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刊载了一篇名为《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的文章。（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0/49/F998.html）读了几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该文在不遗余力地将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同时，却点着鼻子斥责他没有神通。所用语言之尖刻，所举理由之荒诞，所恃哲学思考之浅薄，固然让智者哂笑，但却也可能迷惑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青年——尤其当此文被作为史实转载在“凤凰网”后。为正视听起见，笔者不得不写文批驳。
姑不论政治光谱的左、右，笔者以为凡是崇敬我们民族百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史的人士，都会对《四》文的谰言感到愤慨。因为确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Carr）所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在此文中，笔者并不试图全面地评价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这固然因为笔者能力之限，更因为“冒犯”“1981年决议”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冒险。但笔者深信，不远的将来、在左翼团结的基础上、一个客观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将会形成，并且这一客观的评价将会成为更大团结的基础。
一、《四》文内容的归纳
该文名为“大讨论记略”主要地就是通过回忆当时参加讨论会的老干部的发言，远远超过“1981年决议”地非难毛泽东。如果概括大概，笔者认为《四》文主要想向人们灌输的有3大点：1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一直存在着一条强势的错误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是其总代表；2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其正确思想很难分清，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已经提炼不出较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了，也自然无法以之为指导思想；3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地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在此3大点下，还有很多小问题，比如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等等。用语尖酸，骇人听闻，什么“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什么“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什么“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什么“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甚至毛泽东爱看线装书，毛泽东和毛泽覃兄弟打架都成了他封建帝王“本色”的佐证。凡此种种，让人不忍卒引。尤其是将毛泽东称为机会主义者，恐怕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
当然“1981年决议”最终没有采取他们的意见，因为那样“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四》文对此耿耿于怀，最后在余论中说，虽然讨论本身是“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 但“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言下之意就是“1981年决议”是威权压倒民主的决议。又说“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就是说今天回头看，他们的看法都是真理了，并且是被历史验证的真理了。民主在口，真理在胸，自以为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别人想不接受都不行。是吗？
不客气地讲，你们错了！
二、民主讨论、民主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真正的左翼应该信服马克思和列宁等革命导师一再坚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民主就是目标之一而非仅仅是手段。所以真正的左翼绝不惮于民主地讨论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过，这种民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非雅典奴隶主式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本应该无论在质的方面抑或量的方面都胜过历史上一切民主形式。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形的，所以具体社会主义民主的良好模型，还待来日的实践。不过可以设想，那一定是包含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质民主。
毛泽东是革命的党的缔造者和长期领导者，也是人民的国家的缔造者和长期的领导者。可以说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他自认属于党，也自认属于人民。人民也始终爱戴他为人民的领袖。那么对这样一位人民的领袖的评价，人民要不要有发言权呢？按照《四》文所说，几千名与会者被选择出来——甚至不是选举的，他们畅谈一番毛泽东的功过，如果他们的整体意志通过了，就叫发扬了民主，否则就是没有民主。请问，这是谁的民主？是干部的民主，还是人民大众的民主？
这是第一个问题——形式的问题，以下进入实质话题。
三、所谓“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
不可否认，自1949年后，在治国理政中，毛泽东有一条逐渐形成但又一以贯之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党的路线既不是完全重合，也不是完全平行，是纠缠交织的关系。这条路线后来被归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受到了全面的否定。笔者理解，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两点，1是阶级斗争持续论，2是不断革命论（以下简称“两论”）。无疑这条路线形成于文革前，集中体现于文革中。所以那种对毛泽东的路线，撇开“文革”谈建设或者撇开建设谈“文革”的，都不科学。同样地，应该讲，这条路线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并不是毛泽东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有人说，谈毛泽东路线的国际背景，“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那完全是无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是个整体的史实。笔者认为，恰恰是国际共运中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促使毛泽东形成了“两论”。
熟悉国际共运的人士都应该清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马克思本来预言，只有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却从理论到实践闯出了一条新路。不过列宁（包括托洛茨基）原本设想的，也是苏俄革命成功后，输出革命，引起欧洲的烽火，再靠欧洲支援俄罗斯的生产力发展。结果这条路失败了。那么就面临着在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短暂尝试并迅速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某种意义上，就是先发展资本主义再以此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新经济建设被精英们称道。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始一种不同的实践，那就是公有化和工业化的尝试。斯大林的成就极大，“约.维.斯大林出生时，俄国还用木犁耕地；但他离世时，这个国家却已经拥有了原子弹。”（丘吉尔）若没有斯大林和苏联，中欧可能会被纳粹重新拖入漫长的中世纪。与此相比，卡廷简直就不算个事儿。但他造成的问题也很大。在斯大林的认识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工业化为基础。他和联共（布）如此重视工业化，以至于工业化成了目标本身而非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工业化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工业化需要技术精英，这些阶层在苏联都形成了。苏联是如此重视官僚，斯大林甚至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苏联是如此重视精英，当时苏联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如文学界的法捷耶夫都，被高比例地吸收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里。在苏联，本该逐步消失于社会主义的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进一步扩大了。比起“三大差别”，更重要的是苏联官僚体系（包括精英）和人民的差别，官僚体系中等级的差别，在惊人地扩大。此外，政治迫害大行其道，官僚的腐败初现端倪——加里宁爱用公款向女明星赠送高级皮毛衣服是有名的。毛泽东评之为“猫鼠关系、父子关系”。
将苏联的现象进一步抽象化，就形成“热月反动”的概念。那是指“社会大革命总是对未来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家们同现实和旧传统妥协。革命胜利后乌托邦的社会目标成为形式化的象征，人们还利用它来使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合理化，这些都是革命中常见的现象。”（莫里斯·迈斯纳：乌托邦的形式化-毛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猫鼠关系”也好，“热月反动”也好，在中国也有。“社教”时，毛泽东就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个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了。”（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不仅有，而是多少基层政权已经烂掉了的问题。不仅在基层有，而且“在座的就有”。按此逻辑，革命必须持续，而阶级斗争也必须常抓了。这就是毛泽东建国后路线的由来了。
对此，有人评价说：“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仍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当权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但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认定：党中央已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个估计就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
孰是孰非，历史自会给出定评！
但就算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如此理直气壮地批评他的话，至少需要存在一条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吧？事实是，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路线——个别的抵制是有的。刘少奇曾被作为反毛泽东路线的代表批判，但他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路线。比如，认为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的，是“四清”阶段全党高层的判断。党的一线负责人刘少奇对斗争基层政权可谓不遗余力。又如，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封信，说“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批示：“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势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的观点。（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可以说，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老革命可能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继而蜕变为资产阶级，这些观点都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而当这些被宣告为错误后，却又要求毛泽东个人为此负责。毛泽东领导革命成功，那是大家的功劳，否则毛泽东逝世了，怎么《四》文的等人还兖为公卿、封妻荫子呢？但错误就是“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贪功诿过，到了什么程度！
倒是威望不低、功绩不小、被整得更惨的黄克诚反而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四、发动“文革”的原因
行文到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就呼之欲出了。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就是想解决自己意识中的“热月反动”，而绝不是什么权力斗争和整人。这方面，金冲及有很好的论述，他说：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学者（实际上不只西方、不只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
其实，确如黄克诚所说，如果毛泽东及早引退，颐养天年，不去碍一些人的事，那他定会封为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壮志仍非常之大，想要为人民做事情。“诗言志”，他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水调歌头）他又说：“忍将夙愿，付与东流？！”（诉衷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说的更直白：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传1949－1976）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怎样一种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感啊！它穿越时空，让一切爱国者感动。
除了历史责任感，毛泽东还有强烈的殉道者情结，在另一首不甚为人知悉的《念奴娇·井冈山》中，他说：“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包括自己的发妻、冢子、兄弟、密友在内的大量同志牺牲。毛泽东甚至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惊奇，他对斯诺说，“看来死神对我不感兴趣。”（Interview with Mao）这么多人都死了而我却还活着，幸存者的这种意识使毛泽东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产生了宗教式的献身感——即他的命运就是带领追随者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其他人即使没有毛的这种特殊使命感，也都有着类似的经验，对人员的巨大伤亡感到痛心，铭记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特殊使命感，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无数牺牲烈士的鲜血不至于白流，随时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不至于无谓。
“两论”的理论指向，对形势的严重估计，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感以及强烈的殉道者情结，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了吧？
接下来，笔者想谈一下“文革”失败的意义。
近年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很流行，“存在即合理”几乎被当作真理传诵。由此引申，“文革”既然失败了，那么也就是不合理的。但“存在即合理”只不过是一种对科学的假设，而非科学本身。笔者认为，存在当然有其逻辑依据，因此是合理——合乎逻辑的；但存在未必有益于人类，未必符合客观的发展趋势，所以不能一概认为合理。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序言”中说：“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这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文革”的失败不过30多年，何谓历史的必然，还得留待历史回答。
但笔者想着重强调，“文革”失败了，它没能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这部分地因为这些目标的现实不可实现性，部分则要归咎于毛泽东的妥协。尤其在晚年，他对“文革”只要求一个“三七开”的形式上的肯定，以及“不翻案”的承诺。毛泽东内心如此纠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展开后，邓小平向他写报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卷）但对“文革”中所出现的失控的暴力，对知识分子的凌虐，对文化的破坏，毛泽东无疑应该承担领导者责任，因为他是“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得知毛岸英的牺牲，毛泽东动情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今天，笔者苛求毛泽东，想说：“谁让他是毛泽东呢！”人民爱自己的领袖，会从心理原谅他的失误，同时严格解剖他的失误。苛求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到，而是为了借鉴。
五、唯意志论和历史进步的原因
唯意志论用来解决终极问题，无疑是错误的。
马克思绝不是唯意志论者。列宁也不是唯意志论者，列宁痛心于俄罗斯生产力的低下，把农村看作落后和愚昧的堡垒。
毛泽东是否是唯意志论者，却颇为可疑。他有时候非常务实地计算中国的钢产量，来衡量中国有无成为国际共运首脑的可能。但更多的时候，他却鼓励人民，中国一穷二白，穷得好，白得好。可以说应该认为毛泽东具有唯意志论的浓重倾向。
笔者想，这个需要分3个层次看。1乃是毛泽东个人特殊的经历。他自己本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村少年。他成长为领袖的导师，其个人的禀赋和性格，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915年，毛泽东只有22岁，他未来的岳父杨昌济就评价他：“渠之父先亦务农，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他的确是天才。2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尤其是长征中，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一再证明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了武器的人。那么他们自然也会引伸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技术、物质等外在条件，而是掌握了外在条件的人的结论。3一穷二白，的确是国家的现状，若不鼓励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难道告诉人民需要长期爬行在帝国主义国家后面吗？
必须指出，第2个层次，人决定生产力的结论，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需要人来推动的层面，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巨大价值。马克思曾经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恩格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看来，“新人”的出现，是一个新社会到来的诸多前提之一。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教条，我们必须坐待经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没有明确标准的）水平，坐等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话，马克思本人首先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做律师，做工厂主，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他选择做一个变革社会的革命家。
与“唯意志论”截然相反的，就是“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社会的进步需要生产力发展的赐予，人的觉悟如此，民主、公平和自由亦如此。这其实就是苏联的正统思想。当人们看一下苏联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僚集团专制完全成形，到90年代轰然倒塌，就可以设想其他推行“唯生产力论”的国家会是怎样一个社会效果。
马克思指出那种认为个人的人格和意志，单纯是环境，尤其是生产力的产物的理论，“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而事实正如伟大的哲学家的预言，凡推行“唯生产力论”国家，一定产生庞大的权贵阶层和“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单纯的生产力（经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幸福无关，这个道理是如此普遍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说：“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自由主义学者秦晖则说得更直：“学者们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这也是本文的结论。
我们今天谈论毛泽东，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辩护；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他指引。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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