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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交锋的基本特点

王永贵 · 2006-10-27 · 来源:环球视野

    摘 要:全球化态势下国际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斗争依然激烈。表面上,西方敌对势力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渗透和攻击;事实上,只不过是他们变换了手段,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的基本特点为:意识形态交锋主线的不变性和长期化;意识形态交锋领域的复杂性和扩大化;意识形态斗争形式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意识形态斗争目的的差异性和全球性。

    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斗争由来已久。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作为新社会制度出现以后,资本主义就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围剿”和攻击,出现了各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和思潮。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西方的反共主义不断膨胀,并最终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得逞。在冷战后和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表面上看,西方敌对势力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渗透和攻击,但事实上,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企图进一步遏制和彻底扼杀社会主义的图谋和伎俩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他们变换了手段和方式,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
    一、当今全球化态势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扫描
    早在150多年前的19世纪中叶,当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敌对势力就把共产主义视为“幽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开头就进行了形象描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从 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从十月革命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狂潮,甚至是武装侵略,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可以说,西方“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壮大。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由于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美国后来居上,成为“急先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垮台,美苏挑起的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宣告结束。一时间,社会主义“历史终结”,共产主义“大失败”等谬论甚嚣尘上,似乎资本主义已经“不战而胜”,似乎21世纪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了,有些美国学者甚至宣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但也有一部分人和利益集团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并认为尽管苏东发生剧变,华约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在力量受到很大影响,但必须继续实施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因为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他们“前进”的障碍,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仍有很大影响力,只有全部“打垮’”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正是这种冷战思维和反共主义的谬论,使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到来之机,运用许多新的方法和手段,不断强化其意识形态渗透,继续实施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略企图。
    西方敌对势力以新一轮全球化作为其对外战略的立足点,把全球化看成是有助于其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因素和手段,极力推行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得勒作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位谋士,从美国总体战略高度上提出了一份较为全面的“建议书”,突出、反复强调和论证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要远比最现代化的飞机和大炮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效应。为此,他发表了题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的文章,极力鼓吹要“与我们的对手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要在全世界“宣传美国的理想”,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因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立场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美国人看来,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朝着美国人所预想的“自由和民主”方向演变,这样在对华政策上实施着似乎较为温和的“和平演变”战略。但1989年以后到90年代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六•四风波”对我实施制裁和敌视政策,阻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随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美国认为它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剩下的对手就只有中国等国家了,于是“中国威胁论”出笼。尽管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遏制论”和“接触论”等似乎“不同”的论调.但总的说来,他们“殊途同归”,其共同企图都是想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促进”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向“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其“西化、分化”的图谋和立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苏东剧变.美国已经把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中国。海外一些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实质的错误评价,就很能说明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径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比如一些海外媒体和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研究邓小平理论声称邓小平理论是“狭隘民族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扩张性”并将导致中国的“地域分裂”等等。美国人可以讲爱国主义,而我们一讲爱国主义,西方就说我们搞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回击西方的这些谬论。
    在全球化态势下,更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是美国搞的所谓《十条诫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出笼于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曾经修改多次,至今共成十项(其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比如,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等等。可见,美国搞的所谓“十条诫令”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因此,即使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我们对外总的态势是要“淡化”意识形态,但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必须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花样和新手法。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大大“刺激”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冲动,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所言,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美国加紧了对华反动广播宣传和渗透。199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有关计划,新建了“自由亚洲电台”,并于1996年9月30日开始对中国广播。此外,原有的对华广播电台也进一步得到加强,美国政府每年给“美国之音”的拨款就达60多亿美元;从1994年开始,英国的BBC对华广播时间由每天3.5小时增加到5小时等。这些电台恶意丑化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美国一直对古巴、朝鲜等其他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制裁、遏制和封锁政策。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势”,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都进行了有力回击,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更趋复杂。
    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的主要特点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考察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情况,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主线的不变性和长期化。在当今全球化态势下,尽管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表面上意识形态交锋没有冷战时期那样激烈,但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并没有停滞。实际上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总体上还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的。这种斗争主要还是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抗和斗争所围绕的主线实质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交锋、论战和较量的核心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将最终取胜的问题。其中,推行“反共主义”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而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克服和消除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则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实际上,全球化“表达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利关系的一种构想,即通过霸权排除不同于其发展主义前提的其他一些可能性考虑。甚至对全球化话语的批评,也不是与这些基本前提相对立、只是更加巩固了它的霸权”:但是,这种全球化构想由于由资本主义来控制和主导,这就决定了这种构想的资本主义趋向,而实施这一构想的“霸权”也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的主线没有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是长期的和艰巨的,这种斗争和对抗有时可能会是很激烈的。
    二是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领域的复杂性和扩大化。当今全球化态势下,国际意识形态格局由于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日趋激化而显现出复杂性,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日趋扩大化。就复杂性来说,各国之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有分歧。同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外,有些国家很难说清是哪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另外,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交错、渗透、吸纳和借鉴的趋势,这种既交锋、对立和斗争,又彼此渗透、吸纳和借鉴的趋势,使得当今国际意识形态格局呈现出错综复杂性。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显现出扩大化的趋势。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制度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共处竞争,资本主义凭借其各方面的暂时优势,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信息网络等多领域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范围不但不会缩小,反而可能会不断扩大。政治上,西方推销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经济上鼓噪新自由主义、文化上宣扬西方文化的“普世”性、社会生活中大肆散播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比如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在迅速扩张。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肆鼓吹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力推销的,以过度消费和高消费为特点,以追求享乐主义为目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主要表现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媒的快速发展,西方强势媒体大肆鼓噪消费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一味地宣传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以至社会的全部文化意识形态都卷入市场的轨道。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卡斯特罗针对“美国大片”、各种“休闲文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的所有宣传,加上从这里到那里的汽车,再加上所有人种的漂亮极了的女人,同汽车一起做广告.还有你们在一些休闲和消费杂志上看到的商业宣传,这些都会诱惑我们的同胞。”“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首都的大街上,叫花子也看这种杂志,它向他们展示豪华的小汽车,伴有女郎,甚至还展示游艇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吗?他们就用这些宣传使人们慢慢中毒,以至于连叫花子都残酷地受影响,让他们做他们达不到的资本主义天上的梦。”这种带有西方色彩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趋向复杂化,而且难度加大。
    三是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形式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当今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特别是交锋的形式上都大大超过冷战以前。一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政治经济力量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期间,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交锋的形式日趋广泛和多样。从政治上看,有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社会制度之分;从地缘上看,有欧盟、东盟、拉美和非洲国家集团等。经济上有南北方之分,文化上有东西方差异,宗教上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穆斯林)集团之分,等等。这样世界各利益集团的特定利益会在意识形态上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都在利用这一“良好”的国际背景在各领域展开激烈的竞赛、竞争甚至是争夺,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的竞争和争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本质上反映各个国家和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根本利益的这种和平竞争,实际上仍是利益之争,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而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通过种种形式表现出来。诚然,科学无国界,科学技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可以消除这种对立;但科学技术为谁掌握并为谁服务实际上大不相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当今高科技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和矛盾在更深层次上的反映。可以说,在21世纪,国际意识形态格局的交锋和斗争会以更加隐蔽和更为深刻的方式表现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和渠道上看,各种传媒尤其是互联网已经成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和新形式。也就是说,西方敌对势力在大力加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手法不断翻新,而且越来越隐蔽化,越来越具有欺骗性。例如,他们利用国际互联网超越地域、时间限制,传播时间迅速和自由开放的特点,对我进行渗透破坏,不仅鼓噪歪理邪说,而且还搞破坏活动。又如,西方某些国家还把充满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装进游戏软件,向我国中小学生出售,发动文化攻势。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意识形态渗透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四是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目的的差异性和全球性。当今全球化态势下的意识形态渗透、冲突、交锋和斗争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一方面是这种斗争的利益取向不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主要是围绕两种意识形态及发展模式谁是正确的而展开的,而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则主要是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展开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西方少数国家企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全球化进程中控制和主宰其他国家,进而成为世界的霸主,以便为自己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力图在这个过程中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民族尊严。另一方面是这种斗争目的的全球性。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主要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间展开,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几乎已波及到全球各个角落,尤其是美国等几个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间的斗争即南北之间对立和斗争更为激烈。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继续在全球化态势下“领导世界”,妄图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上,必将遇到追求平等公正的民族和国家的抵制和反抗。这种反抗甚至将是全球性的。事实上,“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推行其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工具”,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我们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严重危害,防止陷入‘西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使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朝着合公正的方向发展。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2期《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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