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茅于轼对贫富悬殊的辩护
叶劲松
为剥削的辩护与剥削是如影随形。这表现在存在残酷剥削的地方总是有学者模样的人谈论着这产生剥削的制度的合理性,也表现在普通民众谈论剥削、贫富悬殊等社会丑恶现象时,总有学者模样的人站出来指责这样认识社会不对,并要求民众按他所讲的那样来认识这些问题。例如公开宣称自己是“帮富人说话”(即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说话)的茅于轼,又以学者模样站出来为资产阶级说话、辩护了。
4月1日,不少网站都刊登了某媒体对茅于轼的访谈——《茅于轼: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茅于轼说,“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钱有势,钱就是财富,势就是地位。但仔细想来,二者是有区别的。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我有个小发现,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也许我们对现状还很不满意,但这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茅氏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的社会中发掘出“地位的平等”的“美”来,并要求广大劳动者从不利劳动者的“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的沉重“话题”中摆脱出来,多想想使人快慰的“地位的平等”话题,沉醉在 “地位的平等”有“ 社会的进步”这种浮想中。另外他要人们多想想“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的不易两头都占全状况。茅氏实际是对普通劳动者说,你虽贫困些,但享受了“地位的平等”这种“ 社会的进步”也应知足了。总之,茅氏在这儿向劳动大众灌迷魂汤。
但是,总统对服务员说声谢谢,或老板与雇佣劳动者握一下手等等,就是“地位的平等” ?“ 社会的进步”?劳动者就应陶醉于此,而放弃争取经济上的平等?从阶级角度来讲,经济不平等,政治地位也不会平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只有被统治的地位。这也被社会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统治阶级成员中,可能有的成员偏于有钱,有的成员偏于有势。从这个角度讲,统治阶级成员内部,“有钱的人不见得有势,有势的人不见得有钱”是成立的。而普通劳动者相对于统治阶级成员,则是既无钱,又无势。统治阶级成员内无势的人,对于他雇佣的几十个工人来讲,他是既有势,又有钱,而那些工人相对他而言,则是既无钱,又无势。
有势又有钱统治者,虚伪地对无钱又无势的统治者说声谢谢,茅于轼就以此热炒一下,向劳动大众大讲,“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在趋于平等。茅氏企图以这种低劣辩术,论证出受剥削、压迫的劳动者已经享受到地位平等。茅氏企图通过他对这种“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的“美”的赞叹,抚摸、麻醉受剥削、受压迫普通民众,使他们安于现实生活而不反抗。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固,有利于资产阶级继续集聚财富。
虽然茅于轼企图让劳动大众沉溺于“地位趋于平等”的陶醉中,以淡化对贫富悬殊的关注。但现实中残酷的贫富悬殊还是绕不过去的。当采访者提出社会贫富悬殊使穷人“受伤”时,茅氏则又对我国会贫富悬殊状况予以辩解。他用比赛输赢来解释社会贫富悬殊,并要求人们不要“仇富”。他说,“每个人条件不一样,竞争中自然有优劣。但我想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想举奥运会的例子,一个比赛,……冠军只有一个,得到荣誉包括金钱,像刘翔都是千万富翁了,其他人就不值得关注了。……没有必要仇恨冠军,也没有必要恨富人。……一个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茅氏说,“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竞争中自然有优劣”,有冠军和失败者。茅氏言外之意是:富人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的“优胜者”,而穷人则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的“失败者”。按此说法,贫富悬殊不过是“公平的竞争”的结果,具有合理性,无可指责。然后,茅氏还要求劳动大众,应该象体育比赛中失败者不“仇恨冠军”一样,做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的“失败者”,不应该仇恨竞争的“优胜者”——富人。茅氏实际是说,你们仇“恨富人”,犹如“仇恨冠军”一样没道理。
茅氏以上说辞,似乎很中立,但实际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代表他们利益而发出的声音。因为,茅氏等主流经济学家所讲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或称为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或简称机会平等),完全是粉饰资本主义经济现状,给予贫富悬殊以“合理性”解释:市场经济给了所有人公平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即机会平等),他的富裕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才干,你的贫困是因为你的无能,是你在“自由竞争中失败”的后果(这很符合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济学在群众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一句话,贫富悬殊中富裕方所集聚的财富,是“优胜者”在机会平等情况下竞争获胜的结果,人们不应谴责它。相反,社会应该自由放任资产阶级“靠能力”肆意聚敛;普通民众也应平静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贫富悬殊现状。
但茅氏在这儿说谎,掩盖事情的真相。一切物质财富(包括作为收入形式出现的物质财富)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竞争出来的。所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大众的劳动创造出来。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大众,攫取巨额剩余价值来获巨额收入并更富。有不少官员、精英等也富,那是因为他们为资本服务,得到剝削阶级——资产阶级贿赂或赏赐而富,他们富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社会存在阶级剝削。剝削阶级用他们榨取的巨额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来拉拢官员、精英等。劳动者因为遭资本剥削、压迫才贫穷。茅氏却用竞争之说掩盖劳动创造财富(包括作为收入形式的财富)的真相;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优胜者收入多,失败者收入少之说,来掩盖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致富,劳动者受资本剥削而贫穷的真相。
茅于轼以他饱有学识的派头说谎,掩盖我国私有制情况下存在的剥削,掩盖剥削造成贫富悬殊。在这一点上,茅等主流经济学家远不如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诚实和正义。一些法国学者谈到贫富时说,“我们傲慢地自称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对国内来说,这已值得商榷,对国外来说,则纯属虚伪。我们首先是剥削穷人的剥削者,我们依靠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它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法〕勒内。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美国学者麦克劳也指出,资本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反对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度’。不少根据卡尔.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原始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定义包含着相当大的真理……一旦市场开始替代这些常规,政治权利就开始移向新富”。他还写道,在美国,“至于普通工人,被权力大过他们的几乎每个人剥削”(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6、7、358页)。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反全球化的美国大学生们在“大学校园内反对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就是美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表现。不少西方学者都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却使普通劳动者饱受剥削。而茅于轼却拒绝指出这些事实真相。
穷人、富人是对阶级剝削社会表面现象的一种表述,它们并未接触到阶级剝削社会的深层次的东西——阶级剝削。穷人、富人这种对阶级剝削社会表面现象的表述是几千年前就有的,是人们对社会认识不深入的表现。而阶级剝削这些能揭示剝削社会本质的概念,则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出现,是人们对阶级剝削社会认识深入的表现,它能揭示阶级社会出现穷人、富人的原因。而我们分析社会,应从社会本质进行分析,而不应只限于社会表面现象。但茅氏等主流经济学家却刻意回避对社会本质——阶级和阶级剝削进行分析,只限于对社会表面现象——贫富进行讲述。然后,茅氏等主流经济学家大谈不应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的“竞争优胜者”有“仇富”心理。但是,茅氏贩卖的为贫富悬殊辩护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之类观点,在西方也会遭到比较诚实、正直的学者的批驳。
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就用每人参与竞争、致富的机会平等(按茅氏说法是每人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来为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并导致贫富悬殊加剧的政策辩护。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托宾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文章。文章写道,“机会均等一向是美国的理想或者美国的辩解借口……当然经济和社会成果是极不平均的,其辩解借口是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美国虽然没有旧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却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碍,即使克服了 这些障碍,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会在竞赛中得到优先起步的地位,这仍是铁一般的现实……他(里根)肯定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财富、权力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富裕而有势力的人们及其子女而已。”托宾的话实际上说明,机会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是资本主义社会骗人的鬼话。
美国学者爱.艾亨也指出,“机会均等的宣传,只是让少数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正汇入穷人大众的洪流。”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对“机会均等”下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外赢得了冷战,但在本国国土上,我们在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的经济战线打了几场败仗”(分别见《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合订本107、109页)
在托宾等人眼中,私有制社会中,发财致富的机会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粉饰贫富悬殊现状的“辩解借口”。而茅于轼等主流经济学家却如获至宝地捡起机会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之类说辞。茅氏鼓吹“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质是漠视贫富悬殊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危害,并论证应让富人拥有更多财富的必要性。但茅氏却掩盖他那“帮富人说话”的阶级性,似乎他那些维护资产狭隘私利的说辞是“中性”的,似乎公正而且堂皇。
即使两三千年前,人类祖先虽不知阶级、剝削等概念,也知道当时的社会(即私有制社会),富人不是靠“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竞争获胜致富,而是靠一般大众认为不道德的坏伎俩致富。例如,西方“多数伦理系统都有严厉告诫,说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灵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评述道:‘坏人多富,好人多穷’。圣经中《马太福音》提醒说:‘让富人进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富人坏,只配下地狱,不配进天国──笔者注)’”(《资本主义世纪》第5页)。茅氏不象西方古代伦理系统那样指出私有制时富人的坏,相反却给他们戴上公平竞争的优胜者的奖章。
掩盖剥削,漠视贫富悬殊现实却大谈“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充分说明“帮富人说话”(即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说话)的茅氏,不过是专司为资本辩护,为此不惜大肆撒谎和隐瞒真相的人。2004年9月8日《参考消息》,转载了《香港观察星报》题为《经济圈歌舞升平是种病》的文章。文章指出,大陆“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带头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资本的怀抱中,拿他们的钱,为他们论证,为他们研究,替他们代言。”也就是为资本谋利益。主流经济学家的本性如此明显,连香港报纸也看他们不起。他们轻视普通群众及其利益,是为资本谋利益的奴仆,却在人民面前装作高贵的、饱有学识的学者像(实际上,他们饱有学识的纸老虎形象已被广大群众戳破。“砖家”、“叫兽”的称号证明了这点),说人们的关注点不应受普通大众的没有“先见之明”的关注贫富悬殊的呼声的影响,“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总之,他们不仅自己对发展着的贫富悬殊装聋作哑,他们还以“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名义要其他关注贫富悬殊的人们闭上嘴巴。这是茅氏等主流经济学家拿资本的钱,为资本代言,为资本谋利的必然结果。
虽然机会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西方已是老掉牙的滥调,但茅氏等主流经济学家试图以“高贵的气度”和学者的姿态证明,容忍贫富悬殊的机会平等、“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现代的观点”,而一切对贫富悬殊持批评态度的观点是“前现代的”、“老一套的”和“非理性的”。他们认为,“更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话语应是压倒一切的话语,人们的观点乃至政府的政策都应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话语。如果我们都沉醉于茅氏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颗毒丸而产生的未来美好幻想中,似乎我们就算前进了、现代了、时尚了,就已超越凡夫俗子而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就会对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产生厚重的麻木,放任贫富悬殊恶浪更凶猛地到来,并欣赏地看着它长久荡涤我国。而这正是茅氏等所服务的资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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