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史学与阴谋史学的混血怪胎
——评《炎黄春秋：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炎黄春秋》09。4期刊发张续山的《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文章，借着所谓“毛罗对话”抛出的“假如鲁迅还活着”话题，在妖魔化毛泽东的同时，也颠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市侩哲学，抢眼话题，瞄准根本，死无对证，一剑封喉，够厉害的。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前人谓智者不惑，“智”者，唯物史观也。试用真正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瞥，其卑鄙用心立现——亦不过权谋史学与阴谋史学之混血怪胎耳。
一
中国革命过程变成了毛泽东实现“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过程
张文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翻地覆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历史，归结为毛泽东个人帝王权势追求的过程，矛头指向的是个人，否定的一个时代。
为此，该文极力歪曲和否定斗争哲学。
（1）张文将毛泽东一生事业归结为帝王“圣人”功业。
毛泽东的名词《沁园春。雪》在1946年被柳亚子拿去发表后，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蒋介石曾气急败坏地组织御用文人炮制文章对抗以抵消其影响，诬称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然而，桀犬吠尧无损于毛词的光辉。孰料60余年之后，《炎黄春秋》居然重谈蒋氏御用文人老调，歪曲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原意，给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戴上 “皇权专制”的帽子。不惟手段卑鄙，亦见黔驴技穷。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2）张文歪曲否定斗争哲学，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斗争狂。
“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
（3）张文污蔑毛泽东为此就不断整人：整知识分子，整自己的同事。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
二
唯心史观市侩化的权谋史学
纵观张文要义，无非是说在毛泽东帝王功业的“棋局”中，鲁迅、知识分子和他出生入死过的战友，都是利用的对象——一部天翻地覆的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成了帝王、枭雄、野心家追求个人功业玩弄权谋的历史！
否定革命颠覆唯物史观，右翼精英的批判武器是唯心史观，其中又特别热中权谋史学这一唯心史观市侩化、粗鄙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历史不过是少数人物争权夺利的舞台，历史事变和成败得失都是权谋活动的结果。权谋史学与市侩哲学是孪生姊妹，乃是右翼精英“解放思想”迎合小市民趣味、塑造小市民头脑的得心应手利器。
近些年，《厚黑学》、《谋略学》、《历史上的智谋》、《中华权谋》、《权谋大全》之类热销，以帝王将相的谋权为主要叙事内容的清宫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等走红，银幕上的反面形象如大贪官和珅，热播后居然成为当下官场竞争的楷模，即此可见权谋史学和权谋文化声势与作用的一斑。
“打左灯，向右转”，“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阴谋权术本来是他们“转型接轨” 偷天换日的传世衣钵，借用他们自己的话，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就用这黑色的眼睛看待一切：自己靠阴谋吃饭，也会认为历史是用阴谋写成的。右派眼中笔下毛泽东的诸如“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之类，俱是他们自己心灵的真实写照。
从来就没有纯粹个人意义的历史，个人活动舞台的背后总是反映着一定阶级阶层的要求，政治和思想文化口号的背后总隐藏着经济的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拨开重重迷雾，给人们正确解读历史提供了一把科学的钥匙。而阶级论正是唯物史观的灵魂，右翼颠倒历史掩盖现实矛盾，他们最害怕最仇视的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民主革命，《炎黄春秋》也大做否定土改为刘文彩们翻案文章，但毕竟当年党内“反对的人不多”，这里不讲了。
张文着重歪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段。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大搞“斗争哲学”，都“斗”了些什么呢？
一曰实现“公有化”，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曰上层建筑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这是为保证前者也即经济基础服务的。
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名正言顺地体现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个“总路线”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写在纸上的不能自动变成现实，要经过艰苦斗争，千难万阻，曲折复杂：有经济形态的，有政治形式的，有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形式的；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右的，也有“左”的。斗争形式眼花缭乱，但焦点都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用后来的话，就是“姓社”还是“姓资”？
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剥削有功论”开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就有过分歧，一直到撒手人寰，形形色色的分歧、争论和斗争，从正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到公开的路线斗争，从未停止过。矛盾是普遍地、绝对地存在的，这并不奇怪。毛泽东生前，自有结论。毛泽东身后，将这归结为“左”，归结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归结为毛泽东个人“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到《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则更“与时俱进”，“深化”归结为帝王诛杀功臣式的巩固统治。
30年“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经历了两个“否定”，“指鹿为马”“图穷匕见”后已变成“指鹿为鹿”了，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扩大化”早已由对手给平了反。从推倒“大锅饭”“完善社会主义”起步，从“包”到“股”到MBO“快卖卖光”，30年“补资本主义的课”，“产权改革”一步步将公有制瓦解颠覆，私有经济的比例早已超过1956年对私改造之前，公有经济也已事实上变成官僚买办资本。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已变成“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先进文化”……“指鹿为鹿”之际，再侈谈什么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扩大化”，不是睁着眼睛瞎说，太觉霸道了吗？
茅于轼有句名言：“我被实事求是地达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张文反倒不如茅先生坦率痛快。历史的一正一反早已雄辩地宣告，毛与他的战友的分歧的确就是“走资”还是“走社”的分歧，他们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这斗争决不是什么个人权利之争，是路线道路之争。你可以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先进生产力”，最终证明是对了，你“走社”是极左是民粹主义乌托邦，但不能说是毛泽东为“整人”制造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在辞世前有个著名谈话，他说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后一件即文革“拥护的人不多”，谈到“整人”“整战友”，自然不能避开这一话题。
说分歧，毛泽东是与后来刘邓分道扬镳了，这是事实。但毛泽东是为了“整人”吗？要是“整人”，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什么又重新启用“永不翻案”的邓并委以核心重任？建国之初毛与刘在“剥削有功”问题上是有过分歧斗争，但当高饶欲取而代之时，不是毛一锤定音弃高保刘，能有其后顺利运行20多年的刘周邓的一线体制吗？59年庐山会议彭自己也说他的目标是指刘而不是毛。少奇不也说是高饶事件的继续吗？如果真是毛泽东惟我独尊往死里整人，那文革初毛泽东为什么会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到底是谁要把彭德怀往死里整？促成毛泽东最终决断的，难道不是像53年高饶事件一样为了维护中央的一线体制、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稳定团结吗？如果是为了个人权威，毛泽东为什么要主动退居“二线”？后来由“二线”而“一线”不还是源于路线分歧才分道扬镳，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吗？
“反修防修”最终促成了毛泽东与他的战友的决裂。这个话题多年前更是毛泽东的“极左”罪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消灭了，世界上哪有什么“修正主义”！那是毛 “个人崇拜”头脑发热瞎折腾出的幻影。中苏两党兄弟阋墙，原不过“说了些过头话”，是毛泽东搞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分裂，罪莫大焉。他将这施之于中国，整人树威，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黑暗时期。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还能有一给“阶级”？纯粹奇谈怪论胡说八道！
以上的逻辑，在20年前就像平行线公理一样，简直是不证自明的。
30年河东河西，苏联閧然崩塌了，超级大国土崩瓦解了，国民财富的一半“产权明晰”到六七个党官僚寡头手里，劳动人民陷入苦难深渊。中国“先富”狂热之后，人们看到的是权钱结合的掠夺发财比国民党四大家族还要容易，而90％的亿万富翁是“党内”权贵子弟。毛泽东的“就在党内”命题，不是以“腐败”的形式又由他的对手给平反了吗？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最有力的。
“指鹿为鹿”之际，《炎黄春秋》式的对毛泽东的妖魔化，亦不过宣泄下仇恨耳。那伎俩，未免有点太不“与时俱进”了。
茅于轼已经可以冠冕堂皇地宣告：“我被准确地达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语千钧的宣告，即此一句话，即可为推倒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
小平当年也多次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三
右派最恨“斗争哲学”
张文以“斗争哲学”贯串毛泽东的一生，并以之作为毛泽东与鲁迅的连接点，这倒是大致不差。不过是以讥贬憎恶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斗争精神”的。
说起“斗争哲学”，不免想起当年“一分为二”与“合而为一”的争论，从杨献珍到今天的张文，这“斗争”几十年一以贯之。这一哲学话题的争论本身，就说明“矛盾和差异是绝对的，普遍的”，也即“一分为二”，没有“合而为一”。几十年后回视，当年的许多“学术争论”，都关联着一定的阶级，都不是“纯学术”——还是毛泽东讲的对！比如经济学，从今天 “新自由” 的主流霸权与祸国殃民，人们方才看出它们与孙冶方和薛暮乔理论的渊源承传关系。如今的国企破产、房地产暴利与“铁三角”的形成、金融买办的卖国、等等，不是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拨改贷”吗？
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文学哲学的、等等，毛泽东慧眼卓识高屋建瓴，超前太多，许多东西都是在几十年后经历一反一复，人们才能领悟。“思想解放”中，一个“庸俗社会学”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将这些统统颠覆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中国实际上成了禁区。
“斗争哲学”在哲学的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另一个表述方式，辩证唯物论认为世界的矛盾是绝对的普遍的。在人生的意义上是讲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他要不停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特别是进行改造社会的斗争，在阶级压迫存在的情况下自然要搞阶级斗争，只有如此，才能消灭私有化，埋葬资本主义，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
靠着“斗争哲学”，我们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可“斗争哲学”使他们失去了往昔的天堂，是“斗争哲学”使他们“心有余悸”，总摆脱不掉有朝一日被清算的担心，是“斗争哲学”使他们结束了百年称心如意的对中华民族的支配和掠夺，在毛泽东“小米加步枪”斗争下，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如果不在中国老百姓中彻底消泯“斗争哲学” 永远“韬光养晦”，那他们耀武扬威的日子就随时可能再次结束。
毛泽东身后“告别革命”，通过持续的妖魔化，“斗争哲学”遂成右翼买办加给毛泽东和革命的恶谥。
难怪暴发户及其代表对“斗争哲学”恨之入骨。
（一）否定斗争哲学是从思想上对革命的反攻倒算。
即使是“儒学”高扬的封建“仁政”时代，奴隶造反也罪在“十恶不赦”，几千年来奴隶造反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使已进入现代，第一次国共合作当农村“痞子运动”威胁到几千年地主豪绅阶级的生存秩序时，几乎整个剥削阶级都跟着蒋介石“清党”，包括蔡元培这样进步开明的人士也都十分激烈。不幸得很，中国的亿万奴隶在毛泽东领导下果真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成了气候，一想到泥腿子坐了江山，他们就痛不欲生，一朝时势允许，他们就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向奴隶秋后算帐。近日凯迪“杀左族毛”的宣言和新疆乌鲁木齐的疯狂血案就是明证。这些推崇资本“普世价值”的精英本来应属于“民主派”，为什么要疯狂仇视土改为刘文彩和周扒皮翻案呢，明白这点也就不会困惑了。
“斗争哲学”或“过激主义”乃是“革命”的同义语，它包括民主革命，更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右翼挞伐“斗争哲学”是彻底否定革命并清算革命，其实质不过是被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的和“告别革命”后新崛起的剥削阶级以及被赶走的帝国主义仇视革命情绪和清算革命要求的表现。
这一还乡团式的的秋后算帐，在苏欧已经变成赤裸裸的现实。
（二）为了剥削压迫制度万年常青。
“马克思主义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他们进行革命埋葬旧世界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极为精当生动，
以“剿匪”凶狠而获“蒋公”特别青目推重与“曾文正公”齐名的王阳明，他在斩尽杀绝的同时，也慨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就是千百万奴隶的最为可怕的“心中贼”，必须彻底埋葬，用王守仁的这句“破心中贼”的名言来诠释，最为贴切不过了。
否定“造反有理”乃是思想上的“剿共”，“破心中贼”，剥削制度才能长治久安。
（三）“斗争”与“和谐”并不矛盾
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多年来右翼精英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力将“对立”与“统一”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统一”，并将其与“中庸”联系起来，以妖魔化革命，妖魔化阶级斗争，为阶级投降路线提供的哲学根据。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被妖魔化了，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不同的是过去是无产阶级“杀过去”，现在则是资产阶级“杀过来”，而且十分激烈。30年河东河西，阶级关系彻底颠倒，所谓“弱势强势”，反映的即使这一变化。“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已成为右翼奚落毛泽东的口头禅，实际上他们何尝不是“年年、月月、天天”在大讲特讲，大斗特斗。不同的是，他们不敢像毛泽东一样旗帜鲜明罢了。
《炎黄春秋》张先生这篇文章不就是“阶级斗争”吗？
“韬光养晦”30年，中美关系“和谐”了吗？比起毛泽东时代，美国人不是咄咄逼人处处欺人太甚吗？疆独藏独越来越嚣张，过去西方政要从来不敢接见达赖，现在则成家常便饭。
国内的民族关系 “和谐”得如何？。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自然是好事，但必须赋予正确的阶级内容。上世纪20年代胡适曾提出“好政府主义”主张，鲁迅说：“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好药料”就是好药方么？
和谐社会自然好，问题是怎样和谐与能否和谐。
达赖时代，农奴见农奴主弯腰吐舌恭敬让路，是一种“和谐”；毛泽东时代，农奴主见农奴弯腰吐舌恭敬让路，也是一种“和谐。不过，任何“和谐”都离不开“斗争”——“和谐”也者，不过是通过斗争，矛盾主要方面暂时取得不容挑战的支配地位暂时维持一种平衡罢了。如今，农奴又开始弯腰吐舌给主子让路了，这一“和谐”不是“合二为一”或贯彻“中庸之道”的结果，它是通过“斗争”也即“拨乱反正”取得的，它不仅未曾消泯“斗争”，而且“斗争”还极为尖锐复杂，从生存艰难、不甘心压迫的农奴，到达赖藏独及其美国老板，他们都在每时每刻为“和谐”制造麻烦。从去年拉萨的5。13 到最近乌鲁木齐的7。5事件，他们都是在搞“斗争哲学”，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
四
权谋史学为体，阴谋史学为用
既然“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打左灯向右转”“只能做不能说”“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就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基本策略，用于现实叫做政治欺骗，用于颠倒历史，必然是阴谋史学。以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有个阶级性和鲜明性，从《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都十分强调“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旗帜鲜明”，这决不是策略和权谋问题，它是由共产党人代表未来、代表大多数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一旦背离人民，权术玩得再高明，其庐山真面目也不能欺人很久。所以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也是毛泽东与其“心是相通”的一处吧。鬼蜮含沙射人，不仅以鬼蜮之腹度人之心，而且注定要以鬼蜮伎俩做蛊，就格调讲，他们较之狂犬吠日又等而下之了。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和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理论，有他的煌煌著作言论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外文献历史文献也未藏之金匮。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够预言“星火燎原”，敢于宣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苏共主导整个共运世界围剿中共，“高天滚滚寒流”，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应战毫不退缩。毛泽东从来顶天立地，不搞阴谋诡计。而且，他把这一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虽然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他有过一再失误，但“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也有其可以理解之处，适见其光明磊落一切为了事业和人民。
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自有一系列的名垂青史的评价和言论，它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立场，以及她与中国知识阶层的关系，这一点，是受着历史制约的，它岂是一个莫须有的什么“毛罗对话”所能动摇了的。对此，左右两翼的态度迥然对立，壁垒鲜明。——它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使如此，不少严肃学者对此也做过有力的论辩，无奈它说服不了偏见。
再如，张文所引毛泽东整战友的论据：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即使在通常的民事诉讼中，“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也是不可轻易采信的。何况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刘源作为儿子出具的与历史文献相背的回忆能够作为论据吗？毛泽东退居二线后，表面尊重，敬而远之，纠正大跃进就力不从心，反而弄得身后一人背着“饿死三千万”的黑锅。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曾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已拿着党章和宪法要求发言——哪里是什么“动一动小指头”的事。从建国“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四清”，尽管有多次分歧，毛泽东的态度是扶植，支持，观察，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分歧矛盾，最后的分道扬镳亦不得已耳，决非个人恩怨。在通俗化的舆论宣传中，以巩固权势诛杀功臣来解释毛泽东后期的斗争，乃是其妖魔化毛泽东的主旋律，其实，如果出于个人地位考虑，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无人能够挑战的，高饶和庐山会议的双方对峙，最后结局都是毛泽东一锤定的音。
以论证方法论，下面一段文字，或断章取义、或蓄意歪曲、或出自同类炮制，可谓阴谋史学的典范。
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右翼的反毛，除了鄙俗，只有卑鄙。
买办阶级的前辈有个口号叫做“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张文妖魔化毛泽东的方式，是权谋史学为体，阴谋史学为用：用阴谋史学的手法，支撑权谋史学的结论。
当考茨基背叛马克思主义时，说“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马克思使用过的“一个词”。当年要否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将“法权”译成“权利”。近日又有人要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据说是“无产者”该译成“劳动者”，那样一来亿万富翁资本老板作为“红旗奖章”获得者，更是名正言顺了。其实，他们多数俱已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乃“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做这些文章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也曾做过光绪“衣带诏”的文章，其实，如果他若不吸取教训联合孙中山闹革命，这“衣带诏”的有无又何关大局呢？赫鲁晓夫们在妖魔化斯大林时也曾做过“列宁遗嘱”文章，当他们与时俱进到连列宁也打翻在地时，“遗嘱”云云也就不攻自破。再近一些，当年有关“英名领袖”“按既定方针办”的公案，时过境迁，其真假与否，又有何意义？
从张志新、遇罗锦到李纪绥、张戎夫妇，直到李锐.的“秘书身份”，以及种种充斥地摊的同类“纪实文学”，依恃霸权话语定势，打造着小市民的思维方式，程度不同地闪耀的，大多风采如是。连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女士都有过坦率的自白，何况其他。
最有意思的是，网上居然出现了署名张宏良的张续山撰述的这篇文章，若干年后，如果有二三人出面“证实”张宏良确实写过此文，那有当如何？
大局制约小局，末节无损根本。
五
右翼反毛棋局中的鲁迅
鲁迅，新文化的旗手，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毛泽东又极为推崇。“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把二者关系抹黑，就从根本处亵渎、丑化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也颠倒了五四以来知识阶层革命的历史。
一句话，还是“专制主义”，或者说“封建专制”、“集权专制”。张文并无任何创新，自俄国革命以来，白俄、白华、汉奸、中情局、持不同政见者、疆独藏独……凡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以及一切仇共者，俱众口一词也。《炎黄春秋》和张文用语更刻毒一些罢了。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这段话概括一下意思就是：治国是士大夫的事业，书生思维能力发达，能独立思考，所以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要对他们进行“改造”。从批判胡适一直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都是为了“文盲化和愚昧化”。
这是批判毛泽东个人吗？张文在反毛的同时又将毛泽东的战友、包括长期处于“一线”的刘、邓、周置于何地？——所以，张文所要颠覆的，乃是中国以及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社会主义，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同义语！
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知识阶层不断分化，总的倾向是不断向左，最终走向与工农群众结合，汇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洪流。毛泽东身后，知识阶层纷纷“告别革命”不断向右，依附权贵财富“新皮”——他们“正名”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日，也正是他们羞与“灌绛为伍”、告别“弱势”依附“强势”、标榜“白领金领”显摆贵族身份和“蓝色血统”名副其实成为“资产阶级一部分”之时。
令人鄙夷和感到好笑的是，他们又偏偏挨打着“人格尊严”“自由思想”“独立思想”的旗号以招摇过市，愚弄众生。当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们卷土重来的时候，当他们争相标榜以“去政治化”为荣的同时而又冠冕堂皇地标榜“傍大款”、“傍美国大款”、“给美国当孙子”、“做一夜美国人”的时候，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没完没了的声讨，无需左翼辩难，自然也就慢慢“图穷匕见”了。
跪拜作为封建时代的奴性标志的礼仪形式，辛亥之后就已经被社会唾弃，建国后更是被彻底送进历史博物馆。“拨乱反正”以来，它在“反封建”的喧嚣声中他居然死灰复燃，先是充斥于影视，其后慢慢在演艺界“落实政策”，其后，居然又在 “大师”“二师”们的公众活动中粉墨登场，并为央视面向世界张扬。这是他们“反封建”的不断深化的一枚硕果。季羡林是胡适取代鲁迅时代的一位旗帜和大师，自当举足为法垂范后世，近日“驾鹤西去”，跪拜自由问题举国瞩目。毛泽东时代，顶级精英有过“三钱”，能够放下架子为“专制”服务；30年后，跪拜轰动出了“二钱”，他们以这一古老的丑陋形式去“实现自己”。毛泽东讲“突出政治”，交往礼仪不在强行“改造”之列，跪拜礼仪深深封闭对于大师二师们“被遗忘的角落”，一旦时来运转自然“自由”释放——但这一行为规范的形式背后，难道不折射着人际关系的深刻社会内容吗？
是悲剧崇高，还是闹剧喧嚣？《炎黄春秋》的霸权话语定于一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文非左是右立场毫不含糊。他极力贬损郭沫若和许广平，推崇沈从文和陈寅恪。讥郭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许则屈于炎势而苟且取容，冯友兰则“卑躬屈膝”， 用语刻薄。这一话题说起来太长，这里仅就郭沫若的问题多说几句。
郭沫若是现代革命中左翼的又一旗手，抗战时期周恩来曾经以为郭做50大寿的形式以张扬左翼文化。郭沫若一生急流勇进，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中，他不屈不挠一往直前，从个性解放起步到直接投入大革命运动，“4。12”之后参加南昌起义，因此被蒋通缉流亡海外十年，直到“七。七”后才得回国协助周恩来以三厅为阵地组织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
郭沫若虽然与鲁迅一样先后皈依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但因环境因素二人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却有很大差别。鲁迅一直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坚信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同战斗中接触的却是周扬他们，这使他又保持着必要的冷静和清醒。“两个口号”之争使毛泽东对他另眼相看，大概也是两心“相通”的又一个方面吧。而郭沫若则不同，他在南昌起义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抗战回国后更是在周的领导下自觉配合共产党进行战斗。他接触的无论周还是毛，都是共产党人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郭沫若就自觉地成为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战斗中他比一般的左翼作家他更多了一个组织大局观念。这不是盲从，这是以对革命过程复杂性的充分理解与对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充分相信为基础的。
这方面鲁迅也多次强调：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
郭沫若是人格伟岸的节操之士，决不是畏首畏尾的软骨文人。当蔡元培积极参与谋划“清党”之际，他就曾冒着杀头危险公开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之背叛革命。当沈从文还对文化界联合抗日冷言冷语之际，郭沫若则作为左翼旗手协助周恩来组织领导着进步文化界统战救亡为之呕心沥血。八年抗战，在与蒋介石的周旋中，他铁骨铮铮，不愧“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高风亮节决非沈等可以相提并论。许多事情以他的人格意识讲他本来是不能接受的，他曾几次提出辞呈，但为了大局他又都接受周公的批评而委曲求全。无论理解或暂时不够理解，他都能够按照共产党的部署行动。——文革中郭的一些言行只有作如是观，才算较为实事求是，我们不能怀着政治偏见厚诬先贤。
“烧书”云云成为右翼诟病轻薄郭氏的话柄，不知衮衮诸公想过没有：巴金老人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是也曾有过极为相似的言论吗？——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这是痛苦的事。”
“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理。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两位文学巨匠，面对时代的急遽变化都表示对于旧作的否定，似乎都是“与时俱进”，但这“时”与“进”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在革命激进自己不能很好理解勉为其难地表态勉力紧跟，他跟的是人民、革命、毛泽东和共产党。一个是在“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告别革命”喧嚣时髦之际，急于表示痛心忏悔，以划清界限依附“新皮”。他自愧过去的“听差”身份，宣告告别“老爷”，他要告别的“老爷”，与郭沫若所勉力紧跟的是同一对象。——两位巨匠 “告别过去”看似相同， 其实则天壤云泥，大是大非，判若水火。在右翼的定势话语里，对巴，是礼赞备至，而郭，一直是奚落对象。立场不同，爱憎迥异！鲁迅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猿之间差别还要大，夫子之言，良有已矣。
引张氏一段点题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
“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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