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与社会党名称蕴含的本质区别

论共产党与社会党名称蕴含的本质区别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坚持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对于工人阶级政党一度取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有原则性保留意见。列宁鉴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党背叛无产阶级立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被玷污的名称，恢复共产党的名称。我们党历史上一度出现关于改变党的名称的思潮。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名称，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和无产阶级立场。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表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改变党的性质和追求，随之到来的就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制度的崩溃。坚持共产党的光荣称号，识别和抵制改变共产党名称的错误思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现，是反对改旗易帜的大是大非。

    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政治分野径渭分明。自从列宁领导建立共产国际开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就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一脉相承的共产党的传统；同时，1951年建立的社会党国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工人贵族势力的大本营，特别是破产了的第二国际右派和黄色国际为反共目的而集结起来的大杂烩。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世界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方向，燃起了世界进步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希望。社会党在20世纪80年代从旧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摆脱出来，与共产党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社会党毕竟是与共产党性质截然不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走着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道路。共产党，社会党，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两种不同的道路，两种根本不同理想的政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曾经出现过抹杀这样两种不同性质政党的做法，但是结局却很惨：亡党亡国。经历过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令人很难相信还会有人对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党认识不清楚。
    然而，就在20世纪末，国内竟然出现鼓吹改变共产党名称进而改变共产党性质的主张。1999年，有人跑到美国公开发表演说，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据我预测，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我们可以推动，大家来共同努力推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名。我们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狂言乱语、无稽之谈。但许多迹象使人感到这也并非空穴来风。
    共产党这个名称，体现着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体现着党的旗帜，体现着党的性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存废，涉及我们党是否改变性质、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共产党这个名称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贯坚持使用的名称。共产党这个光荣的名称，不能改。这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的：“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本文通过分析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名称蕴含的本质区别，划清共产党与社会党的界限，这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坚持使用共产党的名称
    最早提出和使用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是恩格斯。他在1843年10月23日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提出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样的名称。之后，恩格斯就大量地使用“共产党”这个名称了。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起草并发表《共产党宣言》，周详地论证了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最近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组织原则、策略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中国以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读了这部《共产党宣言》，才“入了门”，成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自己的自述和讲话中说明了自己的这种思想经历。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为总纲领，但当时的组织严重不纯。其中，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人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作“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不可救药的蠢材”，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认为：“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从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场的原则性。
    《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爆发了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1848年欧洲革命。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民主共和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都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他们的主张当然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他们是用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欺骗工人。但是，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行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参加了德国的民主派，成为民主派的左翼，主张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便为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因此，在这个特殊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也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与当时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相区别，通常又坚持自称共产主义者。
    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年，随着德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一批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当时欧美国家一般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只能是组织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推翻封建专制、争取民主权利、进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由于这个原因，这时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一般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因此，这个名称就带来了不少相关的麻烦和混乱，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势力，并成为政治气候。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为了纠正德国1875年合并时出现的《哥达纲领》，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帮助工人阶级政党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党主张的界限，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与那种极力回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影响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但是，鉴于当时广大工人群众维护工人运动统一的愿望，和一般工人群众对《哥达纲领》竟然能够作正面理解，“做出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做出让步，暂时不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可见，容忍是有条件的。
    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工党”这件事，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有原则性保留的。他们认为，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来表述共产党的主张是“绝对不行的”；用社会民主主义来取党的名称，也是“不确切的”。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不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1894年1月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序》中指出：“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党在发展，当时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里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在严正声明和坚决批判的同时容忍了这个名称，但他们自己却严格拒绝自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加入第二国际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党，后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是在注意党的建设群众性的同时，忽视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批小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进党内；二是出现了以“苏黎世三人团”、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否定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修正主义几乎在大部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都占了上风，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对此，恩格斯是不能容忍的。他指出：让那些“冒牌货”“留在自己的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恩格斯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落入机会主义领导人的手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说明他们追求真正独立行动的共产党的原则和努力是始终的。
    二、列宁主张：抛弃社会民主党的称号，恢复共产党的称号
    列宁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第二国际的后期。这个时期，参加第二国际的27个党，其中有24个党都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到了帝国主义立场，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使过去在同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中共事的同伴成为交战的仇敌。这使第二国际的各个党不可能再坐到一起开会了。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党，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这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组织向改良主义的演变。
    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等少数左派的党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路线。鉴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党背叛无产阶级立场，鉴于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破产，列宁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抛弃“社会民子党”这个被玷污的名称，恢复共产党的名称。
    早在1914年11月22日，列宁就提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抛弃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恢复共产党的名称。他说：“既然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成为多数并建立一个正式的‘国际’（=在国际范围内为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那么，抛弃被他们地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不是更好吗？”列宁的这一号召，鼓舞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摆脱中派和右派的控制，在组织上与他们决裂，为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奠定了基础。
    1917年4月，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在指出当时党面临的几项任务时，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更改党的名称。”对此，他注明说：“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这是列宁第一次把恢复共产党的名称正式提上日程。几天后，列宁写下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在进一步详细阐发“四月提纲”的过程中，专门列出一个大标题，论证党的名称的问题。这个标题是：“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无产阶级意识的？”他明确提出：“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为了充分论证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称作共产党而不应该再称社会民主党，列宁举出了四个论据：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  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  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群众惶恐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列宁关于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恢复共产党名称的论证是充分的。列宁的这种严肃认真的论证，说明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确立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名称的决定。在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刻，列宁再一次强调恢复共产党这个名称的重要意义。
    列宁说：“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于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做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列宁这样论证的理由有四点：
    第一，社会民主党名称中的“民主”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符合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含义。“‘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
    第二，只有共产党这个名称才能描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结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
    第三，只有称为共产党，才能与破产了的第二国际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第四，改称共产党是为了恢复《共产党宣言》的优良传统。“要知道我们是在恢复举世皆知的老的优良范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其余各个阶级，包括劳动农民在内只有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够成为革命的阶级。”
    基于以上理由，“代表大会决定今后把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并加上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
    至此为止，列宁恢复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共产党的理论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在俄共（布尔什维克）的带动和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工人政党中的革命左派，纷纷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并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相继成立了一大批独立的共产党，形成国际共运史上第二次建党高潮。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共产国际的成员党都是各国从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左派所建立的共产党。此后，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确立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名称。
    1920年，共产国际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21条”。其中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均应改名为共产党，以与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划清界限；必须修改过去留下来的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共产国际是世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集合体。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彻底决裂。就像骆驼难以穿过针孔那样，一切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21条”面前，都休想混入共产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在这时才得到全面实现。
    三、毛泽东指出：改了共产党的名称，就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也一度出现过关于党的名称是否要改的争论。毛泽东在这一争论中坚持认为，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名称，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立场。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外出现了要共产党改变名称的一些言论。因为当时抗战还没有见到最后胜利，与国民党的合作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继续有效。所以，有人在这种形势面前，产生了不知自己“姓”什么的问题，因此提出了共产党要不要改名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及其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指出：“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毛泽东看出了在改变党的名称的背后是对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放弃或怀疑。如果改变党的名称，就毁坏了党的形象。即使当时直接目标的表述是民主主义革命，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毛泽东仍然认为要坚持共产党的名称，而且强调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同时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毛泽东还看出，与俄国十月革命相继发生的其他某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失败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分裂为共产党和社会党；无产阶级不能集中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说明了无产阶级的觉悟还不够。毛泽东说：“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共产党的力量不够强大，社会党人的背叛和分离，使得上述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归于失败。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统一的共产党，是这个国家无产阶级团结奋斗、觉悟较高的表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对此决不能含糊。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大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事先发给了与会代表。因此，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没有照本宣科地宣读这个报告，而是受中央委托，作了一个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敌人越是希望我们改名，我们就越是不能改名。他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己。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无论什么人觉得共产党这个名称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人民喜欢共产党这个名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用共产党这个名称刺激了资产阶级，而是只要你坚持共产党人的本质不变，资产阶级仍然会习惯地把一切“红账”挂在我们身上。这时候需要的是旗帜鲜明的坚定性，而不是政治上的软弱和怯懦。
    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由于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可以利用，反动派不允许共产党人有合法活动的权利，所以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是“以暴抗暴”，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身受三重压迫，处境极为严酷，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出现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社会党那样的改良主义派别，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20世纪初出现的江亢虎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党”，也是昙花一现，一哄而散，没有什么根基。因此，中国没有社会党生长的土壤。自从党的七大以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因而再也没有鼓动共产党改名的问题了。
    四、前苏东国家共产党向社会党靠拢，带来灾难性后果
    共产党的名称是列宁恢复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名称以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名称。一般说来，改换这个名称就意味着党的变质。历史教训表明，只要改掉共产党的名称，其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会随之崩溃。苏东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显示了这一规律性的变化。
    由于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苏联东欧国家的长期熏染，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蜕化变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典型代表就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主义”。这股政治势力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发挥了改旗易帜的作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宣布改名，改旗易帜，直接导致党的分裂和执政地位的丧失，接着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原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下，在党的第2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改旗易帜，宣布抛弃共产主义的旗帜，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最后落得一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丧失了原有的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苏共留下的沉痛教训，成为人类20世纪最发人深省的事件。
    原匈牙利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1989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由得势的“激进改革派”宣布改名为社会党，改旗易帜，放弃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立即造成党的分裂，其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崩溃，坚持共产党传统的党员重新召开了党的十四大。
    原波兰的执政党统一工人党（共产党），于1990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宣布自行解散，改旗易帜，立即分裂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联盟、劳动人民党，党的执政地位丧失，其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崩溃。
    原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于1989年12月和1990年2月两次改名，改旗易帜，公开宣布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造成大批党员退党，230万党员只剩下30万人，其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崩溃。
    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于1990年1月召开的保共十四大上宣布改变党的性质为“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党”，接着于4月正式改名为社会党，改旗易帜，导致原100万党员中52．3万人退党，其社会主义制度随之崩溃，反对改名的党员重新组成两个共产党。
    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89年12月改旗易帜，宣布改变党的最终目标，导致党的大分裂，90万党员退党，党员人数锐减，其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崩溃。
    党的名称的改变以及党的最终目标的改变，不仅导致党的分裂和执政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且还丧失了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条件，在各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地位。丧失政权后的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无论在当政时如何表现，下台后仍然被得势的反对派冠以“滥用职权”、“腐败”、“严重损害国民经济”等罪名，遭到拘捕、审判、监禁。身患癌症的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不得不远离家乡，漂流四方，到处受到缉捕，偌大一个世界，没有他存身的地方，真是凄惨之极。即使那些积极追随超级大国、吃里爬外、带头搞垮本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人们，虽然一时得势、自鸣得意，有的甚至成为剧变后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在美国中情局一手掀起的所谓“颜色革命”中，一个个被打得人仰马翻，下场极惨。
    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味道，不应该只有东欧前领导人体会到，全世界进步人类都应该居安思危，从中得到应有的教益。共产党改名、改性质，改旗易帜，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20世纪留给后人的基本政治常识。
    当然，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挫折，不等于共产党的宗旨和信仰出现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名称的人们大有人在。希望之光没有弥灭。苏联东欧剧变的灾难性后果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极大的挫折，同时也使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的人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有希望把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
    在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原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改名、裂变，重组、分化为20多个党。其中，属于共产党性质的有12个，属于社会党性质的有10个（左翼和中派各5个），公开宣称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断绝关系的右派党只有3个。这些共产党性质的党，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大难之后，在野的共产党人重新奋斗。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也有改名的，但只占极少数。这些改名的党，大都是些小党，人数极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改名也导致党的分裂。其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依然坚持共产党宗旨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掀起“重建共产主义运动”，重建共产党。
    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曾经发生过动摇，也曾想过改掉党名中的“共产”二字，不再悬挂镰刀锤子标志的党旗。但苏联解体、资产阶级反共气焰的嚣张震醒了他们，也从反面教育了他们。他们冷静下来，与党内的分裂活动和取消党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西班牙共产党就是这样。西共十三大击败了“取消派”，决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主义理想，继续把《国际歌》作为党歌，把镰刀和锤子的红旗作为党旗。西共总书记宣布：“苏共的解体不等于西共也必须解体，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或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国内外的一切变革中“决不放弃原则”，“因为在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将会损害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法共、比共、挪威共，都在类似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真正的共产党人经受了考验，认清了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宗旨和共产党的名称。
     五、坚持共产党的旗帜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苏东剧变的冲击已经过去近10年之久，在中国突然冒出要共产党改名的思潮，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其实，仔细听听那些主张共产党改名的人的说教，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改变共产党的名称的要害，是改变党的性质和追求。有人这样推论：“既然共产主义目标是遥远的，既然在2700年的征程里都要搞社会主义，那么，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党，简称社会党，不就更加合情合理了吗？”“社会主义党”就是“社会党”吗？这种玩弄偷换概念的手法，只能表达自己政治上的浅薄和无知。邓小平讲的“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就一定要理解为长达2700年的90代人吗？共产主义的目标虽然遥远，但并不渺茫，也绝对不可能需要2700年。今天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虽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并不说明我们今天不能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了解历史发展大趋势的人，就一定会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的：在今天的运动中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今天的社会主义阶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未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准备。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坚持把实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坚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把最广大人民作为根本力量源泉等主要方面。”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号召党员干部：“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这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那种企图改变党的名称、妄图改旗易帜思潮的正面回答。
    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是清醒的。谁都知道，苏联东欧的剧变是前车之鉴，不能忘怀。一旦取消了共产党的名称，取消了对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存在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前途命运就要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曲折，中国的社会就要遭受历史性的灾难。因此，妄图改掉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思潮，就是企图制造这样一场大灾难的思潮，这是一切共产党人和进步的人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环球视野》2010年6月12日第296期，摘自2010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