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高昂社会成本：以陈国军被围殴致死为例
：老田
自从前任总理朱镕基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作为国企减负的方法大力推广之后，各地政府和资本家都蜂起响应，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立法和行政支持手续，大体而言，国企职工身份在今天已经不能成为工人就业、福利和工资的任何保障。一般而言，所谓引入“民营企业机制”之目的，主要在于把工人雇佣化同时尽可能降低职工的福利和工资成本，这个方法由于业已实行多年，无论是资方、政府还是工人，都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一变革的真实“改制内涵”。
2009年7月24日，私营企业建龙集团聘用的职业经理人陈国军，在通钢被老工人围殴致死。据网友透露，陈总经理在该日下午一时，曾于大庭广众之下威胁通钢工人说要让他们全部下岗，甚至该总经理在被殴期间仍然威胁要让通钢工人下岗。看起来，陈总经理非常清晰下岗对于资本增效的价值，这正如一个跷跷板：只有工人所得足够低才能让资本所得足够高。像陈总经理这样视死如归，在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为资本增值出力的敬业精神，在业界恐怕十分鲜见，真不愧资本家开出的300万年薪。看起来，通钢工人和陈总经理一样，都非常清楚控股和改制的内涵，双方在根本利益分配方面没有任何不同意见。而陈总经理丧失生命，只能看作是为了资本积累的快速完成而乐于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当事人极为清醒和自觉的情况下，这一条还算年青的生命应该被看作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
在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三年期间，工人收入节节下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低至每月300元，这当然符合资方的利益。除了需要最小化工人的工资福利成本之外，还必须保证工人在低工资成本下仍然能够付出更高的努力，这样，资本增值的强烈要求就与低成本条件下劳动强度加大联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表现为管理层对工人的过高压力、以及在这个“过高压力”作用下的反作用力——工人的更强烈反抗。据报道，通钢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2008年通化钢铁炼轧厂出现了一起因为管理矛盾而引发的命案，死者是炼轧厂的主管厂长，而陈总经理则是为资本快速积累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二个。
除了降低工资成本之外，还有生产成本方面可以动脑筋，通钢原本完成的技术革新措施，在建龙入主之后竟被勒令改回去：“通钢过去浇铸出的钢坯搬运时，工人们带着面罩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非常危险！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烫伤！公司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改造了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龙来了以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让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继续用链子吊运！”
在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之外，是社会成本的急剧上升，就通钢这个局部而言，已经葬送了厂长和总经理两条宝贵的性命。同时，资方的节节胜利，还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大下降，这是另外一种非同小可的社会成本。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间，毛泽东曾经展望过乡村贫农和富农支持共产党政权的条件，这在先富先贵人群急迫地要“走台湾道路”的今天（从2006年春天“新西山会议”的秘密探讨到2008年公开发布的宪章），格外发人深省，他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温铁军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过：“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就是这样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革命或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3页）温铁军教授在另外的地方继续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由于不计代价地推进资本积累和少数人先富，资本积累方面的微小收益远远抵不上社会成本的上升，或者说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过大，对于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影响太大，在中国，经济问题原本就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实现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
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吉林省发布的官方通报中间，这个通报说：“7月24日，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具有抵触情况，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节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流血不止，并作为人质挟持。”据此而论，最初的反抗并非来自在岗职工，而是反抗的预期成本较低的内退人员和退休人员，非常糟糕的事情在于，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员完全不听“当地党委和政府、公安、武警、企业领导多次向围堵人员宣传政策、法律知识”，当地党委、政府、公安、武警和企业领导等拥有各种权威的人士，都丧失了对“群众不满情绪”的疏导能力，从党委政府企业领导到公安武警等国家机器，其威信和影响力降低到那些“挑拨煽动”人士之下，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极端遗憾的事情。如果考虑到资本积累对于工人生活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党委政府曾经有过的高度动员能力，再考虑到工人中间“国有情节较深”的事实，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度下降，不能说没有受到不择手段的资本积累方法的严重拖累，这显然也是为资本积累所付出的另外一种社会成本。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表示：“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既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省政府确定的通钢集团千万吨钢的发展目标，符合通钢稳定发展和全体职工利益的要求。”王副主任的论断，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这种官面语言完全正确而且很全面，没有什么遗漏，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对通钢职工毫无说服力，因为对他们而言事实才是最雄辩的：“自从2005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退休工人每月工资按工龄分布在200元至600元不等，一线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金融危机时，‘平均不到500元’。”所以，王喜东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只能说：“具有抵触情绪”“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能够“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不是王副主任这种明白真相的人，而是具有抵触情绪的个别退休人员，掌握了对于更大通钢职工的领导权。如果党和政府威信下降还相对抽象的话，王副主任的无奈则格外鲜明和具体。假如有可能的话，为了避免此后发生类似不幸事件，应该让王副主任这种对普通工人毫无说服力的官员去职，改由那些特别有鼓动或者煽动能力的内退人员来担任相关职责，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号召力和执政能力。
在王副主任信誓旦旦地保证建龙控股有利于通钢长远发展和职工利益的同时，建龙集团却很不光彩地留下了资本玩家的劣迹：在钢铁行业很不景气的3月，建龙集团曾经有过退出通钢的举措，把自己原来投入的股权兑现为通钢系统内部的优质资产——吉钢和矿山，等到4万亿政府工程启动之后钢铁市场回暖，通钢开始扭亏赢利，建龙集团才再次兴资入主通钢，并且还一举成功。作为国企股权改制的两个重要相关方，吉林国资委和建龙集团原本是谈判对手，给人的感觉是建龙集团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在市场低迷企业亏损的当儿，建龙集团可以随时退出并拿走优质资产，在企业赢利市场好转的时候，又随时可以回来控股，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似乎对于建龙集团而言不存在任何限制而是随时随地可以予取予求。这种情况下，国资委王副主任就算是再有能力，都不可能赢得工人的信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官员还可以尸位素餐，党和政府非要用这样的废物。
在正常情况下，资方可以百分之百实现自身的意志，在亏损时期自由退出让国有资本金承担损失，而谈判的另一方代表国有资产和工人利益的方面却完全不构成对资本的制约，这恐怕不能以官员的无能和渎职来解释，只能合理推定为“官员是资本家的内鬼”所以其作为完全符合资本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鬼”必定与腐败和收买相关。我们十分期待吉林相关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建龙集团能像“如入无人之境”那样予取予求？是什么人在何种条件下给建龙集团开了这样的绿灯，以至于那么多的老工人都完全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就算是竭力为资本积累开脱的自由派人士，例如著名的吴思先生就曾提出过“资本—官家主义”等新词汇来为权钱勾结开脱，就算是他随时不忘记把估计矛头对准政府和官家，吴先生也依然能看到损害普通民众生存权的极端危险性，他曾经这样说过：“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吴思：《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从温铁军教授的精辟见解出发（作为自由派的吴思先生肯定也讲不出不同意见），我们希望吉林省党和政府不要在事后把精力浪费在抓捕凶手等等无谓的细节上，而是首先要集中精力解决为什么工人非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进行应对，为什么当地政权和警察机构在工人中间完全丧失威信等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但愿陈总经理的丧命，能够敦促人们思考资本积累的无止境需要和工人有限的生存权要求之间的平衡问题，也能够敦促政府考虑如何把资本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纳入决策视野，这才是追求“和谐社会”的正道。如果陈总经理的死能够敦促人们面对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的死就真称得上是“比泰山还重”了。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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