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郑州近期要闻评论

郑州近期要闻评论

：老田

郑州一个房地产商人改变土地用途，以经济适用房名义批出土地用于开发高档住宅和别墅，这种行为不奇怪，经济适用房开发需要缴纳的规费远远少于高档住宅。照说这不过是一种最小化开发成本同时最大化经营收益的“市场行为”，商人用这种招法实现最小化成本，或许只是经营过程中间单方面违规操作（未曾经过主管官员事先同意），如果考虑到地产项目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难于逃避监管部门的查证，那么，更有可能的是：商人事先已经与相关部门主管官员达成默契，这一地块原本就是要建高档住宅，而以经济适用房项目来报批目的仅仅在于减少上交的各种规费成本。

当地产商的“违规经营”被曝光时，逯军副局长张口就质问媒体记者是否选择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在无意之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这一违规经营活动看起来事先曾经与某些以共产党当然代表自居的某个部门或者某些官员业已达成默契，甚至，改变土地的规定用途所增加的利润中间看来也体现某个或者某些“共产党官员”的利益，要不然的话，违规就仅仅是商人的事情，并不与共产党发生必然联系。最为奇特的是，逯军副局长把曝光商人的违规经营扯到“共产党身上”之后，此种言论还在组织部门那里得到了“保险”——组织部官员说这属于逯军的个人言论同时还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因为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的地盘急剧扩大，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分析政治和舆论现象的角度，为许多网友所接受，看到来自组织部门的“保险”和“撑腰”言论，肯定会作出地产商精英的分利同盟范围扩大到房地产主管部门之外的猜想。这种保险事业的经营逻辑是：利润归自己，怨言归国家；钱财揣自个兜里，问题转嫁到共产党头上。

在逯军狂言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双重保险”行为，逯军副局长以“选择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去封媒体记者的口，目的是把商人的违规经营风险和不正当利润通过与共产党这个符号扯上关系来争取免于曝光最后当然是榨取免于追究来进行“利润保险”；而组织部门的官员则站在逯军背后力挺其“言论自由”，把逯军的不当言论的政治风险最小化，这样逯军就可以免于被追究责任，副局长可以稳当地当下去，甚至还可以积功升级。在这样的言论中间，我们会发现一个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间的新兴“保险事业”，作为房地产归口管理部门的官员乐于公开为地产商的非法利润“保险”，而管官员的组织部门的官员则乐于为那些为商人说话的官员进行政治保险。世界上先有非常之人而后才有非常之事，要是没有异常事件发生，就无法检验我们原先的错误认识，这样也就难于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每一笔非法利润都需要保险，这似乎成为一个通例。逯军副局长的勇敢言论，让我想起2001年郑州发生的“七二四事件”——这天河南思达集团的老板们雇佣了数百地痞流氓，以武力驱逐郑州发电设备厂工人，目的是想要“零成本”夺取该厂地皮去开发房地产。照说，房地产业是众所周知的暴利行业，不存在难以承担合理补偿费用的问题，但是我们反而到处看到房地产商人热衷于各种损招怪招去降低成本。思达集团的某个老板在得手之后，还正式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他公开告诉发电设备厂的工人们：“我们资本家不欠你们工人的，是共产党欠你们的！”思达集团的代理人和逯军副局长的言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商人的违规违法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和舆论批评都一股脑儿引到共产党头上去。要知道高官富商群体都是我们社会的精英，都是我们社会上最有地位、最有影响力的群体，就算是共产党的政声再好十倍，积累的无形资产再雄厚，也经不起先富先贵人群这么多年如一日的长期糟蹋呀！

在观察河南官场的从业者行为中间，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越是热衷于巧取豪夺的人就越是感到毛泽东极端危险。今年3月份，在某副书记的弟弟用假破产夺取轴承厂资产之后，工人们丧失了劳动岗位和生存机会，心里有点不舒服的工人就有些怀旧情绪，在厂区安了一尊毛主席像，照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洛阳西工区政府横竖看不过眼，硬是趁着夜色去盗走工人设立的毛主席像。照说，一张相片本不足以对政府官员产生任何实质威胁，但是，西工区政府的某些官员硬是晚上睡不着觉，可能中间有些某种内在联系和强烈感受，局外人无法体会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无法理解。如果仅仅是洛阳的个案，显然就不足以检验官员们发现的“内部联系”，这不，郑州市公安局6月19日又以“清明节纪念毛泽东”和“在网上发布毛泽东思想读书会消息”事由，抓捕葛丽英女士。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很难想象一个退休老太太纪念毛泽东会让公安局的先生们感到不安，并值得公安局去采取强制行动。记得郑州市公安局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良好的记录，他们2004年曾经侦破过一个世界知名的“郑州四君子案件”，违反法律在没有当事人委托和出庭的情况下，审判过一个“诽谤案”。

众所周知，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宗旨和原则在中国也广为人知，而且作为共产党的最权威的发言人也讲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照说共产党跟人民之间不存在对抗性利益冲突，所以也就不存在非要在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立场来站的问题，也不应该存在逯军副局长那样的曲解余地。而且，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宣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是没有说他是反革命或者坏人，照说，读点毛泽东的书，清明节去塑像前面履行一个纪念仪式，也不构成犯罪，无论如何都轮不到公安局的先生们去费心照管的。

郑州市公安局的先生们热衷于去抓葛丽英女士，实在让人费解。有一种可能是，底层民众关于毛泽东的想象，与某些贪官利用共产党名义便宜行事这个至关重要的事项有直接冲突，当然这只是一个局外人的猜测。清华大学著名的秦晖教授对此显然有不同看法，他在《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中间说：“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按照秦晖教授这个著名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完全是在为今天的贪官和奸商打基础，“三大改造”虽然不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完全符合贪官和奸商们的利益，要不是国有化加上初级工业化的成就，今天可瓜分的资源就不会那样多了。秦晖教授的说法跟河南官场某些人的认识相反，这事儿有点怪，头脑有些糊涂，感觉说不清楚，还是先打住吧。

秦晖教授在贪官和奸商的分利同盟与“专制强权”之间给出唯一的因果关系，这样就把贪官和奸商的个人责任最小化了，秦教授不仅从学术学理上论证了“利润归自己，怨言归政府”的正确性，还以自己学界大腕的非凡声望为逯军副局长的保险事业做了强有力的背书。不仅仅是秦晖教授个人，几乎每一个自由派人士，在每一次面对贪官和奸商集团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时，都千篇一律地把批判矛头对准集权政治体制，这样就成功地把犯罪个人解放出来了。秦晖教授的高见完全符合逯军副局长的“站在党一边”而不是站在“人民那一边”的明确要求。这其实也是南方地下党宣传策略中间长期坚持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政治智慧：把一切坏事都记在共产党账上，记在集权体制账上，这样就把大量的贪官和奸商解放出来了，并漂白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以备不时之需。网上曾经广为流传的所谓“邓小平政治遗嘱”：中间说要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不管这个遗嘱是真是假，文本肯定集中体现了贪官奸商集团及其喉舌文人的政治智慧，把一切社会不满和批判都集中到共产党及其政治体制身上，把利用共产党符号巧取豪夺的群体个人解放出来，并为他们预备好改名这样一个应变措施。

从洛阳和郑州的情形看来，“铁三角”的精英们，贪官和奸商们老是揪住共产党这个符号去便宜行事，学界精英著名长期坚持“声望背书”和“制度论证”，体制内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有力的举措，体制外只有几个无钱无势、无拳无勇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搞点追思纪念或者读点书什么的，公安局的先生们都还时刻想着要去掐死灭掉他们，力量对比完全是这种一边倒的态势，想起来这个事儿总归有些不妙。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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