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再次抹黑毛泽东

周天勇再次抹黑毛泽东
觅雷　　

 　2010年7月21日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等亲切会见了与会代表。

会上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这在中共89年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向党内右派们敲警钟，严批歪曲党史的错误倾向。会议上，特别批评了两件事，一是夏宇立在香港花钱出版《史说长征》，文章中把毛泽东描绘成野心家、阴谋家，而为叛徒张国焘开脱；二是郭道晖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搬出一些查无证据的说法，如毛泽东自行加进“万岁”口号，已证实是无中生有。党史工作会议发出的讯号，就是要回击那些歪曲党史的严重挑衅和羞辱。


   然而，8月22日，“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身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　任周天勇　教授在发言中说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就是我看中国经济增长，1700年的时候，英国人给我们算是占全球22%。1820年32.9%，占1/3。解放前1949年的时候占全球5%。到1979年，最低的一个数字是1%，将近20%人口创造1%生产总值。这30年我们又干到8%、9%，所以非常不容易。”（原文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2506915.html）

8月22日，“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图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发言。摄影/人民网记者 郭亚飞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　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５０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１９８０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１９５２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２６倍多，达到４１００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３.５倍，达到２９３万吨；原煤产量增长８.４倍，达到６.２亿吨；发电量增长４０倍，达到３０００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１.０５亿多吨；钢产量达到３７００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５３倍，达到１２７０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１９５２年的３亿亩扩大到现在的６.７千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７.５倍，１９８０年同１９５２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１倍，棉花增长１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１０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１９８０年与１９５２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１７５亿元增加到２２６３亿元，增长１１.９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２７７亿元增加到２１４０亿元，增长６.７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１９８０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７.７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１９８０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１９５２年提高近１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１９８０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２.０４亿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７倍。３２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９００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内的合成军队。 　　　　

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１２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PRCDoc/DL/DL-177506

    以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1949看到1980年建国三二年来取得是主要成就，其中不论工业、农业及城乡工商业和外贸等经济都比解放前的1949年都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才是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1949年到1980时关于经济方面的历史决议！这才应当是党在1949----1980年关于经济方面的真实历史！

   
    然而身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的周天勇却视党的决议不见，视历史事实于不见，公然抹黑说1949到1979年以来以毛泽东、周恩来、包括习近平父亲在内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搞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公然说这期间经济占全球是1%，比蒋介石倒台时5%差了一大截！

    众所周知，毛时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佼佼者。可见，经过毛时代，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排名肯定是上升的，周天勇的数据肯定有问题。而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毛时代类似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消费大部分并没有统计在GNP中。比如，文革时期，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放在农村，大搞医疗下乡为农民服务，大搞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农民吃药看病很便宜，甚至不花钱，从统计上看，其GDP绝对没有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产业化的医疗产业高。因此，国内外所有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毛时代GNP被低估。况且，毛时代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没有外资，而现在中国GDP中外资成分至少占三分之一。（蒋介石时代，1937年的GDP很高，因为很多地方如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工业相对发达。1945年后则是美国资本大量涌入。秦晖及周天勇等白痴就借此认为蒋介石时代经济发展成绩伟大。）第二，毛时代物价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年光物价就通货膨胀了将近二十倍，经济数据当然也被浮夸了二十倍。第三，毛时代的GNP主要是高科技为龙头的高端产业，这与改革开放及其他殖民地经济完全不同。毛时代建立的完整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以核工业、大飞机、航空航天工业为代表，也许从数字上看，远远没有沿海的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厂的GDP高，但是哪一个含金量高，哪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哪一个有害，一清二楚。

实际上，周天勇的观点早就被铃兰台、邋遢道人、奚兆永等用铁一般的历史与严密的逻辑批判得体无完肤，而周天勇却不知悔改，不知廉耻，继续裸奔，这一次裸奔到了深圳。比如铃兰台文章中谈到：　

【中国官方公布的1978年GNP是3645.2亿元。此外，麦迪森等人在关于中国的最新论文“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中提出了一个见解，这就是中国官方的GDP数字，前三十年过低，而后三十年过高，为此他们提出了修正。修正的结果，中国1978年的GNP为6551.33亿元，比官方的相应值（5170.55亿元）高出26.7％，这是按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结果。那么折回到官方多年来采用的1978年不变价公布的数字，对1978年按低估26.7％进行调整，得出实际的数字应为 3645.2亿元 × 1.267 ＝ 4517.8亿元。

周教授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贬得一文不值，然而事实是，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的GNP从575.5亿增长到了3645.2亿元，年平均增长6.81％。更值得注意的，如果前述麦迪森等的说法能够成立，即1978年的官方GDP数字被低估了26.7%，则1950－1978年间的年增长率还要快些，达到7.72%。这样的发展速度，放到战后的全球视野下也是毫不逊色的。根据程恩富教授对1950－1980年社会主义阵营（苏东和中国8国）和资本主义阵营（16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作的比较，中国的表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间，GNP年平均增长6.44％，在进行比较的24个国家中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长4.18％，次于日本、希腊、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居第5位。由于同期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2％，而GNP的增长率高达6.44％到7.72%，因此人均GNP的年增长率大概在4－6％之间，这个事实说明，前三十年绩效不是好、而是很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麦迪森还认为，官方公布的1978－2003年的平减指数系列有问题，导致了GDP增长率高达9.59％。他们测算的结果，平均增长率只有7.85％，就是说，改革前后中国的GDP发展速度大体上旗鼓相当。】

    周天勇公开抹黑党的历史，妄想丑化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习近平副主席近来强调的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的指示置若罔闻。和李锐之流反毛反党者有同流合污之嫌。身为中央党校的教授，公然违反党的纪律而挟私货，我作为一个共产党的信仰者，很希望对周天勇这种故意抹黑党的反党行为进行开除公职及党藉的处理，以正视听。

    周天勇已经多次制造白痴式的谣言了。请看铃兰台、邋遢道人、奚兆永等人附文，看看周天勇是什么智商。这个人屡次制造十分搞笑的言论抹黑毛时代，已经丧失了公信力。由于民心向着重庆，深圳方面也只能请到周天勇这种垃圾去给自己鼓吹了：　　

附文1：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学习时报》刊出了人民大学周姓教授的长文，题目是“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以下简称“选择改革开放”）。文章题目之大、篇幅之长、使用的数字之多，给人的印象貌似权威发布。其内容，是通过恶贬前三十年，来为改革开放提供正当性依据。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理论工发出自己的声音，赞颂之或反思之，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学者为国家和民族“立言”的责任所在。但是，“立言”需要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像样的立法。如此严肃和重大的论题，立论必须合乎真实的历史与实践，论据更需确凿和具有可信度。然而，在读了“选择改革开放”一文后，让人感到是震惊和气愤。周教授在文中罗列了大量的数字和事例，这里不可能一一地加以检证和评点。笔者注意到的，是文中有这样一段关键的话：“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 2 / 3。”这段话，把建国后前的三十年贬低到了一钱不值。

周教授对于他的断言和数字，并未解释资料来源，也没有提供注释。他说的是真话吗？他提供的数字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

首先，因为涉及到不少数字，需要提一下资料的问题。在国际上，汇集了长时段的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数据，尤其覆盖到1950年以前的数据，据我所知，目前只有麦迪森教授的一种（例如，”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麦迪森的数据，覆盖了从公元1年起直至21世纪，前后2千年的时间跨度，提供了有关购买力平价GDP（PPP－GDP）、人均PPP－GDP和人口等方面的详尽的信息，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资料源。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两家也提供类似的发布，但分别只限于提供1960年以来与1980年以来的数据。除此之外的其它来源（如CIA）都可说是上述麦迪森、世银和IMF资料的衍生物。“选择改革开放”的断言“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如果他真有依据，这个依据只可能是麦迪森，而不可能是其它版本。

接下来的问题，麦迪森的数据是怎样言说的呢？麦迪森版本只提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PPP－GDP）数据，计量单位是1990年国际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1948年，有51个国家的人均PPP－GDP数据在列，其中没有来自中国的数据。为了能够比较，选择了抗日战争爆发前1936年的数字（597国际元），这一年被公认为民国经济最好的年份，来作为中国1948年的数字。不幸的是，对所有52个国家的数据排序后的结果显示，当时的中华民国即使拿出了顶尖的数字，也还是敬陪末座，亦即排在了第52位（印度排第51位）。何来的“排世界各国第40位”？周教授应拿出他的数字来源来。

事实上，按照麦迪森的数据，不仅中华民国1948年是倒数第一，在中国有数据的1890年（37国）、1900年（40国）、1913年（64国）、1929年（52国）和1936年（51国）这些年份，中国的人均PPP－GDP的排名全都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各国倒数第一！有关的情况见以下的图表。

很清楚，周教授玩了个小把戏，试图给读者制造错觉：民国1948年的人均GDP都能“排世界各国第40位”，蛮不错嘛，我们现在不也才排到了百位左右？周教授以为读者不会追问，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参加排名了？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周教授不幸一下就被踩住了尾巴。玩这种拙劣的小把戏来试图抬高民国和贬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心理是阴暗的。

其次，关于“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这里提供若干具有确凿来源的信息。

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PPP－GDP在139个有数据的国家中以人均978国际元排名第112位，印度以965.6元排名114位，中国高于印度2个位次。读者注意，这是中国自1870年被印度超越以来，108年间第一次超越了印度。（见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提供的数据，1980年，在148个有人均GDP数据的国家中，中国以311.63美元（市价值）排在第130位，高出印度的262.44美元约15.8%。印度排名138位，比中国落后8个位次。遗憾的是，IMF只提供了1980年以后的数据。也无妨，因为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在全中国运作，做为1978年的邻居拿做比较，并不失一般性。

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发行的World Factbook和世界银行发表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有154美元（市价值），是印度的3/4，在206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印度以203.78美元排193位，比中国高10个位次。不过，CIA和世行这个“154美元”是一个严重低估的结果，是当年冷战思维的产物。“选择改革开放”的肯定不知道CIA提供过如此低的一个数，否则的话他一定会采用的。他没有。他在文章中提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是254美元。

为什么说CIA和世行严重低估了呢？中国官方公布的1978年GNP是3645.2亿元。此外，麦迪森等人在关于中国的最新论文“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中提出了一个见解，这就是中国官方的GDP数字，前三十年过低，而后三十年过高，为此他们提出了修正。修正的结果，中国1978年的GNP为6551.33亿元，比官方的相应值（5170.55亿元）高出26.7％，这是按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结果。那么折回到官方多年来采用的1978年不变价公布的数字，对1978年按低估26.7％进行调整，得出实际的数字应为 3645.2亿元 × 1.267 ＝ 4517.8亿元。将这一高一低两个GNP值按1978年的美元汇率1：1.684进行换算，分别得出225美元和285美元。比世行的154美元高出很多来，则在1978年的世行人均GDP（市价法）的排名单上，中国的位置当处在第189位（倒数第18位）与第180位（倒数第27位）之间，分别高出印度5个位次和14个位次。

此外，按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组织数据源提供的数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国际上188个国家中排名175位。

何来的“倒数第2”？以上大量事实说明，“选择改革开放”一文的是在信口开河。

换算成美元，不过是为了给实际的生产物或产值寻找一个“当量物”，说难听点，也属一种把戏。由于美元汇率及其真实价值经过若干年就变得面目全非，也由于难以准确地把握一国货币在对象国的真实购买力，因此，不论是用市价法还是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一国GDP的美元当量，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充其量只能拿来做参考，而不能作为确凿的评判标准。像周教授那样，通过障眼法和捏造事实（所谓民国1948年“排世界第40位”和所谓“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来美化最差的、来丑化较好的，实在匪夷所思。这不是中国的最高学府里为人师表的学者应有的行为。

不要忘记，按本币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就会被汇率的把戏绕昏头。周教授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贬得一文不值，然而事实是，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的GNP从575.5亿增长到了3645.2亿元，年平均增长6.81％。更值得注意的，如果前述麦迪森等的说法能够成立，即1978年的官方GDP数字被低估了26.7%，则1950－1978年间的年增长率还要快些，达到7.72%。这样的发展速度，放到战后的全球视野下也是毫不逊色的。根据程恩富教授对1950－1980年社会主义阵营（苏东和中国8国）和资本主义阵营（16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作的比较，中国的表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间，GNP年平均增长6.44％，在进行比较的24个国家中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长4.18％，次于日本、希腊、西班牙和罗马尼亚居第5位。由于同期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2％，而GNP的增长率高达6.44％到7.72%，因此人均GNP的年增长率大概在4－6％之间，这个事实说明，前三十年绩效不是好、而是很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麦迪森还认为，官方公布的1978－2003年的平减指数系列有问题，导致了GDP增长率高达9.59％。他们测算的结果，平均增长率只有7.85％，就是说，改革前后中国的GDP发展速度大体上旗鼓相当。这个意见，值得学术界探讨和研究。

最后，周教授所谓“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这里不再一一归纳结果。下面这张图“公元以来人均PPP－GDP的中、印之比”显示的是根据麦迪森数据算出的2千年来中国与印度的人均PPP－GDP之比。公元1年，两国的人均 PPP－GDP都是450国际元，即两国的起点是相同的（图上纵坐标等于1的线）。读者可以从这张图并结合本文前述的各个事实，自行加以检证。有关中印比较方面，帖文“邋遢道人：《学习时报》显然不是一份严肃的刊物”，极有说服力。

周教授如果以为，以他那种拙劣的、胡编乱造式的恶劣手法能够为改革开放运动的正当性提供立证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是在为改革开放唱赞歌，而是在以一个反面教员的角色帮倒忙。

附文2：

炮制毛泽东时代不如蒋介石时代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

　　《学习时报》显然不是一份严肃的刊物　　　　

　　刊物大致可分三类，一类题材严肃，资料翔实，信息可靠而且有出处，这类刊物现在很少。另一类题材乱七八糟，只是为了猎奇，内容胡编乱造，这些主要是地摊上卖的，数量最多。还有一类看起来题材也都很正经，但内容不讲究，资料可信度很差。这样的刊物也比较多。　　　　

　　今天看到《学习时报》刊物一篇题目为“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的文章，结论是《学习时报》显然属于前面第三类刊物，因为“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是个很大的题目，很严肃的题目。文章里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计划经济的30年中国处于一个黑暗时期，经济倒退，社会倒退。但是，这些数据全都没有在篇尾注明出处，而且数据要么是编造的，要么与主体无关，完全是诱导读者得出错误结论的。这是任何严肃刊物都不屑的做法。《学习时报》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且不说发这种把共产党一半执政时间说得比旧社会还黑暗落后是出于什么考虑，仅仅就把这么重头的文章写得这么漏洞百出，真让人惊叹！　　　　

　　这篇文章显然影响很大，仅今天就能在google上找到近15000转载的网页。而且该文一反主流们只用判断句不引述资料的写法，全文大量引用了数据。贫道也喜欢用数据，于是帮着编辑查了查，下面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作为共产党中央党校的刊物能出什么错！　　　　

　　该文开头一段说：中国“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显然，这个很聪明，拿中国与印度相比。不像原来主流们动辄拿中国与美国、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小国家相比。因为印度与中国独立时间接近，人口接近，起步水平接近，比较起来容易说明问题。但是，编造了数据。　　　　

　　我们拿1980年数据来说明问题（因为计划经济在农村持续到1981年才结束，在城市一直到1985年才开始改革。同时也因为世界银行资料很难查到1978年印度的数据）。　　　　

　　1980年，印度人均GDP为250美元（按汇率计算）。　　　　

　　（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t20020307_402280037.htm）　　　　

　　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但可以用实际发生的汇率来计算。1980年中国GDP为4518亿人民币，人口98705万，人均GDP为458元人民币。当年按人民币进出口564亿元，按美元进出口378亿美元，实际平均汇率为1比1.49。计算人均GDP为307美元。　　　　

　　因此，198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并不是印度的2/3，而是印度的129%。也就是说，把中国人均GDP缩小了接近一倍才出现了他所需要的结果。　　　　

　　印度是英国经营300多年的殖民地，独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于中国。独立后，印度基本采用了市场经济，印度的所谓“计划”是指导性的，因为只要大部分企业资产是私有的，任何“计划”都只能起指导作用。难以在世界银行数据中找到1950年前后的数据，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时段中来说明双方发展速度。　　　　

　　1970年印度人均GDP为110美元（资料来源同前）。中国同年按照前面资料来源计算恰好也是110美元。也就是说在1970年前后，中国已经赶上了印度，双方在这个时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过了十年，即使中国处在“经济崩溃边缘”时期，依然超过印度并拉开了一定距离。　　　　

　　也就是说，实际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计划经济，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中国在原来落后情况下，在1970年前后赶上了印度，到计划经济结束时已经超过印度29%。　　　　

　　接着又提供这样一组数据：“1976年……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　　　　

　　这一组数据从哪里来的且不说，但这样裁剪数据是很有意思的。不用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油料产量做比较，却选择1976年与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做比较，确实别具匠心。因为1957年还没实行公社化，粮食还可以在集贸市场交易，而集市交易是无法统计的。这样农村人均口粮就几乎等于粮食总产除以农民数。1976年是完全的统购统销，农民人均口粮等于总产量减去统购部分除以农民数量。这两个数相比，结果是怎样就不用想了。　　　　

　　重要的是，中国粮食生产情况究竟是比解放前好还是比解放前差，只能用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油料产量来说明。耍花招是没意思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油料产量256.4万吨，人口54167万人。人均粮食　209公斤　，人均油料　4.7公斤　。1976年中国粮食总产28631万吨，油料总产400.8万吨，人口93717万人。人均粮食　306公斤　，人均油料4.3万吨。也就是说，人均油料比1949年略少，但人均粮食是1949年的146%，几乎增加50%。这个时期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民多吃多少，包括高级干部定量也同其他人一样，因此数字只能说明，解放后中国人比解放前吃得饱了，而且不是一点，是增加了50%！到了1976年，中国早十几年就还完了欠苏联债务，粮食主要是进口而不是出口，实际人均可获得的卡利路要远高于解放前。编造些数据来说明共产党领导20多年后，还没蒋介石时代吃得饱，谁会信呢？难道中央党校打算证明改革前的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　　　　

　　当然，文章还用了当时农村贫困人数和部分低收入生成的人均收入这些数字，这些数字贫道看了觉得基本偏差不大。但这些数字不说明问题。原因是当时农产品价格很低。队里分给每个人50元是什么概念呢？是400斤玉米，或者100斤羊肉！同时，恩格尔系数和贫困率是说什么呢？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经济发展成就。中国经济水平本来就低，这不是计划经济或者共产党带来的。计划经济和共产党领导下究竟是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和贫困率还是增加了它们才与主题有关。就这么把数字乱七八糟不分青红皂白地堆在一起，明显就是打算浑水摸鱼忽悠人嘛！　　　　

　　接着把当时户均拥有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家庭电话、洗衣机、家庭轿车数量少与今天来证明当时共产党没搞好经济，自己不觉得无趣吗？　　　　

　　接着，开始列举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化程度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于第三世界国家，用以指责中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其实，在工业化水平相同情况下，拉美、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远高于中国，而且远高于相同时期的西方工业国。同样工业化水平，西方国家城市化率在20-25%时，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印尼等能达到60%以上，而中国大约为20%。这些发展国家之所以城市化水平高，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没有经历过革命，大量土地依然被外国种植园老板和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大量农民不是被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吸引到城市的，而是走投无路来到城市的。到孟买和墨西哥城的贫民区看看就知道了第三世界畸形城市化是怎么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孟买街头十几万乞讨者不是因为乞讨在印度属于“第三产业”，是因为他们别无出路！中国农民能够在集体耕地上种地，在工业化不能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时一定不会原意选择“孟买第三产业就业方式”！找点数字，也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拿来就给计划经济抹黑，一定没什么杀伤力！《学习时报》雇佣这种水平的杀手，实际是吃了亏的。　　　　

　　接着，话题转向科技教育，说：“建国后的30年，除了军事工业技术某些方面有一些进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缓慢，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然后用“描述”文革期间政治冲击教育的方法，做出中国这个时期中等高等教育非常差的结论。但都没引述数据。　　　　

　　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他这句话的真实主语是“中国自主的科学技术”谓语是“落后于”，宾语是“发达国家40年左右……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1979年前后，中国自主科学技术落后与韩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不知道这个资料哪里来的，这个结论是谁下的。1979年，韩国和巴西的“自主科学技术”有哪些成就？这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嘛！也许这个时期韩国和巴西通过引进技术装备很多方面高于中国，但中国一引进也就有了。中国现在各个产业的技术装备不低于韩国巴西，但一点不能证明中国近30年有什么自主科学技术进步。　　　　

　　在这个文章中，中国在改革前教育水平很低，比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低。这又说了个颠倒颠。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指标不是大学入学率，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即使大学毛入学率只有5%，总数也200多万。对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大国来说，中学生入学率才是关键。只有中学入学率高了，文盲率才真正能下降。而且能够为国家提供合格的现代经济的劳动者。这些国家，农民占人口大部分，所谓中等教育就是农村教育。对农村进行教育投资要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是很困难的。中国正是在农村实行了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生产大队和公社两级主体有一定积累能力，因此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迅速完成了中国的中等教育体系。以下是几个国家相同时期的中学入学率。　　　　

　　1965年，中国中学毛入学率达到69.3%（1975年为中国86.5%），而10年后，也就是1975年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度26%；韩国56%；泰国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中国中学毛入学率在发展中国家居前列，与一般发达国家接近。这个时期中国高中入学率达到顶峰，1965年为49%，1975年为53%。这个指标即使到今天也没有达到（道理很简单，农村教育投资主体没有了。最低点1988年为26%。2000年为48.2%，低于1965年，直至2003年才达到1975年水平）（以上数字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接着，又“大胆地”声称：“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我国工业体系中的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时，与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巴西人均钢铁产量　121公斤　，人均发电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产量为　168公斤　，墨西哥人均原油产量　1369公斤　；而中国人均钢铁产量为　36.7公斤　，发电量297度，煤炭　66公斤　，原油　105公斤　，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工业化并不能仅仅满足于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部类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就这一点看，这本来是中国工业化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突出成就和强项，竟然被这个人说成是落后的“弱项”！什么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一段文字是代表。　　　　

　　说工业化尤其是工业部类，本来就是指重工业体系和交通能源，从来没人把轻工业作为指标。工业化水平，首先看制造业占GDP比重或者制造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其次看能源产量、发电能力、铁路和公路运输能力、钢产量、化工、机械和以及运输机械的生产能力。纺织服装、食品、塑料等制品比重越低证明这个体系工业化程度越高。　　　　

　　既然专门把印度搬了出来，咱们就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在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水平的差别。　　　　

　　1980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比为30，49，21。二产业与一产业之比为1.63比1。同年印度为38，26，36。二产业与以产业之，比为0.68比1。中国工业化程度（二产/一产）是印度的240%。印度工业产值还低于农业，是中国50年代中期水平，严格讲还算是工业化初期。就这样的经济，还好意思拿来与中国比？　　　　

　　看看世界银行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　　　　

　　1980年中国人口为印度的1.487倍，巴西的10.7倍。同年：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中国3006，印度1193。中国人均发电量高出印度70%；　　　　

　　钢产量（万吨）：　　　　

　　中国3712；印度943。中国人均高出印度165%。　　　　

　　煤炭产量（万吨）：　　　　

　　中国62015；印度11370。中国人均高出印度267%。而竟然得出中国人均煤炭产量只有印度的40%的数字！印度煤炭储量都无法与中国比，而中国改革前的煤炭产量与现在已经差不太多。怎么想的！　　　　

　　石油就不说了，印度没有。1980年水泥产量（万吨）　　　　

　　中国7986；印度1780。中国人均高出印度140%。　　　　

　　化肥产量（万吨）　　　　

　　中国12321；印度3022。中国人均高出印度177%。　　　　

　　汽车产量（万辆）　　　　

　　中国22.3，印度3.中国人均高出印度400%。　　　　

　　电视机（万台）　　　　

　　中国2492，印度88。中国人均高出印度1806%。　　　　

　　可以说，印度与中国在1980年根本不是一个工业化水平中，对比这些数字也是画蛇添足。　　　　

　　最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把大家都熟悉的，几乎每年火车出几次轨的交通抬了出来，说当时中国不如印度。贫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指交通设备质量还是指运输能力。交通发展水平是有指标的，世界银行并不用铁路总长度，而是用货物和旅客周转量。下面看看数据（时间和资料来源同上，均为世界银行数据）　　　　

　　铁路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中国5717，印度1477。中国人均超过印度160%。　　　　

　　印度乘客运量确实超过中国，不过每年翻几次的车大概只有印度人敢坐。印度公路总长度也超过中国，但“有路面”的道路是中国的一半。　　　　

　　声称“1980年中国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只有0.19部，印度则为0.43部，是中国的1倍多。”由于世界银行数据只有85年数字，但时间相隔不远，80年代前期中国通讯发展并不快。　　　　

　　电话机数（千部）中国8260，印度3761。中国人均超过印度57%。难道5年前中国只有印度的44%，仅仅5年就超过印度57%。即使印度这5年是零增长，中国年均电话增长要达到38%才能实现。因此《学习时报》的数字不可信。　　　　

　　把数字摆出来，《学习时报》不觉得脸红吗？　　　　

　　最经典的论证方法是：把中国人在发电、石油、钢铁、煤炭等不同方面与不同优势国家进行比较，然后得出中国“仍然低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有这样比的吗？这样比还不如让美国人与沙特比人均石油产量，与瑞士比人均手表产量，与瑞典比人均汽车，与中国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产品，与古巴比雪茄……比来比去，美国一定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一个“学校”的刊物，玩这种把戏，真的很光彩吗？或者这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学校老师们都玩这种把戏的行家里手？　　　　

　　该文最后一部分用一连串5个“如果”来批判改革前的共产党：“ 建国后，如果党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冲击，如果体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国民经济象东亚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改革开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时，按1950年不变价格,我国经济总量将会达到7367亿元人民币,比当年实际的3645亿要多出3722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达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发展程度就会排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亿人民币的规模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长29年，2007年我国GDP总量,就会为401267亿元，人均GDP为30369元人民币,高于实际的人均18845元人民币”　　　　

　　贫道见过不懂历史，不懂哲学的，但没见过这样无知的。历史能够“如果”吗？某个特定的发展结果，都是在特点历史条件下，根据自己特定的内在条件的“必然”，根本不存在没有条件的“如果”。　　　　

　　贫道就重点说说这个问题。　　　　

　　评价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首先要确定标准，所谓标准，来源于出发点。也就是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说它好坏。就像同样两个学生站在那里，篮球老师选高的，体操老师选低的。需要不同，角度就不同，标准就不同。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要看刚解放时执政党任务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经济模式最可能实现并最终最接近这个目标。其次要用合适的参照物，也就是参照对比物必须是可比的，而且是最接近的。说某女生个子高不高，要与同龄同性别学生比。与大她5岁的学生比不行，与同龄男生比也不行，更不要说拿她5年前的身高比了。评价中国实施计划经济效果，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不能与小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特殊条件国家相比。最合适的参照物应该首选印度，其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　　　　

　　而选择的正确与错误，必须考虑选择的“可能性范围”。比如不能嘲笑朱可夫为什么不选择T-90而用T-34对付希特勒的坦克。论证上世纪50年代共产党选择计划经济的优劣，必须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来论述。用其他时期的条件都不说明问题。　　　　

　　按照最基本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分析方法，会发现大家说的事实都一样，但结论完全相反。　　　　

　　以最快速度建设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产业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并且尽快使农村在农业生产、卫生条件、教育水平上达到先进水平，并且建立一个西方列强很难再把大炮支在中国门口就不得不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军事力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纲领和首要任务，也是当时所有民主党派和饱受100多年欺辱的全国人们的愿望。这个大前提如果不肯定，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可以任意讲了。　　　　

　　接着说说选择的“可能性范围”。　　　　

　　搞工业化需要大量投资，尤其对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被西方掠夺了一百多年的中国来讲，这个数目是非常巨大的。早期积累从哪里来？　　　　

　　西方列强实现工业化是靠工业化前300年中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抢劫和掠夺积累的巨大财富实现的。而当时的中国连能否避免被再次半殖民化还提心吊胆着呢，根本不具备通过掠夺外国财富实现工业化早期积累的可能性。　　　　

　　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中，积累率非常低，大约在20%以下。积累率低，现代产业产生和发展就困难。现代产业比重越低，积累率就越低。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被后来学者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指望市场经济加小农的经济结构实现工业化速度是很慢的。　　　　

　　同时，这个时期并不存在7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达到高潮的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的任何迹象。这个时期西方工业国正在完成从化工产业到电子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中，也可以说工业化还没有彻底完成，绝大部分投资都是发达国家互相投资。拿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世界资本流向来嘲弄50年代的共产党，用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部投资环境和世界贸易水平来写“如果”，除了显示出嘲弄者的无耻和卑鄙外，什么也不能表示。　　　　

　　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共能有什么选择呢？有，榜样就是苏联。因为苏联在1927年前后与1953年的中国很接近，都处在小农经济为主体，再也无法靠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积累工业化资本的条件下。苏联人创造了计划经济，工业化加集体农庄，通过管理物价造成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积累了工业化资本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所谓剪刀差的形成原理简单讲是这样的：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要远大于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长期应该是一个降，一个升。如果控制物价不变，就会形成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而农产品相反的情况。两种产品背离价值的差叫剪刀差。）。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要实现发展目标，唯一选择就是选择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　　　　

　　计划经济大幅度提高了积累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初期就使积累率达到33-35%，远高于印度当时15%左右的水平（印度在90年代末才达到33%）。而高积累本来就意味着低消费，意味着重点发展重工业。自然这个时期居民生活水平不会很快提高。抱怨当时的票证经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要么选择“低水平均衡陷阱”，要么选择“勒紧裤腰带建设”。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都不好，那你就跑美国去。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同绝大多数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不同，新中国是经过一场推翻三座大山的激烈革命中诞生的。在解放前，中国近代产业资本的70%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手里。中国重工业基本在东北，开始是日本人，后来是国民党政府拥有。其他矿山、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也很少民间资金，要么是官僚资本的，要么是西方的。共产党政府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手里接收了占中国近代产业70%的资本，等于中国工业70%已经实现了“国有化”，政府已经在直接组织生产。按照吴敬琏的新说法就是，政府在“命令经济”。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党一解放就“不得不”“命令经济”。这个时候，究竟是顺水推舟，阻力很小的情况下选择计划经济好呢，还是把现有工业资产卖给私人好呢？况且，当时的中国资本家有能力按当时价值买下这些资本吗？如果不能，只能仨核桃俩枣送给他们或者卖给外国人。这种选择行吗？就算行，在刚从半殖民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包括民主党派会愿意吗？　　　　

　　因此，主流们剥离了“可能性范围”这个条件，很轻易地就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就变成了一群权利熏心，头脑简单的苏联跟屁虫了。　　　　

　　接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在1957年前后选择了统购统销、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城市和工业实行计划经济，不在农村建立集体经济，经济体系可以运行吗？从理论上讲并不是不可以。因为苏联曾经用余粮征集制和物价管制照样形成了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中国也是先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管制了农产品渠道和价格，两年后才有了人民公社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农村建立集体经济？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只要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人都认为：农业发展主要依赖水、土、肥、种（八字宪法前4个）。这些条件的改善是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农业增长主要依靠耕地面积扩大、土壤改良、农技推广（包括提高复种指数）和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良种研制需要时间，化肥还刚刚开始，并依赖工业发展水平。由于工业发展占用了资源，由集体经济自己出钱出力进行大规模水利、农田建设就容易组织。我国农业水利建设基本是这个时期完成的，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万公顷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3306万公顷，并在1978年达到4497万公顷（1985年为4404万公顷，到年才恢复到万公顷）。同时，大面积低产田改造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由于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易灾土地改造，加上集体经济的动员资源能力强，我国农业抗灾能力大幅度提高。解放初期，我国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一般在50%左右，到70年代，这个数字始终在30%以下（81年到86年又恢复到45-50%）。我国粮食产量从自公社化后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5%左右，没有集体经济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农村现代化并不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宋代中国人均拥有粮食比现在高得多），对于50年代的中国来说，如何提高中国农村极度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移风易俗，让农民尽快融入现代社会是更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事情。一方面要加速工业化，一方面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找到“投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人民公社这个集体经济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起了农民，才能够迅速改善农村医疗卫生问题，把解放初期25-30%的婴幼儿死亡率降低到70年代的5%以下。才能破除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迷信和恶俗，才能让大部分农村孩子上中学，初中入学率尤其是高中入学率水平超过经济水平20多年发展（初、高中入学率一直到98年和02年才恢复到78年水平）。没有集体经济，中国的农村会依然像市场经济下的印度那样愚昧落后。　　　　

　　如果综合工业各个部类和产业看，中国在70年代已经达到一个大国所必备的工业化基础。虽然这个基础的技术水平没有西方大国高，但部类齐全程度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这个工业化水平具备了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发展甚至腾飞的基础。　　　　

　　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如果”政策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世界经济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接受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发达国家开始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没有这些条件，什么奇迹也不会产生。贫道以前给出过数字说清楚了这个情况：拉美、亚洲大约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因此实现了高速发展，而且连续近30年的经济增长数字基本是两位数，比中国还高！　　　　

　　西方国家产业资本转移在90年代开始达到高潮，而这个时期从70年年代开始发展的所谓新兴市场国家都太小，劳动力价格都上去了。于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产业资本把中国作为首选目标，中国在这个时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仅次于美国派世界第二，甚至有一年排第一。　　　　

　　中国人现在都在庆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以为外商直接投资本来就该直接投向中国，谁叫中国人口这么多呢？　　　　

　　但是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在1990年前后，印度人口比中国并不少多少，印度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民主制度，比一直喊着四个坚持，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中国“形象”好多了。印度开放程度，熟悉英语群体数量也比中国强不知道多少倍。可外资干嘛非要投资中国？如果在90年代外资把目标对准了印度，还有中国的戏吗？　　　　

　　是历史的偶然？　　　　

　　不是！是当时的政策为我们奠定了外商不得不来中国的基础。　　　　

　　这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主要是制造业。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也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过很多投资，但当时的投资主要是矿产和农产品，是掠夺原材料。投资这些第一产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这里矿产和农业资源条件是否好。而这个地方工业基础条件是否好并不重要，因为发展这些产业需要的就是建电厂修铁路和港口。有些右派拿日本人在东北建了电厂公路港口来说日本人建设了东北，简直是没一点见识。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也不重要，因为矿工和农民不怕是文盲。　　　　

　　但投资制造业就不行了。因为我要在你国家建个缝纫机厂，总不能从电厂到公路我都修吧，还有煤矿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一定工业基础，没有相对多的技术工人和配套产业，我总不能电瓶坏了都要运回本国修理吧。因此，这个地方交通能源足以支撑制造业，技术和产业环境能够基本配套，才适合建制造业。拉美和东亚小虎们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吸引到外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在70年代开始采取了进口替代等政策，开始发展了一些国内工业。没有这些基础，一样不会有人去。　　　　

　　同时，制造业需要大量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以及可以培养为技术人员的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不是这个地方劳动力价格低就可以的，再低不能干这样的活总不行，人再多也等于没有人。　　　　

　　下面就不用贫道论述了。为什么外资在90年代开始首选中国大家都会推论出来。　　　　

　　原子弹、工业化、普及教育是毛泽东给中国人留下的物质基础，没这个基础，中国没戏的！　　　　

　　说透了，如果真正想颠覆改革前共产党的治国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否颠覆共产党当时的治国方针，也就是以最快速度建设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产业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并且尽快使农村在农业生产、卫生条件、教育水平上达到先进水平，并且建立一个西方列强很难再把大炮支在中国门口就不得不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军事力量。　　　　

　　主流们何曾忘记颠覆这一点？批评共产党选择抗美援朝，说如果中国不援朝美国就会支持中国发展的舆论几乎是主流们的共识。美化蒋介石也是重要一步。宣扬日本建设了东北和“中国像香港那样殖民300年”也是重要手段。因为假如今天的中国人认为其实做个殖民地没什么，照样经济发展，那么“反帝”就没意义了；如果蒋介石其实也不错，那么“反封建”也是多余的了，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错误的了。如果50年代初中国本来就存在一个和平发展环境，根本不存在美国和苏联肢解中国的威胁，那么加快工业和军事现代化的选择也就多余了，更不要说造原子弹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文人们拼命在这些方面重新“解构”近代史的根本原因。因为假如不能推翻共产党建国初期的治国方针，对计划经济批判会很吃力，很无力的，就像《学习时报》这篇文章一样。　　　　

　　说实话，《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是我看到的引用数据最多的主流们的文章，但也是最下流的文章。　　　　

　　恭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刊发表这篇文章成功。　　　　

附文3：歌颂改革开放不能胡乱否定毛泽东时代

：老农夫    文章来源：    点击数：2946 

今天，读了人民网上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这篇文章后，心里总有一种要说话的冲动，不吐不快也！　　

该文说：“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按我的理解，好象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毛泽东时代还不如蒋介石时代！因为在该文中拿来作比较的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48年，也就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倒数第二年，这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时代；而另一个则是1978年，这是改革开放的前一年，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而对这两个时间点的比较，其结果却是：中国的人均GDP急剧下降了，由还能够顺数的名次一下子跌到了几乎为倒数第一名；更何况1948年的中国还处在一个战争年代。那么，这岂不是说毛泽东时代还不如战争年代，这就等于说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一遍黑暗。难道这是事实吗？我想：俗话说“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称砣就是老百姓”；又有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该文中的观点成立而不是在玩数字游戏。那么，蒋介石在中国民众的声望就一定会远远超过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也一定会都来纪念蒋介石。然而，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现实吗？不！！！！！！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可见，这篇文章不可能站得住脚呢？人民也是不能同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其居心何在？是否要否定中国革命呢？！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想考究这些大问题，只当它是一家之言；更何况这也不是我的能力和水平所能做到的。在这里我只想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陋见与该文做个探讨而已。　　

首先，我想问问该文的：您在文章里怎么就不说说1949年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呢？在这里我给您补上了：1949年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国的2．3倍。即使您所引用的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中国的发展也要比印度的发展快得多！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比印度要多了23．18%。这样子看来，中国在1978年的人均GDP如果真的是世界上倒数第二，那么，印度算老几？而倒数第一又是谁呢？像阿富汗、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越南和老挝，还有像乌干达这样一些非洲国家等等在世界上又该排名多少呢？您是否要告诉中国人民，就连这些国家也都要比1978年的中国要好呢？因为垫底的国家可只有一个呀！如果一个倒数老二的国家也有能力在1974年和1979年应付得了两场战争（西沙群岛之战和中越自卫反击战，对于后一个战争您可千万不要告诉我说：改革开放刚一两个月就能扭转乾坤了，战争所依赖的物力和财力都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呀！），并且都能战而胜之，从而坚定的、有力的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同时又有能力在1980年仅用十年的时间就制造出标志着工业化最高水平的大飞机“运十”——这可是从1985年下马以后直至今天都未能做到的事情啊！如果世界上倒数老二也能有这样的水平，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倒数老二也不怕做呀！今天顺数算是老几呢？怎么就不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这一回呢？给中国人带来的却是象大使馆被炸，飞机被撞，奥运圣火在巴黎被迫熄灭等等的耻辱呢？　　

又如，您在文中说：“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在这里我同样也不想考证您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这里就直接利用您这个数据来作个比较。按这个收入水平63．3元/年（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1979年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来推算应该是：74元/年，但却不包括农民家庭副业的收入。在该公报上是如此报道的：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为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社员个人家庭副业收入也有较多增加。又，如果按昨晚，即2008年9月27日中央新闻的报道进行估算更不是这个水平，而应该是：4140/30=138元/年。昨晚的报道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了30倍），在1976年能够做什么呢？可以买茅台酒7—8瓶（当时茅台酒价格为8—9元/瓶），如果按138元/年计算就是15—17瓶；可以供20多个小孩读书一个学期（当时学费为2-3元/学期），如果按138元/年计算可以供46—69个小孩；可以看病100人次以上（当时看病也就几毛钱到块把钱一次），如果按138元/年计算可以看病200人次以上；读大学不要交钱．．．．．．去年，中国农民的年人均收入按4140元计算（该数据引自国家统计网站2007年的统计公报），这个收入在今天又能够做什么呢？可以买茅台酒不到6瓶（现在茅台酒价格为700元/瓶）；可以供16个小孩读书一个学期（虽说现在不用交学杂费——其实仅仅是从今年9月1日开始而已，之前要交160多元以上，但书费还是高得吓人，一学期要交学校260元左右），如果将学杂费考虑进去就只能供10个小孩了；可以看病80人次左右（现在看病平均按50元/次）；现在读完一个大学大概需要10万元左右——这可要花去一个农民24年左右的收入，而且这个农民在这24年里还不能吃喝，并且做其它什么的。否则，就不能交清这笔读书的巨款；虽说今天可以贷款读书，可这样做算不算透支学子们的未来幸福呢？再说，我们今天的分配是否公平呢？就是说：能够达到4140元/年这个收入水平的农民又有多少呢？是1亿、2亿、还是3亿，总之不可能是9亿农民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吧？！，．．．．．．那么，请问您：这样的生活水平相比于1978年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再如，您在文中又说：“家庭电话非常少”。关于这一点，您咋不说大唐王朝还没有电视看呢！所以，大唐王朝的发展还不如今天！！！　　

其它在这里我也不想多说了，总之一句话：对于您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本人实在是不敢苟同也！　　

我真的有点纳闷：象您这种表面上是歌颂今天的改革开放，而本质是否定毛泽东，其实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文章怎么也能在人民网上发表呢？！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三点个人的陋见：

1、我不知道您在该文中所引用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这个数据从哪而来，但我怀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因为我从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里得到的数据却是：198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0美元，印度为260美元。与您所引用的时间点仅有两年之差，如果您所引用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GDP值要在两年之内从只有印度的2/3增长到印度的1．12倍，中国这两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就都要在30%才能做到，如果考虑印度自身的发展，这个增长率还得在30%以上才能做到。那么，这两年中国的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又是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和《1949～1985年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上所显示的数据，中国在这两年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4．9%（统计区间为：1976年～1980年这五年，即使前三年一点都不增长，而是全部集中在后两年增长，其平均增长率也不过是12．7%），这一实际数据远远小于30%这个要求。因此，可以说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并不是您所说的只有印度的2/3，而是居于印度之上。由此看来，如果您所说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能够成立，那么，1978年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一的就是印度了。接下来的结论就是：像阿富汗、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越南和老挝，还有像乌干达这样一些非洲国家等等，在1978年比起中国和印度都要好、都要富了。这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阿富汗和前苏联还打了十年的仗居然还比中国好，岂非天方夜谈？！

2、您在该文中口口声声说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如何不如印度，可您为啥一点儿都不提1949年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呢？！是不知？还是忽略了？还是故意避而不谈，因为谈起来不利于您的观点？
在1949年，中印之间的差距从总的来说：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国的2．3倍；如果从细的方面来说就如下表所列：

80年代末
产品 单 位 中国（1949年） 印度（1946年） 中国（1988年） 印度（1987—1988年度）

钢 万吨 15．8 131．4 46．89 10．65
（42．6公斤） （13．3公斤）
水泥 万吨 66．0 156．7 210．14 37．3
（191．0公斤） （46．6公斤）
棉布 亿米 18．9 35．74 187．9 94．0
（17．08米） （11．75米）
糖 万吨 20．0 90．5
原油 万吨 44* 13705 3040
（124．6公斤） （38．0公斤）
汽车 千辆 7．9* 16．5** 644．7 291．1
化肥 万吨 3．9* 1740．2 713．1
（15．82公斤） （8．91公斤）
发电量 亿度 43．0 49．35 5452 2019
（495．6度） （252．4度）
铁路线 万公里 2．18 5．36 5．28 6．1813

注：1．带*的数据是1952年的；2．带**的数据是1950—1951年度的；3．括号内的数据是人均占有量；
4．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和《中国工业的发展（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5—32页）；印度政府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印度国情报告》第3卷《经济的结构和活动》，1975年，第486页和印度政府《印度基本统计资料（1985）》及《1988—1989年度经济概览》。

看到了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和建设起来的。从上表可以看到：1949年中国的各项主要工业品总产量除原油外，其余均落后于印度。然而，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和建设，中国无论是在总产量上还是人均占有量上均超越了印度。
现在，就以您在该文中所提到的铁路建设为例子进行说明。您在该文中说：“1980年时，建成通车铁路里程55321公里（中国），．．．．．．人均铁路和公路里程为0.5公尺和8公尺，．．．．．．1980年印度铁路里程为6.13万公里，．．．．．．人均铁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别是中国的近1倍和4倍”
那么，我们通过与上表数据相比可以看到：在前三十年中国所增加的里程是33521公里，而印度所增加的里程却只有7700公里。在前三十年里，中国比印度多建设了25821公里的铁路线，平均每年比她多建了860．7公里；印度的人均占有量之所以比中国要多，不过是其建国前积累的数量比我们多而已。看到这样的数据您还能说印度比我们强吗？
在这里我倒要反问一句：“后三十年我们建设的铁路总里程又是多少呢？”须知前三十年无论是建设环境，还是生产力水平，或者是人力财力物力都是远不如后三十年的。前三十年能够做到这样，您还能对她苛求什么呢？
这也许就是您避而不谈建国之初中国与印度之间差距的真正原因吧？！真是好高明的一招“只谈结果不谈过程呀！”

3、我们都知道：中国与印度建国后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而印度走的却是资本主义。建国之初，两国经济基础相比，印度要比中国好得多。然而，经过三十年发展和建设以后，中国的人均GDP从只有印度的43．5%而一举超越了她。对于这样的发展，您在该文中给予的评价是：“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我们走了弯路，延误了时机，可以说，成绩为三，问题为七。”那么，我很想知道您又会给印度一个什么评价呢？！是否是“成绩为一，问题为九。”呢？！可见，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最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的革命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附4：

 某些主流媒体为何宣传周天勇的谬论？

奚兆永

《经济参考报》于10月21日刊登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一篇文章，大谈所谓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他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的观点，反驳说：“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他还针对一些专家主张的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的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他还要人们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主张“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这篇文章的观点，显然是他一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继续，是他过去的旧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对这些观点，我过去都曾有所批判，本来也可以不加理睬。但是，其贻误读者、影响决策之患却也不可小视，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主流煤体”见之如获至宝，争相宣传，危害很大，更不可掉以轻心。因此当上海的《报刊文摘》在10月28日摘登该文时我就在该文摘的网页上写了评论，略谓：“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这本来是郎如白昼的事实，这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却要出来否定。试问：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以后是降低了还是大大提高了？几千万私营企业主出现后，他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几年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上升到天文数字，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成倍提高，而广大企业职工的工资则处于很低的水平，要不要强调公平?要不要进行调整？让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继续下去，说市场经济自然就能解决题，这是为广大群众讲话吗？”不过，那毕竟只是一个跟帖，虽然也算言了，但是只能摆出主要观点，还不能拿出具体的事实和数据进行批驳，以致言犹未尽，多少总有点感到遗憾。

前天，11月23日，周天勇又将他的文章加以改头换面，用《解决公平问题，要摆脱旧的思维定势》的标题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重新“发表”。看来，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开始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宣传。这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这种情况下，对周文进行批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周天勇说，“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民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应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上看，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目标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并且实行按劳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当然不会很大，而且还会进一步缩小，其基尼系数自然也是比较低的。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它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允许资本家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当然就会扩大，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当然也会提高。列宁早就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事实也一再证明了列宁对这一科学论断。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虽然不能从国家统计局得到关于基尼系数的准确数据，但是，还是能够从网上找到有关数据的。比如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是0.16，而到2007-2008年已经上升到0.47。究竟是计划经济的基尼系数高，还是市场经济的基尼系数高，这不是一清二楚吗？哪里是周天勇说的什么“想当然”？

周天勇说什么“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这里，他显然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区别。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还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期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是荒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同了。苏联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在国有经济内部根本就不存在资本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更不会发生所谓两极分化的情况。

当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也引进了资本关系和它的一些做法，也是会出问题的。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把国有财产当成了国有企业职工的财产，把本应归国家所有的利润大量地截留下来用于提高职工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并且用一部分财产权作为鼓励高管的激励手段等等。这些都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列宁说：“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我国的国有企业能否保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希望能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加以解决，而不致留下无穷的后患。

至于周文说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尼系数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的现象，这完全是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实际上还是继承了过去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用廉价购买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原料和其它产品，同时又以极高的价格向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从而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应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然是这样。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从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他们也能够过上稍微像样的生活。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里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页）1885年2月，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当英国工业垄断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是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1页）列宁在上个世纪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城市中心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0页）

可以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剥削是它有可能略微减少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束缚，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必然把这一沉重的负担再转嫁给工人，使工人不得不承受这双重的剥削，而其结果，就必定是整个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普遍较高的原因所在。周天勇居然把这一现象说成是市场经济越发达，分配就越公平的结果，显然是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辩护，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周天勇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各省之间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数据。事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以下是从网上下载的有关中国各省基尼系数排序的情况：

1、 广东 0.65
2、 福建 0.61
3、 上海 0.57
4、 浙江 0.54
5、 江苏 0.53
6、 湖南 0.52
7、 海南 0.49
8、 广西 0.49
9、 新疆 0.49
10、 江西 0.47
11、 山西 0.47
12、 辽宁 0.46
13、 重庆 0.46
14、 四川 0.45
15、 湖北 0.45
16、 内蒙古 0.44
17、 河南 0.44
18、 云南 0.44
19、 北京 0.43
20、 黑龙江 0.41
21、 安徽 0.4
22、 河北 0.38
23、 天津 0.36
24、 山东 0.35
25、 吉林 0.35
26、 贵州 0.34
27、 陕西0.34
28、 甘肃0.33

29、 宁夏0.33
30、 青海 0.3
31、 西藏0.28

32、 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 无相关数据

在上述排序里，市场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六省市“名列前茅”，它们的基尼系数“遥遥领先”；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六省区的排名则明显地落在末尾，它们的基尼系数在0.28与0.34之间，又何高之有？事实说明，周天勇所“发现”或“总结”的“规律”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周天勇说，“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小平同志有过很多重要论断。解决公平问题，国家调节作用，丝毫不能忽视。但是不能因此就片面强调计划的调节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

其实，事实恰好证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能够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能够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苏联之所以由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的落后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许多国家一跃而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强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和取得那么多重大的胜利，难道和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无关吗？说什么“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究竟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还是在所谓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俄罗斯现在许多人包括青年人都对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给以积极的评价，都很怀念那个时期，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在我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是以胡锦涛我首的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周天勇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为什么不积极响应反而大唱反调呢？

应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看不见的手”，仅仅靠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调节和干预，更何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呢？现在，世界上除了新自由主义者以外，很难还能找到什么人会反对国家干预和国家调节的必要。看来，周天勇是一个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决心为新自由主义殉葬的人。

不过，我们看到，周天勇反对国家调节也是有选择的。他对于政府补贴劳苦大众很反感，说这样的补贴“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但是，他对于补贴资本家却表现出了十足的热情。在他的博客里，我们一再看到，他主张要为资本家减税，说什么如果不减税的话成本就太高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人虽在中共中央党校供职，但是他的思想跟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隔得很远很远，而与资本家的心则靠得很近很近。实际上，他已经成了一个资本家的代言人。

一些人不承认今天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承认人的思想打着阶级的烙印，然而与阶级有关的东西却总是具体而微，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要否定它还真否定不了哩。在周天勇身上是如此，而某些主流媒体的表现又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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