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总书记复辟资本主义的自供状
——赵《改革历程》批判之序言
史 胜 得
在港地读完《改革历程》，仿佛幼时江边江湖人卖“大力丸”的情景就在眼前：
“唱戏的靠好嗓子，扛麻袋的靠好膀子，嘿——嘿嘿……，我们闯江湖的靠什么？靠好场子！”江湖人大背头，裤腰粗带子上掖条毛巾，边喊边敲一破锣，转圈跑着搭场子。为场子大一点儿，人来的多一点儿，把吐沫一口一口吐在锣上。锣敲起来，吐沫四溅，围观人赶紧往后缩。这样跑几圈下来，场子就大了。
“有人问了，你是不是卖药？我不卖药，王八蛋才卖药！”江湖人边说边在场子里转。“我今天给众乡亲表演一段'滚头宝刀'，这是祖传十八辈儿的绝活”。锵——锵——锵，江湖人又敲将起来。“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绕来绕去，江湖人根本没练什么“滚头宝刀”。眼看人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卖药了。“那位老太太说了，要买药。买什么药？不卖药！”江湖人在场子里拿“滚头宝刀”比划着。“这真是邪门了，你看看，这老太太站不住了，倒地上了”，江湖人上去把老太太拉起来，装模作样地问道：“你有病吧？有什么病？”老太太说：“四肢麻木，头昏眼花”。江湖人从包包里拿出一纸包，里面有丸子大小的紫黑东西，让老太太吞下，连问“怎么样？……怎么样？”老太太说：“腿不疼了，眼不花了，腰能直起来了”。围观人顿感神奇，纷纷要买药。江湖人又说了：“我不卖药，就剩这几包了”，于是，人们争着买药。
赵在《改革历程》里写的，同江湖人卖“大力丸”一模一样，目的和动机一个样，手法一个样，过程一个样，结果一个样。卖假药骗钱的是江湖骗子，赵是借改革开放之名，卖资本主义“大力丸”的政治骗子。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说，大家以为“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代表发言质问，“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其实，对于改革的最终目的，“‘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可总书记总是不说。戈尔巴乔夫最后说了出来，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梦想着把共产主义埋葬”。赵的《改革历程》最直率之处，在于说出了“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改革精英人物和精英团队谁人都不会说出来的，打死他都不会说出来。赵终于说出来了。他在《改革历程》里，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
赵在最后一节《民主与法制的社会》里说：
过去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度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二十一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
“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
“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够了！“开放党禁”，政党轮流坐庄、实行“西方议会制”、“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通过经济改革，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通过政治改革，解决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问题。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化，便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辟。民谣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什么是复辟资本主义？怎样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摆在资改派面前的首要问题。他们殚精竭虑地思考着。有两个问题他们不能不考虑：一是亮明身份，公开打出复辟资本主义的旗子行不行？他们深知叫喊“斯大林是我们的生身父亲”的赫鲁晓夫，在20大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翻覆云雨，不得人心，后来被他的同党搞掉了；深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搞得天下大乱，结果自己成了亡国之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深知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取消共产党、炮轰议会，绝没有好下场。赫、戈、叶篡党夺权，一心创造“历史新纪元”，然而，却激起天怨人怒，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我资改派不能犯傻，自取灭亡；二是复辟资本主义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能不能成功？他们深知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深知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在，人民知识分子还在，工人农民不是好惹的。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掉风险太大，直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风险太大。我资改派应当稳扎稳打，采取“渐进式”而不采取“激进式”，以“稳住阵地”。
“渐进式”是赵发明的。赵说：我们“采用渐进的、逐步过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动荡和经济滑坡，是成功的”。“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成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分量”。这样，“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
戏法人人会变，妙处各有不同。量变——质变——变天，赵的“渐进式”戏法，真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
资改派不学无术，什么本事也没有，但在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他们结合自己捏造的所谓“国情”和“时代”特征，找到了一条在“红色海洋”的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鲍彤在《导言》里说：赵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的改革，“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一步”，也是“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我们就先从这个“起点”开始，看看什么是复辟资本主义，怎样复辟资本主义。
鲍彤解释说：“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就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稳当”。“当时胡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中国改革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鲍彤说得很露骨，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赵们骗子手的嘴脸和手法。“劳务公司”招工说，到深圳做“服务工作”，月薪3千。人们心动了。挣了钱，瞎眼的奶奶有救了，能给摊在炕上的母亲买药了……“服务”这个词儿，打开了多少贫苦青少年的心扉，给她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愿景（这里借用台湾这个常用词）！什么是“服务”呢？到了工作岗位才知道，做妓女、做三陪就是“服务”。在欺骗手法上，“自主权”这个词儿同“服务”这个词儿有区别吗？是没有区别的。
“自主权”是个无法定义的生造词，可赵紫阳们却通过立法加以规定。1979年9月，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六个文件，把11项权下放给企业。赵1978年在四川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1979年9月便被弄成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被弄成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国务院总理。在中央，一二个月就升一级，速度胜过流星闪电！群臣傻眼、草根咋舌，赵真的利用倒卖“自主权”上去了。赵任国务院总理的当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的报告》，从1981年开始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扩大企业自主权。这里规定的“自主权”，涉及到企业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定价权、外汇分成权、留成资金支配权、人事安排权、机构设置权、企业联合经营权等等。
这些“自主权”，实际上是国家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所有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谁看见过力？谁都没有看见过力。黑格尔在《小逻辑》里说，“力同力的表现是同一个东西”。力正是通过力的表现而表现出来的。谁看见过所有权？谁都没有看见过所有权。所有权是通过它的权能表现的。所有权有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四个权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多种场合，全面论述过所有权与所有权权能的关系。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曾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
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是经济上的所有权。经济上的所有权是法律上的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经济上的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的分离，利用经济上的所有权把法律上的所有权架空，是赵们改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核心和秘密。没有占有权，便没有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占有权是所有权权能的首要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非常看重占有权的。马克思说过，我的大礼服，只有当我还能处理、抵押或出卖它时，才是我的财产。它失去这一特性并成为破衣服之后，对我来说，任何经济学家也不会把这件大礼服列为我的财产。也许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家和思想家还能瞎扯这类东西。赵们不正是利用占有权来改变国家所有权的性质的吗？土地、森林、草原、滩涂、矿藏等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然而出卖“使用权”，让中外资产者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50年、70年，那么所有权对于国家还有什么意义？这里，请容许我打一个粗俗的但直观的比喻。在法律上，她是你的妻子，但当她被别人“占有”，那么你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对于你还有什么意义？只有那些“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
赵说“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不过换一个说法。南斯拉夫叫企业自治，赵叫企业自主权。也是换一个说法。可以想一想，赵们口口声声的“创新”，哪一个不是先从苏东修正主义分子那里偷来的呢。把电灯泡叫“火茄子”、电梯工叫“空间位移工程师”、妓女叫“性工”，换一个说法怪灵的，也是一个法宝。改革开放搞了一阵子，同西方接轨后，便把偷改为抄，就一丝不苟地抄西方的了。所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都是照抄照搬。名词术语、方法步骤是抄，理念、观点是抄，乃至写文章的结构、句式都要抄。这种理论上的全盘西化，可以概括为“三洋四旧”，即洋教条、洋八股、洋经验和旧体系、旧内容、旧语言、旧体例。三洋可分为“大三洋”和“小三洋”。“大三洋”是洋教条、洋八股、洋经验，“小三洋”是洋语录、洋句式、洋段子。明明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却硬说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指鹿为马、白马非马，赵高之辈、公孙龙之徒竟横行天下。你说怪也不怪。
赵炒作“自主权”建了头功，1981年6月，被弄成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赵在全国人大开始炒作“经济效益”概念，提出“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于是乎，由经济学家牵头，全国傻傻地热炒“经济效益”与经济效果、经济效率之不同。赵之所以抓“效益”，是因为在科技含量不变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能向劳动力要“效益”，由此而来的，就要建立劳动雇佣关系，改变企业制度。当时赵与胡“效益”与“速度”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企业制度，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大干快上”。看来，赵是很懂改变企业制度与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自主权”不过是个引子，通过“经济效益”，即扯出了“国有企业经营权”概念，以加速向国有企业的私有权转变。1986年的《民法通则》、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企业法》，提出了“国有企业经营权”问题。全国又是一片喧闹。最后是三种意见：“国有企业经营权”，（1）是指国有企业对国家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权；（2）是指介于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管理权之间的折中概念；（3）是指国有企业所有权。看来，书呆子们并没有明白赵的真意，还在那里扯来扯去。进一步地，1992年，提出“转换经营机制”概念，要求国家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要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直接融资，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这分明是把国有企业推向自由市场，按照私营企业“利润第一”的经营理念、“金钱开路”的经营方式来办国有企业。以“转换经营机制”概念为媒介，1993年的《公司法》，决定使用“企业法人财产权”概念，不再使用“国有企业经营权”概念。这个“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个非驴非马的概念。如果“企业法人”是私营企业，则其财产权是私有权；如果是国有企业，则不存在“法人”的含义。根据民法原理，“法人”是完全享有财产所有权的社会组织，而国有企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具备这个属性的。“企业法人财产权”概念，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怎么办？“股份制”概念出现了。在国有企业里掺进私人股、私企股、外资股，这些股东又通过扩大投资比例、出售国有股、收买国有股股东等手段，便使国有企业企而不国了。确实是“一股就灵”。接着，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迫使国有企业彻底垮掉。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公司制，公司制的核心是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作了定义性说明：（1）资本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2）资本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3）资本是在资本的流转、运营中实现的。很显然，“公司的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制度。从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西方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术语使用的变换过程看，从企业制度的性质、构成和具体规定看，赵们所言现代企业制度，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同义词。
国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可经过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私有权的嬗变，自主权变成了私有权。不过几个石子，在万花筒里摇来摇去，却斑驳陆离，眯人双眼。能让常识使人糊涂，在常识上“创新”， 赵不愧是最伟大的总书记，是改革开放最难得的人才。
以上讲的是“自主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不是赵发明的，但他对这个提法情有独钟。赵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只提了这么一个提法，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在《改革历程》里，自豪地讲述了他在主持十三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专门炮制“初级阶段理论”的情形。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当明确：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段，但没有谈论过、我们党也历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字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用的“低级阶段”提法，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而对于社会主义阶段，没有再区分出什么“初级阶段”。苏联1936年提出过“建成社会主义”，1956年之后提出过“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说苏联社会的发展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能够区分什么“初级阶段”吗？能够说明清楚“初级阶段”的客观标准、基本特征吗？赵把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的所谓“国情”，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准，并说初级阶段大约100年。这是很荒唐的。如此说来，北洋军阀时期、蒋介石集团时期，也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国情”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乃至传统、习惯、地理等均包括其中。只说其一而不说其二，赵们把“国情”也糟蹋了。
二是，在过渡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两种社会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每时每刻不断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小生产”。在这一基本事实面前，马克思主义和我党的态度是明确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然而，赵们的态度恰恰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们奉行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方针，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赵是用资本主义的针线缝制社会主义词汇的老手。事情很清楚，在赵那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护身符。赵是用这个“理论”，掩盖建立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掩盖两极分化和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事实。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赵们发明的。党的基本路线约73个字，经过赵们“扒皮、抽筋、下水煮”，变成了9个字。这“一个、两个”忽悠了中国多少年？改革开放了，据说人们富得流油，国人见面时不再问“你吃了吗”，而是问你“中心”了吗，“基本点”了吗。足见这“一个、两个”普及化了。赵说：“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敌对分子鲍彤不过是赵拉上来的普通中央委员、赵的秘书，可他编的顺口溜竟能成为治国的纲领。政治秩序混乱到了何种程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有关会议分别提出的，适用于不同场合和情况。是赵把它们“列在一起”的，并用“基本点”这个词概括。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不是“组成部分”？“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不是“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组成部分”？基本路线不能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这是第一。第二，基本路线也不能用什么“中心”、“基本点”来概括。“经济建设”是一项事业、一件事情，它只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事业”其中的一个，怎么可以用部分替代整体，使部分充当中心呢？赵说“中心”论的提出，是为了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纲”同“中心”不存在对应关系。摒弃不摒弃这个“纲”，与什么是“中心”，完全是两回事。况且，“四项基本原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能搞成“点”与“中心”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第三，作为总政策、总方针的基本路线，而且要管100年的基本路线，不可能只有和始终有“两个基本点”，而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原则，同改革开放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赵把这种关系归结为“并列”关系、平行关系，实际上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定性地位和指导性质。
赵用这般混乱的思维来治理国家，国家能不乱套吗？
赵的《改革历程》涉及自主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本文就不一一例举了。我准备对上述10个方面进行分析。总题目是《反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论》，副标题是《赵们在中国实行的资本主义复辟》。本书采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郭（沫若）老《十批判书》的思路和写法。赵的《改革历程》的三个版本，在大陆竞相传阅，其手抄本、影印本不胫而走，流毒甚广。我们党总是应当有个态度的。应当允许人们拿起批判的武器。
每一步改革“新花样”，都出现“新花样”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赵们不是迷途知返，改弦更张，而是一条路跑到黑，撞南墙也不回头。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那么他们那里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他们同邓小平争锋。《改革历程》里说：“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改革是赵“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是赵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年代”。在《改革历程》的英文版《序》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认定赵是“改革的设计师”，说“真正打造改革的人不是邓小平，是赵”。这段绝妙的文字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所说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队长是赵。
资改派每当失利时，总是跑出来大喊大叫“对改革反思就是否定改革”。请问，反思这样的改革，否定这样的改革，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是有严格界限的。有些人一听到“反思”，就满肚子不高兴，就睡不着觉，非要把股思潮打下去不可。赵的改革开放即将被埋葬了，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绑在赵的灵车上成为殉葬品呢？
鲍彤在《导言》里说：“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这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毛泽东的制度”被改掉了，还痴痴地认为是在完善“毛泽东的制度”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了，还痴痴地认为社会主义仍在继续坚持呢？这一切的一切，盖缘于“魔鬼之技”。事到如今，人们曾经的千万次地追问、石破天惊地呐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了：识别“魔鬼之技”，驱除魔鬼，还我中华一个清白的天地。
清人袁牧在《子不语》里说：“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吓”。涂眉画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变作披发流血状，伸舌尺许，向之跳跃，吓我也。
人有人技，鬼有鬼技，鬼技用于人界，人则不知所措，神魂颠倒了。赵们复辟资本主义，用的正是“魔鬼之技”。这个“魔鬼之技”，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赵们的“魔鬼之技”是：
一曰“迷”。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继承者、爱国者，以迷惑国人，而每一项改革措施，开始都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左灯往右转”、“冷水煮青蛙”。“打着红旗”、“打左灯”、“冷水煮”之类，确是很迷惑人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们进山伐木。乍暖还寒，看见林间小水坑里一团团白白的卵子，就能够断定有青蛙。大家把青蛙抓回来，放在冷水的大锅里煮。为什么用冷水而不用热水呢？工人师傅说，青蛙在冷水里游得满欢呢，不会往外乱蹦乱跳。待慢慢水热了，它们都会把尿排出来。游得欢，尿也排了，待大火加热，青蛙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迷”的拿手好戏，是模糊主义、混合主义。模糊主义奉行凡事含混不清、不明确的人生哲学。词句、口号乃至方针、政策的真实意图自己是清楚的，但说出来的东西却很模糊，使人摸不到头脑，要人揣测，要人猜，这就很可怕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是砍旗，不是换旗，说得清清楚楚，不是模糊主义。“八荣八耻”，说得清清楚楚，不是模糊主义。“鸡兔同笼”、“胡子眉毛一把抓”，是混合主义。氢二氧一，化合而成水，不是混合，泥土和水放在一起，是混合。清水不能摸鱼，浑水才能摸鱼嘛。在社会生活领域，“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清官保国，贪官保朝廷”、“富爸爸穷爸爸，都是好爸爸”、“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也养活工人”、“直线救国，曲线同样能救国”，把这类对立的、两极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
二曰“遮”。就是严防死守，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绝不允许新中国死灰复燃，把社会主义复兴的任何迹象，都一定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平反冤假错案”、“伤痕文学”、“揭阴暗面”；“反左”、“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与国际接轨”、“全球化”、“中美国”、“卖国有功”；“私有化”、“剥削有理”；“多元化”、“自由化”、“非意识形态化”、“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反动人物“翻案风”等等，都是用来阻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的、阻挡共产党领导的、阻挡人民民主专政施行的、阻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反什么“左”？把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说成“左”，把反对他们资本主义改革这一套的说成“左”，这叫做反“左”吗？请注意，赵在自供状里说的“反左”，是反不带引号的左。左是马克思主义，“反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懂得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邓小平指着一台进口的机器问：“这台机器姓社还是姓资”，明明问的是“这台机器”，可他们推而广之，硬搞成什么都不存在“姓社姓资”。天下有无名无姓的东西吗？连茅厕里的小爬虫都是有名有姓的。词典上说，蝇类的幼虫的名字叫蛆。所谓“不争论”，邓小平反对的是无谓的争论，他认为争论起来乱哄哄的，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是呀，和尚是不是秃子、张家长，李家短，王家有没有一个大花碗，争论这些干什么呢，这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做——撑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邓小平说“不争论”的前后，没有一项决定、决议是不经过讨论、争论而作出的。宪法上的“百家争鸣”，党章上的“广开言路”，当然包括争论。
三曰“吓”。什么是吓？为防止广大干部和被蒙蔽的人民群众觉醒，继续跟他们走，不下贼船而采取的恐吓、威逼、打击、迫害等办法。在政治上，他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宣传成恐怖、阴森的世界，用“专制”、“独裁”、“红色恐怖”等字眼和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来恐吓人民，妄图使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新中国；在经济上，他们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宣传成没有效率、贫穷落后的经济，用 “饿死三千万”、“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不搞改革死路一条”等字眼和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来恐吓人民，生怕人们“怀旧”、“走回头路”；在社会生活上，他们把欣欣向荣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艺术、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新型的伦理道德、婚姻家庭关系宣传成死寂僵化、泯灭人性的东西，用“噤声”、“禁欲主义”、“邪恶”等字眼和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来恐吓人民，使人们在贫困潦倒中，在醉生梦死中，一代一代的像烂泥鳅一样死去。
上述一“迷”二“遮”三“吓”的“魔鬼之技”，似乎没有暴力。魔鬼总是要吃人的。当人民大众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资产者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的时候，暴力会被提到议事日程。赵们不会例外。人们以为火是暴烈的，会烧死人，水是温柔的。可死于水比死于火的人要多得多啊。不知床比水要温柔多少倍，然而，人们绝大多数都死在床上。世上最可怕的是“温柔”。“温柔”是和平演变的一个突出特征。
赵的《改革历程》的台湾地区版，书名叫《国家囚徒》。其时代杂志在书的封面写下“赵紫阳的死，比他在世是更具危险性”的醒目文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正是2009年3月为《改革历程》写《序》的杜导正，发誓 “继承赵紫阳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近，又同“内地知名政、商、学界人士联合呼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又是这个杜导正。好家伙！把“赵紫阳”替换成“邓小平”。这种“换头术”玩得太邪了。邓同赵不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两只蚂蚱。《改革历程》言之凿凿地说：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与根本制度无关的行政改革”，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制度的改革。
杜导正出笼，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目前，赵们实在情急，在临召开十八大只剩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吹响了“政治体制改革”集结号，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共高潮。
赵的《改革历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自供状。解剖这个自供状，就理解了赵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高位；就理解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和科教文卫里的资改派，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把光明的中国推向苦难的深渊。
赵的自供状，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全面逆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资改派总是整天指天画日地喊叫“完全正确”。“完全正确”的历史选择，为什么使我们的国家内外交困，走到了历史的死胡同？“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使社会陷入两极分化的悲惨境地？“完全正确”的资改派，为什么形影相吊，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深化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调门应当少唱！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完全休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共产党人一定会坚决地相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共产主义方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改变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开始陷入终极危机，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已经完全破产，资本主义的灭亡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张开坚实的臂膀，勇敢地搏击时代的风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那一轮鲜红的太阳！
201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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