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连载）

人祸：自由主义经济学简史（连载）

原载：天涯经济论坛

黄牧涛

自序
安德烈•纪德说：该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但是谁也不听，我们只得老调重弹，说个不停。
很遗憾，这句话很久以前（本世纪初）就在天涯的帖子里用过。将就一下吧。

我在关天混的时候，天涯的在线人数还在冲击五位数，现在已经稳定在六位数了。然而，如同尼采所说，人多的地方就没有了思想。关天的完蛋已经颇有几年，我也变成了资深潜水员。最近看见煮酒里面人物还不少，一时手痒，也来凑凑热闹。谈古其实多半是为了论今，2009年的重大话题非金融海啸莫属，而金融海啸的罪魁非新自由主义莫属。本文就来说说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

其实，古今中外的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经济学理论（新的、老的、古典的、现代的、英国的、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差别不大，其实践造成的灾难也差不多深重，连事后的辩护词都两百年不动摇（的确没有多少创意），最厉害的是，出丑之后，每次还都打不死（这是波兰尼和斯蒂格利茨说的，不是我的发明）。从19世纪初到现在，大致算起来，自由主义经济学两百年间死去活来的也有三个轮回了，比白骨精还强，其间的故事二百五十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也写不完。希望能够把我所知道的，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出来。单田芳就是我的学习榜样。写历史不是我的本行，其间必有考证不详，逻辑不清，引用不当，张冠李戴，望文生义，东扯西拉之处，欢迎各位多多拍砖补充。有自由主义的粉丝，希望在高呼口号之余，还有逻辑和事实。

序言很短，但我必须说清楚自由主义（liberalism）经济学的真正含义。虽然打的旗号是维护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从它诞生之日起，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在动机、理论还是实际后果上，都是为一小群占据了社会上层地位的精英集团服务的。说现代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反民主、反自由(freedom)的罪魁，那是一点都不冤枉。这是美国教授David Harvey前几年说的，当然往回倒六十年，波兰尼在1944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如果还愿意再倒一百年的话，李斯特在1840年代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打笔仗的时候也说过。上帝保佑，德国在1840年之后的国策是不再理会所谓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要按照那一套，奔驰公司的厂房恐怕到现在还是牛棚，而是技术强国。学不到就偷，什么比较优势，什么知识产权，什么保护主义，全是扯淡。要不是二战，这头号科技强国的牌子恐怕还得挂在德国头上，所以二战末期，美苏两国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去德国抢人抢图纸哪。

类似的故事是日本。在1960年代初做选择题的时候，也面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威逼利诱，还是那一套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之类。但日本的决策者天生具有工匠气质，大约是觉得这堆黑板经济学的公式和我有什么关系，均衡点似乎是天堂，天堂之路在哪里呢？要用它混博士学位混教授饭碗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国策无干，毅然继续走国家补贴和行业整合联合对外的路线。当然，日本的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比中国的同行们棒得多。比如，日本的亚当•斯密研究在全球就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理解那不是一般的肤浅和片面。实际上，日本人始终在学习欧洲，据说其经济学主流继承的是熊彼特的衣钵，就是讲毁灭性创新的那个奥地利人。1960年代的大考结束，2000年大家交卷，四十年时间应该是够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好学生，南美诸国的代表阿根廷政府破产，亚洲代表菲律宾从1960年代的样本沦落为经济落后国家。

但是，就有人要用墨写的文字掩盖铁一样的事实，剑桥学者张夏准（似乎是个韩国人）气得只好写了一本小册子《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抽掉梯子》，把重复了n遍的自由贸易谎言和同样重复了n遍的批评重新又列举了一遍，这是第n+1遍了。要查文献，恐怕我这个已经是n+N遍了。

人定胜天啊，天灾算什么，人祸，只有人祸才能摧毁一个国家的环境、社会、人口和美好生活。而一个国家做选择题的机会能有几次呢？全球经济危机从来都是改变国际局势的转折点，2008年本来是中国改变选择的一个机会，但是从2003年以来我国已经掉进了美元陷阱，能否翻盘？还是无力回天。

美国到底下场如何，现在还很难判断。没有悬念的是，美国在白吃白喝若干年之后，无论如何是可以拉着中国垫背了。这让我想起了“恶贯满盈”的典故：有一个智者和一个恶棍是隔壁邻居，住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决定搬家了。其余邻居就说，别费劲了，这个恶棍就快到头了，就像一串钱，再穿上几个就满一贯了。该智者说：呵呵，我也知道。但是我怕自己变成那个凑数的最后一枚铜钱啊。

谨以此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

写作大纲

导论：欧洲在左，美国在右
 所谓全盘西化，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词，因为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在细分下去还是有很多差异。这个西字指代不明。
欧洲是民主的，英美是精英专制的，英美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1979年之后的弃欧从美，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

以下年代划分只是一个大概，主要参考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自由主义起源与后果的分析，以及高柏在2000年之后沿着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所做的描述，即“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两种思潮的斗争。

1830年以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关键转折点：人是动物还是人。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是人毕竟是人，而汤森、李嘉图、马尔萨斯、边沁这些人发现，人就是动物。尤其是穷人，其数量依赖于食物的调节。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经济学家言论的智慧源头。
社会工程的时代，与唯科学主义的流行；
主要反对者：罗伯特•欧文

1830~184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首次登场与反对者
在理论层面，主要反对者是马克思，但是波兰尼在1940年代发现，马克思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为此波兰尼引入了虚拟商品的概念。
在国家经济政策层面，反对者是李斯特，首创了国家创新体系概念。李斯特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争论，拉开了德国追赶并超越英国的序幕。
理论批判：世界主义假设，经济人善意假设。

插曲：达尔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在达尔文之前就有了，所以反过来，是否可以说达尔文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

1880~1890年代：第一次反自由主义浪潮
代表作是1889年的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所谓“反自由主义阴谋”的幻觉
面临选择的大清和日本；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中场休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时代
标准化；福特流水线、科学管理、凯恩斯；

1930~1940年代：危机、战争与社会保障
一次大战还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下的君主战争，二次大战就完全不同了。
罗斯福新政，拷贝德国的社保体系，英国社保体系的问世
政治上的幼稚病：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1930年代的滑稽表现
定量管理技术：管理会计技术的消失，纸上作业与财务会计数字游戏的兴起，国民核算体系的形成。【会计技术的深远影响超越了】
对现代性的反思：大屠杀造成的持久震撼
经济学的数学化：冯•诺依曼的贡献与无人理会的警告；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数学化（代数化）的反思；唯科学主义与物理主义的进一步泛滥。
哈耶克和波兰尼兄弟在英国【卡尔•波兰尼是社会经济学的源头，迈克尔•波兰尼是个人知识和默会知识的源头，兄弟两人的思想到2000年之后才得到重视。】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与1930年代的虚假繁荣

1950~1970：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年代
1980~2008：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
【最近30年来的历史太复杂，暂时还没有想好】
主线包括：
1. 生态主义和环保，源自达尔文；
2. 对赌场资本主义和金融风险的批判，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
3. 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观念的批判，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知识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批判；
4. 对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分析；民族国家消失的政治幼稚病。
5. 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反对者；其中比较有趣的是McCloskey从1980年代开始的措辞批判。
6. 全球金融体系的掠夺手法。新自由主义，IMF，放松管制，金融系统的责任推诿，华尔街的贪婪，金融创新；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的形成。

而中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严肃考虑工业化革命路径的时候，面临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上升期，这是一个不幸的时刻。

从1960年代开始，达尔文的另外一个基本观念开始发挥作用：生态系统。达尔文早就注意到所有的生物会构成一个网络，这个观念在1960年代的最后几年，尤其是随着登月宇航员看到的地球家园，获得了全面认同。

另一个观念是：风险社会的来临。但所有这些都遭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有意无意的阻挠和忽视，主要原因是Beck等人对不稳定的金融体系持强烈批判态度。
米尔斯的警告：社会学的想象力正在消退
1960年代：激进与倒退并存的年代
实证主义思潮和社会工程的复活，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计量化浪潮的风尚；
做选择题的时代。进口替代。日本，韩国；或者拉美。
拉美化道路的起点。
1968年的世界革命；精英集团对大众的不满与反攻；
寂静的春天与环保主义；风险管理的兴起
1970年代：IT的年代与风险观念的兴起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
中国的选择；
1980年代：苏联的崩溃与中国的危机
对IMF的改组，世界银行；
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的实质和效果；
中国应该选择和欧洲联合，共同对抗美国，而不是保住美国的粗腿。战略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
1990年代：危机的制造与利用
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利用IMF掠夺全球资源的活动全面展开，这一次没有苏联的阻挠，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了全面实现。但是美国人的所谓知识经济理论把自己都装进去了。
2000之后：崩溃预言的实现
现有金融体系以美元为基础，其崩溃在198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预言，而预言的崩溃时间就是在21世纪初。这个预言随后多次反复出现，但是无人理会。

人类的历史，就是和遗忘做斗争的历史。而现实又是历史的重复。莫非一切都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能够犯几次相同的错误。历史遗留的智慧和教训，需要时间去领会，一个人，一家企业或者一个民族国家，能否熬到明白并运用这些智慧和教训的那一天，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孔子说君子的标准之一就是“不二过”，可惜吃一堑长一智的现象太过罕见。就像某位哲人所说：我在人群中看见的不是智慧的传承积累，而是疯狂和愚蠢的反复播放。（大意如此）

导论：欧洲在左，美国在右

面南背北，坐在大西洋上空，虽然看不见，也知道欧洲在左，美国在右。当然，如果你正在去北极探险的路上，那就是欧洲在右，美国在左了。左右之分是一个标志，固定下来就可以区分路人甲和路人乙，如此而已。我们关心的自然是对立两派的立场和行为。大西洋没有太平洋那么宽，但靠一个警察也管不过来，好在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就从一件小事讲起吧。

一位英国财经记者的改宗事件

Michael Prowse是Financial Times的记者，所以他当然是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观念的坚定崇拜者和捍卫者，直到他真的开始读Durkheim（中文涂尔干）的书。在2001年，他写道：“我在1997年夏天，正在写了一本书，内容当然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颂扬。在我看来，所有的结论都是无懈可击，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把书写完然后接着当我的记者了。”

不过，出于某种知识分子的敏感，他觉得还是应该读一读反对者的书，最合适的就莫过于Durkheim了。Prowse最初觉得所谓社会学的整体观是近乎于胡说八道的，但关键是他从来没有读过原著。这位Prowse先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震撼，从此变成了社会学的信徒。他使用了两个极度夸张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感受，一个是像圣徒彼得遇到了基督一样，另一个是就像凯撒越过卢比孔河一样，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关键是：“我在书中要讨论的问题，Durkheim都讨论过了，这怎么可能？Durkheim是生活在19世纪末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些论点，如今连工党政客都会支持，大部分都是从历史垃圾中回收利用的。”

对此，一位欧洲大陆国家的用不屑的口气评论说：“一份知名报纸的资深记者，居然没有念过一句Durkheim就上岗了。”显然，欧陆的人对知识和学问的判断不同于英美两国。类似的差异还出现在science一词的界定，以及对科学主义的界定上。比较滑稽的是，McCloskey和哈耶克，一个是芝加哥的叛徒，另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旗手（可怜的哈耶克），两人年岁也差着半个世纪，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不过McCloskey似乎很少提及哈耶克，既不批判也不引用。的确很奇怪。

弃欧从美的危险

从1978年至今，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决策方面的最大失误就是“弃欧从美”，似乎有点看不上欧洲。在1989年之前的10年，这个选择还有几分道理，因为美苏争霸让中国有点渔翁得利的意思。然而，渔翁得利是一个很有误导作用的比喻，因为渔翁对于鹬蚌占有绝对优势，渔翁的收益是省点力气而已。中国在美苏巨头之间的处境其实很危险，多少有些像两头饿狼之间的一头肥羊，更好的比喻是柳宗元讲过的故事：有个猎人武功很差，但是会口技。于是他躲在草丛里，先学鹿鸣，呦呦鹿鸣，求其友声。鹿倒是招来了，可惜循声而来的还有大灰狼。这匹狼年轻力壮，不会狼跋其胡，载疐其尾。怎么办？只好再学老虎叫，狼和鹿都吓跑了。可这世界上还有那老虎当点心的罴，据说比熊瞎子还酷，罴来了。猎人只好束手就擒。结论是：打铁还要自身硬。

中国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地位，自己应该最清楚。以这种弱势地位，想获得经济上的合法权益，是很难的。除非你真的把黑板；经济学的公式当成现实生活的再现。到2009年，连菲律宾和越南都敢动手动脚，这事我们先放下不表。也许十年前，中国的外交地位还要高一点呢。不是还挂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幌子吗？就看看南联盟的事情吧。人家俄罗斯干了什么？直接把空降兵开进机场，也没见怎么地吗。美帝在苏修的面前又纸老虎了一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底人家是勉强可以平起平坐的强国，是自家兄弟。中国呢？大使馆被人“误炸”，总理还得到美国陪笑脸。这就是差距。中国古人有唾面自干的典故，左边脸吐脏了，换右边脸好不好。实力有差距，这本是无奈的事实，但关键在于要时时牢记这一点，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以为公平交易也有自己的份。美国人说了：一定保证在美投资的安全。注意是安全，保证的是没有拖欠风险，不是保值，更不上增值。稍微学过一点风险管理的就知道，拖欠风险、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是无法混为一谈的。所以你不要说美国人不讲道理，人家可是说到做到，有那条法律规定美元不能贬值？要记住George Orwell的话：All animals are created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苏联解体之后（我很讨厌前苏联这个词，中国古代称呼前汉，必有后汉，这个后苏联在哪里呢。苏联就是苏联，没有产生歧义的可能。），中国的处境骤然吃紧，必须设计出新的方法来应对这个危机，显然和山姆大叔搞亲善共荣是最糟糕的方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会把钱源源不断地借给本村恶霸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恶霸会保持信用，但如果你就是方圆十里之内最大的肥羊，随意挥霍的恶霸最后只有一招：赖账。我不相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决策层，居然会在政治上幼稚到相信美国会拿自己的信用当回事的程度。打死我也不能相信。当年的越南战争就是1970年代赖账的起源，到1990年代又是怎么对付另一头肥羊日本的？无论欧洲的盟友（查家谱还是祖宗呢），还是亚洲的跟班，美国哪次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凭什么轮到中国了，美国就变成搞Fair Play的君子？

将心比心，换了中国，你能看着别人拿着自己印的废纸来收购自己的核心资产吗？当然了，这些废纸上面印着In God We Trust，但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德国皇帝说过的“a scrap of paper”。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战略抉择，选项往往非常有限，非此即彼。如果选错，就会显然所谓的路径依赖，很长时间不得解脱。民间智慧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大意就是如此。杨小凯发展古典经济学，也是从战略抉择的离散特征入手的，两个战略的未来发展路径没有交叉的可能。
战略抉择是不能量化的。连公司管理中的战略选择都不可能科学严谨，这东西和赌博能有多大差别很值得思量。

中国在1990年的选择是“非欧即美”，可能当时的决策层和学界的观念还停留在欧美一家的阶段，自己老强调国家统一，对欧洲人的统一决心却是后知后觉。严重缺乏同情心。类似的没心没肺主动很多，比如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说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了，连同病相怜的起码生存本能都没有。面对IMF强加给亚洲给受灾国家的屈辱，连仗义执言的美国人斯蒂格利茨都看不下去说“”。中国没有跟着亚洲的小兄弟们一起攻击“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那么请问，中国的高官和主流经济学家这个时候都干什么去了？大使馆被炸了，他们还在热脸贴冷屁股，哭着喊着要加入WTO，要推进全球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在支持这些人呢？莫非经济学的“善意交换”假设真的被他们当真了？

从理论上分析美元霸权及其潜在危机的工作也无人问津。这是当年法国戴高乐总统就猛烈抨击过的东西，而英国的政治学者Susan Strange更是在1986年的《赌场资本主义》中指出：从1973年之后，世界金融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并预言如果美国不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现存金融秩序能不能熬到世纪末都是疑问。Strange教授证明了先知的存在性，也是某些学者宣称无人能够预言危机的反证。当然了，中国智囊团队的低能是登峰造极的。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的时候，我正在香港培训，对于选举形势，哪怕是香港的八卦小报也都发社论预言，宋楚瑜和连战分家，是被李登辉当枪使了，陈水扁必胜。只有大陆的官方媒体看不懂。

不多说了，总之，应了单田芳的那句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中国，坚定地打左灯，向右转了。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德国的主银行制度，荷兰的协商精神，哪怕是法国的官僚主义，都是可以学习的，全部直接快进了。从莫斯科出发，跨过柏林和巴黎，中国的改革火箭直接开到了纽约。

中国的现实土壤
【说明】在导论中有必要分析中国的现实土壤，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反对者，本身就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问题，又具有重大决策意义。所以，必须结合中国的官僚制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谈这个现实土壤问题。

大西洋两岸，左中右分明。中国的改革就直接从右跳到了左，连英美两国不敢轻易开刀的养老保健都敢下手，且美其名曰“锐意改革”。中国跟着英美走，一抬手就露怯：你个文明古国，傍着一帮有知识没文化的市侩做跟班，混个什么劲呢？面对有文化有志气的法国，中国也许要长叹一声：唉，人穷志短。这声叹息并不孤独，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初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似乎无法求解的贫困问题中诞生的。这种相似性也部分解释了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最初没有遭遇激烈抵抗的现象。

除了低能导致错误判断之外，某种弱者的势利心态也许是造成弃欧从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低能和势利这两个原因再重要，也不能压倒既得利益集团的生存本能。也许，他们凭着本能就知道一个早已模糊不清的事实：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观念就是为精英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至少，欧陆国家的那套民主风格对利益集团是大大的不利的。
作为草民的旁观者，自然是无从窥视决策的内部机密，所能依赖的只有事实和推理。研究者的选择呢？揣摩上意，穿凿附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强项，“扯起当兵旗，自有吃粮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街都是啊，就像现在中关村满街教授博导一样。

很多权力者为着交好人民，常在他们的马前驾上一个小驴，一个著名的智者。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这个智者，在中国就是所谓知识分子；在整个自由主义阵营，就是数学化的经济学公式体系。讲述自由主义的故事，这个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后面自会细讲。（好在本土包子大学的时候学过泛函分析，课堂上也见老师证明过大数定律，那是极富俄罗斯独有的暴力美学色彩的。数学游戏的把戏还是能看懂。）现在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书，写于1948年，网上有PDF文档下载。其实1940年代可以认为是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一个轴心时期，随后比它稍弱的是1970年代。我就不多引用了。该书第九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指出科举制与政治后门的联合使用造成的效果，一方面是钳制思想，树立读书人“做官第一”思想，另一方面又大开后门，以保持精英统治的家族连贯性，控制社会下层人民的上升通道。现在流行的“真的假文凭”，以及公务员热，就是现实再现历史的明证。对于关心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同学，建议读完该书第十三篇之后，恐怕就只能跳出来说：谁敢说世界上没有先知我跟谁急。

权力-资本、知识和媒体，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本是应有之义。而这同盟为它们所依托的中国传统官僚主义增添了一点点现代技术色彩：毕竟时代不同了。而这个神圣同盟的旗帜，就是自由主义及其现代变种，而貌似物理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是其科学新装，在1940年代之后精心织就。古典！自由！科学！牛顿！多么漂亮的，令人神往的字眼。

【什么叫古典】好比上海滩的小资，拿着蓝调和爵士乐当附庸风雅的道具，却不知道这后面是多少心酸和血泪，更不知道爵士乐在20世纪初还是下里巴人呢，被当时的古典粉丝们指为堕落。所以，正宗爵士乐在上海的音乐会只能导致一堆人中途退场：欣赏不了啊。那么古典自由主义或者古典经济学，听着这个名词就不赖。又古典，又自由，几篇不知所云的n年以前的经济学论文就变成了“经典文献”。自由也是好字眼，好有一比，中非的吃人皇帝博萨卡也知道把自己的国名改成“中非共和国”。这可真是，名可名非常名。非一般呀。当然了，《金刚经》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靠几个名词忽悠人的时代，不是没有，而是已经消失了。【结束】

按计划是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简史，两百年的简史，再简化也很漫长。希望有时间完成。
写这篇简史的主要动机和激励来自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觉得波兰尼的书很难懂，而且非常浓缩，一开始有点想给《大转型》的部分章节写注解，后来就干脆撒开了写，当然很难保证写好。

必须提到的一点是：波兰尼一家都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卡尔本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中对波兰尼一家有很有趣的描述，不过据Block考证大部分都不太靠谱。

哈耶克本人的思想非常复杂，我一直看不明白，但我非常欣赏他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比如《科学的反革命》一书。按常识推断，他应该是一个被偶像化和简单化的高手。在自由主义阵营里，哈耶克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一派，因为从他的知识论出发，他是反对“知识的僭妄”的。从事后角度来看，他在诺奖获奖演说中所批判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以及弗里德曼他们的行为方式。

McCloskey在《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一书中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把经济学帝国主义调侃了一个够，惟独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不置一词，显然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哈耶克的知识论和迈克尔•波兰尼相似，两人似乎在英国的时候关系还不错，还都被奉为“知识管理”的先驱；不过卡尔•波兰尼跟他即使没有冲突，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哈耶克和迈克尔是从计算和管理上的不可能来论证苏式社会主义不可行的，所以这些推论自然可以用来反对在1960年代复活的所谓极端现代主义与社会工程。即认为社会是可以设计的只不过把现代化的人间天堂设为美国。哈耶克的批评者们很少注意到，哈耶克的批评主要指向的是启蒙主义的社会工程（或社会物理学）传统，而以苏联为天堂的苏式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天堂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本质上并无差异。

卡尔•波兰尼有一个主要贡献也与此有关：卡尔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并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王绍光在2005年的时候也谈到过，如果中国的官方学者在1980年代就认真研究过卡尔•波兰尼的话，卡尔所提供的市场必须嵌入社会的观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武器。可惜呀。

有漂亮的科学新装，就有长着透视眼的顽童。美国经济学界在1980年代，出了一位芝加哥的叛徒McCloskey。此人在哈佛混了个学位，然后跑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老师，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反戈一击。营垒里面的叛徒是最要命的，因为他知道真正的“业内机密”。McCloskey逃出芝加哥以后，开始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的是文学批评中的Rhetoric（措辞）批评方法。这个翻译比较委婉，直白的翻译就是经济学中的“忽悠”。大凡和咨询公司共过事的人都知道“讲故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要有理论、有案例、打比方、建模型、画PPT，最重要的是，搞这些名堂的人心里清楚：全TMD是忽悠。麦肯锡、德勤就靠PPT模板吃饭，搞得IBM看着人家拿着自己的小黑，动动嘴皮子就来钱，眼红心热，也要结合软硬件，最后咨询业都快变成IBM的主业了。这个大转型是明智的。所有这一切，用McCloskey或者本山大叔的话来说：忽悠也是生产力啊。还是先进生产力呢。

McCloskey讲措辞的四种武器：事实、故事、逻辑和比喻。事实，就是组织起来的案例，所以它所依据的是“归纳法”；逻辑，自然来自理论，依据的是“演绎法”；比喻呢，是把不相干的事情捆在一起，说得好听一点，是创新，老麦称之为所以称之为“绑架法”。绑架法看来是个英文的文字游戏，绑架是abduction，归纳是induction，演绎则是deduction，三个duction放在一起，朗朗上口。忙了半天，落脚点在故事上，就是这些东西的排列组合了。讲故事是一门学问，课堂上还学不会的，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蒙太奇手法，就是专门用来蒙人的奇怪手法。《刘罗锅》的主题歌唱的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知道是谁捉摸出来的？

但是历史事实呢？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和各国教训的遗忘是否刻意造成？如果是刻意的，是否可以追究一下其中的利益关系？理论、话语和经济利益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这种联系到了20世纪就撕下了一切伪装，变得赤裸裸了。【福柯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波兰尼，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了选择性利用。这样等到1960年代。】

为什么要炒这些冷饭？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期受到语言、时间和学习能力的局限而导致错误理论的话，那么20年过去了，依然坚持那些屡败屡战的自由主义观点，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学习材料不够或者是智商不够的问题了。那么，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利益驱动。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位和灰色收入寄托在利益集团的身上，然后自然就是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知识分子，缺的从来就不是“骨气”二字，他们缺的首先是钱（再多也不够），然后是权（或者是权力的赏赐）。能够坚持气节的知识分子，就像能够保持清廉的官员一样地罕见，当然了，在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经常是不分家的。以至于西方研究者喜欢用“官僚—知识分子”这个专用术语来指代中国的职业官僚队伍。而俗语“读书人”中的“读”字，更是体现了汉字的特有智慧和幽默感，去掉左边的“讠”字旁，可不就是个“卖”字么？

读书就是卖书，这个道理，从来就是摆在桌面上，由皇帝大人亲自宣讲的，没有什么潜规则问题。单田芳喜欢讲乱世造反的故事，一说就是“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是民间智慧。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士，看着天下英豪（或者自封为英豪）的人鱼贯而入，走进考场，那心情怎一个爽字了得。名缰利锁，套住天下人物。虽然据说宋朝在文化上还高出唐朝一头，但宋朝皇帝比李世民就俗多了，皇帝写诗劝大家念书，有什么好处呢？“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赤裸裸的金钱美色诱惑了，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毛t太z祖自己就算个知识分子，杂文诗词议论文，写起来没有怯场的时候；又在北大混过，虽然只是在图书馆，估计也没能遇上张国焘同学，但以毛t太z祖的智慧，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算是看透了。在世的时候，对知识分子大打出手，原指望改造他们的世界观，结果却适得其反：仅有的若干有点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是肉体消灭，就是噤若寒蝉，剩下的软骨头就更像在山西老醋里泡了一辈子，见了官那膝盖就忍不住打弯，当然了，据辜鸿铭老先生考证，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不可脱离中国的官僚政治制度。毛t太z祖的另一个打击对象就是官僚主义，他可能不愿意承认国家管理总是需要大量技术专家的，而专家统治在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家又必然走向官僚统治（或者官僚资本主义）。你同时打击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两个同时打击，最后活下来的肯定是官僚主义，毛zx太祖忙了差不多四十年（从y延an安z整f风开始），最后的结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退化成g官l僚集团的打手和吹鼓手。这就是历史的悲哀。

中西合璧，黑白通吃

官僚主义的推诿和麻木，起源于人性中比较阴暗的一面，它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韦伯特别分析了工具理性的重要影响和其危险所在。利用工业化的技术成就，西方的官僚制度达到了中国官僚系统在技术上难以企及的高度，其顶峰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大屠杀。在技术手段、责任推诿和骇人程度上，唯一可以与此类比的大约是2000年之后完善起来的金融掠夺体系，它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巧取豪夺中展现了全面威力：金融高管可以任意作恶，却不受人间律法的控制。通过技术和系统的设计，大部分参与者都可以用本职工作或者专业分工来推诿自己的责任，甚至通过一定的培训和自我暗示，可以获得“良心上的清白和宁静”。这两个重大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后面将做更多的比较和分析。
【关于专业化与责任推诿技术，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上的责任推诿技术则表现得更加隐晦。周小川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发表在《比较》上。】

【比喻和绑架的补充说明】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已经从警告演变成现实，其手法就是利用“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现在大家看出来了，全是忽悠，已经迟了），来绑架银行业，进而绑架整个经济的。另外一个故事“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这种鬼话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会承认的，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拿来说事，偏偏中国的某些主流就拿鸡毛当令箭了。也是把股市和国民经济绑在一起。

不过，使用比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意味着使用隐喻（严格说来，metaphor对应于汉语的隐喻）。比如，日常语言中说“山头、耳目、车尾、墙脚、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或者闲不住的手”，就是以人为本的隐喻手法。【有一本神神道道的书，叫《隐喻》，相信读过的人不会太多。还是很值得欣赏的。】基本上，在18世纪以前，东方和西方都习惯于以人为万物的尺度来打比方。上帝具有人的形象，大自然是人格化的，这个可以说反映了幼年期的自我中心的认知方式，然而它塑造了一个更为亲切和人性化的世界。但是，人类总是要成熟的，人类必须被放逐。
很多中国人有一个幻觉，以为“天人合一”是东方独有的思想，有这个想法的人建议读一本书《自然之死》。

到了18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里面，这个怪物是人形的，而且它是由无数的人体组成的，这个时候，人最多还只是被比喻为动物。没有人愿意把万物尺度的人降格为一般的动物。所以说，对于人类尊严来说，比喻手法从拟人法到仿生学，应该说是一种退化吧。这种退化的带来的创新，或者思维突破，或者思想解放，其正面效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发明这种退化的人，无力思考真正的复杂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比物理学的简化思维要复杂得多，所以在1970年代，哈耶克和Herbert Simon（有个中文名字，司马贺）在诺奖的获奖演说中都反复强调，经济学不能以物理学为模仿对象，至少应该是生物学或者社会学，这样才能配得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真正的“复杂现象”。

先回到最近30年来中国的帮闲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的互动上来。

从西方传来的工具理性和专业化观念，固然有其善恶两面，到了中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帮闲知识分子总是有办法“择其善者而改之，择其不善者而从之。”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真厉害，外国的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当代中国最典型，也是最低级和最粗暴的手法，就是在“中国特色”和“国际接轨”之间的选择性利用。其实，这也是鲁迅描述过的，上海小瘪三勒索外地人的流氓手段，大意是“看见别人随地吐痰就去罚款，这是西洋的规矩；看见男女牵手，也去罚款，这是中国的规矩”。这种手法的弱智和野蛮一望便知，既无原创性，也无欺骗性，最后连观赏性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两个字：抢钱。

中国的股市、电信、银行、石油、铁道部全是这一套。这种手段用多了，连自己可能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有关专家学者也难免会觉得有愧于自己的教授、博导或者院士光环，以及口袋里的RMB。是啊，中国人民花了这么多钱买罪受，你们这些“砖家”不能老是从帽子里变兔子，哪怕换成乌龟王八也好呀？龚自珍先生曾经哀叹，这个世道，朝廷里，居庙堂之高的，谋国的没有“才相”，带兵的没有才将；市井中，处江湖以远的，连才偷和才盗也找不到了。中国的现代东方朔如冯小刚、赵本山等，其实颇有些微言大义的味道，“我最恨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莫非就是龚自珍的叹息转世？而赵本山的“不差钱”在2009年问世，从谶纬之说的角度来看，那也是天降异兆了；当然了，“忽悠”一词也是由本山大叔隆重推出，冲出东北，走向世界的。

那么，就来点有技术含量的。专业化和去政治化是最具隐蔽性的两种手段。

先说专业化。
专业化听起来是好词，却可以成为画地为牢，排斥异己，垄断话语权的金箍棒。比如我的专业工作（或者说饭碗所系）是推公式和编程序，跑来讨论自由主义的历史，纯属不务正业，自然也丧失了说话的资格。我的这些“不专业”的评论，有什么意义呢？被人带上“老愤青”或者“新左派”的帽子是不可避免的。当初，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就是这么抨击何清涟的。现在看1997年的《现代化的陷阱》，请问有那个观点是过时的或者是夸张了？最后主流经济学家上升到了要和网民作斗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等等之类的胡言乱语。这已经达到了非正常思维的境界，不多说了。

躲在大学里面的教授们可能利用专业化的幌子，大量贩卖私货。大众是健忘的，这本来是一个有利条件。但中国的众多专家、学者、教授居然沦落到被大众辱骂的境地，其理论水平之低劣，表演欲望之强烈，道德观念之薄弱，不能说绝后，空前是没的说了。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多少都有点迫于不得已的苦衷，遵循“自然规律”，宣称资本吃人有理，多少总会产生一些无奈，一些杀人之后的局促、不安和良心谴责。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则糅合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中国理学传统的杀身取义（当然是杀别人的身，取自己的利）的心理传统，真正修炼到了“以百姓为刍狗”，在尸山血海的社会灾难面前眼不眨，心不跳，脸不红。

这真是中西合璧，黑白通吃的成功典范。

不过，估计在经历了2008年的彻底失败和公开羞辱之后，中国的经济问题家们会变得更加委婉和隐蔽一点，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不是打手，自己的交换价值也不是体现在骂人和挨骂上。究其原因呢，以前（很难讲是哪一年之前，领头羊们早一点，后起之秀们晚一点），就像阿Q一样，很少见“白花花的一堆洋钱”是个什么样子，也没体会过把10万人民币绑在一起的手感。经过了这几年的金钱的洗礼，估计大多数经济问题家们已经找好了定位。当然，少数人的贪欲、表现欲外加出丑的冲动，还会让他们赤膊上阵，找骂找啐。但大多数人会躲到幕后，因为报纸、网站这些媒体已经可以，并且赤膊上阵的指标也是有限的，是有资格问题的。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闻出阶级斗争（或者叫利益冲突）的火药味来了，这就自然引出“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话题来。

如果不看全球的争吵，可能会觉得“去政治化”是中国独有的特点。其实，阿马蒂亚•森一直是穷人的经济学家，也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是主张“再政治化”的。回到中国，考虑到1976年以前是政治话语笼罩一切的时代，这方面的典故有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理发？】，那写情书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的。1980年代初的爱情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是一代人的记忆，甜腻腻的电声伴着余淑珍甜美温柔的歌喉，唱的却是“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革命奉献青春和力量”。这当然很后现代，很周星驰了。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去政治化在1980年代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也自然取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不失为一种觉醒和进步。表现在官方理论中，就是“不争论”，或者“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

【1980年代的老邓、大邓和小邓的故事】
小邓的浅吟低唱挖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墙角，反倒是弘扬传统文化和生活品味的好帮手，大邓（力群，和丽君的发音很接近）的高举高打显然是意在沛公，也许这些事情实在让老邓心烦：听点靡靡之音还不行啊？结果，把娱乐界的不争论精神发扬广大，推广到了一切及其他领域。这就是，过犹不及了。尼采擅长心理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弗洛伊德的先驱，说人犯错的情形通常是两次，第一次是做得过头了，第二次又是做得不够。在不争论的旗号下，本来就把持着话语权的集团突然就变成了合情合理的垄断者，因为你的质疑就是“争论”，而整个国家就顺着“一切向钱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精神跑步前进。

不争论有点积极意义，中国知识分子有清谈误国的悠久传统，少扯闲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意义所限制的还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动口不动手的知识分子直接影响力毕竟有限。不争论造成的消极后果，就是所有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的活动，都给自己披上了一件中立的“科学”外衣。而政治是众人之事，凭什么有些人就活该被牺牲呢？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你不能拿人当社会实验的小白鼠，不能把社会正义和人道待遇当作赌场上的筹码。一切向钱看，这个观念听起来比较中性，而且还宣称“最终能够带来经济的繁荣”，然而正如哈耶克自己说的，社会结构或者经济结构是人类行为的后果，却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一种“去政治化”的理论，它的实施效果是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越来越富，这个理论就是有明显的政治偏好和后果的。

而在国际领域，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在政治上对谁有好处呢？李斯特在1840年代已经证明，这一套根本上就是为当时的强国，英国服务的，对于强国来说，最好的变化就是维持现状不变，而维持现状不变就是维持现有分工不变。至于自由贸易，那是离不开强大的海军的。比如说，中国和印度都不愿意要这个自由，日本当初也是不要这个自由的。对不起，这么好的东西都不要，岂不是狗咬吕洞宾？打吧。打完了再抢，这个也是符合18世纪传下来的海盗传统的。自由啊！连基本的社会契约都不用遵守了，难道还不够自由？在大自然的自由竞争中，打不过的还变成了胜利者的午餐和晚饭呢，这已经是很客气了。所以，自由往往变成了强者的通行证，以及弱者的墓志铭。

唯一可笑又可悲的是：身为弱国的高官和学者，还积极支持甚至实践这一套弱肉强食的科学理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我们这里剩下的只是昏和聩了。

论者以为，当年日本不也是在认同这一套理论的前提下开始自强的吗？的确如此，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其一，日本全国的执行力很强，能够迅速强大起来；其二，这是最关键的，日本在食物链中找到了下家，这就是积弱的大清。西方列强对日本没有多大兴趣，也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反观中国，把弱肉强食等同于公平交易，可能高官和经济学家们在国内作威作福惯了，从草民那里获得的强者感觉老是改不过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汉奸嫌疑固然不能排除，但是这种莫名其妙自取其辱的理论姿态，也是很费思量的。

以上种种问题都难以明了，暂时告一段落。这个导论基本上就是提问为主。下面进入第一编，1830年以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根源。

第一编 1830年以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源头

“骇人听闻”，差不多成了中国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的专用形容词。这并不奇怪，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当然不可能和两百年前的祖师爷们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买房就是爱国，中国的基尼系数要分城乡核算（如果数据真实的话，集中在城市地区算也不灵），或者要牺牲一批人的利益（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或者教育产业化等等。这些明显带有反人类特征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穷人该死”。这句话很刺耳，然而如果一种理论的字面意思就是“穷人该死”，而其实施的后果也是“穷人该死”，则不论是自然法则的外衣，还是随机微分方程组，都无法抹去骇人听闻的凶残。

身处21世纪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如此露骨的仇穷言论，怎么会在1800年前后逐渐成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旋律？难道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会生产出这样的一个怪胎？难道那不是一个科学昌明，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时期？难道在工业革命的光辉下闪闪发光的，竟然是穷人的白骨和血泪？从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后期的英国，的确发生了深重的社会灾难。这一点，即使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机构也无法否认，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就大量引用了官方调查委员会记录下来的种种人间惨剧。而我们现在想看到一点血汗工厂的调查报告，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官方的工会组织和资本穿上了同一条裤子。

某些砖家的论证是，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的运气和待遇要好得很多。即便如此，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还是刚刚追上英国的德国。所以，从事后来看，欧洲工业化多少体现了一点后发优势，而我国的工业化则是不折不扣的后发劣势。

第一章 科学客观性的外衣

抄书一段：富兰克•奈特早在1933年就发现了政策故事和论证手法之间的关系 ：
困难在于，解释者的趋向往往有些自相矛盾：一个对事实感兴趣的的人不得不去强调真理的实践意义；一个对政策感兴趣的人也许会通过给自己的观点披上科学客观性的外衣来增强其说服力。《利润、风险和不确定性》，再版前言，第7页。
顽童McCloskey对奈特是很服气的，还流露过对奈特时代的芝加哥的向往。“科学客观性的外衣”，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两百年来的梦想和道具。很多年以后，这件道具已经变成了外人无法理解的现代数学工具，但是其内核并无变化。本章将讨论1830年以前的科学化努力，当时的旗号是“自然法则”。这套法则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个比喻。上承伽利略-牛顿开创的物理学传统（胡塞尔称之为代数化的思维方式），下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正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

发明这套自然法则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冷静（也许是冷酷）的科学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汤森（Townsend）和马尔萨斯。根据《进化思想史》以及其他广为人知的考证，在1838年达尔文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正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给了他一个棒喝，老马的科学特征（有数字计算和比较的）和论证手法（过度繁殖与自然淘汰），为达尔文提供了灵感。另据考证，华莱士的灵感似乎也与马尔萨斯有关。历史就是这样有趣，进化论在获得了科学地位之后，其回报方式就是变成自由主义经济学科学外衣上最漂亮的一个口袋。

这里外国人名太多，按照出生年份的先后次序，排列如下：
人名 生年 卒年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1790
汤森Joseph Townsend 1739 1816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 1834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 1823
Adolphe Quetelet 1796 1874 （社会物理学的头面人物）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 1882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1903
图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 1917

这些人，每一个都无愧思想大师的称号，如罗大佑的歌词一般“清清楚楚写在你的脸上，你是个道道地地的聪明人。”可以看到，和达尔文基本重叠的是斯宾塞，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造者。中国学者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区分斯宾塞和达尔文。“适者生存”一词的创造者是斯宾塞，在1864年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启发之后提出的。英国学者《进化思想史》，非常详尽地解释了达尔文的思想的起源和当时的思想环境，其中对英国在1800年前后的“思想氛围”的介绍与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评论大体相同：人们逐渐接受了一些残酷的理论。

【闲话：孤证不立。我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还是波兰尼（研究过英国经济史其其他经济史的）的粉丝，为了避免犯孤证不立的毛病，我尽量同时援引一些与波兰尼关系不大的的观点，作为参考。在20世纪初，伟大的柯尔莫哥洛夫同学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学论文，据说其观点后来被证实为真，但当时历史学教授告诉他仅有一个证据是不行的，这犯了历史研究的大忌。柯尔莫哥洛夫同学愤而寻找一门新的学问，就是只要有一个证明就能通过的，这当然是数学（具体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于是，历史学界损失了一位真正的天才，罪魁就是孤证不立的规矩。】

既然说到了物理学方法（或者狭义的科学方法，这段公案就不可不提）

1.1.1 在伽利略—牛顿和开普勒之间：此马甲非彼马甲

部分经济学家如何变成冷血动物？通常认为要归咎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滥用，但物理学方法又是一件必不可少的马甲。历史教训表明：这是一件危险的马甲。
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件马甲同时还可以充当武器，是一把双刃剑，问题就复杂了。希腊神话里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摇篮里就能自己动手掐死天后赫拉的刺客，两条眼镜蛇，长大了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终死在谁的手里呢？一个被他射死的河怪，该河怪试图调戏他的妻子，临死前，河怪作出其言也善的样子，让赫拉克勒斯的妻子把河怪的毛织成马甲以赎罪？结果，大英雄死在了马甲的手里。许多聪明得无以复加的人，是否也会死于科学的马甲呢？

首先来说说这件马甲的原创者和批发商，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个人的生卒年份离1800年有些距离，不过下面这细节可以帮助记忆：所有讲科学史的书都会提到，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牛顿出生，这一年是1642年。细算起来，伽利略去世之后大约11个月，牛顿降生。所以罗素说，估计相信灵魂转世的人会从中得到某种快感。牛顿去世的时候，实验观察加数学推导的物理学范式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有诗为证，上帝说，让牛顿来吧。这实在是渎神了。

不过，还要澄清一点，虽然物理学方法在知识分子和大众舆论中已经很成功，但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科学与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之间的关联非常淡漠。现代人想象中的“科学技术”良性互动，携手共进的场面很晚才出现。其第一次联手大约是在19世纪末，德国获得化工行业的领导地位的战斗中。这一点，在英国人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有详细记录。而军队直到一次大战打完了，在血的教训面前，才开始端正思想，科技强军。但是这种科技强军思路，德国人贯彻得更为彻底，其成果就是二战初期横扫欧洲的“闪电战”。现代工业化战争建立在发动机、钢铁和石油的基础，而不是个人勇气或者传统军事美德的基础上。因此，恰恰是技术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过来，而技术将深刻地改变整个人类和地球，这是《技术与时间》的要表达的基本意思。这个说远了，拉回来。说点1800年前后，民用领域（工业和工程）对科学的看法。大部分改良都是由技师完成的，科学并没有显示独特的力量，用西蒙（司马贺）在《人工科学》中的评论来说，当时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创始人甚至会以“学过物理学”为由拒绝别人的入会申请。但无论如何，物理学在天文学领域的辉煌成就足以说服任何顽固分子，所以这是一件金碧辉煌的马甲。其他学科当然希望充当“山寨版”的物理学。

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的后果就是，以为我所用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物理学方法，拒绝认真考虑物理学方法和自己的研究领域之间的匹配程度，甚至懒得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祖师爷伽利略——牛顿的思想本身。大体上，很多人运用的和另外一些人批判的机械物理观，跟伽—牛核心的关系不大，和他们的前辈开普勒的关系倒是不小。而开普勒，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下的物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个没有成功转型的占星术士。

伽—牛核心与开普勒的根本差别就是：一个讨论“是什么”，另一个讨论“为什么”。解题高手波利亚教授本来只是讲数学解题技巧，兼及数学思想的，也忍不住在自己的名著《数学中的归纳和类比》中批判一下开普勒的神秘主义态度：
[美]G. 波利亚，数学与猜想：数学中的归纳和类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第216页。亚历士多德学派的问题是“物体为什么下落？”。而伽利略问“物体如何下落？”，并试图通过实验来寻求解答，还希望能够用数字和数学概念来精确表示解答。这种用“如何”代替“为什么”，用实验来探索解答，以及提炼实验事实把它归结为数学法则，都是现代科学中的常事，但在伽利略那个时代，却是革命性的成果。

最有趣的是波利亚教授引用的开普勒的论文。其标题是“包有宇宙奥秘的天体学说论文的序篇，用五种正几何体来论证关于天体轨道惊人的协调，以及关于天体的数量、大小和周期性运动的几个真正正确的原因。”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真正正确的原因”，第二就是怎么看也像现代民科的作品。其中有一段妙文，放在《星座占卜》之类的书中更为合适：
219页，开普勒认为自己找到了其中的奥秘：“地球的轨道或球体是测量一切的标准。对它进行限定的，是一个内接十二面体：围绕它的球体是火星。对火星进行限定的是一个内接四面体：围绕它的球体是木星。对木星进行限定的是一个内接立方体：围绕它的球体是土星。现在，再看地球轨道内的情况，地球轨道内接二十面体：而他包含的球体是金星。金星内接一个八面体：而它包含的球体是水星。这样，你便有了对行星数目进行解释的理由。

所以波利亚教授说，这是没法看懂，也没法理解的东东。如果有人想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找点经世济用的名堂，他能够找到的，基本上也是这些云山雾罩的，披上了现代数学语言外衣的神话。

伽-牛传统的核心是：科学的任务是描述而不是解释。这个度很难把握，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里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克莱因的评论是：物理公式，既无美感，亦无深度。听起来不太像是恭维，至少在占星学的崇拜者听起来是这样。

然后克莱因大唱赞歌，说：
像许多天才的思想一样，这种思想初看起来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质朴的数学公式似乎没有真正的价值。
它们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用精确的语言描述。
然而这样的公式已经证明是人类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的最有价值的知识。
我们将看到，现代科学的惊人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主要是通过量化的、描述的知识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对于现象的原因作形而上学的、神学的甚至机械的解释。

到19世纪为止，后世的物理学家中，多数都是伽利略的叛徒，牛顿是个正宗传人。他们应该赞同马克思的感慨“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牛顿本人也表达过，就是说，我用万有引力公式建立的模型可以预测彗星的出现时刻，但是这并不等于我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此刻出现。更不能去思考“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这种玄学问题，伽-牛所认可的科学问题是“苹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落地”以及“我们可以用什么数学工具来描述这样一种方式”。这是一种相当克制的科学态度，然而人性的弱点就是，信徒往往比导师更激进。伽-牛的继承者们，落入了尼采讽刺过的寻求真正的解释的陷阱：寻找一个“真正的解释”，随便那个解释也比没有解释强。

这就是说，正宗的物理学方法必须排除任何多余判断（公式推导过程中的审美观除外，这是一项数学技巧）。至于把物理学方法套用到人类社会上，伽利略和牛顿都没有这个胆量。胡塞尔在20世纪初把欧洲的危机归咎于伽利略的代数化思维方式，从逻辑上讲固然不错，但从动机上来看，还是冤枉了这位老的要死了还得面对宗教裁判所的老人。就像把达尔文塑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首恶一样，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弟子们害得祖师爷挨骂。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接着说说哥白尼的公案。

1.1.2 哥白尼公案：坐标原点变换引发的系列杀人案

布鲁诺的牺牲和伽利略审判，这两件事情就给哥白尼公案定了性。大众总是喜欢简单的解释，喜欢看正邪不两立的大打出手。我读过的所有科学史（包括数学史）、哲学史以及西方思想史的书，无一例外地都要议论一番哥白尼日心说这段公案。西方的观点大同小异，中国的通俗演义却往往和老外大不相同。用国人喜爱的武侠风格不妨演绎如下：

江湖传闻，波兰高僧哥白尼潜心修炼，福至心灵，悟出乾坤大挪移功法。此功法有改天换地，摧佛杀神之威力，哥白尼生前不敢传人。在圆寂之日，哥白尼将所著秘笈《天体运行论》托付某位师弟，嘱其出版。据传，哥白尼圆寂之日，天降异兆，有白虹贯日，至达教廷梵蒂冈，教主震恐。于是大内高手、东西两厂纷纷出动，四处搜捕哥白尼门徒。其中尤为知名者，乃出生于亚平宁半岛的游侠布鲁诺。其人身怀绝技，漂泊江湖，行踪诡秘，后东厂设计诱捕布鲁诺于威尼斯，处以火刑。后又有亚平宁半岛某国国师伽利略者，不仅修成数学功法，且身怀密制暗器望远镜，有通天彻地之能，隐隐然已成新一代哥派宗师。教主乃尽遣红衣护法，上山入海，激斗七日七夜，终于将其制服，逼迫伽利略以耄耋之年，写下降表。此战震动江湖，哥派传人，莫不闻风丧胆，江湖因此平息数十载。哥派新一代宗师，法国笛卡尔者，在伽利略一战时，不过20有余，从此隐姓埋名，最后竟远遁极北之地（跑到瑞典去了），因伤风感冒不治身亡。
后经英国人，官拜铸币局局长之牛顿爵士，将哥派功夫发扬广大，终于为人类开创出一片崭新天地。
这样写正邪之争，当然很爽。但是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甚远。

先列举一下有关事实：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注意已经过去了70年了]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哥白尼日心学说的禁令。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
《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法国人写的，其中有一章是伽利略问题，因为伽利略以高龄受审的时候，笛卡尔20出头，正想跳出来大干一场的时候，被这场审判吓回去了。（原书评论如此）

当时，教廷有很多高级人物都认同日心说，认为这正是科学研究精神的结晶。因此，教会并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能正确的理论对立面。此外，伽利略在当时的意大利诸国就是名人，其地位和国学大师差不多，跟教皇也是多年相交的好友，红衣主教贝拉敏还曾试图帮他蒙混过关。可是教廷的小喽罗们哪里明白上头的苦心，坚持举报。搞得教廷没有办法，才审判伽利略的。1616年的训诫强调的重点是“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教会的明显用心是和稀泥。

真正给伽利略惹祸的是《对话》一书，这本书对教皇有个人攻击之嫌。要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也就罢了。毕竟，教皇和美国总统差不多，被老朋友画上了漫画也不是多大的刺激。到1630年的时候，教皇面临的烦心事本来就多，在加上这么一个捣乱的伽利略。实在有必要杀鸡吓猴，这才拿伽利略开刀。大家应该注意到，对伽利略的处理是很宽大的，其他的异端哪里会享受这么客气的待遇？这么大的年龄，等不到宣判那一天就得死在黑牢里。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自然的偏见，总以为教会是知识的刽子手。殊不知在中世纪只有教会才能够举办大学和研究机构，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个僧侣，而伽利略当初就是在教会举办的机构里学到的日心说。教会内部教派林立，比如西班牙的耶稣会士就不大服从梵蒂冈的管教。

还有一段趣话。当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的时候，还有一位神父写了序言，我没有找到序言。但是据开普勒的评论：“这是一头蠢驴写给其他蠢驴的序言”。肯定很有意思。

一个旁证是江晓原对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日心说的考证。
指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过程中，从未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对Copernicus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

简单列一下已经完成的部分的提纲（原来那个写作计划会有变动）

导论：欧洲在左，美国在右
 一位英国财经记者的改宗事件
 弃欧从美的危险
 中国的现实土壤
 中西合璧，黑白通吃

第一编 1830年以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源头

第一章 科学客观性的外衣
1.1.1 在伽利略—牛顿和开普勒之间：此马甲非彼马甲
1.1.2 哥白尼公案：坐标原点变换引发的系列杀人案
1.1.3 神圣的单纯：人文主义和启蒙时代的毒资产
1.1.4 科学马甲的终极服装师：拉普拉斯

那么，哥白尼的反对者们有什么依据，又犯了哪些错误呢？和托勒密发展的地心学说相比，从数学技巧上来看，哥白尼就是做了一个原点变换：把整个太阳系的坐标原点从地球平移到太阳上。这个原点变换的后果却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第一，这个变换本身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连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也这么看。在1543年之后的七十年，1613年，教廷的高层依然认为，“假设”太阳是不动的而地球动，这种想法没有什么错误。相反，恰恰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相关引文来自《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
第二，哥白尼体系的反对者包括以科学教父自居的F培根，这个典故也经常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嘲笑哲学家的话柄。但回到当时的具体环境，培根嘲笑哥白尼并没有违反他自己的科学原则：因为哥白尼体系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经验支持。当时的宗教改革派，如加尔文对哥白尼的攻击态度甚于罗马教廷，这大约是因为加尔文本人没有研究过天文学吧。
第三，哥白尼支持者的依据是奥卡姆剃刀。日心说和地心说都可以追溯到埃及天文学传统中，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过于繁琐，对这一点，研究过天文学的高级教士们心知肚明，而且在部分教派把持的教会大学里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和发展日心说，其中当然包括哥白尼体系。哥白尼体系的同盟和支持者的根据是什么呢？不是天文观测提供的经验数据，17世纪的天文观察的误差范围太大还不足以判定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的优劣。他们根据的是奥卡姆剃刀原则，或者经院哲学中的思维经济性法则。中世纪的学术传统特别强调逻辑和修辞，严密的逻辑能力可以说已经失传了，修辞则变成了不怀好意的忽悠。其实，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对现代科学有不少贡献，这里不便深入，美国统计学家Gauch写了一本《科学方法实践》，有很详细的考证（有中译本）。
第四，以上三点表明，罗马教廷把哥白尼体系列为异端邪说是政治需要。考虑到当时杀人如麻的具体社会环境，由此引起一系列杀人事件也就在所难免了。
“杀人如麻”这个词用来描述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历史，还是比较恰当的，它对所有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视人命如草芥，把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观点，即使很多自由主义者也难以免俗。

欧洲人大约从1200年之后，就生活在宗教法庭的恐怖阴影之下，宗教法庭的杀人记录和酷刑，现代人只能从某些变态恐怖片里找到了。但是，宗教法庭只有一个，而且它的杀人活动是需要教皇指导和形式上的审判的。只有进入了1500年之后，因为思想冲突和观念不一致所导致的杀人与被杀活动才真正达到高潮。没有人会想到，最初主张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宗教改革运动，居然会这么快就沦落到宗教不宽容的法庭和断头台。现按照时间顺序看看大致过程，材料基本上来自来自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
房龙评论说：“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最后的结果就是
“1517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和与此相伴的宗教战争和大屠杀，就是对敌对教派的彻底清楚，不论男女老幼，一概送进地狱。这种做法历史上只有教皇的十字军干过，宗教法庭虽然黑暗，却不是简单的屠夫。

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1529年，一批国王签名支持宗教改革。
1535年，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宣告和旧信仰的决裂。
1536年，加尔文控制日内瓦，伊拉斯谟去世。
1553年-1554年，加尔文逮捕塞维斯特 并烧死了他。
1555年，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最终确立。
1600年，布鲁诺死于火刑。
这些事件恰好和哥白尼同时。
1534年还有一件事，“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塞维斯特对血液循环学说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还有点神学兴趣，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就必须理解当时的具体环境：
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现代人可能觉得难以理解：为了几句话，就要人头落地？这当然是太残忍了。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生活时代主要集中在18世纪，宗教战争阴影犹在，在1789年又爆发了充满了红色恐怖和屠杀的法国大革命。在暴君和旧贵族的鲜血中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口号听起来可怕，却显得底气十足。所以，在理想/观念和自然法则面前，个人的生命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个观念隐藏在汤森/李嘉图/马尔萨斯以及后来众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思想深处，时时刻刻准备着，择人而噬。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不在其中。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不在其中。亚当斯密和大部分把他奉为祖师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
首先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反复强调过的。所以，经济学的阴郁形象一词来自马尔萨斯的自我评论。当然，盲目乐观主义者很多，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何况，亚当斯密对所谓“渗透经济”的乐观期望已经多次落空，渗透经济的教义就是经济发展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只不过有先后和多少之分。中文中的体现就是“先富带后富”口号。到1990年代，大家承认的现实是所谓“赢家通吃”，想象中的中产阶级没有发展壮大，相反出现的是所谓M型社会，而一向强调平等和再分配的日本也承认出现了“下流社会”化的趋势，与上流对应。
其次，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是伦理学家，他从来就不同意把人看作机器（这是物理学的成功带来的比喻）或者狗和山羊（这是汤森的比喻）。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亚当斯密是具备“复杂现象”研究能力的人。亚当斯密和汤森基本同时代，两人之间的分歧就是“是人”与“非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演变为19世纪的理论分歧。这是后话。现在说一下复杂现象的对立面是什么，这就来到我们的下一个主题：简单化思考，或者是“神圣的单纯”。

1.1.3 神圣的单纯：人文主义和启蒙时代的毒资产

单纯，幼稚，在非中文环境中通常使用法文Naïve，关于这个单词的中国典故我就不多说了。

波兰尼称1930年代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拒不承认民族国家和货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上的幼稚达到了顶点。Strange在《赌场资本主义》干脆用了一个词“政治上幼稚”，来描述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经济学主张。其实，这个naïve有深厚传统。据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记载，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被绑上了火刑柱，他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卖力往刚刚点起来的火里面扔木柴。胡克一声长叹，“神圣的单纯”，算是认命了。没有群众基础啊。

所以naïve与年龄无关。列宁导师写过《论共产主义幼稚病》，可惜从没念过，这里只是引为旁证。

naïve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发自内心的naïve，还有一种是老黄瓜刷绿漆式的装纯。以“食品的可替代性”为例。弱智青年，西晋的白痴皇帝，说；皇家美女，法国国王的玛丽皇后（原来是奥地利公主）；中国的现代高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运用的都是“可替代性”原理，人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吗。所表现的都是，但是弱智青年和皇家美女说这种话，多少还有一点点可爱，现代社会的高官说这种话，算是什么意思呢？

对Naive的考证告一段落。下面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把培根、教皇、汤森、马尔萨斯、萨缪尔森、加里 贝克、波斯纳大法官摆在一起，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显然，这些人都是男人。用女性主义者的描述来说，是“一小撮白人男子精英分子”，说得一点儿都不错。不过，那是政治批判领域的问题。我这里只想强调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智识和思想层面，这些人都是非常naiive的。即坚信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其中有些人是论敌关系。但是论敌和情敌一样，时间长了会互相影响的。最后变成同情兄也未可知。

从乌托邦到某些科幻小说，再到网络意淫小说

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遗产很丰富，有些是深奥而有用的，有些是广博而无用的，这两种情形都好办。真正的麻烦是，这些像雨天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的思想们，也有毒蘑菇混迹其中，不小心就会当成美味吃下去。和蘑菇一样，好看的差不多都是有毒的，而好吃的多半不好看。

前面已经讲过，威力无穷的伽-牛正统思想，是既无深度，亦无美感的。它一点儿也不好看，甚至显得有些低能。它只能通过展示力量，首先是未卜先知的力量（预言日食彗星之类的活动），后来才是结合工程的移山填海的力量，来证明自己。所以，“知识就是力量”的另一层含义乃是，知识只有通过展示力量才能证明自己。

物理学在1700年以后变成人人想穿的马甲，那是成功者展示肌肉之后才享受的奉承和势利，并不意味着伽-牛思想一开始就广受欢迎。开普勒的一生就是明证，这位物理学先驱只能通过占星算卦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科学事业，最后死在去给别人算命的路上。所以，开普勒的一生，不是在给别人算命，就是在去给别人算命的路上。

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更招人待见呢？天真的念头和幼稚的思想。16世纪是如此，19世纪还是这样，21世纪，哪怕是2100世纪，肯定还是这样。
写到这里，还没有扣题。这个神圣的单纯，和人文主义还有启蒙主义怎么又扯到一起呢？马上就到。

我小时候读过《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动脑筋爷爷的粉丝，那时最羡慕其中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戴在手上的电视，另一个是像桌面那么大的西瓜。这都是“情感投射”的后果，1980年代初，想看《加里森敢死队》救得跑到有电视的地方占座；苹果、西瓜是相当高级的食品。我不知道叶永烈有没有念过《大西岛》或者《太阳城》之类的乌托邦读物，按照网络小说的分类标准来说，这些基本都是属于“意淫”级别的作品。

故事梗概如下：
若干掌握了独门秘笈的傻小子，横扫某个宇宙中的帝国，那是呼风唤雨，指天划地。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俺有钱了，汽车买两辆，一辆宝马，自己开着，一辆奔驰，没事跟着。

培根先生是光说不练的把式，在哥白尼公案中已经漏了怯，但耍嘴皮子的意淫功夫比起现代网络青年来，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乌托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这些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学者们要么自己当哲人王（这是柏拉图的古老理想），要不就是为帝王师（用单田芳的话说，陪王伴驾）。

只有naiive的人才会坚信，他掌握了世界的真理。
换个说法：幻觉最严重的人，会认为世界是由他的公式（或者规律）产生出来的；其次的人会认为他的公式或规律是唯一正确的。

单纯不是罪过，也很少会造成恐怖。真正可怕的是怀抱“神圣的单纯”的成年人。这些心思单纯的人，一心想把井然有序的视觉幻象变成人间天堂。他们的胸中燃烧着真理的火焰，这火焰足以烧毁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就像拿着新武器的士兵，拿着新玩具的小孩，总要找机会来表现自己。

这种绝不宽恕的精神，通常是真理在握的年轻人的必然冲动。年轻人的基本特点就是可以为一种观念牺牲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用形容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就是有“道德洁癖”。这洁癖会形成强迫症，需要把不够纯洁的人不断地送上断头台，直到最后，大家受不了，把这个人也送上断头台。
顽童McCloskey和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长期共处，他的观察表明：这些聪明的学者，可以大讲思想宽容，甚至会对房龙的宽容表示赞赏，但是一进入经济学领域，他们的态度就是独断、傲慢、绝不宽容。其实就是naive。而其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正是被哈耶克反复批判的“极端科学主义”。

在1930年代就自觉到这种简化背后的危险，并与之战斗的人，不多。哈耶克和波兰尼兄弟恰好都在其中，所以哈耶克在1974年的获奖演说里，开篇就是，那些所谓的（极端）科学精神，其实从科学的本意上来看，是一点都不科学的。本人在1940年代就多次指出这个问题。等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很多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的人，居然没有体会出其中的讽刺和荒诞：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源头是社会工程，社会工程正是哈耶克的批判对象和他们供奉的另一个偶像。偶像之间的战争？

Naiive的人喜欢的方法论
参考下面两个广泛流传的笑话。它们都是典型的陈词滥调，但是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是永不过时的现象。
一个是：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的话，那么所有问题都是钉子。
另一个：有人在黑暗的角落里掉了一枚硬币，就跑到路灯下去找，为什么呢？因为路灯下面更亮。

从真理代言人变成世界的主宰，或者暴君，只是一步之遥。
很不幸，拉普拉斯侯爵就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

人文主义者的像水晶一般透明的社会理想，启蒙主义者的像机器一样清晰可见的社会结构，以及杰里米。边沁的环型全景透视监狱、社会工程，虽然经过了Quetelet的精心打磨，甚至披上了19世纪初的高科技马甲，正态分布，还是不够光鲜，其说服力也不是那么强大。
打造真正漂亮的马甲，还得拜托某位走火入魔的物理学大师。拉普拉斯登场了。

1.1.4 科学马甲的终极裁缝：拉普拉斯侯爵

【闲话头衔：老外引用这些大科学家的时候，如果有的话，都会加上他们的爵位。而英国女王又喜欢给他们封爵。于是，有些科学史的文章里，老是能看到牛顿爵士说什么，开尔文勋爵又说了什么，以及拉普拉斯侯爵的言论，在再掺上一点莱布尼茨大人和克拉克公主的通信，知道的是在讨论物理学问题，不知道的恐怕以为在商量克拉克公主做媒呢。

所以讽刺中国人不说杜甫要说杜工部，其实是少见多怪了。这个工部头衔还是跟在姓氏后面，牛顿大人的Sir放在他的名字前头的，开尔文大人的Lord也是如此。谁是官本位呢？老实说，牛顿是官迷，那是一点不错。莱布尼茨更厉害，据说莱布尼茨精通纹章学，就是现在看英超的时候，那些花里胡哨的队徽，还精通欧洲王室的婚姻关系。

当时欧洲小国林立，顶着公主王子头衔的人，和现在的教授博导也差不多。小时候读童话，一看公主王子，就理解成中国皇帝的公主王子，这还了得。当时可没有数据库，比如一次大战就是表兄弟们打仗。但是你要整明白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孙辈都在哪里高就，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尤其是你要考虑到欧洲人称呼亲戚们是姑表姨表不分的，这就更加头痛。比如你的表兄向你宣战了！你是不是要找你的外婆投诉呢？如果外婆还没有去世，运气好的时候，外婆就说，好我们联合起来打那个臭小子。要整清楚这些名堂，没点天才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牛顿和莱布尼茨之牛，就在于他们真的是业余爱好，忙完了别的事情，还整出了物理学、微积分、二进制等等，要是这两个人不吵架，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科学决定论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在他的《关于概率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指出：

因此，我们应该把宇宙的目前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结果，并且是以后状态的原因。

我们暂时假定存在着一种智能(on intelligence)，它能理解使自然界生机盎然的全部力量，并且能理解构成自然界之存在的种种状态—— 这是一种能力巨大足以将所有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的智能，它以同一方式将宇宙中最巨大的物体的运动和最小原子的运动包罗其中；

对于这种智能来说，没有任何事件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全部呈现在它的眼前。

拉普拉斯在物理学、数学分析和概率论诸领域都是大师级人物，在伽-牛的继承人中不敢说数一数二，数三数四大概不算夸张。这种“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观念居然出现在概率论的经典著作中，不能不令人惊叹。

（随机方法在整个20世纪逐步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比如，凯恩斯也是概率论专家，而奈特对风险和保险的讨论至今还是风险管理领域的经典文献。现代经济学的计量化也是从哈弗摩尔1940年代引入数理统计才正式启动的。）

拉普拉斯的科学乐观主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伽—牛正统所能够容忍的范围。

发展到19世纪末，就变成了物理学家的狂妄。哈耶克所讽刺的“知识的僭妄”，指的就是这种心态。

大约100年之后，物理学的发言人开尔文勋爵更牛：宏伟的物理学大厦已经封顶，眼看就可以入住了。晴朗的天空里只有两朵乌云，一个以太，一个黑体辐射。（注意后来成为热门之一的动力系统还没有入爵爷的法眼）。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不出10年，这座大厦就成了豆腐渣工程的典范。这倒是应了一句话：“所有的危机都是繁荣的结果。”

站在200年之后，指责这两位爵爷有些naiive并非难事。

拉普拉斯的理想成就了“全知全能假设”。对这个假设，哈耶克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评，更有力的或者说更有建设性的批评，当然是西蒙的有界理性和设计科学。但是必须看到这个观念的历史合理性，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在当时以及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会成为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所认同的时代最强音。虽然，从物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马甲在1800年就已经过时。

先说这个时代最强音问题。原则上，谁都不应该为时代精神承担个人责任。但是时代精神总得找到代言人吧。所以我们还是说说具体个人的影响。祸根是笛卡尔埋下来的。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到底这个翻译是否准确，到底如何理解才算不失本意，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能够说得清楚的是：笛卡尔在17世纪搅乱了大家的安全感。个人认为，要理解这些思想大师的观念到底怎么来的。看点儿心理学的分析不错，虽然心理学的故事看起来比经济学的还神道，可是当成八卦总可以吧。

大意是：笛卡尔的怀疑精神搞得大家失去了对世界和知识的确定感，由此产生的焦虑（的确在17和18世纪是很严重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就轻多了，现在21世纪又不行了。）让很多人一定要找到一种“安全可靠”的充满确定性的知识。笛卡尔先生给大家指了一条明路，就是数学。的确，除了数学之外，别的学科是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克莱因说《数学：确定性的丧失》算是最后一击了。）

所谓的焦虑其实在笛卡尔那里还不算夸张。比较变态的是帕斯卡，还有英格兰思想家休谟。这里就不展开说了，要强调的是，在焦虑之下找到的避难所，很难讲是多么可靠。何况这个避难所即使在物理学领域内部也早就不能遮风避雨了。

笛卡尔先生喜欢思考，据克拉克爵士在《文明》（算政论片的开山之作？比什么《大国崛起》高出不是两三个档次，当当网上有Civilization的DVD卖。）中的掌故：某日笛卡尔的朋友们来找他玩，一看，他还躺在床上。朋友们问：你在干什么？答：思考。

笛卡尔先生也算实干家。解析几何就是他的发明，不过他的具体科研工作就很少了，既没造大炮，也没开运河。但是没有坐标系也就没有微积分，没有胡塞尔批判的“代数化思维”和“几何思维”的死亡。等等等等。

但是，撇开一般的极端乐观主义态度不论，也撇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些新名堂不说，两位爵爷在牛顿物理学领域也犯了一个不小的专业错误：他们忘记了在牛顿力学里面还有一颗叫做“三体问题”的定时炸弹。
大部分人在大学物理课里也不会注意到这个“三体问题”。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牛顿物理学的组成部分。万有引力定律仅仅解决两个质点相互吸引的问题，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太阳系里行星就很多。而且有些问题无法压缩成两个两个一组的简化形式，比如太阳、地球和月亮组成的系统就是一个三者不可缺一的三体系统。

这个问题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而那些空谈自然法则的人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个本质上更加复杂的问题，而20世纪的数学发展和数字计算意味着拉普拉斯的决定论理想即使在一个像太阳、地球、月亮这么简单的系统中都是无法实现的。那其他的就不用提了。

如果在19世纪早期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我想弥漫在全人类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应该不至于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三体问题到21世纪了，还是未解之谜，伟大的庞加莱在19世纪后期作出了很大贡献。（法文Poincare。很不幸，还有一种流行的汉语翻译是彭加勒，似乎常见于科学哲学中，本人还见过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译法，已经忘记了，是四个音节的。看来某些科学哲学的中文翻译者是第一次碰到这个名字？害我猜了半天，才知道这是老熟人换了马甲。）

忽视三体问题，就意味着承认决定论系统，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认同的一个基本模型；而1900年之后的理论研究和数字计算都表明，即使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决定论系统，也会呈现非常复杂的行为。所谓混沌、蝴蝶效应、初值敏感性都是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来的。

“简单的计算规则（迭代）都会产生难以预想的复杂后果”，这个东西在1900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最常用的例子就是下面这个迭代计算。关于分形和混沌的通俗读物很多，个人以为名叫《天遇》的中译本是不错的。

这里简单复述一下长期使用的一个迭代例子。
假设x1=0.6，代入计算公式y=x*(1-x)中，重复计算，就可以得到一系列数字。
x(n+1)=a*x(n)*(1-x(n))
比如如果参数a取3.9，从初值x(1)=0.6，开始计算，会得到一串数字。如果从0.600001开始呢？得到的那串数字是否可以和0.6后面的很接近呢？要验证这个，用不着编程，也用不着Matlab之类的大软件，Excel工作表就够了。

 3.8
1 0.6 0.6001 0.600001
2 0.9120 0.9119 0.9120
3 0.3050 0.3052 0.3050
4 0.8055 0.8058 0.8055
5 0.5954 0.5946 0.5954
6 0.9154 0.9160 0.9154
7 0.2943 0.2924 0.2943
8 0.7892 0.7863 0.7892
9 0.6322 0.6386 0.6322
10 0.8836 0.8770 0.8836
11 0.3908 0.4099 0.3910
12 0.9047 0.9191 0.9048
13 0.3277 0.2825 0.3272
14 0.8372 0.7702 0.8366
15 0.5179 0.6726 0.5195
16 0.9488 0.8368 0.9486
17 0.1846 0.5190 0.1854
18 0.5721 0.9486 0.5740
19 0.9303 0.1852 0.9292
20 0.2466 0.5734 0.2499
21 0.7059 0.9295 0.7124
22 0.7889 0.2490 0.7786
23 0.6329 0.7105 0.6551
24 0.8829 0.7816 0.8586
25 0.3928 0.6487 0.4614

这个计算规则是非常简单，而且是完全确定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确定论系统难道会变出什么花样来不成？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这个现在也不是过去你想象的未来。

不需要很多次迭代，从0.6001和0.600001出发，到第13次就已经不太对头了。
[这个初值敏感性问题到此为止。]

经济学的发展要遵循一些元规则，比如数学工具或者物理学模型，或者进化论模型，但是要领会和掌握这些元规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模仿都是落后于时代的，物理学外的很多学科所赶的都是过气的时髦。

如果一种想象中的世界图景，在物理学领域都被证明纯属虚构，我不知道把它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会产生何种可怕的悲剧。

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物理学家就是经济学家的“超我”形象，而这超我形象就是拉普拉斯侯爵大人。如果经济学家们知道，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完全是虚构，并且是在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之后提出来的，脱离物理学研究前沿的破马甲。不知道，他们心中作何感想。

【闲话：三的魔力与复杂性】
刚才有人提到“三生万物”，就来说两句吧。

按照某位很有文化的法国人类学者的神神道道的说法，数字三在欧亚大陆文明中占有特殊地位。（注意：这个特殊地位不是中国人喜欢8，外国人忌讳13，或者毕达哥拉斯认为5是黄金数的意思。）

比如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其实是时空四维的一个压缩版，压缩到此为止，不能压缩到二维或者2和3之间的实数维。爱因斯坦说：“越简单越好，但是不能太简单了。”这个3就是好的简单而太简单的一个分界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经验，不能由此推导出宇宙的真理来。

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争论一元论和二元论，后来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一分为二是很危险的，大家都知道，三角形才稳定，所以一分为三才是正理。））

家庭关系中，一定要有小孩子，就是基本原则。

比如心理学里面分为：本我、自我、超我；

对话哲学的提出上帝-世界-人的三元结构。这个东东在19世纪末出来的，代表人物马丁布伯和Rosenzweig，可惜很少有人想得起他们来了。

扯远了，来点实用的，捞干的说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在发言或者画PPT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秘诀，就是三三制。

领导发言：说三个大问题，每个大问题三个小点。这样一来，就是九个点，听众听着还不会迷糊。

为什么呢？因为在沟通和交流中，最重要的是听众自以为听懂了多少。所以，你的材料和结构不能给听众造成太大的负担。那么三三制有没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呢？

有的。根据心理学和复杂性的实验研究，发现人的同时短期记忆能力大约在5到7个块之间，就是同时让你注意5到7个目标，不需要超人也可以做到。

三三制的信息负荷是多少呢？排列组合学得好的童鞋就说了，2的3次方减1=7。很好。比如看电视剧，三角恋爱是很好玩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你记得住。三个人，三个人两两组合，也是三个，三个人构成的总体。3+3+1=7。

大家不妨试试想象一个四角恋爱，很乱啊。
三国演义好玩，也是这个道理，三个主角的总是搞得清楚的。

五胡乱华，八王之乱，就太乱了。

【闲话结束】

为什么不能仅仅一分为二。因为矛盾对立面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一直对立，要么同归于尽，现实生活远非这么简单。因此，考察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三。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考技巧。

作为本章总结，我引用米卢大叔的话：“态度决定一切。”这也算是一句鬼话，怎么解释都行。

具体到探索规律，对指点江山，喜欢安排他人理性生活的人们来说，最有益的心态可能是：谦卑一点。最好不要说别人的行为方式不够理性。

我在西蒙的书里看到过这句话，他总结为有界理性。

我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书里看见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想得到一点历史教训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谦卑一点。
(21世纪的管理挑战）

（德鲁克指出，所谓的信息技术革命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物，从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之后就开始了。所以不要老是以为自己生活在“什么什么新时代”里）

当然，毫无疑问的，哈耶克也说了这句话，迈克尔. 波兰尼自然也强调过。

如果还嫌堆的书不够厚的话，再来两位。
罗素说过：“所有的精确科学都来自近似方法。这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知道一些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出，这是一个不大靠谱的人。”

（罗素曾经用他的生花妙笔，歌颂过数学世界的纯净和美丽）：“数学，假如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象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厉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完满的境地。”

王尔德的名言（似乎会计师们大多知道）：“何谓玩世不恭者？就是知道每一件东西的价格，却不了解任何事物的价值的人。”

呵呵，好像是给背叛亚当斯密遗产的人准备的。

第二章 自然法则：物理学马甲1.0

每一种观念都有一个情绪母体。
就像昆德拉所说，一个比喻是危险的。
【上章回顾】

拉普拉斯侯爵的物理学马甲本身就是过气的时髦，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使用的是拉氏马甲的简化版。这并不奇怪，打着自然法则旗号研究人类社会的人，都会采取“择其不善者而从之”的选择性手法。

在物理学领域，把牛顿曾经关注过的“三体问题”完全排除在外；

在经济学领域，把亚当斯密是个伦理学教授的事实完全排除在外，从而把伦理学赶出了经济学领域；

在进化论领域，吸收了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观点，却把达尔文的生态观和整体论排除在外；BBC的达尔文专题系列片的最后一集，就是说到1960年代，差不多是《物种起源》出版之后100年，生态观才开始走上前台。

我不知道，一个连太阳、地球、月亮构成的三元系统都搞不定的自然法则，
一个连两个人的互动关系都拎不清的经济学法则，
或者不考虑生态圈的生物学法则，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

如果用比较善解人意的方式来看的话，原因很简单，就像搞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大部分会演砸一样，从别的学科借用马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要吃透一个学科，然后再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学科领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个别人也许有这个本事，但是客观地说，大部分搞研究的人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这些人智力超过平均水平那是没问题，但是比不了亚当斯密、牛顿、冯 诺依曼之类的大牛。（我上大学的时候，流行的词是“牲口”，感觉上比大牛还要可爱一点。特指所有数学课，包括抽代在内都可以得优的个别同学。）

比如要求经济学者吃透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形式，那实在是强人所难。

你能像莱布尼茨那样，一边忙着搞清楚欧洲王室的七姑八大姨，一边还要设计运河，写单子论外带发明二进制吗？不能。

当然我拿经济学家做例子，不是存心要出经济学家洋相，大家彼此彼此啦。

如果这种所谓法则及其衍生物仅仅是智力游戏的话，那么，它们的杀伤力还是有限的。要么是茶杯里的风波，要么是风波里的茶杯，用东北话来说：自己搞自己，快乐无比。

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书斋里的游戏，他们满怀“神圣的单纯”，踏上了制造惨烈人祸的不归之路。

　　1.2.1怎样把人变成山羊：汤森的仿生学忽悠大法
　　
　　前面只是打打场子，现在第一批主要演员登场。主要演员有六位，这已经简化到极限，四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另外两位，亚当 斯密和罗伯特 欧文是其对立面。愿意的话，伯克也能加入战团，只是不知道他算哪部分的，第三条道路吧。生卒年份如下：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1790
　　汤森Joseph Townsend 1739 1816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 1832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 1834
　　罗伯特 欧文 Robert Owen 1771 1858
　　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 1823
　　
　　尽管我把自由主义经济学描画得面目狰狞，但是读者不要误以为我在暗示，这四位反派都是存心与劳动人民为敌的坏蛋。事实几乎恰好相反，至少边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肯定都是好人，而且是怀着真诚的愿望要解决长期困扰英国的贫困问题。他们的动机和结果差距不小，好心办坏事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文字和思想，是属于“发射后不管”的武器，误炸误伤总是难免的，击中引爆弹药库也是有可能的。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章是“功利主义者”，里面讲的边沁，是一个有怪癖的好心人，而且他是贵格党家庭出身，对穷人历来是同情的；
　　
　　仔细体会《人口论》的措辞和语气就不难感受到，马尔萨斯的心情一定是很痛苦的；
　　
　　李嘉图，则是“劳动价值论”的积极鼓吹者。剩下的反派汤森，我还没有查到他的简历，估计也不会是冷血杀手。但他才是真正的理论杀手，送他一个电影名，“这个杀手不太冷”吧。
　　
　　从200年后的今天来看，那都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

　　这个汤约瑟的济贫法论文（1786年，正好是《国富论》之后十年），网上可以搜到。
　　他讲了一个海岛上的山羊与狗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它是很多骇人听闻理论的源头。）
　　
　　在传说中的鲁滨逊战斗过的小岛上，后来来了一个西班牙人胡安 费尔南德斯，他见这个小岛不错，就放养了一些山羊，供以后上岛之用。山羊在岛上没有天敌，繁殖速度自然是指数增长，结果胡安无意中给经常光顾海岛的海盗们备下了粮草。
　　
　　附近的西班牙管理当局很恼火，于是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又在岛上放了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现在，这个鲁滨逊岛变成了狗的天堂。狗一多，羊自然就少了，海盗能吃到的就更少了。（达尔文的三色堇/田鼠/蛇的故事比这个晚多了。）于是，达到了新的均衡点。这当然很聪明，但是没什么可骇人听闻的。
　　
　　汤约瑟写道：两个物种中，首先是最弱者偿还自然之债；最活跃和强健者则保存了生命。（这段话比达尔文物种起源早70年）关键是然后，他接着写道：
　　
　　正是食物的数量控制着人口的数量。
　　
　　建模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那个IDEA。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不愿意追溯到汤约瑟这里来，原因很简单，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但是，根据波兰尼考证，这个故事本身是杜撰的。那个胡安的确放养了山羊，但是山羊本来就住在岩石上，而实地考察表明海滩上还有更多的肥海豹。
　　
　　故事本身真假不重要，关键是它的绑架法要生效。马尔萨斯从孔多塞那里知道了这个故事，达尔文（根据本人日记）收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该叫做社会汤森主义，挂达尔文的名头，实在是“出口转内销”。
　　
　　有了这个基本创意，整个模型就有了动力，剩下的事情就是数学推导或者逻辑推理了。不管推出什么来，都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这样被绑在了骇人听闻的旁边。
　　
　　逻辑和类比不需要太多的创造力，也无须克服太多的道德负担。在这个意义上，汤约瑟比霍布斯走的更远，更科学？
　　
　　霍布斯的利维坦好歹还是人形怪物，那是拟人法。因为霍布斯的推理方式大概是：因为人看起来像野兽，所以需要暴君来维持秩序。汤约瑟说：No. 人类实际上就是野兽，“并且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只需要最小的政府”。
　　
　　由此推断，一个“自由社会”可能被分为两种人：有产者和劳动者。劳动者的数量是由食品数量限定的，只要保证财产安全，饥饿将迫使他们劳动。
　　
　　波兰尼尖刻地指出：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新起点，从动物性的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
　　莫非“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从山羊和狗的小岛上无意中获得情感教育的”？

　　前面说到汤约瑟的仿生学是自然主义倒退，那么促成这个倒退的动机是什么呢？不妨回到1750年，看看当时的思想家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贫困化。（下面的材料主要来自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简单列举一下他们的看法，就可以理解李马弁等人的苦衷了。毕竟，很少有人是能够超越时代的。
　　
　　1774年，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人口成正比，而其悲惨程度则与其财富成正比。
　　
　　1782年，约翰 穆法兰 最大多数的穷人不在荒凉的国家或者未开化的民族，而是存在于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
　　而且，由于英格兰尚未达到它伟大的顶点，所以穷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
　　
　　绝望，是弥漫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思想家（或者关注英国的外国思想家）的基本情绪。在这样一种情绪下，把人类的苦难和困惑归咎于某种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的选择。至于这个法则是管人的，还是管猪狗的，还是管太阳星星月亮的，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思想家来说，这是一种解脱，甚至是某种智力成就的表现；
　　
　　对长扎在苦难中的下层英国人民来说，它也许能提供某种慰藉，或许有人希望他们“安贫乐道”；
　　
　　对暂时处于优势地位的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除了免予良心谴责之外，还提供了实际的、具备经济价值的解脱；
　　
　　而英国的穷人数量和济贫费用总额还在持续增长。
　　1696年，40万英镑；
　　1796年，200万英镑；
　　1818年，800万英镑；
　　
　　这个时期的物价增长幅度很小。

　　1.2. 2 马尔萨斯：其实你们不懂我的心
　　
　　可以想象，在1796年，年仅30岁的思想家马尔萨斯是多么地绝望。
　　考虑到老马这个题材的重大现实意义，我将结合中国的骇人听闻分析他的论证过程。在分析之前，先说说我对老马的三点评价。
　　
　　1、老马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工具（具体说来是线性函数和指数函数）和自然法则。这是开创性的工作。
　　2、老马很谦虚。
　　3、老马的基本观点，如果移植到国家层面的竞争关系上来，是完全正确的。
　　
　　先说第一点。指出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并且观察到大自然中的过度繁殖和适者生存的现象，都需要很强的想象力。从技术上来说，不能不令人佩服。
　　
　　但是，应用数学不是小学应用题。老马掉进了“路灯法”陷阱，就是哈耶克讽刺过的经济学研究纲领：“只有可以计量的，才是值得研究的。”20世纪装备着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人们，并不比老马高明。
　　菲利普斯曲线和所谓的发展经济学或者生产函数（把技术视为外生变量，放到回归残差里了），就是这种naiive纲领的著名成果。
　　
　　按照常识就缺少重要变量的回归方程，还值得回归吗？回归到哪里呢？
　　
　　第二点。老马很谦虚，他知道自己是想不出办法来了，他不赞同亚当 斯密的乐观主义，对社会改革也看不透，只好希望有高人来解这个难题。但是客观地说，要一个刚满30岁的人讨论社会改革，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第三点，也许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如果上升到国家竞争的层面，老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国家之间的同情心，比人类个体之间的同情心要弱得多，因此支配国家关系的，只能是丛林法则。他的问题是用错对象了。
　　
　　我这个不是什么新观点，100年前厚黑教主在《厚黑论》里就专门警告过，中国人要把厚黑和进化论用来对付老外，绝对不要自相残杀。可惜呀，看看中国的美国鹦鹉们都干了些什么。
　　
　　忽视食品问题和资源问题的战略重要性，放下爱国心不提，我也没有指望这帮人爱中国，专业上就是背叛了老马的基本精神哪。数典忘祖，莫过如此。
　　
　　他们只会把适者生存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为自己和主子从儿童的奶粉和教育经费中夺取更多份额。日本人就狡猾得多，基本上实现了一致对外。而英国在19世纪的国力逐渐衰弱，和用丛林法则对付同胞有无关联？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祸的一种表现形式。
　　

　　回到老马的论证过程来。
　　马尔萨斯的目的是：促进全体英国人民幸福的最大化。这本来是一个最优化问题。
　　这个目的很吸引人，而且我个人相信老马是真诚的。接下来就是展开这个最优化问题的论述与建模，这个学问就大了。
　　
　　【最优化】几乎所有应用数学工作都包含最优化（最大化和最小化逻辑上等价）的思想或者工具，这不是任何经济学的专利方法。比如解方程吧，最土的实用算法是让f(x)的绝对值最小化，初中数学里折磨我们的根式解基本用不着，因为开平方根也要用迭代法来算。其现代源头在欧拉大王那里（如果把高斯称为数学王子的话）。1960年代之后占主流的随机微分方程，其思想源头还是得回到欧拉大王的变分法，蒋中一写《数理经济学》，坚持要从变分法开头，的确不同凡响。这个要到1960年代之后细讲。
　　【结束】
　　
　　回到一般的最优化上来。既然是最优化，就要有一个“目标”，在什么意义下优化了呢？如果可以量化的话，就需要一个“目标函数”。这符合常识。
　　
　　现实生活中，想干什么都会遭遇种种障碍，或者说实际条件的约束。最优化模型应该反映这个现实，所以在目标函数之后要引入“约束条件”。如果约束条件可以量化的话，就会列出各个变量的取值范围，或者变量之间的大小关系。
　　
　　听起来有些抽象。但是每一个穷人，每一个想往上爬的中产阶层，（加起来也就是绝大部分普通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优化这些“目标”和“约束条件”。运筹学和线性规划是最实用的应用数学分支。你习惯了生活的压力，也就不感到辛酸了。弗洛伊德说：压抑会变成本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你作为被宰的买单者，就可以很好地体会马尔萨斯的痛苦。然而，这种痛苦的具体内容、程度和有关量化指标（金额）具有鲜明的“动态特征”：同一个人，自己刚上大学的时候，和为了孩子上小学要打通关节的时候，所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仅仅具有数学意义上的相通性。
　　
　　马尔萨斯很希望再现物理学的成功之路，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类社会的法则是什么呢？这是个令人茫然的问题，亚当斯密这些人的话似乎很难量化，还是先放下吧，汤约瑟的海岛故事不就很有说服力吗，所以老马选择从仿生学入手导入模型的动机。
　　
　　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
　　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
　　
　　这话不错，然后是：
　　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仿生学开始了。】
　　
　　然后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变量：食品的数量和人口数量。
　　
　　这是两个总量指标，因此老马通过分析大量资料（各个国家的都有），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宏观上不可能”的定理。不管怎么变，总人口和总食品之间的平衡是不能持久的，食品增长得慢（线性增长），人口增长得快（指数增长）。为了食品而展开的竞争就会导致战争、饥荒、瘟疫，死神的镰刀就会收割那些缺乏远见的穷人，其他阶层的人有可能跟着遭殃。
　　
　　这就像买彩票，中奖的是有，最后白掏钱的跟多，但是具体是哪些人就看个人造化了。
　　
　　我想老马肯定很不高兴：他的旗号是要搞一个最优化模型，却意外地发现，不用麻烦了。这个模型已经炸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既然扩大生产不可能，那么就只好控制甚至减少人口了。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建议，但是老马在相信群众的忍耐力方面，表现出了足够的乐观，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臣服于物理学的自然法则之下了：
　　
　　佛兰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发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其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象以往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该诅咒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抬起头来。1666年伦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后果，15年或20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按照人们的记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谨，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共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说来是否由于周期地发生的使二国土地荒废的黑死病而大为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
　　（第六章）
　　
　　这里提到了中国，看来老马还真的相信“多大的天灾人祸，也是过眼云烟”(老马在书里另一个地方提到中国是夸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从终极意义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观念在政治上极端危险，人口的剧烈波动不是一条时间序列的锯齿波就可以解释过去的，把这种现象当作自然法则的人，信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了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幼稚。
　　
　　对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人们却看不到。上层阶级的人们很难清楚辨别老百姓灵魂中，尤其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教育与生活方式使农民对人类事务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理解，这个理解对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闭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开始之际，一切身居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当1793 年已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快乐无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怎能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怖的景象啊！
　　
　　除了政治上的可怕推论之外，我的重点还是放在科学和技术上。老马的论证在技术上充满了漏洞，造成漏洞的原因有三：使用了隐含假设，缺乏历史感，对技术发展潜力基本无知。

　　【前面已经说过，老马的故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国内骇人听闻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没能超越老马，他们连骇人听闻也很没创意，都是从两百年前的垃圾堆里淘换出来的。
　　
　　不就是：吃的不够了，所以穷人最好不要生孩子，连结婚都不要最好了。否则后果自负。（马尔萨斯）
　　或者，我们的国家还很穷，需要大家做出一点牺牲。这是根据“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确凿无疑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李嘉图）。具体那部分的牺牲，这就是学问了。
　　
　　原来画的饼“先富带后富”，本来是亚当斯密的杰作，已经被汤约瑟这只猫头鹰叼走了，现在变成了空洞的回响。汤约瑟说：现实一点吧，你们就是饼，说你们是山羊都抬举你们了。
　　
　　最后是边沁的自由和监狱伺候。
　　
　　边沁怎么这么复杂？边沁热衷于为所有人设计幸福生活，而且他部分的成功了。就是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普及，但是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人祸，就不好讲了。边沁在法学界很有名气，把经济学帝国扩张到法学领域的波斯纳大法官，有点像他的嫡传弟子。他在心理学界也很有名气，把人看做黑箱子来操作的行为心理学，也像边沁的遗产。
　　
　　边沁还为大家设计了很科学的监狱，这个观点到1960年代之后，被福柯发扬光大（当然是批判性地），法国人的书一般很难懂，但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比较容易。就是，学校、工厂、精神病院和监狱的设计原理都是来自边沁的灵感，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监狱结构就是如此，你站在中间就可以看见所有的犯人。效率很高。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科学管理”或者“量化管理”，基本上都是边沁的遗产。
　　
　　所以，作为英国人的奥威尔(Orwell)本来就很熟悉老大哥的那一套。许多人把他的《动物农庄》和《1984》简化成反共小说，那也是很naiive的事情，这种观点和1950年之后的冷战和极化思维有关。另外，有些善于联想的人会指出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很不爽，因为有些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同志打他的黑枪。奥威尔没这么低级趣味，他所描写的是一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噩梦，电影《1984》就拍成了恐怖片，导演很有眼光。
　　

　　现在冷战没有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不都是生活在“老大哥”的注视之下吗？资本和传媒控制了我们。所以，把这两本小说称为反乌托邦的，还比较中立一点。
　　
　　欧文原来是边沁的粉丝，但是他毕竟是开工厂，搞管理的，很快就领悟到一个道理：设计科学的监狱没有用，少一间教室，就多一间牢房，所以还得从教育抓起。那么，从娃娃抓起这个事情，就是欧文的大贡献。所以，欧文在管理界、教育界都很有名气，而且这个名气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的，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实干家。起码，在对穷人的态度上，比前面诸位要强得多。
　　
　　把欧文说成空想家，有点离谱。他在拉纳克的工厂就很赚钱，而且工人生活很幸福，劳动时间也最短，拉纳克的工厂和教育体系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边沁也悄悄地入股，还分了不少红利。基本上要到100年之后，福特才再次证明了：提高工资有益于经济发展。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实干的企业家们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之后，才开始承认似乎工资和生活水平也是可以提高的啊。
　　
　　不过，这段很难写好的。题目太沉重，尖锐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娱乐性会比较差。
　　
　　至于要驳倒国内所谓主流的观点，三本书就够了。犯不上十个博士，几个学部委员上阵。
　　国内经济问题，把《人口原理》的论证过程分析透了就可以；
　　国际问题，把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读明白了就可以，实际上不需要多少想象力，李斯特的大部分观点直接拿过来就行，最重要的改动，可能是把“英国”替换成“美国”，Word的编辑功能就够用了；
　　
　　官僚资本主义，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大马（马克思）的弟子比老马的弟子，那是高明不少。这两个师父的水平差异也是大得不得了。
　　
　　简单地说，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些大苍蝇，应不应该打？应该。而且打起来很爽。值不值得打？不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于自认为多少念过几本书，有点思考能力的人来说，打这样的苍蝇，有损智商和自尊心。
　　
　　不过凡事都有两个以上的侧面，这些大苍蝇已经进化成恐怖片里的《蝇王》了。蛮力无限级。所以在非科学、非学术、甚至非思想的层面，还是值得一打的，而且我还打不过他们。这就是忽悠与宣传的层面。
　　
　　[现在回到正文]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漏洞百出的论证何以横行两百年，几起几落而愈发兴旺？说怪也不怪，德鲁克说：如果你看到在公司里有很能干的人在干着很蠢的事，那肯定是有人花钱雇他们这么干。当然，德鲁克是另一个意思。
　　
　　为了提高本帖的技术含量，这里暂时打个岔。前面不加定义地使用了忽悠这个术语，但是并没有像研究科学方法那样研究忽悠，这是不够严肃的。作为准备工作，有必要介绍一下专业人士对忽悠的经验之谈。
　　
　　【提示：以下内容可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者禁忌，属限制级话题。Parental Guidance Recommended.】
　　在世界上，有些学问只能做，不能说。厚黑之道，大行于天下，但你说出来，就成坏人。其实，这只是读书人的一点业余爱好。不说出来，天下还是如此，说完了，也不会收到什么“乱臣贼子惧”的社会效益。最好的成效，不过如吴思所说：我说清楚了这个潜规则，起码被人坑了，还能做个明白鬼吧。
　　
　　人类中如果有过魔鬼的话，希特勒应该算一个。既然是魔鬼，就像星战里的黑武士，也必定身怀绝技。希魔在宣传和忽悠方面独步天下，所以研究市场营销、演讲以及群众运动的学者，都会研究一下他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一下，这里完全从技术和操作要领的角度分析。
　　【写作计划：会专门讨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1930年代，面对德国问题时候的幼稚和荒唐，这些书呆子对纳粹顺利坐大也要负起一部分责任的。】
　　说个细节。有人考证出，希特勒的群众大会演讲，很多时候安排在黄昏时分，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容易接受暗示。
　　市场营销，日本人称之为“恶的心理学”的应用，应该是很到位了。有多恶呢？可口可乐的忽悠就算了，反正喝不死人。2008年，中国人民爆发出了对化学知识的极大热情，就是明证。牛奶公司不花钱建奶牛场，却跑去拼命做广告，甚至添加有毒成分，这不是“恶”是又是什么呢？
　　
　　都说中国人脑子里弯弯绕多，西方人也照样如此。往远了说，拜占庭这个词的形容词就有阴谋诡计的含义，到了近代更有马基雅维利、黎塞留、梅特涅这些阴谋大师。凭什么希特勒就成典型代表呢？关键差别在于，他不仅是实践者，还专门出书揭露了“行业内幕”。黎塞留和梅特涅好像没这个兴趣。
　　
　　所以希魔的话真是几千万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家要仔细领会。
　　中文《我的奋斗》在193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过，后来就不行了，但是英文版的《Mein Kampf》图书馆里有，供研究使用。（这里体现了第三条原则，只要蒙住大多数人就行了。）据说德文原版写得比较乱，但英文版读起来还是很流畅，据说翻译者当年也是希魔的粉丝（可怜的家伙），所以很下了一番功夫。其实呢，不仅这本书，很多英文材料在archive.org中都可以找到。
　　
 
 
　　最高元规则：枪杆子大过笔杆子。OK。这是对行胜于言的另一种解释。房龙在《宽容》里面有一幅漫画：最有效的劝说。一大群人平端着长矛，对准一个站在中间的倒霉鬼。所以，英国的舰队或者美国的舰队，其实是最具说服力的东西。
　　
　　组织行为原理：一小群人的有组织的暴力，就足以震慑一大群没有组织的人。（这个常识后来被某些经济学家发展成监管和集体行动的基本原则。）
　　
　　社会心理原理：
　　1、大众是健忘的。还有谁记得10年前的洗发水许下了什么诺言？没有人会管这事儿。中国股市摆明了就是让你赔钱的陷阱，有几个人长了记性？没有。
　　2、大众是有受虐倾向的。说来很讽刺，弗洛姆千辛万苦地写《逃避自由》，分析法西斯主义，还是没有用。这个原理有个更洋气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情结。
　　
　　操作要领：
　　1、撒谎就撒弥天大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具体应用就是一张嘴就是人类幸福，自然法则，不可避免，等等大词儿。
　　2、简单就是力量；
　　3、重复就是真理；
　　4、不要试图蒙所有的人。就是说，只要能蒙住“目标市场”就可以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蒙骗所有人，也没有必要。
　　
　　说了半天原理要领，该落地了，这一点读书人肯定是比不了专业人士。
　　要让一种理论变成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希魔指出需要三种人：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者。如果有人能够三合一，那就是国士无双级的人物了。希魔自己忽悠是强项，但理论肯定不行，组织吧好像也要靠手下的高手。所以他用同行羡慕大师的口气提到了列宁的名字。
　　
　　国士无双级的不好找，狼群战术总是可以的，用句流行语来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分析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活动，必定要以“表扬与自我表扬”的狼群战术为基本分析单位。
　　波兰尼在《大转型》里讽刺那些反对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说“尽管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缺失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第121页。

　　前面已经强调过马尔萨斯的“现实意义”，其大背景是1990年代的中国和1800年左右的英国之间具有相当强的可比性。我个人的经验，以前总是很简单地按照大陆海岛来分类，既然英国是岛国，和中国的可比性就很差，要用类比法找点儿经验教训，就应该从德国和法国的过去来找。
　　
　　但是我现在认为，这种区分过于表面化了，实际上1990年代的中国和1800年前后的英国，才更具可比性。这个观点，正好可以结合对马尔萨斯的评论来论证。
　　
　　为什么强调我国的1990年代以后？因为1985年以前的改革，还呈现出一种亚当 斯密式的乐观和共享经济增长的状态。但是从1988年以后，一直闷声发大财的官倒开始浮出水面，而1990年代的改革则迅速演变成一场“剥夺式积累”（David Harvey语）。在大多数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里，都是如此。
　　
　　这比马克思控诉过的原始积累还要糟糕，因为原始积累毕竟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而剥夺式积累却完全建立在剥夺他人财产，或者权属不明的财产，巧取豪夺，让接近权力中心的极少数人快速富裕起来。所堆积起来的财富仅仅是货币，不是能够有效转化成生产力的资本。
　　
　　它的直接后果是摧毁国民经济的发展潜力，整个国家的经济殖民化。这符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预言。
　　
　　简单地说，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多少有点双赢的意思，哈维的剥夺式积累却是不折不扣的零和博弈（还不计算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因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的改革过程，证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预言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是符合现实的。或者说，这些预言是自我实现的。
　　
　　你相信自己是山羊，你就会变成生活在恐惧中的山羊；
　　
　　你相信自己只能织袜子，你就不会造飞机，不，连自行车都造不了高档的；
　　
　　你相信一切都可以用钱来买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比你更有钱的人把你卖了，你还得帮着数钱。
　　
　　这些都足以证明你的理论的确具有普世价值，而且你是一个言行一致的SB。
　　
　　但是，这个自我实现需要很多很多的隐含假设和条件。
　　

　　最起码的条件包括：
　　在食物链的底层的人民是完全个人化和原子化的（没有法律的救济、没有集体行动的权利、没有同情心），
　　而食物链上层得到了充分的权力机器的保护。
　　
　　在这样一个格局下，自然的结果就是所谓野蛮资本主义，和不断向下突破人类极限的竞次过程。（袁剑主要以这个为主题，相当悲观）。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十年不变，以及血汗工厂的遍地开花，都是英国19世纪灾难的重现。
　　
　　此情此景，只会让汤约瑟说：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然而，这一切并非自然规律，并非客观法则，它是高度人为的，也仅仅是社会转型的某种特定形态。欧陆国家的转型过程就要温和得多。
　　
　　它需要全面的法律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工会资本化、权力和资本联盟以及数以百万计的非法执法队伍。城管有合法地位吗？它比黑帮厉害，因为有官方身份；比警察也厉害，警察是专业人士，光天化日之下，可不能随便拉人抢东西。
　　
　　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人，有几个受到了惩罚？原因很简单，法院根本就不受理此类投诉。而证监会和股市从业人员之间的关系，那是可以想象。连官方的金融腐败调查报告都毫不讳言此事（见谢平等出版的《中国金融腐败调查》）
　　
　　房地产强制拆迁，破门砸玻璃，那是比较温柔的手法；放蛇打闷棍，那才是英雄本色。不知道人民政府和人民警察跑到哪里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隐含在汤约瑟的一句话“如果可以保证财产的安全的话”里面。
　　
　　实际上得到保护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财产和权利，当时的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司法在18世纪很腐败，但形式上还比我们强一点儿，起码法院受理起诉，还组织陪审团（糟糕的是这个陪审团基本上受制于强势一方）完成形式上的审判过程。
　　
　　老爷们圈走的很多是公地，和我们的国有资产很相似。公地的存在和维持依赖的往往不是白纸黑字的契约，而是更久远的社会契约和伦理道德。那么，怎样证明这块地是可以圈走呢？就是改变产权了。用更委婉的话来说，叫做“产权明晰”，因为原来的公地的确不太清楚。
　　
　　好比一个北京普通家庭，从日本鬼子滚蛋以后，几代人就一直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可是日本鬼子滚蛋之后60年，突然有人告诉她，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经济发展，需要拆迁的。这可是打不清的官司。
　　
　　在官商勾结面前，多么符合自然法精神的社会契约也是没用的。他们没有按照市场价格来讨价还价的权利，我们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个时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不出来大喝一声：哥们，要按照市场价格来交易，不要使用暴力。那是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的。
　　
　　这一家人只能也滚蛋。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换回几套房子，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波兰尼引用资料说，有时候圈地者只需要在这块地上犁一道沟就可以了。
　　
　　在我们这里，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用我们的经济学家的话：“这些地本来就是无主的。”
　　可是宪法上写得很清楚耶，我们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呐。国家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面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公仆们都干什么去了呢？
　　
　　另外，用仿生学打比方，不是简单一句：穷人的行为方式与山羊相同，就能打发的。有哪些相同点呢？他似乎没说清楚，老马也没有说清楚，或者是不愿意说清楚。
　　
　　山羊或者草食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援救陷入困境的同伴。即使是非洲野牛，在大草原上的单兵战斗力应该仅次于大象，几头狮子一齐上都搞不定的，也不会去援救陷入绝境的同伴。有时看动物星球，我就纳闷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机制在发挥作用呢？
　　
　　每头动物都在祈祷自己不会变成别人的盘中餐，却没有一头水牛跳出来说：TMD，我们战斗力这么强悍，以后碰到攻击，三头牛一个小组，整死那些小狮子。这大草原还不是我们的天下。唯一的例外是大象，它实在太大，所以可以横行无忌。
　　
　　汤约瑟想必是知道这一层的，但是不能说呀，说出来会破坏社会稳定的。老马呢？也不能说呀。
　　说给说破了呢？前面讲忽悠大法的时候，希特勒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一小群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足以震慑一大群没有组织的人。
　　
　　所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原子论和彻底个人主义的动机，在希特勒这个二流子的洞察力下，无所遁形了。1930年代上演的大戏，从这个视角来看，就是希特勒调戏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程。
　　
　　现实生活是残酷的，经济政治不分家。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发生平民反饥饿游行，士兵开枪镇压，死了11个老百姓。雪莱愤怒地写下
　　You are many, they are few.
　　
　　雪莱是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这个革命不是光说不练的，最后死于声援希腊人民解放事业的过程中。当然了，在中国什么都不一样，好像雪莱从1930年代起就变成了鸳鸯蝴蝶派的偶像了，就是现代意义下的美男作家了。话说回来，雪莱的确是个大帅哥。他的老婆也厉害，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这个怪物，应该算科幻小说和恐怖小说的祖师奶奶了。
　　
　　但是，雪莱毕竟也是浪漫派，他似乎还没有看透组织这一层吧。

2009-04-16　16:19:02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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