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与劳动者阶层的自治组织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康新贵
摘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下放与回归社会。下放的权力是被社会各阶层共同承接？还是被某些集团所垄断接受，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成为社会是否能稳定发展的关键。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劳动者阶层目前处于无组织的“碎片化”状态，很明显，无组织的劳动者阶层无法承接国家下放的权力。因此，培育劳动者阶层自己的自治组织，有十分紧迫的需要。同时，无组织的劳动者阶层不可能与有组织的强势集团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是劳动者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或成为利益绝对受体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权力下放 劳动者阶层 自治组织
一、权力的下放
以经济体制为主的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改革在宏观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但也引发了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这里面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但更多的问题来自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经济体制改革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仍然过于集中。过于集中的政府权力和无制约的状况造成官僚集团的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的腐败以及官僚主义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竞争制度，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十分不满，改革中成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受损和贪官污吏的腐败、官商勾结下的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和暴富，形成巨大的反差，引起劳动者阶层对社会、对改革的不满情绪。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和错位，使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无法在功能上耦合，使原本就不配套的经济体制雪上加霜。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国退民进”到底是对还是错？经济体制的创设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即要有理论的正确性，更要有实践的正确性。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不管理论上是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对他们来说，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重要是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正、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发展机会。这些问题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单方面能解决的事，它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制定“国退民进”、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政治、经济制度。目前突出的焦点是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这个问题不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将更加激烈和复杂，一个动荡的社会很难会有平稳的发展。主流经济学家和右翼政治家在改革就会有“阵痛”、就会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借口下不顾一切的一意孤行，是自私自利在政治、经济上的表现，势必将受到广大劳动者阶层和主张以公正为社会最高追求目标的正直人士的强烈反对。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力过于集中和没有制约的状态。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权力的滥用，滥用权力必将产生腐败，这已成为无须论证的公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行权力的划分和权力的回归社会。控制社会的权力应当分散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利益团体，其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①“小政府、大社会”的标志是社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将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对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下放的权力由谁来承接？
中国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国家对农村控制权力的下放与回归社会，对农村生产经营权力的下放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一步到位，生产资料——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个人和家庭，权力一次性的下放到了社会底层，权力回归到了它真真的主人手中，这种权力的回归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农民得到了权利，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农村的改革充满了喜气洋洋。然而工业的改革就要复杂的多，国家对企业放权，权力不可能下放到每一个工人手中，权力从国家控制转向社会控制，中间还需要一个代管人集团，由谁来作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权力如何划分，责任如何承担？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权力需要制约，然而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如何制约？不制约导致腐败，制约过多则无法行使经营管理权。国有企业的管理人，无异于国家机关干部，他们既不需要对经营成果的好坏负实质性的责任，又有很大的权力。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尝试了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制等等方式后，终于以未见有效的良好成绩而告终。入股、控股，谁投资谁受益，明晰产权归属，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它是一个有效的能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现实的方式。
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入股、控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关系到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劳动者阶层的命运。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劳动者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的薄弱，官僚集团又一次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权力寻租机会，官商勾结，贱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利益受损成了普遍现象，劳动者以至于沦落为弱势群体，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小企业的改制，已引发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面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行业垄断性企业这块肥肉，官僚集团和资本家集团更是虎视眈眈，劳动者阶层也明白了这是最后一次国有资产的分配。如何在这次分配中获利？不同阶层由于利益的不同，对资源的争夺到了白热化程度，现在舆论上是左、右翼阵线分明，左翼力保国有资产不被侵吞而高呼公有制，右翼高呼“国退民进”一刻也不能停而且要加快步伐。
下一步的改革如何进行？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如何实现社会的公正？如何分割国有企业这最后的晚餐？不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维持那种中小企业的改制方法，将会进一步激化日渐白热化的阶层矛盾，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动摇统治者的基础和统治的合法性。
权力的回归社会，一是国家权力的下放，二是国家权力下放后要真正被社会各阶层合理、合法的承接，而不是由某些集团所垄断接受。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就很值得我们深思。
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其指导思想是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集权统治的终结者，但他推行的多元化、民主化，其权力的下放过于急躁，在全国人民，尤其是普通劳动者阶层尚未真正组织起来进行自治和形成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力量的时候，苏共中央的放权，没有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层所接受，这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劳动者阶层是一盘散沙的“碎片化”。②无组织的劳动者阶层不可能接受中央的放权，也不可能进行自治，而那些官僚集团和资本家集团因为利益的关系，迅速结为联盟，他们有国家中层、基层的权力，又有经济基础、有舆论工具，他们的相互利用和联盟足以国家的政治、经济运行，无组织的劳动者阶层根本不可能与他们抗衡。这样，中央的放权被这些官僚和资本家的联盟所垄断接受，国家的企业、国有资产迅速被这些人所瓜分和垄断，一无所获的劳动者阶层不可能与这些强势集团进行有效的竞争与抗衡，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劳动者阶层成为改革的受损体和沦落为弱势群体就是不可避免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避免这种局面出现。
三、大力培育劳动者阶层的自治组织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培植劳动者阶层的自治组织做起，包括基层组织和全国性的组织。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从经济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在农村、城市广泛的发展、培植这种自治组织，当劳动者阶层的组织足够强大、能够和强势集团相抗衡、竞争的时候，再将国家权力下放回归于社会。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③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很明显，弱势群体不可能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是劳动者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或成为利益绝对受损体的主要原因。改革如果沿着老路一直走下去，劳动者阶层只能是利益继续受损，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因此，培育劳动者阶层自己的自治组织，有十分紧迫的需要。劳动者阶层通过代言人参加讨价还价的“圆桌会议”，达成政治妥协，从而缓和阶层矛盾。
劳动者阶层的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很明显，行业工会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对内组织上，相同的行业特点及相同的利益需求，使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工会组织之间更容易沟通、更容易相互理解和认同，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相似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使劳动者易于采取共同行动。其组织的宗旨就是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做劳动者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在宏观层次上代表劳动者阶级参与国家制定政策、方针、法律法规；在微观层次上代表工人参与劳资谈判、代理运做工人的股份等等。例如在一些地方时常可以看到出租车司机的集体罢工等抗议示威行动；下岗工人、对征地补偿不满的农民集体静坐抗议等等，表明组织行业工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按行业划分，至少可以分为建筑工人、出租汽车司机、养殖业、种植业、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个体劳动者、煤矿及其他采掘工人等行业利益团体。在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组织，还需要建设全国性的组织。
当劳动者阶层自己的政治组织足够强大时，就足以和官僚集团、资本家集团相抗衡，诸如国有资产的贱卖、工人的下岗及下岗后的安置、养老、医疗等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工会作为工人的政治、经济的利益代言人，在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时，进行有效的强有力的参与，制定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就能够考虑到工人的利益，工人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微观层次上，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进行强有力的谈判，这样，企业改制的方案就基本上能够保护工人的合法利益。工会强有力的参与，将有力的遏止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这样，劳动者阶层就能够在改革中得到应有的利益，不至于沦落为弱势群体，成为绝对的利益受损体。这样一种结局，就能够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试想，太多的贫困户，国家要拿出多少钱来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个人和家庭，其医疗、住房、养老、其子女的教育等等都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国家职能的转变，国家不能在大力投资于企业的同时。又要进行“国退民进”，这显然是十分矛盾的事情，国家高额投资建设企业，然后又贱卖（至少是低价）卖出，如此，国家在干什么？
国家应当管其所管、放其所放，国家的职责之一是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的税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当用于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国民素质，降低学费；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建设公有房屋出租给买不起房屋的人们；建设公共设施以方便人民的生活。国家在这些方面应当是大有作为。很显然，目前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很不够，收入水平的差距过大、大学学费的过高等等都是国家调整不力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吕世伦著《法理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第16页；
2、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99页
3、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8日；
康新贵 男 籍贯 四川 汉族 出生于1963年7月
民主建国会会员 大学文化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工作单位：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广州晋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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