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睿：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

王思睿：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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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0-29 10:50:53 来源：中国和谐社会网 ：王思睿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经提供一种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方案：“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大国之道。在“中国之中国”，秦国崛起，并吞六国，靠的是法家学说。在“亚洲之中国”，汉唐明清，雄踞东亚，主要依靠的是儒家学说，辅之以三教合流。在“世界之中国”，中华民族复兴，成为新千年“最后的大国”，需要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中西合璧的新学说、新治道。

      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全球化阶段后，已经涌现过英国、美国等全球性大国和一大批地区性大国。大国兴衰，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中国作为几千年历史一脉相承、人口世界第一的大国，又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既要总结吸取世界大国的一般经验，又要体现中国的特殊价值和符合中国的特殊需要。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一方面要克服妄自菲薄的悲观心理，一方面也要防止狂妄自大、忘乎所以。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国之道必须平衡方方面面的因素，充分展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

      政治：大国民主
 
      最近有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举国上下将滞留朝鲜的人质家属问题视为日朝外交的头等大事，民众、媒体和政府同心协力，最终迫使朝鲜政府让步，将人质家属送回日本。而中国人赵燕在美国遭受警察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互联网络）之间，民众（网民）与民众（网民）之间，却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口水战，嘲讽赵燕和政府的人在网民中占了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这表明，中日两国的国家凝聚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伴随民主主义产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在当今中国，“精英联盟”与社会底层的阶级分化正在加剧，形成举国一致的社会舆论变得非常困难。近来，学者喜欢罗列即行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同时指出民主化迟缓的不利方面：使腐败盛行，世风日下，民心涣散，社会分裂，妨碍中国成长为政治大国或者甘阳所说的“政治民族”，妨碍海峡两岸的政治认同与和平统一，而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入一场战争甚至核大战中。

      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中援引韦伯的看法：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韦伯特别强调，选举政治发达的最深刻政治意义实际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经济发达民族尽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从而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

      与韦伯几乎同时，梁启超也曾说过：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欧洲一百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每一种理想的主义，从初发生之日起到完全现为事实之日止，中间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乃至数十次的群众运动。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韦伯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尤其是，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的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致法律与秩序的崩溃。甘阳的这种转述显然是在影射中国的现状，表达出他对中国重蹈德国八十年前覆辙的担忧。

      甘阳指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中国政治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历来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就必须走向‘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其核心是将中央权力直接奠定在全体公民的授权，其形式由此必然体现为中央权力的全国直选。”他认为：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这一原则同时意味着，公民个体与中央国家之间必须具有直接性的政治联系，不容任何地区共同体从中加以阻断或切断这种政治联系。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由此决不是要以“地方权力”之名来切断或阻断公民与中央国家之间的这一政治联系，而是要使这一政治联系高度民主化。通过所谓“发展地域民主”，决不可能导向“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而是只能导致一个高度依赖性的中央即一个日益受地方权力牵制而无自身独立权力基础的中央。麦迪孙在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就指出，凡以地域权力为基础而无强有力中央权力的政治体制无一不以内乱外患而瓦解，决不可能长治久安；而联邦党人的努力则奠定了美国民族统一的最基本宪政基础，这就是“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因为政府必须达及的唯一真正对象乃是公民人身”，“决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性立法机构”。换言之，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权必须直接受自于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而非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体，不管是省、市、乡、村。

      在中央、地域（社区）、公民个人（或者秦晖所谓“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公民个人）三者关系中，必须以“公民个体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但如何实现大众民主和地域（社区）自治，却有着不同的路径。

      秦晖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摆脱所有的共同体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很晚，“大共同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采邑、村社、行会、宗族等小共同体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共同体的权力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从而解放个性，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而公民(市民)可以与王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如果在西方，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体本位的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本质上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大共同体权力的联盟）的话，那么在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所谓‘联盟’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王权联盟’也并非实指)”。

      秦晖说：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民主国家)，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秦晖的观点与甘阳的观点是契合的。秦晖又说：如今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会经由“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成功地走完西方社会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而实现的现代化过程，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现代化。从逻辑上讲，这种“联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如16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里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并没有使采邑制的废墟上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战胜王权。结果，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集权帝国虽然一度称雄于世，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者。同样，“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结果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在后一情况下，“庄主”现象发展为诸侯现象，一元化体制的解体不是导致公民社会而是导致传统的乱世，“朝廷”的“自由放任”没有放出一个“中产阶级”，却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会变成领主林立，统一国家会变为一盘散沙，但这只是历史上“合久必分”的重演而并无现代化意义。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即由于“庄主”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大共同体的庇护，造成传统一元化体制的复归。这正如西方“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除了可能导致“西班牙现象”外也可能导致“意大利现象”，即由于王权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造成近代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误。

      究竟是“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还是“公民与大共同体联盟”，或者说，是先实行大众民主还是先实行地方自治，具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从改革动力学的角度来说，先实行地方自治的体制内动力比较强劲，从改革的理想模式来说，先实行大众民主的好处比较多。不同的转型路径，将会给未来的政治体制和综合国力刻下深深的烙印，产生不同的后果。目前中国的统治集团，对此要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中国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公民权利和自由、地方自治、大众民主，三者的实现缺一不可。何家栋最近提出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可以在个人自由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社区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法院、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应根据位序原则来处理涉及人权与主权、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纠纷。”

      中国眼下的政治改革要从维护和落实宪法和世界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入手，这是不分左派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共同主张。近一两年来，公民维权运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许多最基本的人权还完全没有兑现。

      在地方自治抑或联邦制问题上，笔者同意甘阳的意见：“中国大陆走向民主的进程只能在既定的单一国家制（unitary state）结构中进行，因为所谓联邦制等设想事实上将会不利于中国走向民主。这里当然只是就中国大陆的范围而言，但我对联邦制等主张的批评事实上也是要间接指出，两岸统一问题与中国走向民主乃是两个层次完全不同的问题，把两者混淆起来在我看来既无助于中国的统一，更不利于中国的民主。”笔者曾指出：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英国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在实质上同类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称之为“复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中国与那些“先邦后国”、“先国后邦”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都不同，它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也曾长期是一个单一制大国，如果中国实行联邦制，惟一的理由是出于海峡两边和平统一的需要。大陆与台湾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一个中国”，并不意味大陆本身先要实行联邦制；如果大陆本身不实行完全民主化，仅有“闽粤自治”也不足以解开“台湾死结”。台湾的联邦制度、港澳的准联邦制度、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陆其他省份的州府自治制度，各种不同的地方制度可以并行不悖，但都要遵循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将是一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政治制度。

      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笔者反对全盘打乱中国现有的省、地、县、乡四级行政建制，实行所谓“缩省”、“废地”、“并县”、“虚乡”（乡政府改为乡公所）的大动作，而主张在保持现行行政区划基本架构的前提下，以地级行政建制（自治州、地区行署和地级市）作为地方自治体，以乡镇街道作为社区自治体，省县两级作为行政派出机构逐渐虚化。（参见《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大区体制的历史沿革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中国省制问题研究》，《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地级行政建制的演变与改革构想》，《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中国市制的变迁及展望》，《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构想》，《中国方域》，2001年第6期；《县制：乡土中国的行政基础》，《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城市化浪潮对县制的冲击》，《中国方域》，2002年第5、6期；《现代国家体制下的中国县制改革》，《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1999年第1期；《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中国地方自治论》，《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等等。）
     
      传统政治学认为小国是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这是建立在民主即直接民主、广场民主的前提之上。在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出现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已经不是实行民主的障碍。甘阳认为，美国联邦党人在政治史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可能的西方传统政治观，在西方以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这一截然相反的“大国民主论”，即认民主在大国更易达成。联邦党人的“中央权力直立人民主权之中”的思想及其在美国这一大国的政治实践，事实上是对西方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关于“共和政体如何可能长治久安”这一问题的最彻底回答。达尔曾相当正确的指出，这是自希腊城邦民主以后民主理念的最大发展。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后说：

      “在大国，思想能在一切方面迅速而强烈地得到响应，观点可以比较自由地传播，其大城市是人类理性之光大放异采和聚焦的巨大知识中心。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大国为什么比小国更快地开化，更快地推广文明的进步。还应当补充一点，即重大的发明都需要强大的国力，而小国政府的国力是薄弱的。在大国，政府一般都有较大的理想，可以广泛地打破陈规旧套和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的天才和事业的闯将也多。在小国，国内的福利事业比较完全和普遍，而且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但小国进入战争状态，将比大国受害严重。”大国和小国各有各的好处，而在“大国民主”的美利坚合众国，“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笔者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大病之一是层层间接选举，例如全国人大由省人大间接选出，省人大又由县人大间接选出，其结果是中央权力距离社会大众十万八千里，一方面是大多数国民事实上生活在政治过程之外，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力基础被逐级架空而无从直接获得民众支持。” 因为如此，中国的“中央”现在是以孤家寡人之势在与各种地方和集团势力相周旋，不但日益力不从心，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实行“全国人大的直选”，通过“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说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国性大选来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

      经济：全球市场与自主产业

      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子的理想目标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托克维尔也说，小国是“自由和幸福”的，缺点仅在于“小国进入战争状态，将比大国受害严重”。事实上，正是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推动华夏诸国形成为一个统一大国。

      在现代工业社会，“小国寡民”的缺点日益突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成为不可能的事。在小国范围内，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布局，也不可能具有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门类的自然资源。因此，当今发达国家中的小国，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其进出口总额一般都相当于或者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表现出一种小国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国、强国，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还是小国、弱国。由此就引出了第二对矛盾：世界制造大国和消费小国。中国的国内市场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许多产业发展几年就市场饱和了，只能打国际市场的主意。

      更严重的问题时，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耗大国和污染大国，同时又是资源小国。中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林木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人均森林面积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但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2010年石油需求将超过3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如铁矿石）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要发展，必须依靠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劳动和智慧来换取天然资源。

      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市场与全球资源，而由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孤立和边缘地位，使国人对经济安全的顾虑不断增加。有三种因应之道，是笔者所不赞成的：一是天下主义，一是孤立主义，一是军国主义。

      天下主义者认为：“由此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管参与其间的人是否意识到了，历史本来就赋予了它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目标要由中华文明的复兴来完成。”“如果中华文化不复存在，即使按照西方的规则中国玩赢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中国人接受了当初他们拒绝的规则。更何况，按照这种规则玩下去，就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生存问题，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能否存在的问题了。”这种话语中隐含着如下涵义：如果按照西方规则玩，中国多半玩不赢；即使赢了，结果可能更坏，譬如说造成全球环境灾难。中国应当按照自己的规矩来玩，走一条新型工业化甚至非工业化的道路，不管别人搞不搞污染，中国都要主动减少能耗和污染，给世界做个好榜样。

      这种依靠“示范”而不是依靠“协商”来改变世界面貌的想法，还是高估了当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主动退出世界能源市场，有可能压低能源价格，把好处让给了别人——例如印度，但世界能源消耗依旧，只不过由别人替代了中国的市场份额。而市场竞争造成的石油价格抬升，倒有可能刺激新能源、绿色能源的研究和开发，早日扭转世界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格局下，仅靠中国一家“讲道德”，“做榜样”，是解决不了全球生态问题的。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中国政府才不肯在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东京议定书》上作出减少排放的承诺。出于天下主义的道德考虑，让中国人放弃工业化和城市化，放弃经济增长，是极不现实的。而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减少环境污染，譬如说实现可控热核反应和氢能源，则要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在21世纪的前半叶，恐怕还不会对此作出很大的贡献。

      孤立主义者主张：改变“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重新回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李斯特曾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军国主义者不同于天下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他们既不赞成重“道德”而不重“利益”的发展道路，也不赞成以自我孤立来保障“经济安全”，而主张以进攻态势来争夺和扩大“生存空间”，通过扩军备战、掌握制空制海权来保障中国的经济崛起。

      上述种种发展战略，都抱有一种“世界革命者”心态，都是让经济发展战略服从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交路线。有人说，“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防止经济依附性过强，否则我们就无法承受西方封锁与制裁，丧失外交利益。”在笔者看来，正确的因应之道是让意识形态和外交路线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相反；是政党和领导人的利益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让国家战略服从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政治野心。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要对抗和推翻现存的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而是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融入“一个世界”，徐图改造与建设世界新秩序。

      20世纪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融入世界，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西德与东德、奥地利与捷克、韩国与朝鲜、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南美国家、19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的对照，都是很好的例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为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让七八亿农民进城，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保证粮食、能源和各种战略资源的进口，第三，进行一系列国土开发和改造的枢纽性工程。

      要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最关键的因素不是中国的制造能力、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对中国开放的世界市场。当中美之间出现争端时，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也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它的市场。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出超）按美方统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几乎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这种出超不仅是在持续增加，而且是在加速增加。这一事实，正是邓小平强调“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物质基础。

      布朗在1992年的一句话，就让中国的整个国家机器为增加粮食产量而竭尽全力地运转起来，不仅延缓了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且背上了几千亿元财政赤字和银行烂账的包袱。这种情况今后再也不能出现了。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劣势资源上追加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国今后势必要放弃粮食和农产品完全自给自足的想法，并把能源、原木和矿产品的进口依赖率提高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外交心态将会接近日本与韩国现在的状况，不再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兴高采烈，而是把保障中东、中亚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国际航道、管道途经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

      三峡水利发电枢纽、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送、杭州湾跨海大桥、几十个核电站，这些都是中国国土开发和改造所需要的大工程。但是，建设这些工程的前提是避免发生战争尤其是核战争，否则，这些工程本身就变成了一堆废物甚至是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在不少人鼓吹“难免一战”、“晚打不如早打”的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这些建设的。甚至连城市化本身也是有疑问的，如果中国的人口日益集中到大城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超过三千万，中国将会比美国更经受不起核战争。

      有人认为，东亚‘四小龙”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不适用于“一大龙”，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的先例也不能套用于中国，但他们都没有讲出充分的理由。

      作为消费者，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廉价优质的商品。现在“中国制造”的风头早已超过了“台湾制造”、“香港制造”，而且正在不断地从低档商品向中高档商品延伸，对于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来说，“中国制造”多多益善。对中国商品感到恐慌和极力排斥的是世界各国的制造业者，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正在逐渐萎缩。首先，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从业者人数占全体就业者的比重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十几。譬如说，美国做衣服的人远没有卖衣服的人多，他们在是否抵制中国服装出口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对立的。其次，现在欧美国家的政治格局是右翼新保守主义抬头，他们比较强调市场逻辑、资本逻辑、消费者逻辑，不像左翼政党那么出于关怀本国劳动者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对中国“农民工”利益的无动于衷）而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的鼓噪，现在还看不到WTO和各种地区共同体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出现逆转的迹象。

      在近一二十年内，中国将继续是世界市场上低端产品的供应者，这并不妨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日不落帝国”时代，英国虽然可以卖给中国铁甲舰和蒸汽机，但它的大宗商品还是价廉质优的棉纱棉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用低端产品棉纱棉布交换中国的高档消费品丝绸。美国也曾经长期用它的低附加值的农产品美棉和美麦来交换中国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肠衣、猪鬃和蛋制品等。在世界市场上扮演什么角色，归根到底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有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因而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吸引外来资本，成为独占鳌头的“世界工厂”；中国人均农地面积位居世界排名的榜尾，因而绝无可能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那样的“世界农场”和“世界牧场”；受语言方面的限制，中国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菲律宾出口家庭服务和印度出口低端信息处理服务的替代者。

      杨帆常常讲述“一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747飞机”的故事，只要这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进贡或带有政治色彩的献媚之举（以换取对方在人权外交方面的让步），而是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就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在国内一名高级技师年薪可以达到十万而一名“农民工”年收入只有五千元的现状下，我们对于美国波音公司职工的高工资福利，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个故事不足以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炒作题材。但是，中国显然不能满足于仅仅成为世界市场上的裤子出口国。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在于，小国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只能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在个别行业搞出名堂（例如瑞士的钟表工业），才有可能完成其工业化；而大国则可以在本国市场的基础上辅之以国际市场，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有了一个全盘工业化的基础，中国才可能有朝一日出口大型民用飞机。因此，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关键是首先开拓和利用好国内统一市场。

      托克维尔说：“英裔美国人所建各州的土地辽阔，以致有人怀疑它们的联邦能否维持下去。对此要做分析。在一个领土辽阔的帝国内，各省或州之间的利益对立，最后可能导致彼此冲突。这时，国土的辽阔可能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害。但是，如果居住在这样广大国土的人民没有彼此对立的利益，国土的辽阔本身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因为政府的统一特别有利于国内不同产品的交换，便于产品的流通，使产品增加价值。”如果不能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的大国优势就无从发挥。如果不建立欧盟统一市场，分散的欧洲国家就不可能与美国竞争。而当前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因素有：地方封锁、行业垄断、劳动力双轨价格。

      中国地方封锁的根源在于各级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对企业生产环节的征税又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在发达国家，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撒切尔革命”，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实行了“民营化”，对生产环节的税收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例已经无关紧要，因此，在欧盟范围内实行经济一体化也没有很大的政治障碍了，更不要说国家层次之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了。在中国，随着县办企业的纷纷倒闭，“啤酒保护大战”已经成为过去的一页，但随着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上马轿车工业，“轿车保护大战”正在更高层次上重演。现在有些“非主流”经济学家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好处，他们首先要说清楚怀念的究竟是什么“计划经济”，是刘少奇鼓吹的托拉斯式的计划经济，还是毛泽东鼓吹的地方“五小”遍地开花式的战备经济。后者正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体制性根源。

      除了地方政府，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另一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杨帆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还是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几家垄断企业联手抬高价格，推迟了国内轿车市场的形成，现在，他们又各自勾结跨国公司，企图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真正在培植国内品牌、设计具有自主产权车型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的，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非垄断企业。反对加入WTO，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培育起国内大市场，中国汽车行业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只有打破垄断，扫清民营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准入障碍，才能使“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成为能够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的本土经济力量，这是台湾和韩国已经做到的正面经验。

      在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劳动力价格一直是各种价格中增长最快的，这样才能逐步扩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培育起一个稳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农民工”工资十几年不变，储蓄和投资率持续不下，政府开支的作用不降反升（从而为交通厅局长和高速公路承包者掠夺民脂民膏敞开了大门）。用城乡二元体制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持续地压低农民工的工资，为资本提供超级的服务和保障，只有在一个极权专制体制下才能做得到。但是，资本永远是短视的、一叶障目的，譬如说，美国资本家只管眼下在中国多赚钱，而不管是否会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导致一部分美国工人的失业。政府则不同，既不能短视，更不能歧视，如果不能逐步提高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就不能形成一个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结构，就不能避免国际经济纠纷的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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