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以东西南北来概括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①在当今世界，东西矛盾的核心已是发展的道路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美国都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像列宁当年所说: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今天，不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同样也无法懂得当代的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难以真正理解东西、南北关系和认识时代特征，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
列宁当年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时曾指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由生产的集中发展到垄断。就其经济实质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②列宁由此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判断，并指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③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必然会不断地重新瓜分世界，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判断被一战、二战的历史所证实。但是，列宁作出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判断却并未被二战后的历史所证实，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
然而，从2007年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它再一次提出了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即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列宁提出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为什么又有了新发展?当前，为什么又爆发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在经济实质上有何异同?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如何表现?它又将如何影响人类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一、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新发展及其原因
被列宁称为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话语的竞争力上与社会主义相比仍有明显的优势，冷战最终以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告终。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第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大大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的趋向，限制了制造泡沫的金融资本。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1914年美国又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谢尔曼法》的补充。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联邦德国分别于1947年和1957年立法限制垄断，1958年颁布的《欧共体条约》规定了竞争规则，把控制企业合并作为欧共体竞争法的重要内容。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垄断的趋势受到了遏制。同样，基于1929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于1933年制定了限制投机和限制银行投机型投资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分开，避免商业银行遭受证券业的风险，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这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本制造泡沫的空间。对垄断和金融资本投机活动的限制，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有新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除美国之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结构到阶级结构在二战中几乎被摧毁，不得不在废墟上重建经济。反法西斯国家在战争中民族主义高涨，阶级壁垒被打破，为阶级矛盾的缓和、经济上采取更为包容的发展方式开辟了道路。实行普遍社会福利在战后西方国家甚为流行，这一点从英国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就可以看出。德国等战败国社会民主主义高涨，国内提出以社会和解、公正、合作、伙伴、团结为精神的社会市场经济，[1](pp.232-235)在经济领域主张阶级妥协和全面福利，在政治领域实行合作主义。西欧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欧洲能够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正，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战后西欧资本主义的这种改变，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东亚的资本主义在社会平等、福利体系、劳资妥协上或多或少地也作出了调整。
第三，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力竞争和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成为不同制度竞争的核心。随着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殖民地纷纷独立，资本主义想通过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已不再可能，必须着力发展经济。因此，从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合作主义政治体系或经历民权运动来缓和国内阶级对立和族群对立，通过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来改善分配结构和扩大有效需求，这使西方资本主义从战后重建进入到以产业资本为主的持续发展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二、资本主义重新进入高度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并没有长久持续。从追逐利润出发，生产的集中和垄断是资本的必然发展趋势。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消费对生产的刺激和提振作用不断下降。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美国受到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更有活力国家的挑战，陷入了长期的滞涨，促使资本通过集中和垄断来寻找出路，这些因素导致垄断在20世纪70年代卷土重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
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表现在技术、品牌、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各个环节，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发展成国际性的垄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各行业中最大的4家公司在本行业中的占有率之和大幅增长，许多甚至超过50%的比率。在零售业中，最大的4家公司从1992年到2007年在行业中的销售比例之和大幅上升。
表美国零售业最大的四家公司销售之和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JohnBellamyFoster,RobertW.McChesney,and
R.JamilJonna,MonopolyandCpmpetitioninTwenty-First
CenturyCapitalism,inMonthlyReview,Vol.62,No.11,April
2011,pp.4-5.
即使在农业领域，全球粮食交易的80%被美国ADM公司、美国BUNGE公司、美国嘉吉公司、法国路易•达孚公司四大粮商所垄断，它们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农业原料市场，也控制了全球粮油的运输和仓储系统，掌控了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运输通道等流通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从而也影响、控制，甚至操纵国际粮油期货的价格。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垄断又高度依赖对技术和品牌的垄断，这两种垄断，因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而难以打破。
(二)对技术和品牌的垄断
在英国出售的乌干达种植的咖啡豆，种植者只能拿到1/300的收入。[2]销售商靠对品牌的垄断而取得巨额利润。美国耐克公司依靠品牌、技术的垄断获得巨额利润，它没有一家生产工厂，只专注研究、设计及行销，产品全部采用OEM方式，销售收入高达20亿美元。在医药领域，专利的垄断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主要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不断上升。人类因非传染病的致死率已接近2/3。但因针对这些疾病的药物专利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大制药商手中，欧美大药厂为获取超额利润迟迟不愿放开药品专利。以药品巨头罗氏为例，该公司每年销售收入中，超过一半(190亿美元)是靠垄断了技术专利的抗肿瘤药物美罗华(Rituxan)获得。另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世界80%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60岁以下患者90%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对医药的技术垄断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已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经营领域的垄断必然导致金融业的垄断。1995年，美国6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资产规模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2010年达到64%。[3]
(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
在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后，谁制定和掌握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谁就掌握着经济的主导权和利益的获取权。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宰。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已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话语和决定经济游戏规则的主要机构，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垄断的工具。
以药品专利垄断为例，其根源在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生效，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TRIPS是按照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标准，由发达国家制定，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以达到充分有效保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协议。它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众多协议一起构成一揽子协议。在WTO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利益是货物贸易，但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的高水平、高标准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以其保护范围最广、保护水平最高和严格的程序规定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推向了历史的最高点，这也是医药领域的垄断难以打破的根本原因。[4]
因为TRIPS协议对药品专利的保护，导致医药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高额利润行业。整个20世纪90年代，世界10大制药公司的利润占销售额的25%。2001年，美国财富500强中的10家美国制药公司销售利润率为18.5%，其他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其1/3，即使是商业银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也只有13.5%，屈居第二。对知识产权规则垄断的好处也从美国对贸易的获益中反映出来。2010年，美国的电影、音乐和电脑软件等版权收入9318亿美元，占其GDP的6.4%，其中国外收入约1340亿美元，大大超出了飞机、汽车和农业等美国代表性产业的收入。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如此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可以看出TRIPS协议给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带来的特殊利益。
(四)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垄断
1944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决定在金本位的基础上，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同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保持国际货币稳定;建立世界银行，以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美国也在这两个组织中占有最大的股份和主导权。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上的垄断地位使其他国家贸易的应收账款都必须用美元结算和支付，因此美国债权人和银行从设立和管理债权账户中获得了巨额利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是必须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偿还国际债务。然而，随着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弱化，黄金储备相对于债务不断下降，尼克松不得不于1971年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这样，美元面临着失去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危险。
美元与石油销售的挂钩挽救了美元的地位。从1972年到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经过一系列协议正式成立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规定欧佩克的石油销售只能以美元计价，制造了欧佩克石油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从此，石油美元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黄金本位美元，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石油美元体系的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使美国既可以影响石油贸易条件，又制造出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和所需商品。当美国遭遇衰退时，又可以通过提高石油价格把衰退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石油美元比金本位美元作为垄断性的储备货币更不受约束，更能从中渔利或转嫁危机。
1991年，苏东剧变以后，在全球化了的金融体系中，美元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和国债来弥补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只要美元贬值，这些债务也自然转由债权国承担。因此，对美国来说，“美元是我的，问题是你的”。这也是美国不惜用各种手段来施压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打击可能的潜在国际储备货币竞争对手，以防丧失唯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原因所在。此外，这也是美国走向寄生性的债务经济的一个重要诱因和条件。
以上四个方面的垄断形式，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垄断的特点。但是，其中最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
三、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
马克思曾用M-C-M′公式来表示资本的运动，即通过货币购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新的增殖了的商品，然后出卖商品实现货币的增殖。但必须指出，这是生产性的资本运动方式。
金融资本的运行公式则是M-M′。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金融资本最初服务于产业资本，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辅助条件。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或混合生长，帮助产业资本进一步实现垄断和扩张。但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金融化，不仅在规模，而且在内容上、性质上都大大超过了列宁所看到的金融资本。这个过程，被西方的理论界称作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生产出现停滞，资本开始在金融领域寻找出路。金融资本通过投机而盈利的业务开始发展起来。到20世纪末，金融资本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资本，投机性、赌博性的金融资本经营方式出现了。所谓金融化，就是资本的运动方式历史性地从M-C-M′向M-M′转变，结果出现了生产资本服从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高度垄断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现象，使这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转变为寄生的、腐朽的、赌博性的经济。
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因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出现资本过剩，转向投入金融市场避难，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由于当时冷战格局仍然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并未成熟，因而80年代仅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开始。但是，一旦资本涌向金融领域，必然会刺激金融界通过创新衍生工具，把这些资本在实际有效需求并未增长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债务转化为新的需求和金融投机产品，从而引起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根本性转向。
一些西方学者概括了资本主义经济转向的各种表现：(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相比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影响扩大。[5]按照日本学者高田太久吉的说法，所谓经济金融化，就是依靠增加企业、家庭、公共部门、众多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维持市场需求，通过持续性资产通胀(泡沫)使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及其控股企业获取金融性收益的虚拟资本市场，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6]如果从经济实质来看，金融化造成了以下后果：
第一，使美国成为债务大国。金融化创造出远超过具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但其代价是美国成为债务大国。这次次贷危机所暴露的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9年，美国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对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房地产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几乎不受监管地谋取暴利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倍，到2005年，几乎达到GDP的3.5倍，接近世界GDP总额44万亿美元。①一旦债务泡沫破灭，必然陷入危机。
第二，“去工业化”不可避免，实体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就业岗位流失。“去工业化”是指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下降的现象。在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但存在跨国配置资源的条件下，跨国企业往往为降低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去。“去工业化”现象最早始于美国，其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者的比例，从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在日本，其制造业就业比重的最高值是1973年的27%，而1994年则下降到23%。在欧盟15个国家中，制造业就业比例的最高值是1970年的30%，到1994年则下降到20%。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在上升。美国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占劳动者总数的比重，从1960年的56%上升至1994年的73%。随着“去工业化”现象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就业机会不断流失。即使在服务性行业，也出现大量的外包业务，导致就业岗位大量流失，造成产业进一步空洞化。
“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至今难以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国内财富两极分化。金融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向赌博和投机的方向转变，结果必然导致财富向金融业大量集聚，分配两极分化。从1948年到1992年，是美国金融业发展受到限制的时代，那时金融业和私人产业部门的薪资平均值比率在99%到108%之间。但之后迅速分化，至2007年，达到181%，金融业成为高薪行业。
“福布斯400”指数是《福布斯》杂志按照全美最富有400人的财富来编制的。1982年，“福布斯400”的财富结构是：石油天然气业收入占22.8%，制造业15.3%，金融业9%。2007年，“福布斯400”的财富结构变为：金融业占27.3%，技术产业占10.8%，制造业占9.5%，媒体娱乐通信业占9.3%。金融业超过制造业18个百分点。2007年的“福布斯400”指数表明：最富有400人的财富是1.54万亿美元，而占全美一半人口的社会底层，大约1.5亿人的财富总量仅为1.6万亿美元。[7]
第四，金融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金融化既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向以金融为主要牟利手段的转变过程，也是大型投资银行、机构投资家、大证券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这使金融资本不断膨胀，进一步通过兼并、相互控股而发展为由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
1980―2005年，美国有11500家银行被兼并，平均每年440家。1991年全美15家最大的商业银行，至2005年只有花旗、美洲、大通摩根、富国和PNC金融服务集团等5家以独立实体而存在。1988年，提供公司债、按揭证券、股票和市政债务的主要金融机构有9家;至2008年，只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保持独立，并逐渐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处于政府的救助之下。2008年，10家最大的美国金融集团，持有美国60%以上的金融资产，而1990年只有10%的比例。[7]
瑞士学者通过分析43060家跨国企业的股权关联关系，发现一个由1318家股权关联的公司组成了这4万多家跨国公司的核心，每家公司平均拥有的相关企业伙伴数量高达20家。尽管这1318家企业经营收入只占全球企业经营收入的20%，但通过其持股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占全球收入60%的份额中进行分配。而在这覆盖全球的资产网络中，最粗的网线是由147家企业拉起的。这些企业之间商业联系紧密，股权环环相扣，从而能够控制或影响全球40%的跨国企业资产。在这147家企业中，前20家大多为金融机构，包括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等。[8]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金融寡头的高度垄断和盘根错节的相互渗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全球经济的控制。
第五，金融界对美国政府的绑架。当金融化发展到如此地步，势必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政治。这个被标榜为“民主”标杆型的国家，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金融寡头和垄断，所谓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从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可以看出，没有政府的支持，金融界难以如此迅速地扫清障碍，迅速发展。克林顿挑选高盛集团董事长鲁宾作为第一任财长。鲁宾为废除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起了关键作用。接任鲁宾的财政部长萨默斯强烈支持鲁宾放松对金融的管制。现任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盖特纳，是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也是鲁宾和萨默斯的门徒。奥巴马政府中负责金融事务的财政官员，都是来自花旗、大通、高盛、美林、雷曼兄弟、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金融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前高官。从金融机构到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高官，他们代表谁的利益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面对金融泡沫，只能维持而别无选择。一旦出现整个经济体制不稳定的迹象，只能对投机资本进行救助。这些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已经“大到不能倒”的地步，因此，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把风险和代价社会化，并通过美国的政治制度而确定下来。这就是美国今天由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决定的政治的实质。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爆发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99%反对1%”的口号，准确地反映了金融化之后美国新的阶级矛盾，也准确地表达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四、垄断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往何处去?
与列宁时代相比，垄断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在瓜分世界和掠夺其他国家资源及其财富时似乎显得已不那么血腥，但它作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和追求超额利润的实质并无不同。
垄断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通过制造泡沫的诈欺方式来掠夺世界。这种欺诈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除了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杠杆和衍生工具之外，还依靠两个强有力的支撑：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所掌握的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反过来，这个昂贵无比的军事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称霸于世，也要以这种垄断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持续作为经济基础。但泡沫毕竟是泡沫，一旦膨胀到极限，难免破灭。美国国内的高度利益分化与阶级对立导致了“99%对1%”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会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变革还需拭目以待。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的经济基础已难以负担如此昂贵的军事机器，正在被戳破的新自由主义也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失去作为世界霸权的软实力。人们不禁要问，以美国为代表的垄断的、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会往何处去?一个肯定的答复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走到尽头。
何秉孟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将导致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三种模式中选择，即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德国和北欧所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所采取的政府干预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结果可能是以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破产和欧洲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出而告终。[9]
我们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它对整个人类提出了走什么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美国发展道路的比较可能会更有意义。也就是说，这场危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应该被置于东西南北的大格局中来加以认识，而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展，强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强调对需求和财政的管理，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良。
一个脆弱的，承载着超过70亿人口的地球，如何满足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时代的最重大命题。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规定了发展模式选择的边界。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显示，解决南北矛盾只有在东西关系中寻找出路。当今东西关系表明，只有社会主义在思维上提供了对整个人类的整体关照，而中国道路反映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对外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对内追求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金融危机提出了对时代的认识。可以预期，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变革和一场国际经济秩序的大变革不可避免，它们将成为人类重新寻找和平共存、共同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德]H.罗尔夫•哈赛等主编.社会市场经济辞典[M].卫茂平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文佳筠.21 世纪的农业何处去? ———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谈起[R].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11，(48).
[3]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Monopoly and Cpmpetition in Twenty -First Century bCapitalism, in Monthly Review, Vol.62, No.11, April 2011.
[4]崔建远.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限制———以艾滋病药品专利保护为例[J].法律适用，2007，(2).
[5]John Bellamy 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 in Monthly Review, Vol. 62, No.5, October 2010.
[6]高田太久吉.国际金融危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J].国外理论动态，2010，(7).
[7]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 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 in Monthly Review, Vol. 62, Issue 01, May 2010.
[8]Andy Coghlan and Debora MacKenzie, Revealed – the Capitallist Network that Runs the World, New Scientist, 24, October，2011.
[9]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6期，摘自2012年第9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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