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政体与有效政府

共同体、政体与有效政府

刘海波

王绍光教授《民主四讲》一书总的意图用他本人的话说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也就是说不能把流行的美式全民普选作为政治建设的唯一甚至重要标准。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意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又被禁锢于新的教条，如果说中国学者中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危害了经济改革的话，浅薄的政治自由主义则耽误了中国的政治建设。我愿意从王教授书中的两个重要论点引申开来谈一谈。这两个重要论点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思考很有价值。一个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前提条件。另外一个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关系；相反，某些关键的民族主义要素是民主得以顺利运作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其中一些要素对民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评估王教授的两个观点，特别是认识民主与政府有效性这个问题，需要深厚的理论视野与对历史材料的仔细比较、鉴别。我的视角是将有效政府作为一个结果，我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特征和政体的特征都会影响到政府有效性，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的整合与政体的制度构成都影响到政府有效性。政治科学既需要从政体的角度，也需要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全民普选是否作为制度的一个要件，要看具体的情势。一个一盘散沙、相互仇恨的社会配之以全民普选只会产生最坏的结果。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我认为政治共同体和政体的特征都是可以塑造的。我们需要从共同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       

关于共同体因素与政体因素，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国历史上宇文泰的复古改制是罕见的成功改革之一，使关陇一隅之地最终一统天下，并开启了盛唐时代。陈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有一个“关陇本位政策”。 依据陈先生的论述：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之主因，可以断言也。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籍，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宇文泰的构造，既包括共同体的整合，也包括政体的构造，其中包括了虚构神话和礼仪的使用；也包括实际制度如府兵制、均田制等，结果北周拥有一个比北齐和江东远为有效的政府。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后人称道，实际这个改革解体了鲜卑共同体，胡汉也未能真正融合，反而制造了奢靡之风、腐败政府，河阴之屠可谓肇端于此。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材料，来说明共同体因素与政体因素对政府有效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并非任何人群都可以建立可以运转的政体的，如果没有 “人民”，也无法建立政体。共同体成员间的关系，是否高度认同，一体同心，不仅影响政府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也影响政府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我们美国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作为客观的现象，并非天然就存在，也可能被削弱甚至毁灭。伟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忽视维护稳固的共同体“我们”，虚构的政治论述、政治宗教，经济政策和法律等，分别有助于这个目的。

中国上世纪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政府有效性而言，1900 、1920、 1930、 1950年的中国政府是非常不一样的。1900年，两万洋兵登陆大沽口就能杀到北京，迫使当时的中央政府流亡；1950则朝鲜战争和美国在国门之外打了个平手。1950年的中国在和别国比较的意义上肯定比1900年还穷，甚至人民的平均财富在绝对意义上还少了。但是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稳固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体建立了。如何评价中国上述的政治变化？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中国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体解体的状态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被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其实，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和民族是一体两面。我说，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这么说是否为过？

中国政体的特征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集中制，是否可以有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同情理解？关于中国国共两党的成立和随后的党治，我认为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因此有了很大的进步因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成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政治道德。另外一个方面呢？表现在有效政府方面很明显，无论是在决策的审议还是政策的高效执行上。政治是一个公共的事务，有公共利益才有政治，这方面，中国也是有突破的。比如说拿共产党来讲，以前大家都说共产党有很大的缺点——“六亲不认”。所谓六亲不认，就是说一个人哪怕是做了很大的人物，那么亲戚还可能处在穷困当中。还有许世友的故事，许世友的出身经历，在正常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乱世当中，就是一方草头王。有传说是红四方面军在延安受批评的时候，他要拉杆子出去打游击。他后来说，我们的党是什么样的党，军队是什么样的军队，跟着我走？不可能的事情。许世友只是党内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而已，当不了草头王的。这和英美的军队国家化和政治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否有可以类比的地方。再，毛泽东在党内起落的例子。当年，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创始人，但是中央仍然可以很轻易地罢免他，在遵义会议前有三年工夫闲居。这在北洋政府和军阀军队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打下了天下，你们几个人开一个会，我就回家去了？遵义会议时候呢，毛只是一个闲散的随军行走的政治局委员，却在会议上获得了领导地位。不是因为他有兵权，而是他有正确的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作为中国政体其中一部分，至少在某些时候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里，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反而具有审议性议会的特征，美国大陆会议和费城制宪会议的特征。陈云同志在党内会议的发言颇有伟大议会政治家的发言特点。我们不能按照美国小学公民读本的方法指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还有一件事情，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的政府。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指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掌“中央党部”的职权。国民党的“改造”整顿，不但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混乱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蒋介石在“改造”国民党之时，其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根据《蒋经国自述》的记载，蒋介石对于大陆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对于国民党党改造方案，蒋介石研讨结论是：“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看来，国民党是由“威权”退向了“极权”，方起死回生，建立了有效的政府，不过当时若听从雷震、胡适之他们的话，就是对台湾广大人民而言，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许多政治科学教材的写作，都以“极权”、“威权”、“民主 ”为政体基本分类，实际上是无须表态的一种独断而教条的态度（从语言可知）。我们应当反思。

我曾经把民主集中制同英国的议会内阁体制进行类比：如果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一种体制，保证政治部门对行政部门的有力控制、决策和执行的协调和决策的审议性，同时又对中国情况有可借鉴性，那么当为英国的议会内阁体制。英国体制是议会中产生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内阁，相对独立于议会，既领导议会立法，同时其成员作为关键行政部门的首长督促立法的执行。英国内阁说到底乃是中央政府的政治部门，不是行政部门，内阁和议会之间，乃是政治部门内部的分权，不是立法与行政的分权，内阁的强大，乃是得到议会的支持或对议会的有力控制，不是得到了部门或地方的支持。这种体制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不冲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高度集权而不发展为独裁，在权力制衡条件下实现决策和执行的协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主要适用于政治组织的原则。

民主这个词汇，在人们的使用中，有太多的含义。并且民主同时被赋予价值本身的含义，这样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等于说“好东西就是个好东西”。麻烦的是，人们有经常用指称具体的某种制度的民主同作为价值本身含义的民主混淆起来，也许是一种话语策略。我想人民民主用来描述政治共同体的特征更准确一些，自由民主描述的是政体的特征，党的领导与民主集中制描述的是中国政体的特征。就政体的制度构成而言，只有在具体的条件下才能评判。中国政体肯定不是自由民主的，如果从共同体的特征而言，人民民主在中国不是假的。我的一个同事不同意说毛时代中国是极权政体，他认为是特殊的共和政体。我也这么认为，是严酷的共和政体，有点像斯巴达类型的古典共和政体。

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只看到华盛顿没有造反，大陆会议一举行，华盛顿就得回家去。老说民国初年有一个民选议会，有民主政治家宋教仁，但是宋教仁不死，这样的议会，又能有何作为？我们能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出现一些严重问题后，尽管很艰难，政策路线毕竟能转向“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能做到这些，是要有本钱的，还是共同体和政体这两个因素。菲律宾和泰国就不一定办得到。我国已经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看到，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例如中纪委的设立，试想，没有中纪委，我们今天的腐败会到何等程度？ 

这么多年来，在取得经济奇迹的同时，中国政治发生了衰败（我认为这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以往的政治成就，就不会有经济成长，政治继续强健，经济成就会更惊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被削弱了甚至要被瓦解。在西藏、新疆已经出现了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代表比例大幅度降低了，这并没有增加政体运转的效能，却削弱了共同体的凝聚，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主要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大量普通工农居于这一尊荣无比的机构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国企改制中，消灭了中国特色的低成本的中产阶层，我敢说国企工人阶层的消灭与地方政治的黑恶化紧密相关（例如东北）。新兴白领阶级的弱点是不仅人数少，而且是人民中的游离分子，他们面临过度市场化的环境、呈现极度碎片化的存在状态，他们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认同，他们和他们的子弟不会为国家当兵打仗，如果把典型的外企白领当成美国公民，不是很愚蠢吗？现在中国政治实际上缺失公共性，私门横行，部门利益横行，政治的内卷化和公共性的丧失。所以，不要把共产党的传统看得太坏，这个方面的丧失，反而是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继往开来、返本求实。我们需要珍惜我们的共同体，稳固它，珍惜我们既有政体的优点并不断完善它。

面临今日中国的情势，究竟是宇文泰还是孝文帝改革，是李登辉的政党轮替还是蒋介石的政党改造，更有借鉴意义呢？本文提出这一问题，真荒唐吗？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