮水般地涌入美国，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永无止境的消费浪潮。为了维持消费水平，美国大多数工人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也鼓励了人们的大量借债行为。未来利润预期的崩溃在2001年刺破了新经济泡沫之后，房地产业及其金融化成为维持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主要途径，并积累了次贷泡沫。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资本论》)金融危机通过财富效应、降低消费、清偿债务、投资下降等多种渠道影响实体经济，最终使一度被延迟的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可见，美国次贷引起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基本矛盾的爆发，其发生机制是：资本积累导致收入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发展消费信用——债务清偿危机——经济危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主义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
破除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的新迷信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措施，为资本主义寻找出路，对其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进行“救助”，实用主义地求救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欧洲国家《资本论》热销，我们自己的思考自然也应该是多角度的：
从学术界来看，应该抛弃对美国经济理论的顶礼膜拜。今天，西方的政要们阅读《资本论》探询经济危机的根源，寻找走出危机的答案。我们更应当重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加深我们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了解。
从实践来看，不应过分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不应把私人资本捧上不适当的地位。学习《资本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的两重性，综合运用经济、法制和思想教育等各种手段，扬长避短，使市场和私人资本的消极方面限制在一定限度内。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数量增加、大量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就业困难。学习《资本论》，领会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协调的思想，才能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国外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祸首。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已演变为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对金融、实体经济及各国政府收支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在很多国家，甚至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对地缘政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战略性影响。
著名国际金融家索罗斯
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产权私有化”会误导社会主义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革上。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发达国家通常是在对穷国进行援助的名义下，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来进行掠夺。
在这个体系(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引者注)中有无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解决这个世界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实际已发展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西方民主制度的构成要素
《人民论坛 》
谈及西方民主制度，人们常常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美式民主是以民主宪政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和公民言论自由权等为主要要素的民主制度。事实上，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西方政治制度类型多样、形态各异，各国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英
国是君主立宪制，德国是议会共和制。总的来说，尽管各国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
三权分立：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多党制：指在一个国家中，通常由不确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治制度。
议会制：也称议会民主制或内阁制，特点是其政府首脑的权力来自议会(即国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国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长赢得国会的信任投票。
普选制：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依法普遍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
公民言论自由权：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辩论、自由地探索真理并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法律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免受公权力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审查或事先限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二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三是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
四是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西方民主为何“水土不服”
——对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思考
葛新生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一种民主制度是不是适合某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其施行那种制度的实际效果来判断；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先后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三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西方民主盲目追求，结果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超级大国轰然解体；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执政时期之后，开始引进西方民主，在现实政治运行中俄罗斯的发展趋于“寡头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国家日渐衰弱、几乎处于半解体状态，对外敞开资源的大门，肆意盗窃和无耻贪污横行，社会成员迷失方向；普京执政时期，提出和确立了俄罗斯特色民主——“主权民主”，治国成效令世人瞩目，俄罗斯回归大国地位。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
普京上任后，意识到俄罗斯缺乏民主所需要的真正能对当局各项制度进行监督的公民社会，大的、负责任并有自主能力的政党，有活动能力的议会，秉持客观的媒体以及公正条件下的选举制度。于是，普京在国家体制不成熟的条件下决定使用 “手动方式”，结束车臣战争，消除分裂势力，削弱寡头政治，强化对政府、新闻媒体和商界的监管和控制，改善人民生活。普京执政期间，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实现了7%的年增长，贫困人口减半，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在2005年3月的民意调查中，对于“哪个时代最民主”的回答，认为叶利钦时期的是9%，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是11%，而认为普京时期的是29% ；88%的人认为秩序比民主更重要。
2005年4月，普京在《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5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他指出，讲民主、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历史”，“从本国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民主原则和民主标准不应导致国家解体和人民受穷，而应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建设何种民主的问题上，“俄遵从的不是外国伙伴的态度，而是本国的现行法律”。
2005年5月，主管意识形态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弗·苏尔科夫提出了“有民主，但更要主权”的思想，把普京对民主的理解定位为“主权民主”，认为为了使俄罗斯成为繁荣昌盛的国家，必须要有民主与主权来保证它的长期稳定发展，俄将成为主权民主国家。
2006年，统一俄罗斯党将“主权民主”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赢得了2008年的大选。
主权民主较量西式民主
主权民主的提出是俄罗斯执政党在国家主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盲目追求西方民主模式、9 0年代以别国模式实行民主的反思和否定。正如俄罗斯政治调研所所长马尔科夫所指出：“‘主权民主’是对那些在民主化幌子下建立依从性政治制度的颜色革命的原则性回答，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按别国模式实行的那种‘低劣民主化’的回答。”主权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
2008年9月29日，俄罗斯《侧面》杂志刊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维诺格拉多夫研究员题为《中国共识》的文章。这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值得学习和参考的发展模式。他说：“全球发展情况表明，一个非西方化的发展阶段即便尚未到来，至少已经临近。在这一发展阶段，当代东方的特征将发挥特殊的作用。西方的霸主地位在催生出优越感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咄咄逼人的侵略本质所能达到的极限。只有具有了与高物质文明水平相适应的、反映社会关系的精神文明，和谐才能够得到重建。”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研究室副主任)
民主还是国产的好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研究员房宁
福山“转身”暗示世界潮流走向
人民论坛记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
山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但最近福
山教授又发言了，这回是反思西方的价值。您认为福
山教授的“转向”说明了什么？
房宁：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之后，两个基本的美国理念行销全球：一是认为低税收、少管制、小政府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二是美式民主和自由才是普世价值。英国《泰晤士报》日前发表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说，“民主”其实是军事干预和政权更替的代名词，“在很多美国之外的人眼中，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里卜监狱戴着面罩的狱卒已取代自由女神塑像，成为美国的新标志”；而“在小政府魔咒的统治之下，华盛顿未能有效地对金融部门实施监管”，“ 美国人必须实实在在地知道，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
从福山的“转向”我们可以看到，西式民主制度并未如其所愿“一统天下”。不仅如此，世界潮流反转回来，转向了 “左边”。而这其中有很多深刻的教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行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导致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国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搞了个“大中东民主计划”，以美国大兵开路，试图把中东建成美式民主的示范基地。结果搞得伊拉克血流成河，搞得中东仇恨遍地，搞得“恐怖主义”硝烟四起。福山曾经在2006年的《美国在十字路口》一书中，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可能性进行了重新估价。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民主模式岂能“一刀切”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西式民主制度”未能一统天下的原因是什么？
房宁：西方这一套理论是出于西方的经验。应该承认，西方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部分西方人有很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喜欢把他们自己的经验作为标本或普世价值；二是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实践有点视而不见，不能客观地加以看待。目前，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加上他们的民主政治在全球受到一些挫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所关注。
了解西方民主要从了解西方历史开始，二战以后西方的民主制度才算比较稳定。西方民主的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是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产物。一般西方人也认为近代西方民主是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的，这时候英国贵族和王权产生了利益冲突，当中有分权与制衡的问题。刚开始西方民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间的权力分享。英国革命以后，又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实际上是讲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再和王权分享权力，而是要更多地独掌权力。所以说，他们的民主在制度上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分权制衡，一个是所谓的多数决定。
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逐渐形成了议会制、普选制、多党制等具体的政治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权力的分享机制。但是这种机制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单纯就民主的形式而言，是有阶段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时期也有很多问题，由此带来社会矛盾的显化或者公开化。19世纪德国的议会是没有政府的议会，实际上是个咨询机构而不是立法的权力机构。
现在西方要把他们这套东西推行到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弱化第三世界。它只是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比较稳定、比较富裕、实现了工业化的时候才有其价值，才能运行得比较顺畅。
民主模式的选择应取决于本国国情
人民论坛记者：一些西方国家不顾别国国情，大力鼓吹自己的“普世价值”，其背后的利益动机是什么？
房宁：美国曾经成功地在一些所谓“转型国家”促成了民主崇拜的社会心理，进而为“颜色革命”进行了舆论准备。美国针对中国民主灌输的用意也无非是希望影响舆论，以期引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说过这个问题，民主制度会引发外部势力对内部事务的干预。发展中国家处于矛盾多发期，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往往会制造很多分歧，也会导致外界的干预。客观来讲，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导致了国家的弱化，社会的倒退，西方社会通过这种办法来消除竞争对手。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应当说，这一认识是近年来中国民主研究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民主模式，还是国产的好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式民主的探索是不是一个异军突起的标志，我们如何避开西方干扰，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房宁：民主还是国产的好。现在西方也认为中国是一种威胁，中国的民主模式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认识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问题，这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权利能否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进一步讲，这种制度能否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能否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否实现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总之，能否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衡量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
(人民论坛记者王慧)
延伸阅读
西式民主制度输出遭遇寒冬
忘记美国式的改革吧，美国人不能向改革者提供任何东西来鼓励他们。
——2006年4月1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引述阿拉伯人的话
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不顾伊拉克政治传统，盲目嫁接西式民主，结果不仅使伊拉克政治社会结构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样，再也无法复原，还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
阿富汗动荡不安：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下的阿富汗民主新政权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繁荣，相反，塔利班组织卷土重来。自 2007年以来，阿富汗安全形势每况愈下，恐怖活动和暴力袭击愈演愈烈。除首都喀布尔地区外，其他地区不同规模的军阀混战无休无止。
乌克兰选举连连引发危机：自2004年的总统选举引发“橙色革命”、几乎使国家陷于分裂之后，总统选举就一直是导致乌克兰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隐藏在大选背后的是俄美两国在该地区的政治角力，而大选带来的乌克兰国内权力之争也未曾停息。
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代表制理论与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刘熙瑞
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代议制一种，在这个问题上，搞单一价值观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中国民主模式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制理论。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代表制与代议制的区别出发。
代议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议员来“代”他们“议政”和“管政”。而代表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表在“表示(现)”公民意志的基础上来“议政”和“管政”。代议制的自由度要大，比如有的国家宪法甚至明确规定代议员“议政” 和“管政”时根据的应是自己的“良心”；代表制的自由度小，严格地说，其本质仅是一种“表示”和“实现”行为。当然，由于公民的数量庞大和处在分散状态，有时他们之间还存在博弈，因而他们意志的集中、利益的确认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共同利益的实现就更是不易了(更不用说每部分人和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建设代表制这样的民主体制，可能因本身的困难和文化基础、公民素质等因素而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这些并不能否定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它在政治体制发展序列上“更高级”的位置。
提出代表制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在产品的分配上产生了重大差别。其中一部分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过多，而另一部分人则占有“过少”。而其趋势则更不妙：它向“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方向发展，直到少者在生存上“无以为继”的那一点为止。这种状况久了，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以致人们认识到，不安定给某部分人造成的损失，已大大超过了他们过多占有所带来的享受。于是，让那些少占有产品的人有适当表示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并给予一定保障的社会舆论就产生了，这归根结底构成了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各种民主理论(诸如天赋人权理论、代议制理论等)的纷纷产生，盖因于此。但是，应该给生产中处在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的人各自多少报酬，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如何计算出一个“合适”的标准，谁也说不清。于是，一般人的办法，往往是从能否“维持”现存社会体系方面来考虑，即大家能够接受、不闹事，就是“合适”了。这种尴尬局面，即使在一直提倡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提出通过革命和改变所有制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形式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解决人类的这个不平等问题。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管理资本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代议制也只不过是每三到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哪些人来“代表”和压迫人民。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目标就是建立切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就是他提出“代表制”理论的最深刻的背景。
代表制对代议制的超越：代表制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代表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更为先进的理论。它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由于马克思多年研究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式而未得其解，所以当巴黎公社实行了代表制的新组织形式之后，马克思曾欣喜地说：“它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它保证了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因而“它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如此推崇代表制的政治形式呢？这主要是由于公社实行了如下制度：代表的出身必须是真正的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言者；代表必须保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实现普遍的选举制，就像工厂主为自己挑选工人和会计一样；代表工作时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公民必须随时监督代表，并可随时撤换不胜任的代表而不等任期结束；代表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没有其他特权。
以上做法有些可能过于激烈，但它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一直存在的“改选只是简单的上层轮换”问题，解决了“寡头们始终掌握国家实权”的问题，同时更解决了社会精英在当选管理者后的“自我牟利”问题，从而实现了代表制对代议制的超越。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反民主的，相反，代表制反而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中国民主模式的现实基础：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的三个标准
人类任何一种制度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所谓“好”“坏”，也是如此。一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仔细推敲，这话也不全面，还应该说“怎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民主既然是“由民作主”的问题，那么这个“ 作主”自然也包括享受到成果即“利益实现”在内，这甚至还是“作主”的实质内容。否则，只周游于“意见(利益)表达” 机制，是谈不到真正“作主”的。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就有三个标准：一是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畅通；二是是否有力促进该国该时段经济发展；三是公民是否共享了发展成果。一般情况下，保障了公民意见、利益表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又能最终让公民共享了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肯定就是“最好的”、最适宜的、最合理的民主。而那些虽然给了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民主，就是不完全的民主；至于只建立了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却造成了社会的混乱，根本就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更谈不上公民共享成果的，应该说就是最差劲的“民主”了。
用以上标准判断中国的现实，应该说，我们大致属于最好的那一类。经济社会发展已不存在疑义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们正在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全社会已经基本迈入小康，而最起码的生存权在全社会成员中都得到了保障；我国公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是国外某些人常常批评的，但除了对那些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意见”在表达上有限制外，公民正常的意见和利益表达之畅通，有谁能够否认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长期实行的代表制体制下，通过比西方某些国家有力得多的参与机制和上下各级间的协商机制，公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更充分。
总之，现实的世界，一方面是中国30年的成就，尽管金融危机也冲击着中国经济，但形势要好些；另一方面是实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这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关注，而这客观上也构成了对中国民主模式更多的兴趣。这是我们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基础。(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简述
柴尚金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百年梦想变成现实
进入21世纪，国外共产党大多数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提倡建立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对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和道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目前尚不具备革命条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现实，主张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也有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选举中获胜的范例。还有一些党参加政府或在地方执政，例如南非共产党参加了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为首的政府；印共(马)于1977年就开始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一直执政至今，印共(马)还联合其他左翼党在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的地方选举中多次获胜并执政。
越、老、古：搞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共识
冷战后,越南、老挝、古巴三国始终坚持自己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斗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搞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共识。
越南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认为越南尚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时期，而且这个时期还相当长；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强调“革新”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经过20多年革新开放，越南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变，较成功地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越南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在8%左右。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对苏东剧变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老挝处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并根据这一认识，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变了过去“超越阶段、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做法，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目前经济平稳发展，农业增产，粮食自给自足，市场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古巴共产党提出了“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的“三项原则”，同时采取灵活政策，使古巴的“制度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根据内外环境特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劳尔正式接掌国家最高权力后，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理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拉美：左翼纷纷上台执政社会主义思潮激荡
进入新世纪，拉美一些国家左翼、中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特别是2006年拉美大选年后，拉美左翼、中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增加到九个，改变了拉美政治版图。
拉美左翼崛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斗争传统，现实中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等严峻事实，都对当今拉美左翼崛起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当前拉美左翼崛起中，最有影响的是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推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及其社会变革实践。在19 98年执政后，查韦斯以“玻利瓦尔和平民主革命”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着手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先后出台了涉及经济、金融、社会分配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49项新法律，实行石油国有化，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公共事业。在外交上，敢于同美国叫板，密切同古巴的关系。
查韦斯声称“21世纪社会主义”决不是照搬曾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模式替代的实践，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思考当今世界出路的一把钥匙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社会主义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
尽管冷战结束20年了，但历史并未终结，一度“濒危”的社会主义“星火”不仅没有被西式民主熄灭，反而在世界一些地方烧得更旺。中国、越南、古巴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拉美一大批左翼政党执掌政权，并且出现了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成功范例。这些再次昭示人们，社会主义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其历史使命仍在继续。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共产党如何取得执政地位，是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未解的“斯芬克思之谜”，也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如今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已不是理论假设，也不是个别特例，而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不能固守过去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来判定这些党的实践，对议会斗争也不能一概否定，应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些共产党的实践探索、思想成果及成败得失。
历史重新呼唤社会主义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形势下，各国对世界未来发展又开始了新一轮思考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许多人思考当今世界出路的一把钥匙。
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虽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但普遍面临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国家财政困难、人才匮乏和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等问题。由于过去长时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理解，思想束缚较多，实行相同模式和同一政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既要看到问题所在，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所在，如执政党组织机构健全，党的领导及其路线方针政策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社会政治稳定等。如果继续发挥这些优势，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就能不断克服现行体制上的弊端。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社会基础，也面临着相似的外部环境，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既符合各自国家民族利益，也有利于新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只要善于总结和吸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真正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有更大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几代人努力
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和本党实际，走自己的路。通过选举上台的共产党和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在理论纲领和斗争策略上是不太一样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是否坚持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社会变革，是否搞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力量弱小的形势下，共产党如果墨守成规，不进行理论政策调整，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建立起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因此，要想赢得多数选民支持并取得执政地位是极其困难的。
冷战后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像西方预言的那样很快消亡，而是在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之前，社会主义不可能速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局面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如邓小平所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为中联部研究室局级参赞、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
黄宗良
对“民生、民主”四个字的切实理解和实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而使得苏东剧变的悲剧没有在中国重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的形成，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使社会主义再次彰显其优越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
当前美国等不少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资本论》在西方成了畅销书；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疑云中，西方甚至有人把“救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期盼眼光投向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中国。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提升到中国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国外许多政要和有识之士都称赞中共非凡的执政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他们诚心诚意地向中国“取经”……
我们当然不会也不应该在人类社会的大变化时期失去应有的清醒。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思考和总结这一“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对今后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非常有益的。
改革开放是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
催生“中国奇迹”的强大动力是什么？是改革开放。启动改革开放的法宝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而搞教条主义使得思想僵化了，党也就失去活力。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开放的、发展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正确对待人类文明成果、善于批判地吸收国外文明成果；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继承和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这两个“吸收”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就是两个“顺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顺应党心民心，一切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有了这两条，党的指导思想就能够扎根于中国的沃土，就有了根基；党就有了牢固的执政基础，就有真正“先进性”的含义。一个对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漠然置之的政党是称不上先进政党的。
“民生、民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区别于苏联模式
两个“顺应”的思想落实到体制改革上，主要也是两条：一是正确对待市场经济，即从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法来运转经济的管理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讲“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原则，把人民民主看成社会主义的生命，以建立紧密的党群、官民关系为中心，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而改革开放前，是把市场经济、权力制衡看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四个字：民生、民主。离开这四个字，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对这四个字的切实理解和实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而使得苏东剧变的悲剧没有在中国重演。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取得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集中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的“十个结合”。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闪烁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光芒。其中的亮点是“中”(中庸)与“和”(和而不同)，就是讲避免走极端，讲“统一”，讲“适度”，讲寻求“矛盾统一体”双方的最佳“结合点”。比如，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这些“结合”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把通过改革纠偏同保持、继承其正确方向结合起来，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结合起来，避免矫枉过正，顾此失彼。正是在这些经验中，产生了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动力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统一起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地对待当代世界两种重要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苏联模式和拉美模式)，以及如何正确地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市场和计划、消费与积累这两对关系来说，我们在克服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模式的同时，也注意避免新自由主义模式反对任何国家干预的“市场万能主义”以及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当代的运用。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可以一成不变的。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靠继续解放思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限于篇幅，这篇短文只讲中国，其实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甚至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消亡的断言也根本站不住脚。
西方一些学者的预言之所以落空，仅就认识而言，他们太武断了，他们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得太简单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应避免这种错误。资本主义确实遇到危机，但现在仍不能断言资本主义很快将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资本主义仍将有新的调整和新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考验。我们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应有的精神状态。(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有声有色
严书翰
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者承认，用西方的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已经越来越困难，既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又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彻底的理论要说服人民群众需要把它大众化。因此，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工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有声有色”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中的“有声”实际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有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界碑，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我们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速的3倍多。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拉特里奇用“中国奇迹”来概括中国这一时期的变化。他说：“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幅度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变了世界。”
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写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较早使用了“中国模式”的提法。他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此后，国际社会展开了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热烈讨论。(相关文章详见人民论坛2008年第 24期《关于“中国模式”》专题，编者注)
在国际社会评论中国的声音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赞扬声，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在反思后提出的某些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们开始认识到，发展全球经济，解决全球问题，必须考虑“中国因素”，必须用一种全新的视野认识和评价中国，必须在国际领域内重新给中国定位。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最成功之处，是从不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是不照搬西方国家模式；中国发展模式包含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一些人在肯定中国的成就时，总是故意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不愿意或很少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概念，就等于把中国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者承认，用西方的研究范式来分析中国已经越来越困难，既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又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有识之士指出，近3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流行的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经久不衰的传统理论。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其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20多年前，邓小平曾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今天，邓小平的这一预言已经得到证明。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国际影响，我们应该如实、谨慎而又充分地予以估计。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在成就面前、在喝彩声和赞扬声中，千万骄傲不得、千万头脑发热不得。作为执政党，我们要头脑清醒、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简称“三大理论成果”)。十七大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概念整合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的重要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特色。它的特色是鲜明地写在这面伟大旗帜上的两句话：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首先谈谈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近百年奋斗实践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古人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社会主义决定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
其次谈谈中国特色。它的实质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说出了经典之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这条道路的特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所作的概括包括：一个前提，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核心，即党的基本路线；一个战略布局，即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个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些要点紧密相联、不可分割。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和灵魂，也正是这条道路的特色所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邓小平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在此，我们有必要重申和深刻理解邓小平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提出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战略方针：“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着眼于我国发展的长期过程而提出的战略判断。“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 ‘左’和右的干扰，最主要是‘左’的干扰。”邓小平的这些分析完全适合我们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状况的观察。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一定要像胡锦涛同志的“12·18”重要讲话指出的那样：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坚定不移地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决不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是十七大指出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首先分析“不断发展”。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此后我们党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个命题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考察这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轨迹。十三大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提法，概括了12个理论观点。这里讲的“理论轮廓”也就是指我们党的基本理论的轮廓。十四大从九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十五大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且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十七大指出，包括三大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由此可见，十二大以来虽然历次党代会对党的基本理论的提法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始终不变，而且我们党在不断深化与拓展这个主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更加深刻、全面，从而达到了今天的认识高度，这就是“不断发展”的特色。
其次谈谈这个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这个开放特色包括纵与横两个方面的内容。
从纵向看，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这个理论体系的“进”。总之，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纵向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固步自封的或是自我发展的理论体系，而是能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科学理论体系。比如，和谐、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决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活内容。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体系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从而被西方有识之士称为是 “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
从横向看，这个开放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今天我们学习这个理论体系需要把“三大理论成果”贯通起来。这是因为“三大理论成果”存在着4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或称哲学基础) ，即党的思想路线；二是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三是有共同的核心理念，即以人为本的理念；四是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这些共同点决定并要求我们必须把这三大理论成果贯通起来，这些共同点也有力地佐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它与时俱进，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才能在当今世界上显得如此有声有色。
(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教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
秦治来
《人民论坛 》(2009年第6期)
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比较，不是鼓吹“文明冲突”的论调，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不应出现一言堂的局面
近些年来，“历史终结论”、“华盛顿共识”等形形色色的思潮相继走上台前，但是无一例外地都遭遇了“药到病不除”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局面，都未能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注入新的动力。西方国家津津乐道的“价值观外交”刚一粉墨登场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世界范围内的抵抗浪潮纷至沓来。民主这剂“良药”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不是和平曙光，而是无休止的动荡不安。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需要。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不应出现一言堂的局面。
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大国将自己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甚至主张以某一种文明样式一统世界，结果导致了国际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乃至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将这种片面的国际政治思维推向极致。两极格局的瓦解，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规范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违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文明保持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维护文明多样性迫在眉睫
尊重文明多样性，知难行更难。文明多样性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认识的层面，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今世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文化在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的作用，已成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世界的丰富多彩与文明多样性的维护融为一体。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
世界文化交流不对等的主要根源，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不合理。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种新型国际体系——“中心—边缘”模式在西方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被吸纳到以大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绝非一个纯粹的经济扩张过程，同时也蕴含着政治扩张和文化扩张。西方国家擅长推行文化上的单边主义，既反映了西方推行全球化的实力地位，也反映了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战略目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人们找到政治、文化单边主义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有所抬头的根本原因，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推动世界多极化和世界多样性的战略意义所在。
文明的多样性，为不同文明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对象和学习借鉴的源泉，推动着不同文明自觉加强对话和沟通，在相互交流中保持特色，在彼此学习中实现共同发展。不同文明只有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能推进人类文明全面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比较，不是鼓吹“文明冲突”的论调，而是推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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