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公管

社会主义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公管　　

晨明　　

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公管。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所有，由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管理，必须逐步解决好管理权处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问题，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利用管理权改变所有权。这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领导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创造性地提出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的问题之后，就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所有制包括所有权和管理权、处分权。所有权是所有制中最根本的权利，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就应该同时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也就是说，所有权决定管理权和处分权，并要求管理权处分权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由于分工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有权和管理权、处分权又常常处于分离的状态。这就给有些人利用管理权处分权侵害所有权、改变所有权提供了方便，在实践中，监守自盗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又说明，管理权处分权对于所有权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产阶级，一般并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聘用职业经理人等直接管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形式上是分离的。但资本家和董事会利用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公司章程、各类监督措施、甚至高薪赎买，以求管理权和处分权与所有权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本质上又是不分离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所有制是成熟的。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了，所有权归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全体人民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了。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一切权力归人民的条款。但是实际上，管理权和处分权却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管理权处分权，同所有权不完全一致。新的所有制极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一九五七年我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管理权处分权同所有权严重分离，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完备。首先必须说明，这种情况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产党领导人民获得解放，人民信任共产党；党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必然会同所有权保持一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历史的合理性；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还不是足够发达，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直接掌握管理权和处分权一下子还不具备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党和国家管理人员中，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党的同路人，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在地位改变之后也有可能变坏，他们掌握管理权处分权就必然促使其与所有权分离，化公为私，利用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利益。所以，这种状况一开始就包含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种状况，和生产资料公有，和社会化大生产，都是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初期，管理权处分权同所有权这种形式上的分离危险更大，这种本质上的分离还需要逐步创造足够的、符合实际的条件来弥合。这就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对于这种现实中存在的矛盾不承认或者不认识，就是文化革命前后党内修正主义思潮和种种理论困惑产生的根源。那时许多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矛盾不存在了，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正是基于对这种现实存在的矛盾的清醒认识和分析，毛泽东创造性的把管理权的问题提到了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在实践中多次论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的鲜明的科学论断，澄清了党内错误思想，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党内走资派产生的根源，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第一次走向科学。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任何阶级，都不会允许管理权处分权同所有权事实上分离！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但是党内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从来就没有停止侵犯公有财产，并且从政治上文化上为他们的侵犯寻找根据。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者，是公有财产的唯一合法拥有者。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保护公有财产和党内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破坏侵占公有财产的斗争，一直是贯穿建国六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的主线。不重视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不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思考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问题，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去解决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问题，就是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如的糊涂虫！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应，不存在矛盾；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都是离开所有制矛盾、否认阶级斗争的、完全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伟大贡献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别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厌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选五卷第325-326页）一句“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充分显示毛泽东对管理权的重视和担心，毛泽东把管理权问题看成是所有制方面出现的、关乎国家命运的、“新的矛盾”，提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有可能变质的问题，并赋予“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的权力，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国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时说：“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06页、289页）毛泽东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再次说明了“管理权”对“所有权”的反作用，说明管理权的重要性。在谈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时，他又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同上书第806页）。　　

正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所有，所以，毛泽东一直很明确，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主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力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他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力就不能保证”（同上书275-276页）。“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同上书第115页）这些谈话包括了上层建筑的管理权的问题，但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的管理权的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集中谈管理权问题，特别是明确提出劳动者的根本权利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思考走向成熟。　　

管理权掌握在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就使管理权和所有权保持一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中，必然使管理权同所有权背离，背离生产力发展要求。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必须尊重劳动者的根本权利，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参与管理经济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生产资料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中，还是掌握在极少数走资派手中；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管理国家还是少数人管理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少数人管理国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共产党领导下也是这样。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他们亲自参与才能达到目的。共产党必须尊重劳动者的根本权利（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支持他们监政参政，和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管理国家。以为社会主义可以不要或者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把走资派与共产党等量齐观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观点；那种认为“共产党掌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领导下干的都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是执政党”的观点，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至此，生产资料公有公管的概念呼之欲出。　　

　1960年3月22日　，毛主席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个总方针是鞍钢的党委和群众创造的，因此被毛泽东热情称赞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以及它和苏联马钢宪法的根本区别，就是强调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参加管理。鞍钢宪法体现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公管。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总结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九大期间两次对管理权问题作出现实的判断。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实际上是没有解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管、卡、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毛泽东这两次关于“领导权”（即管理权）的谈话，都是结合所有制问题提出的，并且以此证明“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充分说明管理权问题首先是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有人把领导权管理权问题仅仅看成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事实上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认为，“所有制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显然改变了原先的乐观看法。他清醒地判断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有制变更了，但又没有解决。“变更了”就是指所有权变更了，“没有解决”主要就是说管理权没有真正解决。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即管理权、处分权在谁手里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科学论断，解决了人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长期困惑，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科学基础，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这个科学论断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第一次走向科学。　　

反面教员的教育值得注意　　

近三十年来，党内资产阶级搞垮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先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然后扩大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他们从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和企业领导班子中，赶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全面剥夺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管理经济、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在改革的口号掩护下，利用管理权改变所有权。　　

改革开放初期，高干子弟中就传出一种“共产党所有制”的主张，反映了党内走资派抢占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财产的强烈欲望。但那的确是太露骨了！于是由他们的御用经济学家于光远等提出“国家所有制”的概念来替代。虽然写入宪法时还在后面保留了“即全民所有制”的字样，但在明显不相等的两个事物之间画上等号，指鹿为马、以鹿代马就有了堂而皇之的依据了。全民所有制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全体人民所有制，这和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归人民是一致的。然而，国家是什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毛选五卷第357页）国家所有制等于承认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拥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给他们随意处分生产资料提供了合法依据，当然会受到新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赞赏。国家所有制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复辟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跳板，是反动腐朽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提出的国务院所有制、人大所有制，都没有超出国家所有制的范畴，正像国家所有制是私有制一样，国务院所有制、人大所有制也只能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提出国家所有制的于光远先生，竟然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公有制，可见其社会科学的水平跌到了何等程度！也足证他提出国家所有制就是有意违反常识，替走资派侵占公有财产权制造依据。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只能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自留地还存在，城乡个体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还存在，私有制还不能说已经消灭，但是这种私有制的残余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动态之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还要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与此相应的管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后，又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公管。一个“逐步”，一个“实现”，准确说明了社会主义从建立到建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走资派污蔑我国改革开放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也在这个问题上随声附和，他们在理论上的共同问题就是把生产资料管理权排除在所有制之外，他们不明白，少数人管理经济是私有制的残余，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解决。　　

旧官僚资产阶级曾经用所谓国情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今天，新官僚资产阶级故伎重演，再次抛出国情论，企图对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普及。他们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中国国情，只讲生产力低下一个方面，不讲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人民中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讲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和积累的成功经验，不讲现实的生产力低下和旧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的重大区别，充分暴露了他们背叛党和人民的丑恶嘴脸，却证明不了他们的国情论的科学性。　　

在这种反科学的国情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也根本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其要害是割断了同社会主义的联系。请看修改后的我国现行宪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表述：我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本身就自相矛盾。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无法保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必须限制私有制经济发展才有可能。既然是初级阶段，就必然要向中级和高级阶段发展，就是向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怎么过渡到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除了限制和改造私有制经济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闭口不谈对私有制经济的限制和改造，就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性质，不仅退回到新民主主义之前，而且也退回到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前，哪里还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走资派强调初级阶段管一百年，后来又说要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几十代就是千年的概念——他们企图“埋葬”社会主义的决心多大呀!但历史发展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仅仅三十年，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觉醒就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他们成亿累千万地劫掠人民财产的罪行，使他们篡权的基础摇摇欲坠。　　

    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最重要的、作为改革突破口的一条就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的分开”。事实上，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本来就是分开的——全民所有和国家管理人员经营、集体所有和干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本来应该着力解决使这种分开不侵犯人民的所有权的问题，正如文化大革命所做的那样。但上述《决定》还认为“分开”得不够，《决定》里所说的“适当分开”，实际上就是公有私管，纵容新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及其附庸）利用管理权侵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所有权！因为分开后经营权是不是还要和所有权在本质上保持一致？分开后要不要对经营权进行监督？由谁来监督？怎样监督？《决定》全然不讲。只讲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不强调所有权的主体，不突出所有权者的监督权力、罢免权力和惩处权力，必然造成对所有权的侵害和扭曲，必然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破坏。实践中，在取消“四大”之后，没有制定其他有效的人民监管的法律措施，使经营权完全脱离所有权者——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监督，事实上也为党内资产阶级以权谋私、利用管理权改变所有权性质大开了方便之门。集体经济承包后集体经济一个个搞垮了；国营企业承包租赁后国营企业也一个个垮掉了。最后出现“卖光理论”和“抓大放小”政策，都是必然的恶果。仅存的国有企业，管理权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纸用工合同，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使他们变成了雇佣工人，企业性质和私有制并无根本区别。事实证明，这种取消监督的“分离”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扯下表面繁荣的迷雾，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外资因素，卖掉共有财产、土地、资源因素，内外债因素，同条件相比，近三十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和质量，都比不上前三十年。特别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由国家主人公沦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实际生活三十年来没有提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大大下降；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资本家剥削有功、黄赌毒骗黑、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浪费、“卖”字为纲的败家子经济政策横行，更使得天怒人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是所谓美好社会吗？人民不认可！　　

资改派上台后，一开始就着重在管理权问题上作文章，近三十年改革的历史，主要的就是利用管理权逐步改变所有权、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历史，足以使我们认识到管理权问题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及至为重要性，证明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使无产阶级明确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斗争方向。管理权能否在本质上与所有权保持一致，要不要和强调不强调人民对管理权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仅仅所有权大部分归社会所有了，管理权处分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有制问题就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只有管理权处分权也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里，才能够说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　　

所有制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　　

正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是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阶级还不可能消灭，剥削制度被打倒但也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新生资产阶级还可能产生。弄得不好的话，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就指出：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说，阶级消灭了。　　

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阶级构成，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拿定息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也可称作新官僚资产阶级）、旧社会反动阶级的残余。旧社会反动阶级的残余，人数很少，在人民中没有威信，失去号召力，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外靠帝国主义，内靠新官僚资产阶级，从他们那里拾一点残羹剩饭。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具有两重性，他们既有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面，也尚存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他们既对新官僚资产阶级不满，又对他们怀有希望；其中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独立作战，也必然在社会主义面前失败，他们的复辟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党内走资派身上。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就不同了。他们手里掌控着庞大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政治领导权；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易于迷惑群众，有号召力；有国外修正主义的联合力量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力量；有合法的地位和合法的组织网络，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就容易得多。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第三、四代人身上，不能说没有道理。在诸多阶级矛盾中，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呢？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清楚表明，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同党内走资派的矛盾。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同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的这个科学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使社会主义人民第一次真正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斗争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现在已被苏东剧变和中国的两极分化的实践证实。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今天，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只承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不承认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同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人，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邓小平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现在，这个论断已被实践推翻，没有多少人相信和坚持了；但是有些人却故意把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民营企业家、工商资本家全部推到人民的对立面，称他们为新生资产阶级，而不承认党内走资派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这是完全错误的，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党内走资派掌控着巨大的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今天更是把握和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决定国家经济方向、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仍然要区分两种资产阶级，并非靠国有资产流失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仍是无产阶级团结教育的对象；而只有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及其附庸，才是人民真正的敌人。党内走资派就是最无耻的剥削者、压迫者，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是现代社会腐朽没落的阶级。　　

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主要就是生产资料管理权还不能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他们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产生和存在的思想基础是人性自私、私有观念、等级观念。　　

毛泽东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依据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对多次显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两大论断，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离开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就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重大教训！　　

我们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同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的斗争为纲，除此而外没有第二种解释，任何第二种解释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一直存在两种阶级斗争观，一种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强调重点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种是刘邓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则总是力求以各种手段转移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种是符合实际的、进步的；一种是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情况的、错误的，这两种力量一直在斗争着。当无产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引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曾经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身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转移斗争方向以保护自己。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文革前声称要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市，计划把一批出身不好的和犯过错误的人迁往边远城市（引见漫画家李滨声《拙笔留情.我是文革受益者》）、文革中把大批出身地富的人赶往乡下；文革中湖南发生的一些地方政权赶杀地富子弟的惨案；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出现的反对造反派的口号：“造反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把造反派学生中、群众中出身不好的人称作牛鬼蛇神，都是走资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铁证。当着他们一时得势之时，又会和被打倒的反动派结成联盟，直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人民大打出手，搞反攻倒算。文革亲历者尤西林说：“‘文革’研究者至今不甚懂得，‘文革’中不仅有两种红卫兵，也有两种阶级斗争观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第7页）的确是不易之论。　　

今天，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仍然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个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有人认为，把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确定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新民主主义思想。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毛泽东早就说过：“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56页）现阶段，反帝的任务显然并没有完全完成，反帝反官僚资产阶级（即党内走资派）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怎么能说是新民主主义思想呢？　　

小结　　

当前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我国的政治也已经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我国的文化也已经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文化。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由于已有社会主义实践的培育，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真正共产党人之中，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中间，还一直相当有力量的存在着，战斗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再次迅速强大起来，并在批判西山会议、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批判普世价值、批判零八宪章、揭露卖国主义的斗争和胜利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任务，已经摆在党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面前。重建社会主义所有制，首要的就是要紧紧抓住同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斗争这个纲，以无产阶级大民主为武器，把他们从党和国家核心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把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依靠人民搞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号真正落到实处，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公管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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