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晔 李昆华：以新改革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命题。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新时期的实践特点和马克思主义活灵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又一个历史性转变。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设计的新思路。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将和谐社会作为研讨的主题。

可以认为，“始于毛成于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主体（以人为本），三个标准（全面、协调、可持续），构成了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新理论体系。五个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经济自然、国内发展对外开放）为纲的新改革战略，也已经初步形成。

一、              新改革战略是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自我完善的动力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判断的重要理论范畴。但是，要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每个人自由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正在建设的现实社会主义只是向理想的和谐社会过渡的一个特定阶段，踞理想的和谐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中凝聚着很深的理论内涵。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会有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

辩证法蔑视一切权威。任何政策、制度和观念在它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时，就应被调整、改革。然而新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发现偏差时就应该被及时纠正。社会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中进步。任何将既有政策、制度和观念凝固化、神圣化的做法都是要受到辩证法惩罚的。在革命时期，要求革命党人要“不断革命”，不要满足于蝇头小利而忘记根本大计；在改革年代，更需要执政党“不断改革”，不能因为某些过去的改革措施曾经给一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带来过好处，就沉醉在早已过时的矛盾主题中，丧失对现实变化的敏锐洞察力。我们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转变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诚然，“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出现任何争论与批评都不足为奇”， [2]但如果以此为托词，对群众意见充耳不闻，拒绝认真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就不能被称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回溯改革史：自建国至三中全会的近三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但决不能以“形势大好”为据，指责改革的呼声是没经历过旧社会的年轻一代不知稼穑艰难的空谈；同样，今天也不能以改革的巨大成就作为挡箭牌，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都说成是“在改革后得到利益的，对改革不了解”，或是“对于计划经济弊病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更不应该一听见别人反思改革，就忆苦思甜，利用大家对记忆中“每月三两油半斤肉”的“贫穷的公正”的反感，来否定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的意见。

新改革战略的制订依据不应该是这种或那种舶来的理论或移橘变枳的狂想，而只能是客观情况变化的动态。建国以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革战略的调整,改革本身并不是哪个年龄段的专利。第一次改革是在八大后开始的。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官僚主义弊端，改革重点在人与人关系和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由于对客观形势误判和急于超越阶段，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计划体制的改革，总是在行政体制内部打转，结果一收就死，一放就乱。1958年和1970年两次下放计划权力，都无功而返。第二次改革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由于改革前平均主义严重，一大二公盛行。改革重心就在于激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以“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改革的中心就在于激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重要的标准。近三十年来，事实上实行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推进发展任务时，在一定时期内，突出某一个方面的发展，实行非均衡的改革战略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扩大和加剧了五大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是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国家对农民取之过多，予之过少。城市偏向的财政分配政策加剧了农民贫困化，传统的经营方式和乡村治理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竞争要求，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农村改革的政策边际收益明显递减，农村面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境。农民与地方政府、地产资本关系，农民工与城市各阶层关系，都有待进一步改善，这已经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的头号问题。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沪、苏、浙、粤的GDP为全国的40%。在一些地区早已先富起来时，却未显现对欠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相反成为“飞地”。 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缓慢，往往给民族分裂主义和邪教黑恶势力提供温床。

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部门差别的“公平”恶化早就制约“效率”提高。一些产业和地方将国企产权改革错误地执行为国企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甚至贸然推行管理层收购，搞隐蔽的化公为私。失业、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降低的瓶颈，抑制了消费增长和平均利润率提高，加剧了房地产重复建设的投机。暴富阶层投机房地产行业，使投机不稳定性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宏观调控左右为难，更凸显了与能源相关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由此形成的巨额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保缺口，成为中期内的金融隐患。公民健康、廉政民主和科技自主创新等众多领域建设的滞后都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协调。

四是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当前的环境污染已经远超过自然的自净能力。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轻视和市场失灵，生态成本大大高于实际的必要牺牲和未来经济偿还能力。由于经济发展导致耗能增加，能源安全体系越来越脆弱。

五是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平衡。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理论上存在的FDI的技术扩散效应却在实际的国际竞争中难以显现。过分强调“市场换技术”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加大了国内各部门、地区和阶层间的不平等。如果考虑到霸权主义单极世界野心和分裂分子铤而走险的可能性，那么就应该承认盲目地追求外向型经济而不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可能降低抗御国际政治经济风险的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和谐的保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从全球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以跨国金融投机资本为核心，新自由主义当牧师、新炮舰主义当刽子手的全球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越来越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历史需要我们应对挑战。

正是这五大不平衡，近年在SARS流行、民工荒和郎顾之争等一系列新闻事件中凸显出来。2005年8月顾雏军被捕，同时某部门公开了反思医疗产业化改革的报告，引起了全社会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浪潮。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更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本质区别的角度对改革指导思想进行了反思，还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今天有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危险。

智者见一叶而知天下之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政策转变。党中央的高瞻远瞩不仅体现在具体事件的处理决策中，更体现在十六大以来，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制订的新改革战略体系。这是我国改革的第三阶段。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改革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正确方向也不行，坚持了正确方向而不时刻观察应对时代变化也不行。党中央的新改革战略与时俱进又稳健成熟，勇于创新又信念坚定，理所当然得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衷心欢迎和拥护。

二、              改革主体与价值理念的再认识是新改革战略的本质

“主体”一词，既是实践论的范畴，又是价值论的范畴。改革主体只能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资格决定改革方案和享受改革成果。

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视百姓为群氓，甚至生事扰民。只在少数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找知音，最后落得事败权失。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过程中排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讨论监督，将人民的疾苦美化为必要的“阵痛”，最终走向了全盘失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了中外改革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正是这一思想的哲学表述。“人”就是社会成员。“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以打破代际和代内界限的人民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为本，也就是“以民为本”。

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应该体现在改革收益属于绝大多数人共享。如果是一小部分人垄断改革方案的制订决策权，大部分人听天由命，如果是一小部分人为自己“切更多蛋糕”独享改革收益，大部分人担负改革成本“只做不吃蛋糕”，那么改革可能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邓小平曾在很多不同场合强调，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富了一小部分人，但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风气败坏，即使发展起来也没什么意义。在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更是高瞻远瞩地论述道：“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可见他是把两极分化问题看成制约其他矛盾的基本矛盾来考虑的，他是把改革收益共享，做为关系改革开放、和谐稳定全局的问题来考虑的。他也科学地预见到了两极分化可能引起的不均衡后果。

要保证收益共享，必须按人民的意愿来设计改革路径，让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性体现在人民不仅“点厨子”，更要“点菜”。社会主义时代不需要那些以“辅佐”明君为能事的从龙之臣。应该欢迎群众监督，支持公众参与的政策辩论、政策听证。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的人群，不满意导致他们利益受损、引发贫富差距过分扩大的具体政策，希望得到克服改进，他们并不是反对改革本身。这些人群包括弱势贫困群体，多是我们工农基本群众，是共产党建党立党的社会基础。如果把他们同“既得利益集团”划到“结成反市场改革的联盟”中去，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客观上收到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效果。只有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反映群众真实诉求，才有资格成为改革的领头羊。

邓小平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取得群众拥护。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以改革派自居的人仅仅满足于把邓小平理论挂在口头上，遇到实际问题却往往背离小平理论的人民性。有人甚至毫不负责任地放言，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云云，纯属危言耸听，喊了几年，不仍平安无事吗？”[4]一方面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把所有反思改革的声音都一棍子打成是“伪问题”，另一方面却大呼小叫，要形成什么“改革共识”，岂非缘木求鱼？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金钱世界，扬弃劳动异化的新社会形态。它需要执政党进行发展观的价值理念变革。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有无数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经济学本身只研究生产方式和各种选择的后果预测，但不研究应选择什么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观是经济学的外生变量。所以西方经济学尽管多多少少有些科学成分，但它不是神学。西方经济学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特性，决定了不能支持一个民族的信仰，更不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遇到政策疑难，只咨询经济学家，尤其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学家的意见，是极为偏颇的。

究竟什么样的发展观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呢？这就是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个发展观是由以人为本的价值主体决定的。温家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具体的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护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有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有生存的需要，更有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延续性，要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因此科学发展观就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为本，或者以权为本。

应该看到，五大不平衡的问题，是老改革遇到的新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极其严重，可能异化为“以物为本”、“以人民币为本”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本质是将物化的GDP的增长等同于人类的进步，是将资本扩大再生产等同于社会发展。所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是在新形势下有针对性的新论断、新视野。怎么能够对研究、探讨、宣传科学发展观的同志横加指责，甚至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 [5]呢？到底是他自己不能理解新一代党中央的理论创新的意义，还是蓄意想打压理论工对科学发展观的宣传热情呢？

三、              用科学理论指导的新改革战略构建和谐社会

1894年卡帕内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准确地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对此，恩格斯作了如下回答，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他觉得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在阶级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个体与类的斗争，“个体”为“类”的进步而不断付出牺牲，成果却往往为社会强势集团所攫取。在新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其他人的自由发展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人民资本主义之类的空想。理所应当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多年改革发展实践，并借鉴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而最终成为改革共识的。这个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改革进程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干扰。在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些教学科研部门，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蓄意排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正在扩散。理论界的倾向也影响到了某些决策部门，具体表现就是对违反中央精神的“国有企业全面退出论”念念不忘，或是把产业化市场化当成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公共部门问题的灵丹妙药。

原苏联的沙塔林五百天计划，给国民经济造成史无前例的大破坏，正说明了改革不能听信有国际垄断资本背景的“智囊”一面之辞。最近两年，自封“国际大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跑到国内各种讲坛，忘乎所以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和理论界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怎么能说改革的主要干扰竟然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甚至令人费解地说批评新自由主义“会有灾难性后果” [7]呢？相反正是当年俄罗斯与拉美国家信奉新自由主义，才遭遇了灾难性后果。站在国际垄断资本的立场，挥舞“改革”大棒，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心又何其毒也！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就必须有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有人为了强词夺理把批评新自由主义说成是“文不对题的伪问题”，甚至信口开河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也只是非主流学派。美国里根时期主流是‘供应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德国和北欧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 [8]如果这位大学问家愿意翻一翻任何一个版本的经济思想史本科教材，他就会明白：供给学派和货币经济学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门派，而德国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更是以新自由主义的名门正宗弗赖堡学派为理论基础。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就不准人家说话，诬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上骗领导，下欺群众”，学风之浮躁，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为了避免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被某些披着“改革”画皮的一面之辞蒙蔽，必须广开言路，让正反两方面争鸣、交锋，在比较、鉴别中找出最佳改革路径。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称，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的‘改革’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思想观点，把“还要继续争论”这个重要指示贯彻到底。

由此可见，在今天，抛弃空谈，正视现实，重新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改革开放，是理论工与领导干部刻不容缓的任务。

四、“五个统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改革战略

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美好的远景，靠萧规曹随，延续旧改革战略不行，靠照搬照套任何外国模式更不行，只能靠深入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汲取古今中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形成新改革战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五个统筹”，是解决当前五大不平衡问题的新改革战略。“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人与自然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整体主义思路来解决，在扬弃环境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实现和谐。

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据是劳动，即通过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实现自然的物质变换。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正义与体现人与人和谐的分配正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在未来30年中，人口、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同时来临，如果我们仍然维持高耗能的增长方式，收益者与成本承担者之间的矛盾将空前激化。环境问题本质是城乡、区域、阶层与国际不平等导致收益者不承担破坏成本。从环保这一共生共赢领域着手切入，打出新改革战略的第一张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国际国内对外战略转变的理解、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为指导掀起“环保风暴”，更可以在深层次上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改善社会主义形象。

近年来，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城乡、区域两大不公平上。城市水质、空气和卫生的改善，往往是通过生态链的废弃端向农村的转移来实现的。由此可见，要统筹经济发展和自然发展的不平衡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入手。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多年的市场导向加剧的。要协调东中西部发展和城乡发展，应该先反思多年来指导我们行为的市场观。市场经济是短期利益取向的经济，单个经济主体难以承担也不应该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但如果政府行为也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口号下推行单纯为资本服务、为创收服务的调控，则将出现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
    与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相关的重大举措有大西线调水和国土整治工程、以工代赈和低息贷款等等，都是辩证结合市场与计划的产物。为了减少推进中的阻力，可以在社会上营造有利于“大政府好市场”这一新理念传播的舆论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乡村从属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要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构建和谐社会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压迫和剥削，是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和谐关系的前提。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关键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强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应付各种危机的“资本”，而且是私有企业高利润率的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采取包括剥离政策性负担、建立公有财产代管人制度、政企分开和培育公有制企业文化等在内的一揽子药方进行治理，在确实适合民营化的企业，应优先考虑职工持股。尤其要杜绝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推进管理层收购的现象。尽管中央已经叫停MBO，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反复，与私有化风潮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探索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极好的政治改革契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工作应先从广大群众“直接点菜”入手，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真实性。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实验完善人民民主，进而达到统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在国内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就更有信心团结全国人民应对国际风云的变幻。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问题就是在对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加大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崛起。我们承认，多年来中国在现在的世界体系中得到了极大实惠，但这并非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恩赐，而是中国所提供的廉价优质劳动力给全球垄断资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这样的一个双赢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固然很好，但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劳动力由于越来越充盈而边际效用递减，接近“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的价格到达谷底；而世界提供给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边际成本越来越高。要提防某些势力妄图将中国踢出这个让中国得到了很大利益的国际秩序。因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敢于在恰当时候使用力量，迫使敌对势力不得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必要保障。
    在世界经济史上，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本身就是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并无优劣之分。应该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要融入世界体系，在汇率、入世等具体问题上当让则让，但让步是为了在更重大问题上有所为；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核心技术、金融监管等领域要树立全局、战略意识，以国家安全为最高判断标准。今后的一段时期，很可能是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多事之秋，未雨绸缪、积极准备则可能将风险化为在复杂局面中建构和谐社会的机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我们观察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以来，国人普遍感觉到一股清新的发展改革之风扑面而来，人们对美好的前景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坚定信仰，勇于做改革的领头羊，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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