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杜导正成了蒋介石在共产党内的卧底

走回头路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自供状

——驳“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他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刊登了他的高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一文（简称回归）。这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经历，经过“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可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的论断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新民主主义成功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告别了新民主主义就失败了。后30年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总之是没有一丝一毫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的意思。不同于党内有些人假惺惺的主张什么“资本主义补课”，这完全是在走回头路，彻底复辟资本主义拥护蒋介石的自供状。　　

一，“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吹嘘自己。　　

杜导正说，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 ，“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杜导正假惺惺地说，是个好毛泽东。似乎很客观、很全面，其实不然。我们看一看杜导正的具体叙述，就会清楚他是怎样具体否定的了。　　

1，关于民族解放。杜导正在“回归”中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 ，日寇侵略中国，“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蒋介石不抵抗，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把东北三省供手让给日本帝国，“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 。“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　　

请看，杜导正的具体叙述，一是把毛泽东、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只限止在抗日战争；二是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扶蒋反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阴谋；三是高举的旗帜也仅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旗帜；四是蒋介石政府不是卖国的。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反对敌伪顽合流，“反共、剿共、灭共” 阴谋的正义斗争。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反帝反封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推翻代表三坐大山的蒋家王朝;没有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没有反帝反修的伟大斗争，能够取得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胜利成果吗？取得以后能够保得住吗？　　

可见，杜导正跟随共产党，只是出于"民族主义"。如果蒋介石落实“民族主义”积极抗日，杜导正就会一直拥护国民党。所以，他对打垮蒋介石集团的“解放战争”视而不见耿耿于怀，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耿耿于怀。按照这种逻辑推断，杜导正们应该一直在幻想，如果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一起建设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华民国”，这该是最优的选择。

现在杜导正所说的“回归”时期，中国的民族独立在不断丧失, 一步一步地向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境地滑落。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在南海撞毁我战机，在公海上任意围截搜查我银河号货轮, 至今不了了之； 干涉我国内政，制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售台先进武器, 支持藏独势力叛乱、暴乱, 给达赖授奖授勋；支持所谓民运分子, 美国要放人我们就放人, 而且是把人给送出去(如方历之) ；把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供美国人高消费，把国家的600吨黄金储备，存放在美国国库，相信美国超过相信自己：总是以美国为学习榜样，跟在美国后面倒像是跟班，那像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为。我国现在是比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力增强了，但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表现，那里有毛泽东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所表现的不卑不亢，大无畏精神，顶天立地，央央大国的风度。　　

杜导正在贬低毛泽东的同时，不忘吹嘘自己。如“我很小，……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啦！“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啦！1947年“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呀！“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我“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呀！……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实事，但何必挂在嘴边,到处显摆呢？　　

2，关于土地改革。杜导正在“回归”中说，“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土改” 。虽然肯定了土改的方向，但说搞了暴力土改，否定了方针政策和实施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为了使农民“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这不是把土改的正确方向也给否定了吗！　　

3，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杜导正在“回归”中的具体叙述有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是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第二段是讲有人编了一本书“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第三、四段是讲了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毛泽东在1942年说的两段话，第五段是讲杜导正对上述两段话的称赞。始终没有谈什么民主政治建没的具体实际内容和具体形式。但是细读深思其用意，确可以领悟到杜导正是在暗示：毛泽东曾说过的“普选”和“完全自由”，并没有实行，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力罢了。其罪恶用心倒是很清楚，实际上是在否定民主政治建设。（这一点，在其下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不然的话，杜导政为什么不讲一讲党政军全面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呢。如党的建设中的民主集中制，边区政府建设的三三制、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军队建设中的三大民主。为什么不讲建国前的共同纲领、建国后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这些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内容和具体形式。　　

二，“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是原则否定，具体造谣攻击污蔑。　　

杜导正说， 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杜导正说这是“乌托邦”，刘少奇说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不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反右反修斗争和继续革命、进行文化大革命；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　　

从杜导正在具体叙述中，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他宣誓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入了党，但他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不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党的同路人，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向前发展的革命洪流中不单是一个落伍者；而且是一个死抱住过去不放，拼死阻挡革命车轮的前进，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文人。因为他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真诚，只能靠造谣、攻击、污篾度日。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基础上，我国的工农商各业都不断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　　

在农业方面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小农经济的个体农民身单力薄，经不住天灾人祸的伤害，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些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得而复失，出现了新富农和新贫雇农。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地、自发组织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为证。　　

工商业的发展在同时进行。一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国营和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带动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国家的五年建设计划连续提前超额完成就是证明，其发展速度和GDP升幅都超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压迫剥削员工、奸商造假等恶习、本质日益暴露（有些是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行贿腐蚀干部、盗窃经济情报，五毒具全）。“五反”之后资本主义受到了一些正当限制；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封锁，资本主义的无序、恶意竞争，许多中小私营企业难以为继，必须由国家和国营企业扶持、帮助，才能维持。例如包供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等，在总路线的感召下，很快发展到全国各行业，先后敲锣打鼓快速实现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的胜利实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是站在人民群众中的前头，带领群众前进；还是站在群众中的后头，当群众的尾巴；或者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企图阻止历史的前进，甚至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要开历史的倒车？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阶段论者也是不断革命论者，只能领导群众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正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根本责任；这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是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杜导正就是那种要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主张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回归与发展”之实。一切倒行逆施的复辟狂，都是先否定历史，否定革命领袖，而且是不择手段、不顾事实真相，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才能以售其奸，全面复辟。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反对他的帝国主义头子、反动政客也对他敬畏几分，并且加以称颂。他去世离开我们时，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包括各主要大国为他降半旗致哀。在我们党内、国内，他更是不可替代的英明领袖。　　

狂妄的杜导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造谣说“1949年建立政权后, 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 造谣说毛泽东“打击不同意见”，“闹人民公社，锅碗瓢盆一概归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杜导正是在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地造谣。 　　

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无比高尚，心中装着全中国全世界劳动人民，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己任；无比诚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是继承又能发展创新；无比谦逊，从不揽功推过，谦虚谨慎，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承担责任也代人受过；无比的大智大勇，古今中外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无比艰苦清廉，更是古今世界少有；……　　

可是杜导正恶毒攻击毛泽东。他说，“有人把毛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按照美国中情局的这种论调妖魔化毛泽东，必然导致整个共产党的混乱与瓦解。这只能说明杜导正的个人品质确实有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进行了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杜导正却恶毒污篾是“乌托邦”。看来此人不仅个人品质有问题，个人精神上也不大正常。　　

三, 理论混乱造成思想混乱，才好乱中演变, 混水摸鱼。　　

“回归”一文的第三部份，“‘叫什么主义都可以’”；第四部份“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是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涉及到一些理论和实质性问题。　　

一是理论混乱的表现。1,“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 可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当然，还有摸石头、白猫黑猫、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不争论……等）2,“人民生活改善了, 满意了, 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这“一句话尤其精彩”；3,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那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是在真正共产党领导下的。如果没有真正共产党领导，如果是修正主义全民党、即资产阶级社会党或民主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来领导，那么，就是旧民主主义了。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二是造成的思想混乱。表现在杜导正的“回归”中，即是：1，邓小平“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功绩，比起毛泽东恐怕还会大一些”。2，“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民生、环境都要为此让路开道）。3，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即上述旧民主主义的实际）。4，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统污蔑为“乌托邦”。　　

5，把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认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在乱中图演变，混水中去摸鱼。杜导正要图什么样的演变？他要在混水中摸什么鱼？就是他在“回归”中，原则讲的那两条：一条是大力贩卖“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另一条就是完成“未竟事业”，即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看党内外、社会上主张反对新的“两个凡是”越来越普遍，声音越来越响亮；也注意到“今年纪念建国60周年，加之国际经济风云动荡，国内对改革开放的争论，似乎又有一轮蜂起的态势”。所以，他内心发虚，表面上说“我是乐观的，也是有信心的”。实际上他很担心，十分害怕。前一段《炎黄春秋》传出要被整肃、要杜导正淡出的消息。杜导正自我表演一番，一方面是放气球闻风探路；一方面是做秀，变相做广告。这实质上表现了其外强中干，色历内荏的心理状态！　　

杜导正己经年纪不小了。他自己说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时表现了思路不清，逻辑混乱。这一点在“回归”一文中也有反映：例如，他在称赞邓小平的话“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杜导正说，“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他是主张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是非放在其次的。（而实际上真正的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长远利益。在当代中国，背叛了毛泽东、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无法把经济搞上去，无法改善人民生活。杜导正利用领导人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鼓吹'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背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杜导正在其“回归”一文的最后，却讲“政治家的思考必当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在这里，他却把是非放在首位，把利害放在次要地位。杜导正也发现了自己逻辑上的错误，紧接着再补上一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为了圆谎，又说，“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就是继续高举……旗帜……”，又回到是非上面，（实际上回归旧民主主义，是走回头路；一退就倒退60年，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那是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间地狱，那有什么人民的利益可言）逻辑开始混乱，不能自圆其说。　　

又如，杜导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经历，经过“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中说，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新民主主义成功了；杜导正在“回归”中一再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 可是他又违背这些文献关于肯定毛泽东的论述，也推翻了他自己对建国后的前30年的结论，竟然将毛泽东同志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全盘否定。

毛泽东一生消灭剥削压迫、为人民服务，他是一以贯之的，天地可鉴，人民可鉴。但杜导正1937年参加革命，他实际上只支持抗日的民族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解放战争”，支持蒋介石；他鼓吹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反对毛泽东，反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以支持改革开放的面目鼓吹资本主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他必然会支持国民党“中华民国”反攻大陆。杜导正实际上已经滑到了比党内最右倾的思潮——“补课论”还要右倾的程度。杜导正们客观上成了当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共产党内的卧底。但是既然是卧底，就要欲盖弥彰，不敢明说，所以文章逻辑混乱不堪。

在美国中情局指导下，从新自由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到普世价值再到新民主主义，《炎黄春秋》们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意图阻止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督促在中国彻底实行资本主义，将中国变为美帝准殖民地。如果杜导正不是老糊涂，那么他的所谓民族主义，也不过是骗人的婊子的牌坊而已。

狂犬乱咬, 不仅咬到主人身上了，还咬了自己一口。 　　

岳求珍     2009.4.8.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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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资料：

杜导正

 

杜导正

附文：

蒋介石和胡适（《炎黄春秋》《南方》等右翼文人的精神偶像）惺惺相惜。

两个毛泽东

杜导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0cqc2.html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4期

吴越按：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本博克上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有网友跟帖，说毛泽东没有任何功绩，只有过错，这又未免过于偏激。不管怎么说，建国之前，他面对帝国主义不投降、面对斯大林不妥协，总是他的骨气。他的错误，大都发生在建国之后，也就是犯了“李自成进城”之后所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中国新闻出版署原署长。他在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前面两段，提出他对毛泽东功过的看法，认为“建国之前有大功，建国之后有大过”。下面是文章的节录，供网友参考。

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人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壮大起来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新政府。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一场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他烂熟《资治通鉴》，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间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公允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的威望在全党全国完全树立起来了，跟着他走，能有错吗？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后来到了马列学院，经过学习，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当时的理解是：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作出的决策，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那时，我们都会说毛泽东讲过的那几句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时我们真是认为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只是我们手心里的面团，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们这种对毛服膺的心态，也助长了毛的为所欲为。

再说第二条。这第二条，事实上与第一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毛才能弃置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人社会主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就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注：民粹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观点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恐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抛弃了。

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再说第三条。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话当年我们就印象深刻，认为说得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然而，为什么到了1949年建国后却没有实现？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这些话说得好，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1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在全国执政）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是“引蛇出洞”。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一种好的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 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人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我觉得，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一个没有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中国的现代历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付出的血和泪也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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