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与政绩经济--腐败及两极分化是私有化的产物

生产关系与政绩经济--腐败及两极分化是私有化的产物　 　

干部队伍中前腐后继的新闻连篇累牍发生，应意识到现在的腐败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严重的二极分化是生产关系在分配中的具体表现。经济发展有不同的路径，从前三十年的民生经济到后三十年的政绩经济，不同的路径正是因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制约下形成的。　　

解放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前三十年为发展壮大公有制的经济家底和科学技术家底，主要靠人的因素，依靠工农大众、广大科技工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征服改造、化弊为利恢复与发展经济，是生产力的发展。　　

重视人的因素当然要考虑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考虑经济分配上按劳取酬、财务公开，在劳动上的就业机会、学习培训机会及管理上的选举权等等这些权利平等。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后三十年主要重视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通过改革改制使大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制私有制，职务分工关系改为雇主雇工关系，按劳分配改为按资分配为主。交換流行权钱交易，内幕操纵当然需黑箱操作不便财务透明是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　　

但现在生产关系的攺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倒退为什么会让经济“繁荣”，怎么解释这一现象！也就是判断后三十年的道路选择是否“正确”的关键。　　

权力在服务对象上的异化。生产不仅是发展经济，政绩不仅是完成一些見效快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而要追踪其交換分配环节中谁是最大受益者。不难发现“发展经济”也是生产资料从公到私的“洗黑”程序，在发挥少数精英的积极性，为资本原始积累服务。因此经济发展只讲数字、不分公私“社”“资”进入谁的口袋，因为“政绩”经济与资本积累是密不可分的孪生体，与前三十年的民生经济迥异，这才是形成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在中国历史上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由公到私的交換由权力的从左手到右手来完成，等到洗黑后的私有经济就无腐败可言。所以有人要政府、“国有”尽量放权，加速淌过这被人诟病的公有经济解体过程。所以劳动阶层只看到腐败，权钱交易者只看到“政绩”。由公到私犹如滚石下山，这就不难理解城市拆迁为什么那样疯狂，农民工工资为什么那样难讨，政绩工程光环下总有那么多不明来历的贪官经济，年富力强的资本家亿万财富就只有几年的发家史。 　　

新中国是在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周边战事威胁，工农业生产急待恢复中建国的，百废待兴。因1950年淮河水患严重，新中国政府从治淮开始，抓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农业主要矛盾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全国性江河治理。结合当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通过群众的劳动创造来改造着客观世界，受益于民生。　　

在没有先进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只有铣、锹、条筐、独轮车、夯等工具，完全靠肩挑手推，“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注1)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徐海亮　先生也说，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的规模与成就，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些成就有多少GDP经济，没法计算！因为是公有制，不从成本核算中计取利息、计取利润收益，不为私有资本积累服务，所以只有政绩但没有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政绩经济，只有为广大老百姓利益服务的民生经济。领导层为民生经济服务无怨无悔，没有什么为一已之私的“潜规则”，只叫“为人民服务”。　　

当年的工业，一些科研成果也陆续问世填补国内空白，像1962年，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一万二千吨锻压水压机制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6年，第一个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第一个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我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制造和试钻成功；南京长江大桥落成；1970年，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籼型杂交水稻育成等等。　　

这些都影响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工人农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当时社会舆论视劳动最光荣，游手好闲者放账剥削者贪污受贿者可耻，黄毒赌嫖绝迹，完全颠覆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被剥削的生产关系。　　

现在的生产力，当然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果造水库，有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载重翻斗车等等高度的机械化水平会促使生产的发展。但今年西南地区因水利年久失修旱灾发生，农村的农民缺乏饮用水，只有城市内像昆明市内沐浴行业的消费并不受影响，说明水资源丰富的云南只是资源开发配置成问题。并没考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因为农业不是帮助资本迅速积累的行业；只考虑城市的发展，资本积累聚焦在城市，聚焦在政绩工程、房地产。这是前后三十年的不同之点。　　

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劳动力失去了以前那种自发的主观能动性，血汗工厂苛刻残酷的管理暂时也能增加生产量，但如富士康厂那样一年内发生13位农民工的跳楼自杀事件,告发着社会的不和谐，劳资的紧张关系最终要催发社会动乱、要滞约生产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为少数人大量占有财富服务，能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引向弱肉强食、贫富相残的世界。如今GDP数据高涨，是私有制资本获利的本能需求。　　

搞房地产经济，土地是集体的生产资料，通过地方政府的运作，规划建设一个开发区，当地土地的增值就可以变为资本的增值，这在GDP里是能增加了很多数字的。土地只是改变了使用值，没有创造土地本身。现在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的主体已不存在，只是以使用权代替所有权从农民手中的2-3万元一亩买来然后变成房地产的地价以几百万元一亩卖出，中间环节增加的是政府用公共资源规划构建配套设施，用财政力量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像道路的建设、水电等等的配套、学校医院商业区工业区等凝聚人气的配置安排。这样地级价差形成高位价，但使房地产地价爆涨的收益却不为民生服务，老百姓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下。公共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囤积土地等待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只为少数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创造机会，一夜致富；美名什么投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把劳动创造价值源泉的功绩抹杀了。　　

如果说真有资本购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太平洋的水域，产生了投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不是去占用公共资源配套来增值收益，劳动群众绝对为他们祝贺。　　

通过房地产的土地配置，如何定位土地的使用值：服务于减少城乡差别，服务于改变城乡人口结构；还是扩大城乡差别，扩大二极分化？但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已经没有了民主，封杀了二条路线的争论。　　

有公有制情结的人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如果还在，这地级价差归农村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发展于农业机械化科技化，并趁机让农村部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逐步改变城乡人口结构，作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为消灭城乡差别作贡献，农村土地的转移和农村人口的转业共同考虑。不是功德无量？但在开发房地产的问题上，只有解决路线问题才能决定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涉及到依靠谁、发挥谁的积极性、发挥怎样的积极性问题。　　

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就是说2007年企业盈余就约占劳动者报酬的79％。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注2)。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全党形成共识，要搞市场经济，从准备到深入至今总共才18年时间，如果当时农民在土地上栽棵乔木苗到现在也只是刚成材，据说“民间”资本已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缺乏投资之处了，短短18年能造就一批亿万富翁，权力在交換领域的“扶持”是功不可没的。这样疯长的像印钞机一样快的资本积累要满足它的投资，即使国资让路，国内也很快就解决不了这一矛盾，一个世界没有火拼当然也解决不了这一矛盾。为资本疯狂创造剩余价值的经济当然只是掏空民生生存资源的经济。　　

再从近日报纸上抄摘报道一例引证：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白堂乡有由白堂煤矿、潘家窑煤矿、东梁煤矿3个集体性质的煤矿，根据朔州市政府要求在1995年由潘家窑煤矿进行兼并，注册成立仍为集体的“潘家窑联营煤矿”。2002年11月，平鲁区财政局居然为早已经不存在的“东梁煤矿”颁发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企业性质成了“国有”。2008年3月4日　，平鲁区经贸局又将“东梁煤矿”的产权转让给了潘联矿副矿长徐海福个人。根据山西省工商局2006第2049号文件显示，更名为“山西朔州泰安煤业有限公司”。转让方“甲方”签字的法定代表人是徐海福，受让方“乙方”签字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徐海福，价格是1万元。按照专业评估人士的算法，当时东梁煤矿的保守价值应为3.15亿元。东梁煤矿转让实际上就成了公有变私有、左手倒右手。将国有资产转让给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关联交易(注3)。这是权力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典型例子。　　

分配、交換不能创造价值，只是转移价值，但颠倒为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各种价值观屏蔽了，所以社会认为劳动没价值，劳动人民被看不起。这里，我们看到，“把资本、土地、劳动综合在一起，抹煞其间发生联系的社会形式，是非常荒谬的(注4)”。只看GDP，只讲经济发展，应认识权力私有化的腐败促使生产资料私有化才是发展经济的驱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才造成了严重的二极分化问题。　　

新中国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容易，但旧社会私有制思想意识的改造就不是几十年所能完成的，要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掌握权力者、社会管理层始终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克服权力特殊化、私有化腐蚀，是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任务。　　

在封建社会权力为皇室的私有服务，私有制促使私欲的膨胀是天经地义的，皇室权力用僵化的管理制度与基层权力用灵活的潜规则、在明制度制约与暗规则反制约中争利，也是私有制本性决定的。经改造的“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形式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队伍借用，只是职务分工作用，上下级权利是平等的。某些人其私有特权如果产生、是靠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觉悟来自觉抵制或互相批评来克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群众监督约束管理层权力的制度建设并未健全建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不可能有健全建设。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革命的参加者往往出于要解放自已或解放本阶级的革命自觉性，所以群众监督是次要问题；但掌握政权后，对于很大一部分作为民主革命的“功臣”来说，解放自已的目的已达到，但作为农民阶层要焕发为社会主义革命破私立公的自觉性、其思想境界未具备，所以群众监督的制度建设已升为主要问题。只是建囯初百废待兴，历史条件不能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而已。特别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后，局部范围官民权利的不平等、权力特殊化搞“五风”已趋严重。只是工农群众还没有监督约束干部工作的水平和经验，也没有完成制度建设，中央只能集全国的资源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具体问题，像“三反”“五反”等。　　

“毛主席在派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担任社长抵制‘浮夸’时，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会这样？阻力来自哪里？”说明二条路线的斗争是政权成立后就长期存在的。　　

“1958年11月23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一’、‘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身边的人回忆，毛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23日　，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　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　，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注5)　　

当年公开二条路线的斗争通过党内辩论解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着主导地位；现在只是用不讨论为理由封杀了一条而已。源头还是潜伏在前三十年，不能把前后各三十年割裂开绝对化看问题。　　

现在干部或精英的弄虚作假已没干扰因素，有殷实的经济家底可摆布，更能在名和利上双丰收。当年也有产量虚报，统计数据作假。我举个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当年上级重视积土肥，领导吩咐社员把几担草、树叶沤在村口的池圹里，几天后池水变黑，几万担土肥积起来的成绩就上报了。有生命的荘稼不懂弄虚作假，没有施肥它就没有丰收或不善于“丰收”，“丰收”的只是在统计报表上，一年一年只能往上加。产量最后高到放“卫星”，只逼得农民把口粮当余粮卖给国家，弄得农民消极怠工，在自然灾害面前促使了 “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并不是说就没有逆流在基层猖獗一时。像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前十条”当时是要求直接贯彻到生产队一级的，但我清楚记得就是宣读一遍而已，基层干部并没有贯彻执行过一字，一风吹过。　　

当然，现在的政绩工程其气势与当年更是不同，例如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万元的内蒙古清水河县，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造一座新城，已经历时十年的这场造城运动，除了立起几座现代气派的政府办公楼，其余便是一堆“烂尾楼”。(注6)只不过当年弄虚作假的对象是有生命的荘稼，后果更严重而已。　　

所以说，当年的产量年年加码直到骑上“卫星”最后造成“三年困难”的“干部”路线、与现在的政绩观带动房地产热的“精英”路线是一脉相承；当年像“桃源经验”的斗争群众与当今的劳动观贬值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反映了权力私有化从不得势到得势的历史中的不同生存形态和表现方法。　　

对生产关系建设的历史局限。农民是中国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它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下，所以显示了它的革命性。但它受阶级性的局限，革命成功自我解放后，一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从放产量“卫星”到造成“三年困难”，在毛主席生前鼓吹共产风到他生后“承包到户”，这自私自利、左右游离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帮了走资派复辟私有制的大忙。　　

现在，严重腐败、严重二极分化为特征的生产关系造成了新的三座大山，这是中国农民为革命方面军的历史局限性下的历史结论。　　

毛主席生前对走资派的警觉、以文革的巨大投入来培养学生和群众进行斗私批修的预演、说明了他的强烈预感。　　

共产党的队伍并不是个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改造人的思想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展开，权力特殊化、也就是私有化的欲望始终存在，私有制在中国的回潮从根本上说不是资本本身的力量，而是资本欲望的力量，因为它世界范围的私有经济环境还存在。　　

建立适应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官民权利平等、普及劳动中的民主自由权利这一生产关系，才能抑制权力、资本或分配、交換方面的所谓民主自由权利，因为后面这些权利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都只能让少数人得利受益。举个例：“只要按期限上交一亿元的保证金，谁都可以参加XX收费路建造的招投标报名”。这一招标公告，看上去人人机会平等，但机会实际只是给那些有敛财欲望并早已占有资本的人，劳动阶层是没有机会的。反过来不是以资本为条件，而是以劳动的能力为条件，那就是资本失去了“人人平等”的机会。　　

所以资本意义上的平等，对劳动阶层来说就是特权，而不是人权。　　

像市场经济这一只把劳动群众驱入社会自相竞争而看不见的手，吹捧它的人绝不是去“享受”它的人，这怎么算是平等呢？像公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款出国“考察”消费等“三公”降不下来，为什么不交市场化来解决？只要让具备投标条件的干部公开参加招投标，让低消费的财政计划中标并委中标者当领导，高消费不就会降下来吗！同样，贪污腐败成风、公共财政不透明、公务员财产不公开……让具备投标条件的干部公开参加招投标，明示如执政将承诺什么样的财政透明度、财产公开度、受群众监督自觉度；让最透明的中标当领导，不就会改观吗！　　

但社会管理层只是把劳动层驱入市场竞争，只有失业的劳动层，而让市场化制造社会断层；让管理层自已保留在特权断层内，绝对不沾市场竞争的边，没有失业的管理层。他们在社会管理职务上绝对不敢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不愿争取这一权利上的平等！　　

现在一心为公的公有制信仰被抛弃，自私是人的本性被广泛宣扬与实践，坚定不移地在体制上让劳动层监督缺位，只让社会管理层自已管理自已、自已监督自已，公务员财产、公务预算开支都是“私人隐私”“国家秘密”。权利享受上管理层把劳动阶层排斥在外，但劳动阶层的生产资料所有上又把它管理在内，这样的社会存在管理阶层的内部清廉能实现吗！　　

从学校中走出来的农民新一代，受社会关系的制约成为有知识的农民工而走向社会，以后将有更多失业的知识农民走向社会，将成长为新时代的工人。如佛山本田农民工的罢工事件为通钢工人罢工增加了新的意义，虽然后者的革命性是前者无法比拟的，但已看到农业工人阶级意识的新生。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希望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精英治国，代表管理层少数人利益垄断公共资源，历史就走不出腐败的怪圈，不管主流精英是否有“为民作主”“以民为本”的善良动机；只有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治国，掌握公共资源，促使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走出知识分子只是私有制度的帮忙或帮闲者的历史定位，这样的生产关系才是解决腐败历史的拐点。　　

牛仔            完稿于2010.6.8　　

关键词：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民生经济、政绩经济、腐败　　

(注1)：原载：人民网强国论坛，见“前三十年水利工程成就”一文。　　

(注2)：引自　2010年5月28日　《作家文摘》丛亚平、李长久文：“基尼系数超0.5可能致社会动乱”.。　　

(注3)：引自　2010年5月31日　《报刊文摘》“价值数亿元企业贱卖个人引质疑”。 　　

(注4)：引自姜晶花张梅编译的《资本论》通俗读本164页第7行。　　

(注5)：摘自《鸟有之乡》刘德中的网文：“毛泽东与刘少奇谁应为三年困难局面承担责任”。　　

(注6)：引自　2010年6月7日　《报刊文摘》转载王景曙的文章：“谨防以‘发展’的名义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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