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灵魂。在过去的革命年代，老一代共产党人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刻苦钻研《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时代，新一代共产党人不仅不刻苦钻研《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且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不教《资本论》！当中国人胡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十三大报告）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原理已不完全适用”（《求是》1995—18—16）等等的时候，欧洲兴起了马克思热。英国1999年评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2004年评马克思为“最伟大哲学家”。随着去年下半年世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暴发，马克思热急速升温，《资本论》畅销，达官显贵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对比党章和宪法上写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读马克思的书，这是中国共产党莫大的不幸和耻辱！！！！！
最近，中宣部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最近几十年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极大的削弱；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或基础，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但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随意解释得完全变了摸样！在这样的现状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必须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排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和错误的理解与解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原貌，然后，才能真正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这决不是言过其实，更不是危言耸听或者耸人听闻，而是最顽强的客观事实！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理论问题，看一看这些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随意解释，达到了何种荒谬绝伦的地步，精英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恶劣手段，达到了何等无中生有的程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在《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一文中，以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日报）记者关于“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提问时发表的一段谈话（“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为根据，发表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说：
“前些年理论界曾经很重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错误的，而且恩格斯晚年也已很明确地指出了这种错误之所在。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重视的并不是什么马克思的‘晚年设想’，而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恩格斯实际是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而且，顾名思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之主义。‘修正主义’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好，更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试问：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比，我们现在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那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搞‘修正主义’，我国又何以实现近30年来的巨大发展呢？！
严格说来，搞‘修正主义’，实际本来就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任何发展的形式都是否定’（马克思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式，自然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所以说，如果没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向僵化和死亡。
历史表明，恩格斯在把握现实社会的脉搏方面，实际比书斋里的那位更深沉的马克思要敏锐得多。恩格斯的晚年时期，也正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活跃期。所以，我们阅读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后来赖以构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要素或萌芽（如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长期性、议会道路等等的思想观点）的生成过程，到处都能闻到一股‘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气息’！
譬如，打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我们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谈话：
记者：‘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
恩格斯对我（记者）看了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段话中，对于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最具震撼力的话语就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曾经长期遭到贬斥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当时正是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伯恩斯坦对于恩格斯向报界发表的这篇重要谈话，无疑是很清楚的。
由此，我们自然也就会想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对我们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的这篇重要谈话在前，伯恩斯坦的名言在后。所以，很明显，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实际只是通过继承和发展恩格斯这篇谈话的重要思想而形成的。
也许有人会去刻意咀嚼恩格斯与伯恩斯坦的区别，但我更看重的却是他们的内在一致性。
事情很清楚，伯恩斯坦名言对于恩格斯重要谈话所做的变动不过是：
（1）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变成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2）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变成了‘运动就是一切’。
（3）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具体地落实为了伯恩斯坦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富有价值的新探索。
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实际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但他们又都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而预先讨论‘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则是毫无价值的。他们都认为社会发展问题是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而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恩格斯在世，他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显然也是会表示赞成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恩格斯是主张革命的，伯恩斯坦则是主张改良的，所以，恩格斯并不是修正主义，只有伯恩斯坦等人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和议会道路的新论述，都是构成修正主义的基本要件。恩格斯当时之所以仍然主张革命，其原因也正是在于他对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仍然不足。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沿着恩格斯开辟的修正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这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面对资本主义具有长期生命力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合理的选择，自然只能是走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试想：一揽子的革命长期搞不成，难道就不能走改良主义的发展道路吗？！难道社会主义者能够面对人民大众的疾苦而长期无动于衷吗？！难道无视人民的现实疾苦而只是一味地准备遥远的革命、一味地空喊革命口号，就叫做什么‘革命’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不也正是在不具备革命条件时就要积极推进社会改良吗？！难道毛泽东不是也说过‘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改良吗？！
不仅如此，从根本上来看，伯恩斯坦所谓‘一点一滴地实行社会主义’，实质上也正是一种局部的、渐进性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这种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也并不是背弃和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正是极大地增进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包括了恩格斯时代即已开始获得的民主利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尤其获得了包括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极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利益。
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问：面对这种现实，我们现在难道还有理由继续‘痛斥修正主义’吗？难道世界上还会有什么因为工人阶级（即雇员阶级）的幸福而感到痛心疾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吗？难道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伪社会主义者、伪君子、或者是至今仍在井底看世界的井底之蛙吗？难道我们不应感谢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大师们在探寻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普遍幸福主义道路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吗？！诚然，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探索过程中，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们也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难道有过什么不犯错误的圣人吗？难道那些直接间接地激烈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士们所犯的错误，不是比那些‘修正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还要更多、更大、更持久、而且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更加深远一些吗？！”（蟋蟀：转贴 2007—1—10）
王占阳在以上文章中把自己的两个目的表达得十分明确清楚：（1）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从而达到否定中国革命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主席；（2）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翻案平反、扬幡招魂，为新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等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但是，王占阳的高谈阔论只能欺骗、忽悠、愚弄那些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的人！
现在，我们就从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出发，来解释恩格斯回答《费加罗报》记者关于“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提问时的这段谈话：——“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看一看王占阳关于革命导师“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的断言能否成立？！
1893年5月17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提到了他1893年5月11日同《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内容，恩格斯说：“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附上的《费加罗报》上的《谈话》里看出，象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的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39—71）王占阳所引证的这段话，是否“象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的叙述有缺陷”，今天已经无法可知了。
王占阳断言革命导师“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时引证的那段话，表达了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这一层意思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不是象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那样，非常喜欢设计出一整夽一整夽的“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例如象圣西门设计的“实业制度”、傅立叶设计的“法郎吉”、卡贝设计的“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耶路撒冷等等。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同设计“最终目标”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马克思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34—281，着重号系引者加）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着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选4—193，着重号系引者加）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解释得十分非常极其明确清楚，指的是：“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对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王占阳闭眼不看恩格斯所做的上述十分明确的解释，别有用心地把它歪曲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事情很清楚，伯恩斯坦名言［“对我们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恩格斯重要谈话所做的变动不过是：
（1）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变成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2）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变成了‘运动就是一切’。
（3）把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具体地落实为了伯恩斯坦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富有价值的新探索。”
难道这就是作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精英的学术和道德水平？！
第二层意思：“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这一层意思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在论述“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原则上只论述到消灭资本主义等私有制的旧社会、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为止；而要实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就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打开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在德国实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是不可能的”。
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在1852年3月5日，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就简明扼要地说：
“至于讲到我，无论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8—509）
由于法国人例如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喜欢精心设计“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最终目标”，由于《费加罗报》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日报，所以恩格斯在回答该报记者关于“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提问时，没有直接明确地说明他和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喜欢精心设计“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即“最终目标”，而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既然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不设计“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那末，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最终规律”和“最终目标”的存在。恩格斯也没有直接明确地说明他和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为了实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的必须的前提条件，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运用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暴力消灭旧的私有制社会、建立新的公有制社会，而是说“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德国“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根本实现不了“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那末，言外之意就是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即政治革命推翻“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才能取得实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的政治权力或政治手段。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始终不渝地同冒牌社会主义者作斗争（1882年10月28日，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说：“马克思和我……一生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着重号系引者加］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35—380）），坚决反对凭想象在头脑中设计“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例如：
1. 早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十分非常明确地指出：
（1）“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选1—264，着重号系引者加）
（2）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分析评判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见选1—273～284）
2. 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分子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着重号系引者加］《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和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着重号系引者加］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4—281）
3.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1875年写作，恩格斯1891年发表。）
4.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批判。（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写作并发表。）
5. 1885年10月8日，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十分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证的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着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根本不“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
“这个［“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由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抗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着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选4—192～193，着重号系引者加）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说：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见选1—262～263］，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増加生产力的总量。”（选1—272）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始终不懈地坚持《共产党宣言》的上述理论：两位革命导师始终如一地坚持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必须运用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资本（资本家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国家政权，既可以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也可以根据斗争环境和条件釆取一定限度的非法举措，因为资产阶级随时都有可能实施反共产党人法而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暴力革命和议会道路等都只是取得国家政权的手段或方法策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是手段，实现自己的社会（经济）解放是目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选4—246）“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因为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选4—247）
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们，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即进行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宣扬“议会道路”，主张阶级调和，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因此，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两码亊——前者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王占阳要想证明“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仅仅用恩格斯回答《费加罗报》记者关于“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这几句话（“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是根本证明不了的！况且我们已经证明他既不理解恩格斯的这几句话，又严重地歪曲了恩格斯的这几句话！！！
因此，王占阳首先必须运用恩格斯晚年的大量论述和实际活动向世人证明：恩格斯在晚年不再坚持无产阶级必须首先通过政治革命即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然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即实现“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然后才能做出“恩格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的结论。
如果王占阳不能向我们证明这个问题，那末，他就是在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恶意诽谤！
2008.10.4｜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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