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财经大学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2009-2-15
2009-8-28 修改
茅于轼先生是我国公众非常熟悉的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以特有的执著和一个人挑战无数人的个人勇气，在2008年的后半年，站出来为一个定义不明的“市场”大鼓大呼。他的观点是，
（1）“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2）我国“基本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大饥荒这样的事例“只会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下存在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所以不会发生，而且我国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都很充足，
（3）即使发生粮食饥荒，“也可从国际市场购买”。
他的经验根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在人口大量增加和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全国粮食产量没有下降反而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此3点，他批评中央政府设定的“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的红线是没有必要甚至是错误和有害（于经济发展）的，因为这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上土地供给短缺和高房价，导致了所谓的“资源利用无效率”。
茅于轼先生上述三点判断，依据的毫无疑问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推崇的“市场有效”论，或者再加上一个不明说的“市场友善”假设——“市场永远有益于所有的人而且毫无害处”假定[1] 。我以“市场神话”来标记这种对于市场的乌托邦式的理解。似乎是因为在30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大家受“市场万能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太大了；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所以许多的批评虽然用力不小，却是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自相矛盾而且无力的批评。
茅于轼先生反对“红线”的言论一出，理所当然地引来无数批评，完全同意茅先生观点的人几乎没有（除了“发现”这个结论的、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天则所课题组以外），批评的人非常多，但是能把问题讲清楚的，却又非常之少——几乎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自由市场”框架里。虽然时至今日“茅于轼与耕地保护红线”之争已经归于平息，但是对其中涉及的许多根本性的、深刻的理论范式问题，至今没有展开讨论，因此本文重拾这个话题，借以对“市场万能”神话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为今后还会发生的类似争论打开一条批判反思的新思路。
“市场”真的是万能的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这样认为的。它使用的最多的常规武器之一，就是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把国家计划/战略和市场对立起来，并坚持只有市场才是唯一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途径，政府只要一进入，就有犯“罪”之嫌（“政府犯有降低效率之罪”）[2] ；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很少实际接触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实际内容，甚至不屑顾及这样的事实：直至今天，世界上各国政府首脑互访时所作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制定两国之间如何进行贸易和投资（即结构市场！）的规制。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不屑一顾的，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市场推广之后，一定会发生的经济福利状况恶化的后果，对于这种后果在长时期中最终会在何处终结（全球发展中国家一起沦落为“美国世纪”全球霸主的附庸）这个逻辑的终点，也从来不加思考，从来不予展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North，1999, pp.23-4）曾经对“市场”做过非常深刻的“只在家里说说的”（in-house）阐述；为了说明问题，恕我在此大段引用：
“其实哪里有什么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任何能够好好地运行的市场都是结构化了的市场……就是说，要通过深思熟虑的努力，去让人们竞争价格和质量，而不是去互相残杀……你想让政府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安排好这场游戏，这样你可以强迫市场上的玩家都去竞争价格和质量，而不是去争别的东西。这就是说，你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结构（安排）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这就是说你必须建造一个劳动市场、一个资本市场。我对此的感觉非常清晰，因为在以往五六年中，我担任了世界银行顾问，研究过一系列政策问题，我们所研究的，正是如何把各种市场建造得能够更好地运行。我深受教益。（例如）有了远距离通讯后……在某个时间可能运行得很好的市场，在另一个时间里就不一样了，因为技术可以把原本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改变成为竞争的行业。于是差别极大的政策被制定出来，差别之处就在于：你所希望的这场游戏应具有何种结构（安排），你希望看到何种结果在游戏玩下去的时候出现。”[3]
诺斯的这一段话文字1999年写的；十年以来笔者从来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一位研究者引述过他这个观点；笔者自己也是在翻译工作中，在无意之间遇到这段话的[4]。诺斯因为担任世界银行顾问而走出过经济史研究的象牙塔，他一进入经济政策领域，立刻就清晰地感受到，以不同的方式去结构和安排“市场”，本是政府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依据政府的权威，才可能把市场做一个“结构化”，之后市场才能正常运行。就算市场结构好了之后会具有“隐身之术”，“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仍然是误导的，因为市场除了“结构化”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问题，即“市场”的性质是色种各样的，不可以一概而论。把以互通有无和消费为主要目的的市场（例如比较传统的小型农产品市场），与以快速套现为目的、以分散风险（不排除欺骗）为主要手段、永远遏制不住制造泡沫的巨大冲动的最现代的金融市场对比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市场在地上，另一个在天上；前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是相对平等的，而且市场很难被操控，后一个“市场”充满了信息不对称，以玩家的身份的不对等（强势对弱势）为基础，不仅容易操控，而且事实上一直被操控，里面永远包含着巨大的欺诈陷阱。在“全球化”时代，它的影响所及，包括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市场、所有的人。看懂了这个基本框架之后，再听人们常说的“让市场解决问题”这句话，真的会让人很担忧。
“市场神话”包含的另一层内容，是所谓市场能够良性“自我调控”，即在波动之后永远会回归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均衡点；它所依据的逻辑，就是市场上的价格“由供需双方的力量共同决定”这个假设；这样产生出来的“均衡价格”，被认为是既公平又合理的。这种状态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过，现在也有时可以感觉到，“均衡价格”确实能够比较接近公平合理；但是在市场“价值链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和证券化的今天，“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价格”这种事情即使还存在，也只是在较小的地域范围以内、以较小规模发生的例外；“均衡价格”这种事情已经变成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大概永远也不能再发挥功能了。今天一切具有较大规模和战略意义的商品种类，只要是国际采购巨头能够介入的如石油，还有就是人民一天也不能没有的粮食，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定价的，定价的原则，都已经远离了“供需双方共同决定”这个自由竞争的理想状态。今天世界上一切大宗商品都是主要由国际金融炒家操控的，只有在同“国际市场”相隔离的大山深处，商品的价格还是主要由供需双方决定的。仅仅不久之前，2007-08年，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水平发生过一场“静悄悄的海啸”，国际粮食的“市场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飙升翻倍，而供需两方面的波动均在常规范围之内，远远不能解释价格变动中出现的惊涛骇浪。能够较好地解释这次粮食价格“疯狂”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这个旨在“从穷人的肠胃里开采石油”[5] 的能源－粮食战略，一个借此要达到控制全世界“所有的人”的长期性的全球霸权战略[6] 。
2008年夏天，在中国最偏远的云南的红河地区金平县，笔者访问过的一个普通下岗职工家庭已经一年没有买过猪肉了；在那个夏天，抽样调查数据已经能够显示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在面临食品价格波动时表现出来的“消费理性”行为：以低价格的劣质食品替代通常消费的普通食品。[7]
在主流经济学和所有的教科书上，“市场”总是被假定为一种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可以“自我约束”的“理性”制度。然而在事实上，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那些“市场 ”，是必须从外部约束的，它永远不可能自我约束；今天正在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推崇的“自我约束的市场”理论的一次全面彻底的证伪。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各类银行，在美联储的鼓动下，在格林斯潘发动的“新金融革命”中争相把自己的账面上的资本价值用不受约束的金融杠杆膨胀起来，“创造”出十个全球一年GDP那么多的有毒资产--620万亿美元，从2008年秋泡沫应该破灭的时候至今，坚持不肯减记这种虚假的、有毒的账面资产，死撑着等待它们的政府拿全世界的财富（如果能得逞）来填补它们制造出来的“有毒资产”黑洞。[8]对凌驾于全球经济之上的如此“资本－金融市场”和其下的国际粮食市场，我们难道真的可以相信它们会“自我约束”或者自我调节？我们真的可以放心把自己的“饭碗”托付给会“造毒”的“自由市场”（以金融市场为首）？
英籍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称“可以自我约束的市场”假说为“市场乌托邦”[9] 。早在65年前（1944年），他就警告过，如果我们允许“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如果任由市场把劳动力（人）和自然这两种本来不属于商品范围的东西变成商品、当作商品，并且为了逐利的目的任意在市场上交易，那么人类将要面临的，是万劫不复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在人类千万年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最后才出现的一种制度，它的强势推进引发的是社会的反抗；在波兰尼眼中，经济比市场所包含的内容要宽广得多，社会又比经济所覆盖的内容更大更复杂，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考中，经济已经被等同于市场，社会是被市场覆盖的；波兰尼人为，被资本主义市场驱动的现代社会总的演进过程是一种“双向运动”，一个方向是市场自由放任的扩展，另一方向是保护性的“社会运动”，避免市场从社会中“脱嵌”而出，凌驾于社会之上。政府需要做出的是具有连贯性的政治决策，它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干预 ”，还是规制的制定者和积极的执行者。不允许“市场”从“社会”脱嵌而出，是政府的职责。
在遭遇了无数有事实、有道理、有根据的反对意见之后，茅于轼先生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最近由福特基金会出钱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所达到的结论：中国政府制定并坚持的基本农田制度是错误的，十八亿亩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应该废止，应该马上放开土地市场，让房地产业得到足够的土地资源去开发——住房的市场供给充足了，房价就会自然下降——这种天真的线性思维模式，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事实正好相反。最新的调查——2009-8-26新浪新闻——表明，半数左右被开发商“拿到”的被征的土地至今闲置；这其实不是新闻，事实一向如此。开发商和我们玩的游戏并不难理解，但是决不是“线性思维”能够看懂的。
茅于轼先生所持有的观点，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看都是“正确”的，但是放到中国的具体情景中，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来看待，就是完全错误的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面前已经被全面证伪，现在是彻底批判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侥幸同去年国际粮食市场上的海啸擦肩而过，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让美国的ABCD四大粮商、美国众多的农工商综合企业把中国的市场彻底“打通”（好像也快了）；今天我国食品的供给大体上充足并且是多样的，这是我国政府对仍然活着的农业传统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才维持下来的一个脆弱的、非常容易打破的平衡，2009年春天在中国北方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大旱，2009年夏天在南北方同时发生的严重的干旱，更加显现出我国粮食体系的脆弱和维系的艰难：即使把18亿亩耕地保住，一旦雨水不调顺，国内的粮食和食品供给仍然会发生困难。难道我们情愿在国际粮食市场不可预计的“海啸”一般上下变动的“不均衡价格”中，寻求解决国内粮食供给的支持吗？
在一场“大国博弈”的全球化舞台上，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都应该永远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立足于本土粮食－食品生产体系，同外部和国际市场进行以“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为宗旨的贸易，警惕危及一国人民生存的粮食－食品危机以任何一种方式发生的征兆，否则早晚沦为霸主国家的附庸；在资本强势的经济全球化中，粮食安全将会是常规性地处在威胁之中，永远不可掉以轻心。在强势的生物技术面前，在洛克菲勒家族用巨资支撑的国际食品巨头覆盖全球市场的毁灭性战略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保持自主性，都必须未雨绸缪，不计“成本”地保护自己的本土食品生产基础，包括必须保证的土地和水资源，维护并且改进传统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以传统知识为基础的生产技术、大力支持改进传统耕作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对基础设施实施维护，万分小心地保护维系民生的这个精巧而又“易碎”的基本体系——这是多么艰难而复杂的工程，哪里是一个书生气的“市场万能”论所能包容和理解！
尽管笔者同茅于轼先生有过数面之交，并且一向敬重他“直言”的科学家本色，但是这一次，我也不得不直言：茅先生，市场万能假说实在大谬不然，十八亿亩耕地保护政策不但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可能已经出台太晚。在今天这个以“美国世纪”为主导的全世界霸权-反霸权格局中，我们倒底应该干什么？我们面对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强势的战略性误导，我们自己过度地否定包含了合理因素的“计划经济”理念，我们的发展战略中忽视了必须对抗霸权这个要点，20多年来我们的政策事实上是允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支配我们命运，现在真的是到了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市场万能”神话中包含的逻辑悖论和事实上的谬误，连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都能看清楚了，像您这样敢于直言的科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还要坚持千疮百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什么不反思其中的谬误，为什么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问题上如此执著地坚持谬见，不能听取批评意见？这次您可能真的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
（本文是提交2009-2-18 在河北徐水召开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讨会”的论文，此处略有修改）
索引
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国外社科科学杂志》2008增刊（拙译）
3. 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革的过程》，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99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9.〕转引自本.凡恩：“经济学帝国主义”，2000年（笔者与私人交流）
4. 恩道尔：《粮食危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注释：
[1] 茅于轼先生一向坦言，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笔者在2008年10月中旬有幸与茅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出席同一场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圆桌会议，亲耳听到茅先生这样说：“市场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制度啊！”
[2]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拙译）：“政府犯有降低效率之罪”，《国外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增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 这段话（转引自本·凡恩：“经济学帝国主义”〔即将发表〕的注39）对于还在坚持“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甚至会怀疑它的中文译文的准确性；为此将原文抄录如下，期待高明指教，以改正可能的偏误：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laissez-faire … Any market that is going to work well is structured … by deliberate efforts to make the players compete by price and quality rather than compete by killing each other … What you try to get government to do … is to structure the game so you force the players to compete by price and quality rather than compete in other ways. It means you must structure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s differently; it means you must structure a labour market, a capital market. I feel very conscious of this because for the last half-dozen years I have been an adviser to the World Bank on a set of policies in which we have attempted to look at how to structure various kinds of markets to work well. And it has been an education.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 the structure at one moment of time which might work well, is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as at another moment of time, because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industry from being a natural monopoly to being a competitive industry. And therefore radically different policies may be involved, with respect to the way in which you want the game structured to get the results that you want. ”
见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革的过程》，pp.23-4；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99年；
Douglas North, 1999.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p.23-4；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4] 本·凡恩（Ben Fine）“经济学帝国主义” (Economics Imperialism)，载于澳大利亚，经济学思想史专业刊物 2000年。
[5] 黄纪苏：“火烧经济要火熄”，2008年12月，《国外社会科学》增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
[6] 威廉·恩道尔〔美〕（William Engdahl）：《粮食危机》(Seeds of Destruction)，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7] 朱玲：“平衡食品保障和能源需求”，《经济研究》2008年10期。
[8] “巴克莱银行发疯的会计原则”，译文见另文。
[9]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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